《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与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文论文,三种论文,学术交流论文,海峡两岸论文,永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嘉靖本《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即通常所说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早已不在人间。1979年10月，南戏研究权威钱南扬的名著《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钱南扬在此书的《前言》中说：
此书已流出国外，一九二○年，叶玉甫(恭绰)先生游欧，从伦敦一小古玩肆中购回来的，一直放在天津某银行保险库中。抗战胜利之后，此书遂不知下落。现在流传的仅几种钞本，及根据钞本的翻印本，可惜见不到原书了。①
众所周知，《永乐大典》原书即永乐年间的正本早在明末已从人间神秘消失，故钱南扬所说的“此书”、“原书”均指嘉靖年间所钞的副本。钱南扬是抗战前少数目睹过嘉靖本的学者之一，他的《宋元南戏百一录》刊于1934年的《燕京学报》专号之九，正文前即附有珂罗版影印的嘉靖本《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首页。钱南扬说原书抗战后“不知下落”、“见不到原书”，这让人感到既遗憾又无奈。20世纪80年代末，业师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我受命担任“戏文三种”的整理工作，只能以《古本戏曲丛刊》收录的仿钞本的影印本为底本②。
然而，在钱南扬的《校注》出版整整三十年之后，2009年11月21日至22日，在南京举办的“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钱南扬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台湾嘉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汪天成所宣读的论文道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嘉靖钞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尚完好地保存在台北“国家图书馆”中。这一消息，不仅当即在海峡两岸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研究者中激起了强烈反响，也引起了关心《永乐大典》命运的文献学家和普通读者的热切关注③。
2010年下半年，我在台湾任教期间，受邀到嘉义大学演讲，汪天成慨然以嘉靖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影印件相赠。最近，我有幸再到台北，除在“国家图书馆”睹嘉靖钞本真容之外，还获赠了汪天成提供的嘉靖本《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电子扫描版(朱墨两色)。承老友孙玫教授告知，他在看到嘉靖本时，深深为《永乐大典》原本的“皇家气派”所折服，笔者颇有同感。《永乐大典》原书全幅35.3×24公分。人工绘制的朱色双边、版心、鱼尾、象鼻。朱色书写的书目和圈点。首页书眉，钤有两枚朱色藏书印章，一枚为“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朱文方印，一枚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朱文长方印。这一切，完全颠覆了以往看缩小影印本的印象。令人欣喜的是，书内还夹有叶恭绰亲笔题签：“永乐大典二册戏职民国九年得于伦敦遐庵。”“遐庵”是叶恭绰的号。显然，《戏文三种》是和叶氏同时发现并购买的另一册《永乐大典》(即卷二○四七八、二○四七九“职”字一册)放在一起的。
至此可以确认，嘉靖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并未消失，而是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台北。然而，为什么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大陆学术界对这一消息竟然一无所知？嘉靖本《戏文三种》究竟如何去了台湾？从北京到伦敦再到台北，这中间发生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牵动了多少和国家、民族、个人命运有关的事？一番探索之后，不禁感慨系之！
当我从汪天成手中接过嘉靖本《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影印件时，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难道在汪天成之前，就没有人知道这册传闻“失踪”的嘉靖钞本实际上保存在台湾吗？顺着这个思路寻根问底，方知道远不是那么回事。
通过网络检索并在台湾大学林鹤宜教授的帮助下，我首先发现，在由张其昀任编委会主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编纂出版的、号称台湾“第一套中文百科全书”的《中华百科全书》中，已经列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条目，该条目的作者林振辉明确说：“《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即《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三本戏文。《大典》所收戏文部分，自卷一万三千九百六十五起，迄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止，凡二十七卷，共收戏文三十三种，书原皆已亡佚。民国九年，叶恭绰于英国伦敦一小古玩肆中，购得第二十七乙册，携归中土，即此三种戏文，皆学者前所未见，为今存最古之南戏全本，而戏文传奇之接承、南戏北剧之大别，于焉明矣！原书今藏国立“中央”图书馆，有复印件、钞本与排印本流传于世。”④《中华百科全书》出版于1983年。也就是说，在汪天成发现此书藏于台北的二十六年前，这一消息已经在台湾的大型工具书中披露出来了。
再往前追溯，1963年，日本学者岩井大慧的《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新订)》在“卷一三九九一”下明确著录：“旧天津徐氏，台北‘中央’图书馆。”并注云：“此册有北京图书馆仿钞本，民国古今小品书籍刊行会排印本。”⑤岩井的《卷目表》又比《中华百科全书》早了整整二十年。关于“天津徐氏”曾经收藏此书，详后文。
更令人吃惊的是，1962年杨家骆主持影印的《永乐大典》在台北世界书局出版，其中第七十六册收入卷一三九九一，乃用北京图书馆所藏仿钞本影印，但在第九十九册“补遗”部分，已收录了该卷的原件影印本。为提醒读者关注，杨氏在卷首“附编总目”第九十九册之下和正文第九十九册扉页两次注明：“卷一三九九一，第七十六册原以仿钞本影印，应以此嘉靖钞本抽换。”估计在影印第七十六册时，杨家骆尚未注意到嘉靖本存于台北，不然不会舍近求远、舍本逐末，收入北京图书馆所藏仿钞本；而得知这一消息时，第七十六册已经付印，未及“抽换”，只能让仿钞本和原本并存。
收有嘉靖本《戏文三种》的《永乐大典》在海峡彼岸影印出版十七年之后，海峡此岸的钱南扬尚发出此书“不知下落”、“可惜见不到原书”的无奈叹息，这不能不归咎于两岸的分治。当时，台海局势高度紧张，大陆学者无缘见到台版书籍，也是理所当然。
然而，1985年，台北大化书局又重编出版了一部现存的《永乐大典》影印本。这个版本在世界书局本的基础上增加了大化书局主持人李廼扬教授新搜集到的十二卷《永乐大典》，其中卷一三九九一也是影印的嘉靖钞本，但或由于并未注明版本(世界书局本已特别注明，无须再注)的缘故，加之按流行的单色(墨色)影印，书眉两枚藏章一并略去，所以，虽然此时两岸已经开始交流，大陆有些图书馆也购置了这个版本⑥，但嘉靖本卷一三九九一的存世依然未引起大陆学术界注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辑录、影印现存的《永乐大典》，其中卷一三九九一使用的还是北京图书馆藏的仿钞本。同年，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附录二“现存《永乐大典》卷目表”将该册收藏者著录为“未详”，并且说：“原为叶恭绰藏，今不知流落何处。北京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均有仿抄本。”⑦1992年，大陆发表的一篇论文在引述了钱南扬“此书遂不知下落”之语后说：“北京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均为仿抄本。”⑧2002年4月，北京国家图书馆主办“《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翌年出版《论文集》竟无一人谈及本卷尚存于世的消息。上海辞书出版社也为纪念《永乐大典》六百周年出版朱墨两色套印、“再现《永乐大典》风韵”(胡道静《序》语)的《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嘉靖本卷一三九九一仍未被收录在内。一本2010年出版的研究《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的专著说：“叶恭绰从伦敦买回的为《大典》戏字韵的一册……此书原卷已不知下落，国家图书馆及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均为仿抄本。”⑨尽管同一作者后来发表的论文宣称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为嘉靖本，但这已在汪天成公布“再发现”消息两年之后了⑩。
今天，当我们回顾《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从“失踪”到“再发现”的过程时，不仅感慨两岸分治给学术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还不能不抱有深深的愧疚。这一珍贵的文献之所以直到2009年方被“再发现”，固然是由两岸分治所造成的，但古代戏曲研究界、《永乐大典》的辑佚者、研究者搜求不广、用功不深、读书不细，不也是重要的缘由吗？
我猜测，杨家骆得知《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存于台北的消息来源，应当是《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然而，这一《书目》目前公开流通的只有1986年的增订二版，最早的也是1967年的增订初版，都晚于杨氏主编《永乐大典》的时间。但这两个增订版正文前都有“中央图书馆”前馆长蒋复璁写于1956年的《序》。这说明，《书目》一定有更早的版本。果然，当台北“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工作人员把他们内部使用的工作本取出来时，我几乎要叫出来：“就是它！”该《书目》刊印于1957年，看上去已破旧不堪，并且夹着各个时期的书签，写满了不同颜色的工作标记。在《书目》的第130页，豁然著录：“《永乐大典》，存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并注云：“明解缙等撰，明嘉靖隆庆间内府重写本，存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戏’字。”尽管工作人员再三表示，这个版本“错误太多”，但此时的我已经心满意足。中央图书馆1948年末、1949年初从南京迁台，1954年重新组建，仍由蒋复璁任馆长(11)。可以认定，眼前的这个著录是台湾最早收录《戏文三种》的《书目》。
可以为这个《书目》提供佐证的是，台湾“中央图书馆”原特藏组主任昌彼得在写于1956年的《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目》一文提到“本馆收集”时云：“明内府抄本《永乐大典》等。”(12)昌彼得写于更早的《永乐大典述略》一文云：“抗战期中，中央图书馆曾先后收购了八册(《永乐大典》)，这恐怕是今日‘自由中国’所仅藏有的几本了。”(13)按，这八册《永乐大典》今全部收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其中包括《戏文三种》一册。
钱南扬提到《戏文三种》“抗战胜利后”下落不明，昌彼得则说“抗战期中”中央图书馆购买了此书。这样，钱氏当年的疑惑就得到了解释。然而，这册原本属于叶恭绰私藏的书籍，在抗战期间是如何被国家购买？后来又如何到了台湾呢？
在“《永乐大典》编纂六百周年国际研讨会”上，时任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副主任的陈红彦女士撰文指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先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及明人文集挑选精品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在今天我们保存下来的装箱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永乐大典》南运的情况。
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图书馆存放在上海的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三千种书中有六十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目前仍暂存于台湾。(14)
这或许让人想起：《戏文三种》可能就在这“六十册《永乐大典》”中，但这一猜测很容易就被否定了。第一，这“六十册《永乐大典》”1965年方才从美国转运到台湾，但卷一三九九一早在1957年就出现在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目》中，时间对不上号。第二，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的这批古籍，应当属于原北平图书馆公藏，而非叶恭绰等私藏之物，因而不应包括《戏文三种》在内。
那么，《戏文三种》究竟是如何从私藏转为公藏，又辗转到了台湾呢？经过考查，抗战时期郑振铎等一批文人志士冒险搜购民族文献、为华夏文脉兴灭继绝的一段佳话跃入眼帘。沿着这一线索继续追溯，一张《戏文三种》从北京—英国伦敦—北京—天津—香港—日本东京—上海—南京—台北的漂泊路线图逐渐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同年11月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时局动荡，国将不国，江南一带的藏书家纷纷以低价求售维生，美国、日本的一些公、私藏家也派人来华搜购。为使民族文献不流入外邦，1939年末，张元济(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郑振铎(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寿镛(时任光华大学校长)、何炳松(时任暨南大学校长)、夏丏尊(上海立达学园创办人，时在抗日后援会工作)、张凤举(时任中法大学教授)等人联名致电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敦请政府协助完成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翌年一月初，朱家骅单独并与陈立夫联名复电各一通，表示完全同意并支持郑振铎等人的建议，并另指示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居中联络协调。于是，二月初，除年高体弱的张元济之外，其他几人均在郑振铎起草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上签名，以抢救和保存民族文献为宗旨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沦陷区上海宣告成立(15)。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文保会”克服重重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在敌占区秘密开展民族文献的搜集、购买、保管、运输等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据苏精《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一文，抗战期间抢救的这批民族文献，“单是甲乙两类的善本古籍就有四千八百六十四部，共是四万八千多册，普通本线装书更多，有一万一千多部”(16)。郑振铎《求书日录》则谓：“在这两年里，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17)购书使用的经费，则主要由中英庚款董事会与教育部拨付。按当时的建制，中央图书馆隶属于教育部。根据当事人陈立夫的回忆，“庚款会”为购买图书拨付一百二十余万元，教育部拨给二百数十万元(18)。这在当时堪称一笔巨款。上文已述，今台北所藏嘉靖钞本《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首页钤有“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两枚印章，而主持盖章的人，恰恰就是“庚款会”董事、当年从伦敦购回此书的叶恭绰。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6月23日，位于英国使馆北邻的翰林院遭纵火。这把火究竟是谁放的尚存争议，但残存不到八百册的《永乐大典》历经最后的劫难而风流云散，英国人从这次焚毁《永乐大典》的事件中得益最多却是事实。翌年6月11日，英使馆交回三百三十册《大典》，而《戏文三种》很可能就是在这次劫难中未交回而被某个英国人带回伦敦去的。
第二年，清政府被迫与各国签订《辛丑条约》，其中规定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付清。1907年末，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国会授权减免和取消庚子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部分，将这部分款项用于资助中国的教育和学生留美。1908年，美国向中国退回半数庚子赔款，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开办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大学的前身。“一战”后的1918年，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停止向战败的德国和奥匈帝国赔款。1924年，苏联宣布放弃原来沙俄的赔款要求。同年底，美国宣布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把余下的所有对美赔款全数退还。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声明退回赔款余额。不过，除苏联之外，退回庚款的实际使用都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1931年，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在南京成立，负责管理、使用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事务，董事长为朱家骅，叶恭绰则是十位华籍董事之一。蒋复璁1956年撰写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序》云：“抗战中……有识之士向政府进言，宜多方搜购，以免文献之落入异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朱董事长骝先先生(朱家骅，字骝先——引者注)以法币减值，提议将原拨本馆之建筑费，移购善本图书。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先生、次长顾一樵先生均同意此举。”(19)1940年元月初，蒋氏“由重庆飞往香港，在港与中英庚款董事会叶恭绰先生接洽，请他在港负责采购广东散出之珍籍”(20)。
叶恭绰原居上海，“八一三”事件后到香港避难，属于侨居，但接受任务后，便全身心投入护书的工作。开始时，他“除负责香港方面的搜购外，又主持由沪寄港精品的转运事宜，并提供上海同志会工作场所”(21)。到后来，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也交由他来主持，这就是存放、装箱、起运的工作。据《陈君葆日记》，从江南各地搜购来的大量图书，于1941年9月3日寄达香港，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的徐森玉专程赶来，召集叶恭绰、香港大学教授马季明和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商议这批书的保管和往重庆的转运问题(22)。在叶恭绰、陈君葆、马季明等人安排下，这批书被暂时存放在冯平山图书馆。同时，叶恭绰委托时在香港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代制了一百多个“内衬铅皮、外围铁带的木箱”，把上海寄来的邮包拆开、核对、登录，再装入箱内，“忙了一个半月，共装了一百一十箱”。到1941年10月初，决定将这批古籍通过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转运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为将来辨识起见，必须在每册之上加盖中央图书馆藏章和中英庚款会印记。工作人员只好将木箱打开，全部从头做起，十一月底盖完”。本打算12月6日装船起运，不料原来订妥的美船格兰总统号突然改变行程未停靠香港(23)。接着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一个名叫竹藤峰治的日本人“带引日军调查人员至冯平山图书馆，扣留馆长陈君葆加以盘查，最后强行运走这些装箱的古籍”。由于日军的行动是秘密进行的，致使这批原打算运往美国的善本古籍一时下落不明。据苏精说：“由港抵桂林的港大教授陈寅恪，写信给中英庚款会，谓古籍已由日军‘波部队’运走，且已发现运送时的目录。”(24)按，陈寅恪于1940年8月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翌年8月4日中文系主任许地山逝世，由他接任系主任一职，12月25日香港沦陷即辞职赋闲，1942年6月18日从香港经广州湾(即湛江)抵达桂林。在港大任教期间，陈寅恪与陈君葆、许地山等过从甚密，并且至少间接接触过叶恭绰(25)。此外，陈氏因生活拮据和离港路费等问题也曾接受过“庚款会”及秘书长朱家骅的接济，所以陈寅恪应当了解这批古籍的情况，他向“庚款会”写信通报这批书被日人劫走也是可能的。但此信的原件我们尚无缘见到，别处也未见提起陈寅恪写此信之事，姑且录之备考。
据新发现的1945年12月7日叶恭绰致郑振铎的信函：“运美各书之目录，当时编制匆促，不及查注版本等等。弟拟向尊处补查补注，以为向日本索回之据。”“此运美各书又闻仍在港，但并无确据，尊处曾否得有何项最近消息？”(26)可见当时对于这批古籍被日人劫走已有传闻，但尚无确证，同时也可以知道当事人叶恭绰对这批书一直念念不忘。
据蒋复璁回忆，抗战胜利后，他曾“委托我国驻日军事代表团代为查访被日本掠运去的善本书。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这批书籍被我代表团的顾毓琇先生在日本帝国图书馆找到。经与日方洽商后收回，先后陆续运回南京”(27)。事实上，根据当事人陈君葆的日记和其他相关材料，这批善本书籍的追讨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政府教育部即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由副部长杭立武任主任委员，马衡、梁思成、李济任副主任委员，下设建筑、美术、古物、古画(后改为图书)四个组，其中第四组组长为张凤举。“清损会”的工作重点之一，便是查找当年日军从香港掠走的一百多箱善本古籍。作为当事人之一、时任香港冯平山图书馆馆长的陈君葆，在其日记中，记下了他参与寻找这批古籍的亲历。
根据《陈君葆日记》，从1946年1月下旬起，陈君葆在英美军方的协助下，陆续对这批古籍的知情者日本人乐满、江村、竹藤峰治进行提审。由于竹藤等人百般抵赖，使追查工作陷入困境。正在这时，从海外传来了好消息。原来，陈君葆的朋友、英国学者博萨尔在位于日本东京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发现了这批“自香港移来的中国政府的书籍”，并且立即报告了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回国后写信给陈君葆的另一位英国朋友、时在香港的马提太太，请她转告陈君葆写信到东京的英国或中国大使馆交涉取回，并说“陈君可说我曾在东京目见此各批图书，能够作证”(28)。按，博萨尔是1月10日随远东委员会到日本的，2月1日返美，所以他发现这批书籍应当是在1月中旬至下旬间，但这一消息辗转传到陈君葆这里已经是6月份了。
实际上，最迟到1946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已经获悉这批古籍在日本的确切消息。1946年3月28日民国政府外交部为“办理追还在香港被日劫取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籍”致教育部的电函，详细记录了此事：
教育部公鉴：前准贵部卅五年元月卅一日渝社第六六一九号公函，嘱向有关方面追查在香港被日人劫取我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籍事，当经分电本部驻香港特派员办事处及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联络参谋办事处专员刘增华追查。去后，兹据刘增华电复称：“日人竹藤峰治等劫取香港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事，经详加密查，本日在上野公园帝国图书馆查得，该馆所保管者约二万五千册，因空袭疏散在伊势原者约一万册。业经该管(馆)司书官冈田温立有承认字据，惟所装木箱均被启封。至详细书目周内送来，俟点收后约一月内可设法运出”等由，特电请查照为荷。外交部。(29)
将这个函电和陈君葆日记相对照，或可推测是英国学者博萨尔首先发现了这批古籍，驻日盟军办事处专员刘增华进一步追查后得到了确认。当年任职于南京中央图书馆的屈万里先生，1946年3月20日回复郑振铎来函一通，信中亦讲到此事：
本馆前邮寄香港之图书，已在日本发现。兹因朱世民先生东渡，拟请其携带香港装箱目录，就便查勘，以备收回。查该项目录，尚有三十余箱未能钞毕。兹谨托杨全经先生赴沪，继续赶钞，因朱先生行期已迫也，杨先生晋谒时，至乞费神指示为感。(30)
按，此处所说的“朱世民”应为朱世明之误。朱世明，湖南湘乡人，早年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通晓多国语言，回国后颇得蒋介石赏识，1946年被委任为国民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中将团长。代表团中的李济、张凤举二人负责追讨被日军掠去的这批文献和其他文物。李济是考古学家，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地的考古发掘工作，时为“清损会”副主任委员；张凤举是文献学家，擅长版本鉴定，也是当年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成员，同时他曾经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与日本汉学家长泽规矩也等为旧识，时为“清损会”二十六名委员之一。李济负责文物方面的追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使命是查找举世闻名的“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结果当然是无功而返(31)，而张凤举负责追回这批古籍的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
通过现存于台北“国家图书馆”的《张凤举日记》可以知道，朱世明、李济、张凤举等一行十二人4月1日即飞抵东京，“梅汝璈、向哲浚、王之、顾毓琇诸先生在场迎接”。4月5日代表团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会议，张凤举写他对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印象是“儒将风采但态度傲慢”。关于追讨善本书籍的经过，兹列张凤举的三则日记如下：
四月八日 晴 寒
七时起。九时余与济之赴中国军事联络参谋处(日本邮船会社大厦)，再赴上野图书馆，交涉收回日军自香港掠来我中央图书馆善本百三十箱事。发现各书于地下室中，多为水渍污损。结果日方允：(一)即日将各书迁至干燥房间；(二)散开在外地之书一星期内运回该馆；(三)一月内交出全修目录；(四)自下星期起我方派人前往整理，日方予以一切便利；(五)整理完毕后照运来时包装运回。关于第五点日方表示无把握，日方原托编目之人长泽规矩也系旧相识今日未到。
四月十一日 晴 寒
晨与济之至王澹如君办公处，谈交涉日人归还我中央图书馆书事。先是，中央图书馆战事期间在沪收购嘉业堂、适园等藏书家善本三万五千余册，秘密运港，拟由港运美寄存，未果而香港陷。日军攫去，送东京参谋本部，参谋本部交付上野帝国图书馆。至是，吾人乃向美军交涉，命令日方归还。
四月二十四日 晴后微雨
……午饭后，至上野图书馆晤冈田温、长泽规矩也两君，商运回中央图书馆被掠来善本百十一箱事……(32)
可见，到1946年4月，关于这批古籍的追讨已经基本交涉完毕，只剩一个装船运输的问题。
将这批书籍押运回国的是王世襄。根据他的回忆，1946年10月，“清损会”主委杭立武在南京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赴日索回我国文物问题，其中谈到：“南京中央图书馆在抗战时期曾将一批善本书运到香港，在那里编目造册，加盖馆章，然后送去美国，寄存国会图书馆。1941年底，日寇侵占香港，将这批善本书全部劫往日本。日寇投降后，无法抵赖劫夺这批书的罪责，经中国驻日代表团清点接收，原箱封好。除十箱存在代表团的库房外，余一百零七箱责成日本文部省负责保管，暂存东京上野公园内。需要运回时，代表团可随时通知文部省提取运走。”会上，“清损会”委派王世襄作为专员，于1946年12月飞往东京，在组长张凤举、团长朱世明领导下开展文物索回工作。王世襄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一是因为联合国关于赔偿文物的条款十分烦琐，国内寄来的索赔材料不符合要求；二是中国代表团内部围绕如何追讨文物出现分歧；三是一些美国人为了本国利益深恐中国的文物物归原主。王世襄“感到处处碰壁，寸步难行。待在此处，空耗时日，不由得想起故宫的工作来”。后几经交涉，终由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同意，让其先押运这批已经交涉完毕、可以提取的善本书回国。除存在代表团库房的十箱已经先期用飞机运回国之外，剩余的一百零七箱均需装船运回。为物色从横滨至上海、有足够空间、足够停泊时间可以装货的船只，王世襄天天去横滨的船运公司打听情况，终于在十多天后确知有艘美国货船要到上海。第二天下午，“美国宪兵骑摩托车为其开路，七八辆卡车浩浩荡荡，将书箱送到横滨码头”(33)。
根据郑振铎写在1947年台历上的日记，这批书籍到达上海的时间是1947年2月10日。郑氏2月5日记云：“得一电，知日本劫去之一○七箱善本，即可运到，喜甚！携诸小儿去购灯，皆喜跃不已，夜，喝酒。”又10日记云：“与森老通电话，知日本运回之图书一百○七箱已到，甚喜！”2月11日记云：“晤森老及王世襄。”(34)“森老”即著名文物鉴定专家、“清损会”委员之一的徐森玉。
从日本追回的这批善本古籍，很快便入藏专藏善本书的南京“中央图书馆甲库”，并被著录在册。今存《国立南京图书馆甲库善本书目录》著录有“《永乐大典》六册”，其中就包括叶恭绰于民国九年(1920)从伦敦购回的卷二○四七八、二○四七九“职”字卷和一三九九一“戏”字卷各一册(35)。前文已述，中央图书馆迁台数年后的1957年，《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便再次出现在“央图”的《善本书目》中。这样，关于《戏文三种》的漂泊过程，大体上算是搞清楚了。
为什么说嘉靖本《戏文三种》一定在这批被追回的古籍中呢？为什么它入藏中央图书馆的时间不可能在这之前呢？这就要说到叶恭绰与《戏文三种》的特殊关系。
叶氏是民国九年在伦敦发现并购回《戏文三种》的，这一点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余于民国九年游欧时，一日，在伦敦闲游，入一小古玩肆(忘其名)，惊见此册，又职字一册，遂购以归。”(36)此外前文已述，叶氏在《戏文三种》的亲笔题签中也说是“民国九年得于伦敦”。最近，有文章以《叶遐庵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为据，认为叶氏游欧的时间是民国八年(1919)，当年冬天叶氏已经回国，因而他在伦敦发现和购买《戏文三种》应当是民国八年，“民国九年”是叶氏“误记”(37)。那么，我们是相信别人编撰的《年谱》还是相信叶氏自己的话呢？我认为二者相比，还是叶氏自述更可靠。《年谱》出版于1946年秋，编纂者自称是叶氏“门人”，但叶氏本人对这一说法并不认可，他在写于1948年的《书遐庵年谱后》中说：“秉笔诸人，本非熟习，勉强缀辑，乖忤疏漏，所在而有，且有出入颇大者。虽屡乞人详校，而迄难补遗。余既久病，辗转床褥间，无从亲自订正。”(38)所以我认为，叶恭绰在伦敦发现并购回《戏文三种》的时间仍应以他本人的自述为准。
第一次公开著录《戏文三种》的，是对《永乐大典》辑佚工作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图书馆学与目录学专家袁同礼。他在写于1923年的《永乐大典考》中明确著录：“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三未，戏，戏文二十七，《小孙屠》等”，但在收藏者一栏却著录云“梁启超”(39)。此时距离叶恭绰购买《戏文三种》刚刚三年，难道叶氏回国后即把此书转送给梁启超了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因为仅仅两年之后，袁同礼撰《〈永乐大典〉现存卷目》，明确将收藏者改为“叶恭绰”，并注云“京师图书馆录副”(40)。显然，袁氏的首次著录乃写于英伦，或传闻有误也未可知，待回国后获知确切消息，遂即予以纠正。事实上，叶恭绰曾将此册给袁氏看过(详后文)，因而袁氏1925年的著录是正确的。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袁氏《卷目》发表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1卷第4期，此后不到两年，他在同一杂志第3卷第1期(1927年)发表《永乐大典现存卷数续目》，著录“现藏”者却变成了“徐世昌”。袁氏在《续目》卷首记云：“十六年六月游东瀛，得睹《大典》二十七册，兹记其卷数如下，而以近日在京中所见者附焉。”(41)按这个《续目》总共著录《永乐大典》的卷数为三十九册，而日本公私所藏就占了二十八册(袁氏记“二十七册”不确)。也就是说，“徐世昌”收藏《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应为袁氏在“京中所见”。1929年，袁氏撰《〈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发表于《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永乐大典》专号”，该文仍将《戏文三种》的收藏者归为“天津徐氏”(42)。这期专号同时发表了赵万里的《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一文，明确指出《戏文三种》乃“番禺叶恭绰氏携归中土”。故袁氏记录“天津徐氏”收藏此卷不可能不实。可以与此相互印证的是，1932年，袁氏再撰《〈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所著录的收藏者依然是“天津徐氏”(43)。上文已述，日本学者岩井大慧也曾著录此册曾由“天津徐氏”旧藏。1939年7月，袁氏第四次撰《〈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才再次把收藏者著录为“番禺叶氏”(44)。由此可以肯定，从1927年到1939年的这段时间，《戏文三种》一度属徐世昌所藏。
今天，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叶恭绰与徐世昌，这两位同为政治家兼收藏大家的民国名人，当年是否在收藏中国最早的戏剧文本上达成某种默契或者共识，但这两人关系非同寻常，则是人所共知。从行政职务上说，徐世昌是民国大总统，叶恭绰则是他任命的交通总长，二人为上下级关系。从学养和爱好上说，徐曾为晚清翰林院编修，满腹经纶，诗书画无一不精，且酷爱收藏，尤其喜爱藏书，家藏书籍达八万卷，其中颇多宋元珍本。叶虽比徐小二十多岁，但出身书香门第，自幼才华过人，同样也是声誉极高的书画家和收藏家，著名的毛公鼎、王羲之《曹娥碑》、王献之《鸭头丸帖》、唐寅《楝亭夜话图》等，均被叶氏收藏过。鉴于叶、徐二人的特殊关系，他们在收藏方面互通有无是非常可能的。1922年，徐世昌退出政界隐居天津，以书画自娱，直到1939年去世。而《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很可能就是在1927年以后的某段时间，由叶恭绰赠送或委托徐世昌代为保管的。从此册并没有徐氏藏印以及徐过世后此册重归叶的事实看，“委托代管”的可能性更大，但叶对外则公开宣称此书已属徐世昌，所以才有袁同礼关于“天津徐氏”收藏此册的数次著录。按钱南扬的说法，此书“一直放在天津某银行保险库中”，可以推测是以徐世昌的名义存放的。1939年徐世昌辞世，《戏文三种》再次归于叶恭绰名下。翌年“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叶氏便把自己收藏的两册《永乐大典》归入中央图书馆收购的善本书之列(45)。
前文已述，当年为使这批即将运往美国暂存的古籍将来能够辨识，需在每册上加盖藏章。经查，今台北“国图”所藏八册《永乐大典》上的藏章不尽相同。除叶恭绰从伦敦购回的“戏”字、“职”字卷之外，其余六册均在原私人藏章旁加盖了“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或“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的印章，并无“庚款会”印章和“考藏”字样；而“戏”字、“职”字两卷则无任何私家藏章。据陈立夫回忆，“中央图书馆藏”之章，是在上海“托王福庵刊刻”的，“在港复刻六个”(46)。这样，在同一批书上加盖不同的藏章，就可以部分地得到解释。同时我们知道，这批书是“庚款会”和教育部共同拨款购买的，而未经叶氏之手从江南地区购置的大批书籍究竟用的是哪笔款项，叶氏不一定分得很清楚。作为“庚款会”董事之一的叶恭绰，只在他自己收藏的两册上加盖“庚款会”印章，是不难理解的。或可推测，那副写有“民国九年得于伦敦”的“遐庵”题签，也是在此时特意书写并夹在书中的。
“戏”、“职”两册上的“考藏”章，说明叶恭绰对这两册特别重视，尤其是对“戏”字卷特别青睐，可能是他随身携带到香港去的。所谓“考藏”，专指对古器物、古书画进行考证，认定其为真品之后进行的收藏。前文引叶氏在十一年之后谈及他当年在伦敦发现“戏”字卷时的心情是“惊见此册”，接着说“此仅存之本，诚考吾国戏剧者之瑰宝也”。叶氏是大收藏家，除了收藏过诸如毛公鼎等一批国宝之外，即使《永乐大典》也收藏过不仅“戏”、“职”两册。台北“国图”所藏的八册《永乐大典》中，卷六七○○、六七○一，卷一○四二一、一○四二二这两册，除钤有“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的朱文长印外，还有“恭绰”朱文长方印、“遐庵经眼”白文方印，可见这两册原属叶氏私藏。而他独对“戏”字册称赞有加，可见他对《戏文三种》的钟爱。然而，这册书上却没有叶氏藏章，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叶氏可能从来没有把此书据为己有的想法。
1943年，叶恭绰将所藏地理类图籍捐赠上海合众图书馆，凡九○六种二二四五册。叶氏1949年回忆此事说：“盖其时余方为日寇俘囚，余誓不为之屈，设一旦被害，则所藏更不可问。”
叶氏还说：
自昔制作及收藏文物者，恒镂刻为志，曰“子孙永宝用”，曰“某氏世守”。其词殷切而郑重，但能传至三、四代者卒鲜。(47)
可见，叶氏收藏文物古籍，并不是为了奇货可居，拥以自重，谋取个人或家族的私利，而是有朝一日为国家、民族所用。他从英国发现并购回《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但并不据为私藏，可与他拒绝日人高价收购毛公鼎、以待来日献给国家的事迹互为佐证。正因为如此，他才将此珍贵的文献展示给许多友人，并慷慨地将之借给别人过录副本或亲自影钞赠人。
上文已述，袁同礼1925年就透露了“京师图书馆”对“戏”字册“录副”的消息。1929年《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永乐大典》专号”有赵万里《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一文，其中说道：“戏文第二十七一册，于英伦书肆，番禺叶恭绰氏携归中土，北平图书馆假以录附，余遂得纵览一过。”按，这期专号有珂罗版影印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首页，经比较，这个版本既非嘉靖钞本，也不是影印《古本戏曲丛刊》时所使用的底本，应即袁同礼、赵万里所说的北平图书馆钞录的副本。
此外，1930年4月叶恭绰曾亲自为曲学大师吴梅影钞过一册《戏文三种》，吴梅后人将其捐献给北京国家图书馆，此书今存，登录号为普古41079。其书衣有叶恭绰墨笔题识：“此卷余于民国九年在伦敦收得，后以示袁君同礼、赵君万里。赵君认为吾国传奇戏剧中仅存之作，曾为考证登载于图书馆学杂志，缘是海内知者濅多。兹影钞一册以贻瞿庵先生。瞿庵为曲律专家，当必更有新得以饷我也。十九年四月恭绰。”按，吴梅字瞿庵，本册上钤有“苏州吴梅”藏书印及吴梅子女的捐书印。据《吴梅日记》，吴梅曾于1932年3月12日整理其第四、第五号书箱，从中取出“《永乐大典》戏三种一册”(48)，但想必即叶恭绰赠送的影钞本了。
国图普通古籍部还藏有郑振铎原藏的另一仿钞本，登录号为220245，首页钤有“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朱色方章。无版心、边框，全用单色(墨色)书写，格式、字体大小与原书也不相同。据该馆工作人员介绍，这一钞本即将“提善”。我以为更应该“提善”的是叶恭绰为吴梅影钞的本子。未了还有一点遗憾要向海内外同好交代：我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始终未能见到当年北平图书馆钞录的副本和《古本戏曲丛刊》影印本的底本。按理说这两个钞本均应收藏于国图。
姜纬堂《遐庵小品选编后记》云：叶恭绰曾“出资影印欧游所获《永乐大典戏文三种》”(49)。按此说不确。叶氏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跋》中说得很清楚：“余欲以原本付之影印，因循未就。兹马君隅卿将依北平图书馆抄本排印，余以亟愿此书流通之故，亦乐观其成，其影印姑待他日。”然而，这个“他日”，我们已经等了很久。20世纪50年代，《古本戏曲丛刊》影印本的底本是北图藏的仿钞本。现在，嘉靖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尚存于世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是到了两岸合作，“以原本付之影印”的时候了。
①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前言》第1页。
②20世纪50年代，中华书局曾约王季思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我手头藏有约稿函，但此事未果。
③目前围绕相关问题发表的文章有：汪天成《〈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与〈张协状元〉的流传》，俞为民《〈永乐大典〉本〈张协状元〉考述》，以上两文均发表于《戏曲艺术》2010年第1期。江巨荣《〈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嘉靖抄本初读记》，《戏曲研究》第81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张升《梁启超、叶恭绰与〈永乐大典〉的收藏》，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2期；肖伊绯《〈永乐大典〉残本两岸重现记》，载《北京青年报》2012年11月2日等。
④《中华文化百科全书》，(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8页。
⑤《岩井博士古稀纪念典籍论集》，岩井博士古稀纪念事业会，昭和三十八年(1963)编印，第49页。
⑥大化本《永乐大典》在中国大陆不难找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和本人工作的中山大学图书馆都有收藏。
⑦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8页。
⑧郝延霖：《〈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简说》，载《新疆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⑨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页。
⑩张升：《梁启超、叶恭绰与〈永乐大典〉的收藏》。张文推测道：“可能是抗战时期由中央图书馆利用英国退还庚款购入，曾藏南京图书馆；解放前被运到了台湾，入藏台北‘中央图书馆’。”其实这册书从伦敦购回后，经历了北京—天津—香港—东京—上海—南京—台北的漂泊过程，详后文。
(11)(27)蒋复璁：《我与中央图书馆》，载《传记文学》(台北)1979年第5期。
(12)昌彼得：《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目》，原载《教育与文化》第12卷第7期，1956年6月。引自《蟫庵论著全集》上，(台北)故宫博物院2009年版，第407页。
(13)昌彼得：《永乐大典述略》，原载《大陆杂志》第6卷第7期，1953年4月。引自《蟫庵论著全集》下，第730页。
(14)陈红彦：《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述略》，《〈永乐大典〉编纂六百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页。
(15)本节主要参考了《郑振铎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十六卷《致张寿镛》和沈津《郑振铎和“文献保护同志会”》(台北《国家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一文。关于夏丏尊曾参与致电朱家骅、陈立夫一事，是本人根据郑振铎书信中所附的朱家骅、陈立夫复电台头“何、张、夏、郑六先生”推测出来的。《郑振铎全集》第十六卷第4页注云：“夏，不详。”沈文亦只对何、郑、张予以介绍，而对“夏”则未予提及。按郑振铎与夏丏尊交往颇深，1946年夏去世，郑曾撰《夏丏尊先生》予以悼念。1940年“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时，夏丏尊正在上海参加抗日后援会工作，故可推测朱家骅复电中的“夏”指夏丏尊。不过，从现存“文献保存同志会”的相关档案来看，夏并未参与实际的文献搜购工作，而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的徐森玉在“同志会”成立近一年后参加了许多重要工作。又：2008年，台北“中央图书馆”举办了“抢救国家文献：1940—41中央图书馆搜购古籍档案展”，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所展文献包括郑振铎从上海、叶恭绰从香港发给蒋复璁的工作报告(参见台北“国家图书馆网站”，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od/exhibition/hypage.cgi)。另据蒋祖怡《蒋复璁先生传记——中华瑰宝的守护神》(台北思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2年版)引蔡元培1940年1月7日日记，蒋复璁曾向时在香港的北大老校长蔡元培谈起此事，蔡深表赞许。又：郑振铎《求书日录》谓张、何、郑等人“联名打了几个电报到重庆”，根据朱家骅、陈立夫回电及蒋复璁从重庆的出发时间，可推断这几封电报是1939年底以前发出的。
(16)(21)苏精：《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载《传记文学》(台北)1979年第5期。
(17)(34)陈福康整理《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第263—264页。
(18)(46)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298页，第298页。
(19)蒋复璁：《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序》，《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第2页。
(20)蒋复璁：《我与中央图书馆》。此文说“我”即蒋复璁飞抵香港的时间是1940年“元旦”，苏精《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一文则说蒋复璁“九日抵香港”。根据台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蒋复璁1940年2月27日致“庚款会”的报告，蒋应是1940年1月4日从重庆飞抵香港的。
(22)谢荣滚编《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二，(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6页。苏精《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一文说许地山也参加了此项工作，郑振铎《求书日录》也说从大陆邮寄到香港的书“由亡友许地山先生负责收下”，但许地山于本年8月4日去世时这批书尚未运到香港。大概许地山只参与了前期的联络工作，另一种可能是，抗战时经香港转运的古籍不止一批，许地山参与保存的是另一批古籍。
(23)另一种说法是，“格兰总统号”在香港停靠时间很短，只有两三个小时，来不及装载这批书即启航。不久传来这只美国船在马尼拉港外被日机炸沉的消息(参见谢荣滚《战火中的国宝大营救——郑振铎与陈君葆的护书佳话》，载《百年潮》2008年第3期)。
(24)苏精：《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按，日军“波部队”即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波字8604部队，总部设在中山大学医学院，除从事文化侵略之外，主要实施细菌战实验(参见沙东迅《侵华日军波字8604部队在粤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载《广东史志》1996年第1期)。
(25)据《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二，许地山辞世时，校方为陈寅恪是否接任中文系主任一职踌躇过，陈君葆曾为此事找叶恭绰商量，叶恭绰等人极力推荐陈寅恪继任中文系主任(行政由他人负责)，教授中国史。
(26)石光明、谢冬荣：《王伯祥、叶恭绰致郑振铎函札》，载《文献季刊》2011年第2期(该文说叶恭绰写信的时间是“11月7日”，然《文献季刊》封二的影印件可分辨出是12月7日)。
(28)谢荣滚编《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二，第427—448页。
(29)《外交部办理追还在香港被日劫取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籍致教育部代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67—468页。
(30)屈万里：《致郑振铎》，山东图书馆、鱼台县政协编《屈万里书信集·纪念文集》，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197页。
(31)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在京郊周口店发现了距今约六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头盖骨。1941年，北京人头盖骨被托付给即将撤回美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拟在美保管，俟战争结束再运回国。同年12月5日，该部队乘火车驶往秦皇岛，但由于随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军队俘虏了这批美国兵，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下落不明(参见岱峻《李济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217页)。
(32)《张凤举日记》，引自康雍乾《张凤举日记—东瀛追宝—国家图书馆文物善本古籍书日本回归记要》一文，http://www.mycollect.net/blog/1144795.html。
(33)王世襄：《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原载《文物天地》1986年第5、6期，1987年第1期，引自《王世襄自选集·锦灰不成堆》，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3—77页。
(35)《国立南京图书馆甲库善本书目录》，南京图书馆油印本，参见《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第三十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91—392页。
(36)叶恭绰：《永乐大典戏文三种跋》，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民国二十年(1931)，附1页。下文引此《跋》不再出注。
(37)张升：《梁启超、叶恭绰与〈永乐大典〉的收藏》，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2期。
(38)(47)叶恭绰：《书遐庵年谱后》，《矩园余墨》，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169页，第72页。
(39)袁同礼：《永乐大典考》，原载《学衡》第二十六期，1924年2月，文末注云：“民国十二年十一月草于英伦。”引自张升编《永乐大典研究资料辑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影印版，第282页。
(40)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卷目》，原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1卷第4期，1925年。引自《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合集影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41)袁同礼、刘国钧：《永乐大典现存卷数续目》，《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3卷第1期，1927年。引自《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合集影印)，第250页。
(42)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原载《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3、4号合刊，1929年3、4月。引自《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续编》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影印版，第258页。
(43)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原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1号，1932年。引自《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续编》第9册，第140页。
(44)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原载《图书季刊》新1卷第3期，1939年。引自《永乐大典研究资料辑刊》，第452页。袁氏在著录收藏者为“番禺叶氏”后云：“马氏影印”，不确。此书在当时并未影印，见后文。
(45)叶恭绰何时再度收藏《戏文三种》以及何时将此书带到香港已很难考证清楚。叶氏赴港避难是在1937年11月27日，由于走得仓促，“衣物不及随带焉”(《遐庵年谱》)，而天津早在7月30日已告沦陷，时徐世昌尚在，估计这次叶氏赴港未必携带此书。可推测叶氏在港得知徐世昌故去的消息后，或亲赴天津，或秘密托人从天津要回此书。
(48)王卫民编校《吴梅全集·日记卷》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49)姜纬堂编选《遐庵小品》，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