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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金融危机导致人们质疑西方主流经济理论 在物理学中，伴随着原子弹的爆炸声，科学家和普通公众对于E=
的意义的质疑被永远地解决了。但在经济学中，这样正面的验证却很少见。2007年夏季，美国爆发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英国女王曾于2008年11月视察颇负盛名的伦敦经济学院，向经济学家们提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人预见到它（危机）？”一部分经济学家于次年的7月22日给女王上书，就女王的提问作了回答。但另外一部分经济学家则在同年8月10日联名上书女王，指出前一部分经济学家回答的缺陷之一是“它没有提到主流经济学家广泛宣传的广遭质疑的‘理性’和‘有效市场假说’”。①这也就提出了另外一个相关的话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所说的：“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特别是在目前的经济危机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评估学院经济学家中所教授所推崇的内容对我们经济政策的指导意义？”② 那么，学院经济学家所教授所推崇的经济学究竟是什么呢？“若论对经济学的特点的描述，最清楚不过的，要数入门教材里写的东西，其后延伸到理论前沿上的宏观反而说明不了什么问题。”③整个西方经济学所宣扬的东西就是经济均衡理论。这一点正如熊彼特在评价瓦尔拉斯所说，“这一伟大理论那水晶般清澈透明的思路，用一束基本原则的强光，照亮了纯经济关系的结构。在洛桑大学为纪念他而竖起的那座纪念碑上，只镌刻着这样几个字：经济均衡。”④ 确实，在19世纪中期之前，经济学始终围绕“价值”来讨论问题，包括价值的含义，价值的来源，价值的分配等。无论是威廉·配第，还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他们的学说的一个基本但粗糙的主线就是劳动价值理论。而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严格来说，从瓦尔拉斯开始，经济学的主题便转向了“均衡”。用数学化、模型化包装起来的均衡理论，看上去非常严谨，但在模型与事实的一致性，模型的预测能力方面则广受质疑。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还是70年代的“滞胀”以及这次的金融危机，都雄辩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均衡理论外表看上去很优美，但它毕竟不是真理！ 二、一般均衡理论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内核 （一）西方经济学界定 这里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中各个时期的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指美国各派，这里的各派既包括美国东西海岸附近的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盐水”经济学家，也包括芝加哥、罗彻斯特、明尼苏达等“淡水”学术机构的经济学家。前者主要是新凯恩斯主义，后者则主要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当芝加哥大学的卢卡斯在1980年的一篇题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殇》的论文中揶揄：在40岁以下的自称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一位好的，人们甚至为与凯恩斯主义者有关而进行辩解，在研讨会上，人们不再严肃讨论任何一点有关凯恩斯主义的东西。⑤可以想象，当年的卢卡斯一定是志得意满，这位“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因提倡“卢卡斯批评”而声名远播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旗手，不仅承袭了芝加哥大学的传统，其思想更连接100多年前的瓦尔拉斯。在麻省理工任教的布兰查德，这位新凯恩斯主义的主将，在2008年的《宏观状况》一文中宣称：宏观状况不错。而且他还认为，过去那些年的论战已经结束，经济学家们日益表现出一种“认识上的广泛趋同”。⑥我们有理由认为，新凯恩斯主义无疑接受了“理性预期”等一些理念，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无疑成为了新时期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 （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是西方经济学的内核 作为主流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体系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基础上，这就是价格和工资的灵活性假设和理性预期的假设。前一个假设意味着经济体系中的各类市场是完全竞争或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当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出现暂时的供求失衡时，价格和工资可以迅速地调整，保证市场连续出清，从而使经济具有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性质。而理性预期假说则意味着：在经济决策过程中，当事人会有效地利用他所获得的信息来形成对于未来结果的预期，在相同的条件下，经济当事人关于未来结果的主观概率分布与客观概率分布相一致。这两个基本假设实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精髓之所在。有了这两个基本假设，则无论是作为经济当事人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可利用充分信息来最大化他们的利润或效用目标，以达到瓦尔拉斯均衡，而该均衡是一个最优化的结果，无疑也是帕累托最优的。 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认为，任何理论或学说都是建立在某种“范式”（paradigm）基础上的。范式为“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范式与一系列假设密切相关，尤其是关于世界根本属性的假设相关。范式这个术语的两个重要方面，即学科矩阵（disciplinary matrix）和范例（exemplars）。前者表示“一个给定的群体中各成员所共有的一个信仰、价值、技术体系等”，而后者表示具体问题或谜题的解。⑦而拉卡托斯（Imre Lakatos）主张用“科学研究纲领”（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SRPs）作为标准来划分不同的理论体系，评价科学的进步。⑧通过提出了主要由硬核（hard core），正面启发（positive heuristic）以及一个巨大的辅助性假说保护带（protective belt of auxiliary hypotheses）构成的科学研究纲领结构，拉卡托斯使库恩范式得到客观上的重建。研究纲领的特点正在于其硬核。这个硬核给出了关于世界的一套基本判断，由那些传统上被认为不可反驳的深刻而又内涵丰富的假说构成。人们不能直接地检验硬核，尽管可以检验的理论是围绕它建立起来的。宏观经济学中的硬核命题的例子有：凯恩斯取代古典和新古典对以确定性为基础的理性经济计算的信念；正如莱荣霍夫德所说，货币主义包含着这样一个“信念”或硬核命题，即经济系统表现出向各真实变量的均衡值相当迅速地收敛的强烈倾向，而这些均衡值（尤其是就业和真实利率）与一般的货币和财政稳定政策是无关的（至少可以近似地这样说）。而一个研究纲领的正面启发法告诉我们沿着哪一条研究路线去探索；它提供了一个未来的研究框架，战略或程序，从而成为指导具体的理论研究的驱动力。所谓保护带，是指一组附属性假说或假设，这些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经验证据来加以检验，证伪或拒绝。保护带本身可以被修改、调整和替换，以保卫硬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 瓦里安也在他的《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中写道：“瓦尔拉斯均衡属于核”，“它是帕累托有效集的推广”。⑨另一位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宏观经济学的硬核研究，作为最常见的研究生教授项目和出现于权威期刊，始于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已发展成为随机型。其早期版本叫做真实经济周期（RBC），因为其关键冲击出现在技术场合。”⑩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又叫“新古典主义”，“货币主义Ⅱ”，是由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发展演化而来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其早期代表人物有卢卡斯、萨金特等人；第二代代表人物主要有巴罗、基得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人，他们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提出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弗里德曼等人的货币主义Ⅰ，卢卡斯等人的货币主义Ⅱ，还是基得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人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尽管这三代之间有些细微的差别（如货币是短期中性，还是长期中性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核，就是承袭瓦尔拉斯而来的一般均衡理论。 （三）一般均衡的观念一直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 考察亚当·斯密的著述，“看不见的手”这一术语在《天文学史》、《道德情操论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各出现过一次。当然，著作不同，语境也会不同。在斯密留给后人的遗产里，除了“看不见的手”这一术语外，“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两个概念。关于“自然价格”，他说，“一种商品价格，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可以说是按它的自然价格的价格出售的。”(11)“商品通常出卖的实际价格，叫它的市场价格。”(12)“自然价格可以说是中心价格，一切商品都不断受其吸引”，(13)“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虽可说有趋向自然价格的趋势，但有许多商品，有时由于特殊的意外事故，有时由于天然的原因，有时又由于特殊政策的规定，其市场价格能在相当长时期内大大超过其自然价格。”(14)对亚当·斯密来说，吸引力也好，看不见的手也好，都只是个粗糙的比喻，用来再现竞争在市场稳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然而，正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样一个粗糙而天真的比喻，却深深地影响了《国富论》出版以来两个多世纪的经济学家。正如罗纳德·科斯在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讲演中所说，《国富论》出版以来，经济学家们的一大任务是将亚当·斯密的这个术语形式化。给定的因素是技术和消费者的偏好，遵从他们自己的利益的个人在选择中受一个物价体系的支配。“经济学家们发现了如果亚当·斯密的结果得以实现所必需的条件，实际上在世界中找不到这些条件，为了使这些条件出现，他们为此而设计了种种变革。这是在教科书中所发现的东西。”(15)爱因斯坦说：“发明科学概念，并且在这些概念上面建立起理论，这是人类精神的一种伟大创造特性。”(16)确实，在将“看不见的手”这一术语的精致化分析过程中，有两种不同而又交织在一起的活动。其一就是将想象的内容概念化，把想象中的各种组成成分以准确的概念来加以固定，给它们一定的标志或名称以便于识别，同时用定理或命题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其二就是获得更多的经验资料（事实），借以丰富和核对原先已掌握的资料。为了概念化需要获取更多的事实，而新发现的事实（例如商业周期），又反馈回来和加以概念化。这样一个不断取舍的过程贯穿在不断精致化一般均衡理论的过程中，使其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未加严格证明），到了阿罗—德布鲁严格证明了一般均衡理论，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DSGE）。应该指出的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一术语，作为一份留给后人的经济学遗产，“并不是整个社会，甚至也不是任意一部分人把科学知识的财产传下去的，而是一个或多或少确定的专家集团，不仅把他们的方法与结果，而且把有关今后发展的方向、手段的意见传授给继起的后代。”(17)这里的“专家集团”，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表示“一个给定的群体中各成员所共有的一个信仰、价值、技术体系等”。至于他们在概念化的过程中，丢掉了什么，为什么不能反映真实的世界，当然更不能对未来加以预测，则是我们在文中第三部分要回答的问题。 （四）瓦尔拉斯发展了一般均衡 按照熊彼特的说法，《国富论》第七章《论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是亚当·斯密很粗浅的“均衡理论”，它是斯密“提出来的最优秀的经济理论，实际上预示了萨伊的理论，并通过萨伊的著作，预示了瓦尔拉斯的理论。十九世纪，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对这一理论的改进，才使经济理论得到了发展。”(18)照这么说，斯密这样一位优秀的古典经济学家成为了一般经济均衡分析的先驱人物。我们对这样一种观点持有不同的看法，在本文第三部分也会加以说明。不过，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的瓦尔拉斯，无疑是一般经济均衡分析的奠基者。他从其父老瓦尔拉斯那里继承了一些概念和观点，如价值源于稀缺、度量标准、资本品与其服务品之间的区别以及资本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区别（老瓦尔拉斯是从法国经济学家萨伊那里引入关于企业家这种观点的）。他的原创性工作计划起因于以下三者之间的区别：（1）交换规律，虽然它涉及到人性事实而不是自然事实，但仍可以拿来和物理学研究类似的自然规律相比较，这是纯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2）财富的生产，它涉及到分工和工业组织，它是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3）分配问题，也包含伦理学问题，应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19)瓦尔拉斯的对后世影响甚巨。首先，他致力于研究交换规律，即所谓的纯粹经济学，受本国学者奥古斯丁·古诺（Augustin Cournot）的影响，开始用数学的语言清晰地表述概念。在概念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使数学证明的简洁优美开始在经济学中大行其道。他所使用的概念如有效供给、有效需求、市场平衡（即均衡），从效用函数推导出个人需求函数、交换方程等，都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这就保证了一般均衡理论的逻辑一致性。其次，瓦尔拉斯在论述生产时，把现实经济生活抽象为一个“企业家经济”。这个企业家可以是一个自然人或一个公司，他（它）从其他企业家那里购买原料，从地主那里租赁土地，从工人那里雇佣个人才能，从资本家那里租用资本货物，同时为自己出售由以上要素的服务相互合作或组合所生产的产品（熊彼特语）。这里的企业家也就是经济学理论中的“经纪人”，它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诚然，这里有生产要素的供需双方，可以用生产函数和需求函数来加以刻画，但市场是如何达成均衡的？瓦尔拉斯用了一个法语词汇，“摸索（tatonnement）”，类似于巴黎证券交易所的拍卖人的喊价，连续叫卖各种证券，为每种证券提出一个价格并确定相应的需求和供给，这种情况下的趋向均衡的调节过程远比纯粹交换模型情况下复杂，以致于后来瓦尔拉斯在1900年的《纯粹经济学要义》第四版中要引入“书面保证”机制。这就使他的理论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再次，瓦尔拉斯在探讨完纯粹交换、生产和交换后，开始引入资本和货币。这样，瓦尔拉斯的市场体系的第一层是消费品市场，第二层是生产和生产服务品市场，第三层是资本货物市场，第四层是“流动资本”即存货市场，各个市场是连成一体的。货币只不过是存货表中的一个特殊项目，提供给养服务，货币的这种给养服务是用于交换的服务，这种服务的价格是以特殊方式进入所有其他商品与服务的需求与供给方程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货币流通方程式实际上就将“处于决定经济均衡的方程组的外部”。瓦尔拉斯的体系实质上是一个“实物”体系或计价商品体系，该体系本身是完整的，货币只不过是披在上面的一块“面纱”，(20)它并不影响均衡的稳定性。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市场，它不断地走向平衡，——市场除了借助于摸索以外，没有别的方法接近平衡，——市场就像是被风力激动着的一池春水，它不停地要趋向于水平。”(21)他对均衡这样的一种信念，或对市场经济的这样一种预期也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经济学家。 从瓦尔拉斯将均衡比喻为风平浪静后的湖泊可以看出，他是非常看重均衡的稳定性的意义的。但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当一般经济均衡的解即存在性都存在问题时，遑论其唯一性和稳定性。以今天的眼光看，在瓦尔拉斯的年代，能借以建立一般均衡这座大厦的数学工具尚未具备，其中最为重要的布劳威尔不动点定理到1911年才问世。瓦尔拉斯之后，帕累托、希克斯、冯·诺依曼、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及麦肯齐等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继续研究关于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问题。 （五）希克斯与阿罗—德布鲁试图重构一般经济均衡理论 希克斯只使用了微积分工具，但此后拓扑学和公理化方法出现在经济学领域中。公理化方法是一些训练有素的数学家（如阿罗和德布鲁等）进行其经济分析的一种典型方法，其最大特点是数学形式化。所谓公理化，就是选择原始概念，形成有关假设，运用与任何对原始概念的主观解释毫无关系的数学推理工具，从那些假设中推出结论。公理化方法首先是用形式术语反映问题，经济学中通常是所谓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或最小化，如效用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等，然后用形式术语表达一组确定的基本假设，如生产理论中等产量曲线凸向远点，消费理论中无差异曲线凸向远点等，最后用形式术语定义所期望得到的结果，如一组非负的价格和数量变量的值的确定，以满足所研究问题。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抽象经济，记作：
那么它就称为ε的一个均衡。这里的条件（a）是就消费者在其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下，进行了最优消费；其掌握的财富由两部分组成：初始持有及各生产者分给他的利润份额；条件（b）是说生产者达到了最大利润；条件（c）则是说供需达到了均衡。经典阿罗—德布鲁定理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经济的均衡状态。 在一般均衡的简单模型中，其存在定理与布劳威尔不动点定理是等价的。但没有任何经济学上的理由来假设需求映射和供给映射是单值的。同样一个价格体系，生产者和消费者可能作出的最优决策都不一定是唯一的，即一个p可以对应多种，甚至无限多种需求和产出。用数学术语来讲，前面瓦尔拉斯均衡中的D（p）与S（p）都应该是集值映射，也就是一个点对应一个集合的映射。这样，在证明瓦尔拉斯均衡时，需要使用角谷静夫不动点定理。(23)这是不动点定理对集值映射情形的推广，取单值就变成布劳威尔不动点定理。阿罗—德布鲁也曾通过对策论的观念，把所有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看成多人博弈的一方，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利益函数。这时对策论中的纳什均衡存在定理的推广就可断言一般经济均衡的存在。(24) （六）新古典综合派调和凯恩斯对均衡理论的质疑 1929～1933年间西方世界爆发了一场久治不愈的特大经济危机，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一般均衡理论的破产。凯恩斯以此为背景，加上美国“新政”的经验，于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经济危机的看法，并给出了一套与理论分析逻辑一致的具体政策措施。凯恩斯主义政策在战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0世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70年代初“滞胀”出现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繁荣达四分之一世纪，不能不说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凯恩斯在《通论》中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的评论是矛盾的。一方面说，“古典学派所假设的情况是各种可能的均衡状态中的一个极端之点。……如果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它的教言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会导致出灾难性的后果。”(25)另一方面又说，“如果我们的中央控制机构能够成功地把总产量推进到相当于在现实中可能达到的充分就业水平，那么，从这一点开始，古典学派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26)凯恩斯的这种模棱两可的话，为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与一般均衡理论为代表的微观经济学综合起来提供了依据。而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则为“卢卡斯批评”提供了一个靶子。 希克斯在《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一文中认为，尽管凯恩斯对古典学派进行了尖锐抨击，但事实上仍缺乏一种令人满意的比较基础。希克斯的目的是想“孤立凯恩斯的创新，从而揭示处在争论中的真正问题是什么。”(27)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宏观模型，这个模型随后被称之为IS-LM模型。他认为，凯恩斯的《通论》应该表述为： M=L(Y，i)，I=I(i)，S=S(r)，I=S M是名义货币供给，Y、I和S是名义收入、投资和储蓄，i是利率。这个模型一直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主体构件之一，可以用来分析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决定，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失衡的原因以及经济如何由失衡走向均衡，亦可用来分析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利率和国民收入的影响及其效果。模型中的收入Y和利率i同时被IS和LM方程（或两条曲线）决定。在希克斯做了这个改进后，“凯恩斯就追回到马歇尔传统学说。”(28)莫迪格利亚尼则明确地将劳动力市场引入到一个类似的宏观模型中，并同时允许价格和工资发生变化。在他的古典模型中，劳动力供给和需求都取决于实际工资，并且经过调整达到古典均衡，从而构建劳动L在古典均衡中实现“充分就业”。(29)“就在希克斯和莫迪格利亚尼这样的理论家忙于发展凯恩斯模型以适用于教学时，克莱因这样的计量经济学家则忙于应用模型以便于数据检验和政策分析。”(30)这些模型被广泛用于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尽管有些模型在细节上存有不同看法，但相似点毕竟多于不同点。“它们本质上都拥有凯恩斯主义结构。回望模型构造者的想法实与今天相同。IS曲线反映财政状况、货币政策及与GDP的关系，LM曲线当货币供求均衡时以决定利率水平。某种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则刻画价格水平如何对经济的变化作出反应。”(31)确实，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曾广泛接受这样一个观念：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权衡取舍关系。货币政策当局能够降低失业率，其代价是某种程度的高通货膨胀率；也能只降低通货膨胀率，但高失业率则会不期而至。 （七）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主义是建立在“自然失业率”上的均衡 20世纪60年代末，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出现上升，挑战了菲利普斯曲线所刻画的宏观经济状况。弗里德曼和菲尔普斯坚持认为，持续的通货膨胀不会对经济产生任何影响，因为人们关心的是真实的数量而非名义上的。(32)一旦人们预期到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就会在价格、就业和寻找工作等各方面将通货膨胀考虑进来而加以调整，使得通货膨胀与真实的经济决定无关。持续的通货膨胀不能带来持久的失业率降低。弗里德曼强调：在通货膨胀率的持久变化方面，人们的预期调整是缓慢的。这种缓慢调整暗含着当经济受到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时，失业率可以暂时下降。但货币扩张终究会使经济过滤（穿行）在高物价上，失业率也会回落到由真实基础力量所决定的水平。也就是弗里德曼的所谓“自然失业率”水平。他在这里讨论的依旧是一个新古典情形。其中就业决定于劳动的需求和供给，劳动供给者在不知道价格水平相对于货币工资率已经上升，从而劳动供给比知道这一点时多一些，这样就会出现就业水平膨胀的假均衡。而菲尔普斯则认为，“在一个信息不完备的环境下，人们相信所有的价格变化都反映货币的波动，它取代了人们所服务的行业或部门的相对价格的变化。”(33)作为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建筑师的菲尔普斯也坦承，他自己的理论比弗里德曼的解释更好一些。因为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中没有任何关于失业的东西，自己则有宏观经济均衡条件下的失业理论为基础。但无论如何，弗里德曼和菲尔普斯类似的成果激起了经济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重新思考。 瓦尔拉斯在论述他的一般均衡理论时，是从纯粹交换开始的，接着探讨生产和交换，最后引入资本和货币。在市场走向“均衡”的过程中，货币只不过是披在真实经济上的一块“面纱”。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根本就没有货币。弗里德曼在批判“菲利普斯曲线”时，认为该曲线所描述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换关系只在短期存在，在长期内，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货币政策的作用只在短期内有效，或者说，货币在短期内是非中性的，劳动供给者在不知道价格水平相对于货币工资率已经上升时，劳动供给会比知道这一点时的多，导致出现就业水平膨胀的假均衡，长期内，真实力量会驱动经济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上达到均衡。 （八）卢卡斯利用“迭代模型”复活瓦尔拉斯一般均衡 尽管卢卡斯在复活古典经济学中的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二分法时，增加了“理性预期假说”。但正像罗伯逊所说：“高深的见解像一只被追赶的野兔，如果你站在原地或其附近，可以确信它会绕一个圆圈又回到你的身旁。”(34) 卢卡斯1972年的那篇论文“预期与货币中性”，本意是要批判凯恩斯主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交替使用以应对经济周期的方法。他设问了一个自大卫·休谟以来近两个半世纪困扰经济学家门的古老命题：货币政策行为是怎样影响通货膨胀、产出和失业的？换言之，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货币政策是否可以和应该用于减缓商业周期的波动？卢卡斯把自己的讨论建立在较早时期由著名凯恩斯主义者，新古典综合派的奠基者萨缪尔森所开发的“迭代模型”（The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基础上。 在萨缪尔森的“迭代”框架中(35)，人们生活在两个时期，任何时期的经济都有两个不同的人群：年轻人和老年人。每期终了，老年人去世，年轻人变老，新一代出生。只有年轻人工作和生产一种产品，年轻人和老年人都要消费它。该产品不能储存。在这样一个高度抽象的经济中，现在和未来的一代人如能设想出一种机制将每期生产的部分产品转移至他们年老时无疑能使他们活得更好。一个明显的制度是社会保险（social security）。萨缪尔森注意到还有另外一种制度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这就是货币。它能提供老年人所要求的由年轻人所生产的部分产品。每代年轻人为获得这些货币也心甘情愿的放弃部分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因为他们相信下一代也从事用产品交换货币的交易。假设货币的数量固定且为最初的第一代老年人所持有，每一代年轻人是同样的情况。最简单的办法是考虑这个经济中人们的行为是竞争性的，人们接受以货币表示的价格，不受影响地独自决定生产和消费多少。老年人提供他们握有的全部货币并消费市场所提供的物品，年轻人的选择更为有趣，要选择将多少他们生产的物品供应市场，他们需要预测他们成为老人时货币的价值。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再下一代人的决定，从而取决于他们的预测。由今天的年轻人所作出的理性的决定要求预测其他人的预测。 这又回到了“均衡”的概念。用博弈均衡来描述应该更准确一些。均衡要求分析那些难以驾驭的问题，要求对未来价格的预期或预测等同于到时实际表现的价格。在这个“迭代”模型里，均衡是每一期的价格和由年轻人作出的向市场提供多少物品的决定，它是年轻时价格为给定而年老时由他们来定价，如同这里的货币总量由老年人带去市场，而又恰好是年轻人希望携往未来的。“这最后的均衡有时就描述了市场出清的状况。”(36) 在这样一种货币经济中，单位物品的价格对人们所关心的产出没有影响。正如将用美元标价的改用美分，其后果是价格会上涨但仅为原来标价的百分之一。这样一种特性我们又叫做价格的“零度齐次性”（zero degree homogeneity）。它意味着一旦我们使最初一代老人手中所持有的货币翻番，则以后每期的价格也会翻番。这种特性的货币经济为“中性”（neutrality）。说货币是中性，是指名义数量的成比例改变导致价格的成比例变化而对真实的数量没有影响。在萨缪尔森的模型中，最初一代老人手中的美元数量一旦改变，则使名义数量和所有价格发生相对应的成比例改变，这样一种货币注入是中性的。 其他形式的货币注入可能是非中性的。货币当局按固定比例持续不断地扩张货币并将其一次支付给老年人，这种不受约束的货币总量为老年人所持有，人们会预期这种货币投放带来物品价格持续地上涨即通货膨胀。于是年轻人发现当他们年老时货币的购买力下降，这降低了他们工作的报偿致使自愿工作的愿望和产出跌落。由这种形式的货币扩张所引起的通货膨胀所起的作用正如征税。通货膨胀税是现实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在这里的语境中，预期到的货币扩张的含义是抑制了当前的经济活动。不过，卢卡斯在这里是要借用萨缪尔森的“迭代”模型创立一个框架：当前的货币量的扩张开始时时引起真实活动的变化，但长期仍是中性的。无论如何，这里有其他的货币注入方式，它导致持续的通货膨胀，但并不改变人们生产和消费多少数量的真实决定。
确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由于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在经济增长等方面取得一些积极成果的同时，也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伴随着经济增长的过程出现了物价持续上涨而失业率不断攀升的所谓“滞胀”现象。这一现象用凯恩斯主义理论没法解释，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也没法消除。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各种反凯恩斯主义的力量，以复兴古典经济学的名义卷土重来。而一般均衡理论作为自亚当·斯密、瓦尔拉斯以来古典经济学的所谓核心思想，被重新粉刷与包装，其理论含义是市场会自动出清，否认凯恩斯“非自愿失业”等非均衡概念，政策上反对政府干预。不过，同样是打着复兴古典学派的旗帜，其内部也是派系林立，花样不断翻新。我们在前面部分也提到，经济学理论中的概念框架非常重要，对它的阐述有时就会形成一个经济学流派。我们以预期为例，凯恩斯特别强调预期的作用，他的整个经济周期理论都建立在长期预期的不稳定性基础上。正因为强调长期预期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使凯恩斯的核心思想背离古典均衡模型。凯恩斯在《通论》中阐发的投资的“羊群效应”，“选美效应”等思想，表明预期虽然重要，但它可以被看作是外生地影响模型，而不是由模型的运转内生地决定的。因此凯恩斯强调的预期是一种外生预期。而发源于穆思，由卢卡斯发扬光大的理性预期假说不但不同于凯恩斯的外生预期，而且也不同于此前由弗里德曼等采用的适应性预期假说（adaptive expectation hypothesis）。所谓适应性预期，是指经济当事人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并根据他们以前的预期误差来修正每一期的预期。在（t-1）期对t期的价格水平所做的适应性预期可定义为：
。在这里β为适应性系数，它决定了预期对过去的误差进行调整的速度，“适应性预期在形式上相当于权数呈几何级数递减的滞后分布，但是并没有什么理由证明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这样的权数。”(41)于是，t时期的预期价格
的滞后分布的一般形式为：
。这里，
为任意权数，R=1，2，3，…，∞。
具有总合收敛的特性。所以，“适应性预期的概念里包含了任意权数以描述预期是怎样形成和校正的。”(42)而前述理性预期的概念里则给方程强加了许多约束。第二，理性预期假说相较于适应性预期假说对凯恩斯主义的打击力度更大。因为西方很多学者认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不具备微观基础，而理性预期假说以经济当事人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为逻辑出发点，既将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结合起来，又克服了适应性预期假说与理性人假说相矛盾的不足。作为理性人，经济当事人必定会充分利用一切可以获得的信息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根据适应性预期假说，经济当事人在形成预期时却不考虑当前的信息，这意味着当事人会持续和系统地犯认识上的错误，这和理性人的假说相矛盾。第三，存在均衡点的观念迫使人们进行理性预期。而卢卡斯最著名的成就，据说“就是他证明对总量不稳定有可能形成一个均衡解释”。(43)总供给依赖于相对价格的假说是新古典学派解释产量和就业波动的中心环节，厂商和劳动者都会有预期误差，对失察的普遍的价格上升做出正向反应，即分别提高产品和劳动的供给。其结果总产量和就业都将暂时高于它们的自然水平。一旦当事人意识到相对价格没有变化，产出和就业就会回到其长期（完全信息）均衡水平。这不同于弗里德曼的劳动者被愚弄模型。 卢卡斯的论文启发了不少西方经济学家对货币与产出的关系进行经验性研究。巴罗和萨金特等人利用美国的时间系列数据就预期到的和未能预期到的货币变动对产出的影响进行了测试，大多数经验数据并不支持货币（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即产出的“价格惊奇影响是微弱的”(44)。于是，正如曼昆所言，就有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三次浪潮。大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总量的不稳定解释转向到了真实冲击而非货币冲击。这就是由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芬恩·基德兰德和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等所鼓吹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 （九）RBC和DSGE是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版本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BC）也是建立在价格迅速调整以出清市场的假设之上，这也使得其与凯恩斯主义区别开来。不过，不同于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从需求和货币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周期或波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以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冲击为背景，从供给和技术的角度来讨论和解释经济波动。通过研究美国的数据，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们提出了GDP的随机游走（random walks）假说(45)。之前的传统方法是设想经济沿着由索洛模型描述的反映潜在的趋势增长率的轨迹演进，而围绕趋势（一条平滑线）的短期波动主要由需求冲击决定，但无论如何，产出对趋势的偏离是暂时的，是会“趋势复归”的。不过，凯恩斯主义认为这种偏离是剧烈的而且会持续较长时间，因此需要政府采取矫正性行动。而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则认为无此必要，因为他们深信市场具有保持均衡的能力。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们则认为趋势并不是这样的平滑，而是要经常遭受大的冲击，这些冲击对GDP水平具有持久性影响。在他们的模型里，GDP被描述为随机游走的统计过程演进，产出被看作是由一个趋势（trend），即长期成分（secular component）和一个周期成分（cyclical component）所构成。趋势是增长的结果，如果在增长过程和经济周期之间存在重要的相互作用，那么将增长理论与波动分析隔离出来的传统研究方法就显得不合逻辑。于是通过整合增长理论与波动理论，他们“改变”了经济周期理论。为了使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解释总量波动中观察到的就业的大幅变动，他们又必须有闲暇的跨时间替代，由于在模型中假设价格和工资是完全灵活的，故劳动市场也总是处于均衡状态。这样，经济危机期间的高失业率就被解释成是由工人正确选择享受闲暇的时间引起的，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讲，大量失业意味着劳动市场没有出清，劳动供给广泛过剩，工人不能在通行的工资水平上找到工作。但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那里，解雇被说成是工人假期，经济大萧条成了全民大休假。这样一种用理论裁剪现实，“削足适履”式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由于更多地结合了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因而显得更加严格和学术化。“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假定前提镶嵌在精心建构的数学模型中”，由于采用了模型“校准”（calibration）的方法，“模型在描绘现实数据时运用了复杂的统计技术，该理论开始统治许多大学的宏观经济学教学。”(46)“真实商业周期理论其实是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的具体化和动态化的例子”(47)，而且由于强调自己在研究方法论上的贡献，它们经常会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DSGE）的招牌出现。 二、一般均衡理论批判 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作为西方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内核（core），在各种版本的教科书中充斥着。由于主流经济学主张宏观经济学要有微观基础，宏观经济学必须由微观经济分析导出，因而建立在理性预期假说和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成为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其主要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在2003年美国经济年会上宣称“防止经济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了。”但2008年的这一次危机使“这一切都破碎了。”(48)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评判经济理论呢？ 贝克豪斯曾指出，完美的理论应当具备逻辑一致性、与事实保持一致性和成功的预测三个方面的特征。(49)一般均衡理论符合几样特征呢？ 首先来看逻辑一致性。毋庸置疑，这是西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最引以为自豪的东西。在经济学中（无论微观还是宏观）由于最广泛地运用了复杂高深的数学，这既使得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区别开来，同时仿佛自身因此而更像自然科学，更具备逻辑一致性。曼昆就此打趣说：“经济学家们总喜欢摆出一副科学家的架势。……有意识地把经济学描述成一门科学，……用精致的数学阐释理论，收集大量的个人和总体行为数据，利用高深复杂的统计技术以获得没有偏见和意识形态的实证结论。”(50)这些都刻画了经济学家们在使经济理论逻辑一致性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为什么谈到理论的逻辑一致性就要扯上数学？这当然是由数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数学方法的精髓在于引入基本概念，在一个抽象概念中涵盖其概念所涉及的所有物理呈现的本质特征。如数学上的直线必须涵盖拉紧的琴弦，直尺的边，田地的边界和光线的路径等。数学最显著的特征是其运用的推理方法。其基础是一套公理，并运用演绎推理于其上。公理（axiom）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认为有价值”。公理的概念表示的是真理，没有人能够怀疑它。有了这些真理，我们的推理就建于其上。不管概念和公理多么根本，从公理得出的推论允许我们获得全新的知识，以此校正我们的感官知觉（因为我们的感官知觉常会出错）。在归纳、类比和演绎等众多类型的推理中，只有演绎推理能保证结论的正确性。在中学数学的几何篇中，我们就曾反复训练过这样的类型：给出公理和约束条件，运用逻辑演绎，推论出定理（实为证明）。这样的一套方法实为数学的公理化方法。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布鲁将这种方法引入一般均衡分析，从而为一般均衡提供了“严格的数学化表述”。那么所谓的公理化，就是选择原始概念，形成有关假设，运用与任何对原始概念的主观解释毫无关系的数学推理工具，从那些假设中推出结论。同样以阿罗—德布鲁定理为例，德布鲁在他的《价值理论》开篇就说：“本书的分析是……围绕定义在商品空间的价值函数这一概念展开的。”所谓定义在商品空间上的价值函数，实际上指的就是整个经济的一般均衡的“价格体系”。有了原始概念后，接下来就是假设条件的形成，如我们在第二部分中的描述：消费者在其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下，进行了最优消费（实为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等。当然这里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就是“理性经济人”。再下来就是进行数学推理，最后得到一般均衡价格体系的“存在性”和“最优性“结论。当然，数学方法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符号体系的运用，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经济社会现象是如此的复杂，以自然文字符号表示时，会出现信号流过长，增加个体处理复杂信号的难度，降低理解效率。如果没有符号体系，数学将迷失在文字的荒原中。所以在《价值理论》的第一章“数学基础”中，德布鲁介绍了后面要用到的全部数学概念和结论，这一章使用的数学概念和符号也被经济理论家当作范本。 因而，“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借助数学模型至少有三个优势：其一是前提假定用数学语言描述得一清二楚。其二是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其三是可以应用已有的数学模型或数学定理推导新的结果，得到仅凭直觉无法形成或不易得出的结论。”(51)无怪乎100多年前，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就曾指出：数学训练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使各种关系的表达和经济学的推理变得更加简洁、严谨和清晰。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瓦里安认为，德布鲁的《价值理论》一书，提供了对适用于今天的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最简洁、最优美的表达。 其次是与事实保持一致性。这个问题是一般均衡理论的软肋。如前所述，为追求逻辑一致性而使用数学（模型），就自然含有数学的另外一个特征：理想化。数学家在研究直线时有意忽略粉笔线的宽度来加以理想化，或者在一些问题中将地球看成是一个完美的球形。因而，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一般均衡理论时，也构造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或假定：第一，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有无数的买者或卖者，他们都是价格承担者（决策对价格没有影响）。第二，产品是同质的，所有厂商生产相同的产品。第三，资源的完全流动性。厂商一旦看到盈利机会就会自由地进入市场，而一旦亏损就会退出市场。第四，完全的信息。消费者对其偏好、收入水平、产品的价格和购买的商品质量拥有完全的信息。厂商对其成本、价格和技术也拥有完全的信息。现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都把这些假定甚至是理想的假定当作实际的东西（而斯蒂格利茨等的不完全信息等新的理念尚未渗透到大学教科书的核心层面），因而体现了与事实的不一致性。 很多人都认为一般均衡理论的源头始自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一个经济的许多主体作出独立的决策，并不创造极端混乱而实际对产生一个社会最优状态作出贡献，这就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真正科学问题。回答它的尝试激发了每个经济系统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例如资源配置的效率、决策分散化、决策人的激励、信息的处理。”(52)德布鲁的这个看法是与他的前辈弗里德曼相通的：“斯密在当今之所以极为重要，还在于他的‘看不见的手’的学说。……这是斯密最伟大的成就。这只‘手’是对一种方式的想象，在这种方式中，千百万人的自愿行动可通过价格体系来协调，而不需要指导中心。这是一种极其成熟而敏锐的见解。”(53)我们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说过，亚当·斯密作为英国古典学派的伟大代表，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他的《国富论》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在斯密的三部著作中各出现过一次。在《国富论》中，斯密确实说过：“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54)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以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制度能使整个社会得到最大的好处。斯密的目的无非是用该原理来反对封建主义和论证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并且根据它来提出增加整个国家的财富的方针政策。在斯密生活和写作的年代，资产阶级属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先进阶级，所以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在当时是具有进步的意义的。即便按弗里德曼、德布鲁等人的说法，“看不见的手”是“一般均衡理论”的早期作品，但亚当·斯密在论述的时候是坚持了与事实一致性的原则的。在写作时他既要搜集材料，又要整理材料。一方面必须把搜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应用抽象力，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概括；另一方面又限于把这些搜集到的材料按照原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归纳，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重新表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厉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55)斯密著作中的科学与庸俗方法的同在，使其理论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相互矛盾和相互对立的观点，但他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的深刻了解。还是善于运用前一种科学方法，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经济规律。譬如，在探讨市场机制的作用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论述分工社会中交换的基础是什么？这自然要引出价值理论，并对劳动价值论作初步的科学探讨；他发现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产生以前，即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价值才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而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出现以后，即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不再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斯密的探讨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感的。这些都说明斯密在探讨经济科学规律时，是尽量使理论与事实一致，而不作非现实的理想假设的。 但到了一般均衡理论的最早论证者瓦尔拉斯那里，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理论越来越抽象的同时，也越来越远离实际，如要论证供求的均衡，斯密论述中的三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家被消费者和生产者所替代；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上下波动的调整过程被瓦尔拉斯以“拍卖者”取而代之等。在萨缪尔森和卢卡斯的“迭代”模型里，使用了“岛屿”这样的概念，更进一步远离现实世界。正如萨默斯所说，通过假说经济中只有鲁宾逊·克鲁索一人来回避问题的做法对于许多经济学家而言并不是一个可取的研究策略。(56) 同样，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为了构建现化版本的一般均衡理论，首先要构造一个古典的总量经济均衡模型，然后提供具体的生产函数和消费决策函数的代数式。其中，家庭（消费者）要作好几个决策：第一是消费和闲暇的替代决策，由于牵涉到真实工资，因而与劳动的边际产出相关；第二是消费与储蓄的决策，这牵涉到现在和未来的消费，又与厂商（生产者）根据生产函数最优化使用劳动和资本有关。在这里，具有理性预期能力的经济当事人（家庭与厂商）不仅被假设为会最大化地利用信息，而且还被假设为会利用正确的理论与经济学模型来作出预期。他们仿佛生活在一个无摩擦（friction）的世界里。最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还发展了一个所谓的“校准”（calibration）方法。用由一带有随机数字发生器的计算机产生的一个随机技术冲击序列对模型进行模拟，冲击对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然后被记录下来，以使其结果能够和主要的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实际行为进行比较。这种对关键参数进行校准的做法完全是“超现实的”。“偏好与生产函数不能代表任何人但却能出现在任何一本入门微观教科书里。现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有一整套习惯性和不可思议的参数评估值，用严密的微观理论以分析这个‘人造的世界’（artifical world），但却不能用可靠的东西来分析这个特定的‘真实的世界’（real-world）。”(57) 一般均衡理论能够经受得住成功的预测这一标准的检验吗？这正是英国女王之问。而且，一般均衡理论本身的涵义也排除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从亚当·斯密开始，主流经济学家都致力于研究市场的良好运作机制。作为一般均衡理论的源头，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说的就是：无数的经济个体在追求自己私利的同时，却促进了稳定、自我调节的经济体系（公共利益）的产生。个体选择行为看似混乱，背后则隐藏着稳定和秩序。亚当·斯密之后的主流经济学家，以瓦尔拉斯为代表，用庞大的数学模型来证明亚当·斯密的观点，市场具有基本的自我调节功能，并总能奇迹般地实现均衡。在历史上，能够准确分析和预测经济危机的经济学家一般被称为非主流，如马尔萨斯、西斯蒙第、马克思等。 弗里德曼认为能够做出成功的预测是理论选择的主要标准。(58)卢卡斯也曾在一篇文章中调侃非主流经济学家帕廷金，借弗里德曼的口说帕廷金的理论是空洞的，其模型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其实这个话用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含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身上倒是正好。 从理论上说，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应当终结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迷恋。但“好了伤疤忘了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后的金融与经济学界给古老的理论注入了新的“生机”。理性预期学派的崛起，真实经济周期（RBC）理论的诞生，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理论的提出，尤其是在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尤金·法玛教授和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在萨缪尔森第一次（1965年）用数学公式建立一套严格的有效市场理论的启发下，在随后的70年代把理论和经验证实结合起来，为有效市场假说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例证。他们建立了大量精巧复杂的数学模型，旨在证明市场的理性有效。在他们看来市场上的所有信息总是会及时准确地反应到资产价格上去，任何价格变动都预示着出现了新的信息。因此，预测资产价格是枉费心机。市场的效率越高，重建均衡的速度就越快。由此可以看出，一般均衡理论及其在金融市场上的变种有效市场假说，根本就没有为危机的发生提供解释机制，何况危机的预测。 一般均衡理论从其最初的提出，到早期的论证和公理化化证明，再到RBC（真实经济周期理论）、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EMH（有效市场假说）等让人眼花缭乱的表现形式，它究竟要表达一个什么意图？也许基得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代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想要证明的一个问题：“存在经济周期吗？”(59)因为使用“经济周期”一词是一种不幸。(60)在普雷斯科特等人的文章里，一般不说经济周期，而宁可说经济周期现象。经济周期现象不过是刻画一组重要的宏观经济学总量时间序列的一些统计性质。 尽管变换了概念，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危机是不可消除的。这一点凯恩斯的认识远较西方其他主流经济学家清楚：“要想使我们的说明符合要求，被我们称之为经济周期的另一特点必须加以解释，即解释危机的现象。”(61)在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崩溃的情况下，不仅诞生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而且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一度成为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同样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社会的变化使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成为了主流，90年代的苏东剧变更加剧了西方经济学家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很多人都相信经济周期已经被终止了。“我们深信通过精明的政策和新技术，包括更好的通讯和存货控制方法，经济周期被征服了。”(62) 但2007年从美国爆发，2008年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这一切都还没完。人们对这次危机的根源已有了充分的认识。我们关心的是，一般均衡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核心内容，它反映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信仰，而这场危机使“人们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仰（belief）存在崩溃的风险。”(63)作为社会经济制度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我们该如何评价一般均衡理论？我们的观点或许同当下的中国经济学界主流不同，那就是：为我们所用的不在其基本原理，而在一些实用的地方，如数据的搜集，建模的技术等。 一般均衡理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石和内核。其地位相当显赫，以至于不少人认为，一般均衡学说被简单地等同于一条准绳，人们用它来判断或衡量其他任何经济理论是否可以成为一种特例。(64)整个西方经济思想史似乎只是一条逐渐发展并巩固这一理论的道路。人们遵循这一道路，在阐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时，认为他们所研究的经济学问题就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运行。这只手不仅能够确保经济体足够规律地运行，而且它还能保证趋向均衡这一系统性趋势的存在。在均衡的情况下，哪怕存在着众多商品和众多经济行为人，每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之间仍然可以达到完全相等，即市场是“出清”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一般是授予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方法或理论应用等方面取得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其中给一般均衡领域的奖项最多，这反映了评奖委员会对该理论的偏爱。如1970年保罗·萨缪尔森，因其“发展了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获奖；1972年肯尼斯·阿罗和约翰·希克斯，因为他们对“一般均衡经济理论以及福利经济学的贡献”获奖；1983年热若尔·德布鲁，因其对“一般均衡理论以及在一个抽象经济中存在一般均衡均衡条件的理解”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奖；1988年莫里斯·阿莱，因其“依靠严谨的数学模型有可能研究在一个由独立的消费者们和生产者们作出分散决策的经济中达到社会效率、均衡和稳定”获奖。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学院阿萨尔·林德贝克教授认为，这些获奖的“经济学家们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贡献大大地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经济结构，使得模型之间有了比较正式的区分，也使得决定经济体系的稳定性、效率、均衡，以及协调性的不同方面有了区别”。(65)经济学家们的杰出工作也使得一般均衡理论成为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方法。不仅如此，他们用数学方法证明了市场经济中的的任何经济状态是一个最大效率状态。反之，任何一个最大效率状态都是市场经济中的一般均衡状态。由此，一般均衡理论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体系最完善、论证最严谨、应用最广泛的“基础科学”。 让我们回到前面英国女王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能够预见到此次金融危机？这个问题貌似简单，实则含义深刻，它关系到我们对一个理论的评判标准问题。好的理论不但要能解释问题，还要能预测问题。世界经济发生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而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石的一般均衡理论既不能解释，更不能预测，因此它不可能是一个科学的理论，是一个应当抛弃的无用的经济学范式。 还是回到贝克豪斯吧。他认为一个好的理论应当具备逻辑一致性、与事实保持一致性和成功预测三方面的特征。(66)若以此标准来检验一般均衡理论，我们发现，其之所以不能成功预测此次金融危机，实在是因为它为了追求逻辑一致性，忽视了经济学的人文精神，用高深的数理表达，精巧的建模技术，严格的前提假定，使经济学逐渐脱离了经济现象发生的政治、历史、文化、伦理等人文因素，用理论来裁剪事实，丧失了理论与事实的一致性，故不但不能解释现实，更无法预测未来。 （一）一般均衡理论数理化过程中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 德布鲁在其诺贝尔奖获奖演讲中说：“当代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发展以瓦尔拉斯作为它们的出发点，但是瓦尔拉斯的有些思想有很长历史，包括亚当·斯密的深刻见解。斯密的思想，一个经济的许多主体作出独立决策，并不创造极端的混乱而实际对产生一个社会最优状态作出贡献，这就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真正科学问题。”(67)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给阿莱颁奖时也认为，“阿莱的出发点是亚当·斯密在1776年所著的《国富论》中最初陈述的关于市场系统如何动作的一些重要直觉。按照斯密的意见，消费者和企业以他们自己的利益行动，与一切经济决策是协调的事实之间没有矛盾。这是依靠一个运作良好的价格系统‘看不见的手’创造均衡的”。(68)不可否认，这确实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一种片面解读。但我们不要忘记，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位道德哲学教授，在《国富论》出版之前，就已出版了《道德情操论》（1759）。且在《道德情操论》开篇就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69)但斯密经济思想的利他（同情心）元素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渐渐地抛弃了。在数学建模时，他们找到的是斯密《国富论》中的利己心，并将这种元素抽象为经济人，作为他们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70)因为，“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71)“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他所盘算的也只是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许多其它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72) 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人的利己与利他两种属性是有机统一的。但在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过程中，经济人的利他属性被抽去了，而利己属性则发展到极致。这是因为，“西方世界的经济学，总是被同时代西方对自然界的理解所奴役，自然科学方法的理想形象在塑造经济理论中的经济行为人的形象中，仍然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将经济人的利己属性作为理论演绎的逻辑出发点，而“逻辑的含义被解释为数学公理化”。(73)这里的经济人只是一个有理性、会算计、有创造性并能获得最大收益的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有预测将会发生的每件事和有选择最优行动方式的能力”。(74)这种最优行动即最大化利益行为。在主流经济学中，经济人要扮演两个角色：消费者和生产者。作为消费者，要追求效用最大化。为此，要叙述消费者偏好，在偏好是完全的、可传递的、所消费的商品都是好的基本假定条件下，用无差异曲线来刻画消费者的偏好；要“写出”效用函数，阐述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在给定收入约束的情况下论证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此要测度各种成本，给定生产函数，推导成本函数。在技术约束的条件下，论证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于是，企业被简化为生产函数，消费者则被视为效用函数。在制度外生给定的条件下，优化行为是无处不在的。“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均衡幻想，是有正斜率的供给曲线和负斜率的需求曲线唯一相交为特征的自稳定设置。它保证了均衡的唯一性。它可以从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体中通过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最优化推导出来。”(75)问题是，“人的行为远比经济学家模型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括的内容更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76) 剥离了经济人的利他属性，虽有利于进行数学演绎，但由于丧失了经济学的人文性质，使经济学逐步走上与现实脱节之路。因为就经济学而言，它必须满足逻辑性与经验性兼而有之的特征。仅有逻辑检验和演绎并不能保证经济学的科学性，它还必须能够进行经验检验。新古典经济学在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过程中，将人类行为发生的其他场景都抽去，仅保留一个狭窄的自利偏好，当然不能给出人类行为的合理解释，这是与事实不一致的。 （二）一般均衡理论证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描述竞争的市场如何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时，“通过让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决定所有的价格和产量，市场机制同时解决许多相互依赖的生产什么、如何和为谁的问题。这样一系列相互依赖的均衡价格和产量就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市场的一般均衡。在这里就好像在许多不同市场上，有着许多同时行动的拍卖者，每一个市场都达到了供给和需求曲线的均衡点。”(77)如前所述，作为经济人的消费者，其目标是追求效用最大化，但要面临个人收入预算的约束。然而要追求最大化效用，势必要追求收入最大化，这也是一种市场竞争行为，必然要与其他经济人的行为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以同时达到所有市场的均衡。在给定收入预算约束的条件下，则无疑限制了竞争。若“此时再分析商品市场的竞争无疑是在不允许竞争的条件下研究竞争，如此将收入最大化与消费效用最大化分离，将个人行为孤立化、封闭化，使理论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78)也就是说，在假定收入均衡，同时也就等于假定了消费效用均衡的前提条件下再来分析消费效用最大化。这种论证过程的内在逻辑就是以均衡为前提演绎均衡的结论，即以均衡达到均衡，根本就没有逻辑证明。 一般均衡理论的源头虽可上溯到亚当·斯密，但什么是斯密思想中的真实的均衡含义呢？斯密本人在《国富论》第七章“论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商品通常出卖的实际价格，叫做它的市场价格。“每一个商品的市场价格，都受支配于它的实际供售量，和愿支付它的自然价格（或者说愿支付出售前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劳动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人的需求量这二者的比例。愿支付商品自然价格的人，可称为有效需求者，而他们的需求，可称为有效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也许使商品的出售得以实现”。(79)可见，供求均衡是以有效需求作为前提的。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则不在有效需求之列。“一个贫民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有一辆六马拉大车的需求，他这种需求不是有效需求，因为那马车绝不是为要满足他的这种需求而送往市场出售的”。(80)斯密在论价格的均衡时，始终是以市场上商品的供售量与有效需求的对比来加以论述的。也就是说，所谓“市场的均衡，并不是所有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均衡，而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均衡”。(81)斯密的思想非常深刻，这应该是凯恩斯后来“有效需求”不足论的最早萌芽，非均衡理论也应该在这里找到它的源头，尽管斯密在这里并没有使用“均衡”这样的词语，但均衡的含义昭然若揭。 在阿罗·德布鲁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过程中，消费者之所以能进行最优消费，是因为其掌握的财富由两部分组成：初始持有及各生产者分给他的利润份额。相信这是为了得出均衡的必要收入条件。问题是，这不是西方社会生活的真实分配情况又为了得到均衡的稳定性，需要“假定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假定，富人和穷人之间，即使来自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中间，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82)这就把作为消费者的经济人抽象为同质的人了，但贫富之间隔着收入的巨大鸿沟，假定偏好一样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真正逻辑是财富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因为人类进入信息社会而消失。“截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如果将通货膨胀考虑进去的话，普通美国人的工资在30年内几乎没有任何上涨。”“2007年的美国经济要比30年前强大得多。如果经济发展的收益能够均等地在美国人民中得到分配，那么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将会比同期富裕60%。那么，这些收益所去何方？”原因是，在1928年到2007年，流入1%最富裕的美国人手中的财富都达到了顶峰，超过国民总收入的23%。同样的现象在0.1%最富裕的人口中（2007年时为13 000户家庭）也得到了体现：他们手中握有的财富在1928年到2007年同样达到顶峰，超过国民收入的11%。(83)这才是真实世界中美国资本的分配逻辑，它远没有阿罗—德布鲁定理中的生产者向消费者“分配”利润的和谐。唯其如此，我们也才能明白：按照一般均衡理论，是不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当然也就谈不上预测危机。 （三）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复活是基于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信仰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取代了凯恩斯主义一跃而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性预期和为宏观经济学重建微观基础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旗帜。卢卡斯的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尤金·法玛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EMH），这是一个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标准处理方法针对资本市场均衡所得出的概念。理论上，股票价格完全反映所有信息应当是一个均衡调整的结果。由于有效市场假说新古典的均衡分析性质，因此它同大多数新古典分析模型一样，描述的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结果，而且这个均衡是在瞬间实现的。从边际角度看，由于所有投资者都在利用他所掌握的边际信息从市场获利，在“无摩擦”的交易市场假定前提下，均衡的结果是边际利润为零。这也是芝加哥学派大师弗里德曼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一篇文章的观点，即理性的套利者能够将非理性的（制造不稳定的）交易者逐出市场，于是市场竞争中能生存的只有理性交易者。(84)这也意味着，周期运动和不稳定结构在竞争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种市场竞争过程中对赢家策略的模仿能在瞬间把边际利润拉到零的假设存在着几个基本困难，低买高卖的战略只有在投资波动的转折点是可以精确预测时才有效，但时间测量的误差和频率测量的误差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两者是不可能同时测准的；另外从时间序列分析的复杂性来源看，既有不完备信息（有噪声和时间滞后的），又有相互冲突甚至是歪曲的信息模糊，更有不可预见的事件（如金融危机和结构变迁）等，这些复杂性都增添了模仿策略的难度。换言之，有效市场假说没有定量分析的依据。 卢卡斯建立在萨缪尔森迭代模型基础上的岛屿（孤岛）经济模型，是一个把复杂的多体问题转化为代表者（representative agent）模型的经典例子。当经济里有三个或更多参与者的时候，社会可能产生多种均衡和动态演化。不同个体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使整体必然大于部分之和，这些非均衡现象超越了均衡理论的传统视野。在卢卡斯的岛屿经济模型里，经济运行是受到产品需求冲击的，但各需求冲击的均值为零。这个经典例子是在告诉我们：大规模相关的价格运动，如繁荣和萧条的周期动荡或金融危机是不大可能产生的。这也是在说，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预期的精髓是市场运动存在唯一稳定的均衡。这是阿罗—德布鲁定理的又一个现代版本。 一般均衡理论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基石和核心。它自身没有为危机的发生提供解释机制，何谈危机的预测。因提出了动态一般均衡理论（DSGE）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基得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怀疑过：“存在经济周期吗？”(85)因为经济周期一词是一种不幸，(86)他们宁可说经济周期现象。因为经济周期现象不过是刻画一组重要的宏观经济学总量时间序列的一些统计性质。主流经济学家们大多相信，经济周期已被终止了。“我们深信，通过精明的政策和新技术，包括更好的通信和存货控制方法，经济周期被征服了”。(87) 但经济危机还是不期而至。当年凯恩斯就远较西方其他主流经济学家清楚：“要想使我们的说明符合要求，被我们称之为经济周期的另一特征必须加以解释，即解释危机的现象”，而2008年的这场危机使“人们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仰（belief）存在崩溃的危险”。(88)对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而言，是到了抛弃均衡幻象，打开新视野，接受其他新思想的时候了。 ①吴易风：《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7月，第103页。 ②转引自《社会科学报》2009年4月9日。 ③罗德·希尔：《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荒谬》，夏愉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④熊彼特：《熊彼特选集——对十大经济学家的评价》，秦传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页。 ⑤N.Mankiw Gregory,"The Macroeconomist as Scientist and Engineer",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0,no.4（Fall 2006）,pp.29-46. ⑥Blanchard,Olivier,"The State of Macro",NBER Working Paper 14259,August,2008. ⑦斯诺登等：《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苏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8页。 ⑧转引自方福前：《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 ⑨哈尔·瓦里安：《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董晓远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12页。 ⑩Caballero,Ricardo,"Macroeconomics after the Crisis:Time to Deal with the Pretense of Knowledge Syndrome",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4,no.4（Fall 2010）,pp.85-102. (1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9页。 (1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0页。 (1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2页。 (1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4页。 (15)王宏昌，林少宫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讲演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64页。 (16)《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628页。 (17)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8页。 (18)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87页。 (19)阿列桑德洛·荣卡格利亚：《西方经济思想史》，罗汉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329页。 (20)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敏锐地抓住了这点，深刻地阐述了货币的非面纱或非中性特征。 (21)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404页。 (22)参见史树中：《数学与经济》第三章，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2-146页。 (23)王宏昌、林少宫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讲演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67页。 (24)王宏昌、林少宫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讲演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67页。 (25)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页。 (26)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92页。 (27)Hicks J.R.,"Mr.Keynes and the Classics: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Econometrica,vol.5,no.2（Apr 1937）,pp.14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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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布赖恩·斯诺登等：《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苏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35页。 (44)V.V.Chari,"Nobel Laureate Robert E Lucas,Jr.:Architect of Modem Macro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2,no.1(Winter 1998),pp.171. (45)Charles R.Nelson and Charles I.Plosser,"Trends and Random Walks in Macroeconomic Time Series:Some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10,no.2(Sep 1982),pp.139-162. (46)Paul Krugman,"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6,2009). (47)N.Gregory Mankiw,"The Macroeconomist as scientist and Engineer",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0,no.4(Fall 2006),pp.29-46. (48)Paul Krugman,"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6,2009). (49)谢拉·C.道：《经济学方法论》，杨培雷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4页。 (50)N.Gregory Mankiw,"The Macroeconomist as Scientist and Engineer",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0,no.4(Fall 2006),pp.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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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Kydland,F.and Prescott E.,"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Econometrica,vol.50,no.6(Nov1982),pp.1345-1370. (86)Prescott,E.,"J.M Keynes and the Real Balance Effect",The Manchester School,vol.54,no.1 (Mar 1986),pp.22-30. (87)Daron Acemoglu,"The Crisis of 2008:the Structural Lessons for and from Economics",MIT Working Paper,January 6,2009. (88)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北京：2004年，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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