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对《民主与法制》爱得太深
赵国培
1979年，我28岁，揪着“青年”的尾巴，还是一名共青团员（第二年就超龄而退）。
在实际教学中，以统一的分数线作为所有人的目标是不切实的，进步是相对的。因此，教师应引导不同层次的学生制定不同层次的目标，让更多的学生获得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就在这一年八月，对于我这个一有点闲工夫，就手捧书报读得如醉如痴的“文学青年”来说，发生了一件天大的喜事：我国第一本面向全社会各阶层的面目一新的刊物——《民主与法制》横空出世，与读者见面了！
近年来，浙江省金华市人大常委会探索开展财政专项支出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先后完成了保障性住房建设、科技创新支出等6个项目的第三方绩效评价，今年又开展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补助等4个项目的第三方绩效评价，取得了良好效果。今年8月，该项工作获评“浙江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奖”提名奖。
那时候，我常跑书店、邮局，原因无他：蹭读、选购文学类书刊。一位与我很熟的邮局师傅热情推荐说：“上海新出了一本法制类刊物，政治性、知识性、趣味性应有尽有，值得一看。换换口味，来一本吧！”
就这样，我结识了还散发着墨香的《民主与法制》创刊号。刚一翻开，就被深深吸引了：雅俗共赏，老少皆宜。文字质朴、语言活泼自不待言，更重要的，它向读者打开了一扇窗：普及法律知识，破解涉法难题。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刚刚步入改革快车道的国人来讲，有着太多太多的新鲜感，有着太强太强的吸引力了。用“排头兵”“领头雁”来比喻它，可谓恰如其分、名副其实。再往后，一马当先，万马奔腾，雨后春笋般，全国各地涌现出多少法制类报刊？而哪一家，不尊它为“老大哥”呢？
我年过花甲，仍能发挥余热，为这本陪伴了自己四十年的刊物，出力加油，添砖加瓦，怎能不百倍珍惜？同时，为工作需要，不断向“杂家”进军。业余时间里，远离烟酒，不沾麻桌、牌局，多读书，勤翻报，搜百度，查资料……不断充电，日积月累，提高自身。另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决不会不懂装懂，没有十成把握，又一时无法核查，就及时反映给责任编辑或值班主任，将任何一点可能出现的纰漏，消灭在萌芽状态。总之，用刘总编辑常常叮嘱的那样，时时激励自己、敲打自己：认真认真再认真，仔细仔细再仔细！
这本刊物大受欢迎的原因，人们常常用“三个真”来概括：真好看、真解渴、真管用。一位农民兄弟告诉我，他们家和邻居，因为宅基地纠纷，好多年一直别别扭扭、疙疙瘩瘩。在一次争吵中，甚至都抄起了家伙，要动手干仗了。“正是常看《民主与法制》，我懂得一些法律知识，说服了双方，走法律程序，问题才得到了圆满解决。要没有这本杂志，得惹多大麻烦，捅多大娄子啊！”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五花八门的刊物中，《民主与法制》《法律与生活》《故事会》销量排名前三。而冠军，《民主与法制》则当仁不让。有时候，带得少了，没买到的人还一个劲儿抱怨。我一边满脸带笑赔不是，一边信誓旦旦保证下次多带，并且满口答应给老主顾留几本，决不让铁杆读者“缺粮断顿儿”。这才阴转晴，皆大欢喜。
用如履薄冰、如临大敌来形容我的“战时状态”，一点都不夸张。但是，虽然尽职尽责，每期都能发现一点问题、纠正一些偏差，却有时也出现“漏网之鱼”，让一些不可宽恕的谬误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掉。尽管刘总编辑及其他领导、编辑（大多很年轻）并未过多过深指责，可自己这一关，绝对过不去啊！悔恨，痛心，反思，总结……更倍加小心。双眼近乎零距离紧贴纸面（本人乃高度“进士”，读写时又不喜戴眼镜），一字字，一行行，专心致志，不敢有丝毫懈怠、丁点马虎。哪怕似乎无足轻重的标点符号，也力求完美无缺、无懈可击。
我常暗想，只要能够继续得到信任，只要身体和视力允许，自己就不遗余力，一天天信心满满地全身心投入下去！我十分崇敬的文坛老旋风张中行前辈直到八十多岁，还坚守岗位，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事无巨细，一丝不苟，“严防死守”。真是我的榜样啊！
2004年，亦师亦友的散文作家李明信老兄，调任《民主与法制》总编辑。他交给我一项光荣任务：付印前通读，为该刊把最后一道关。此时，我已经在法制日报社总编室检查科，上了整整十年夜班，干的正是这一行——“捉字虫”，咬文嚼字，纠错堵漏，积累了一点经验，掌握了一些技能。力所能及，为自己心爱的读品，锦上添花，求之不得。而且，“荣任”名正言顺的第一读者，先睹为快，何乐不为？
>>作者在《民主与法制》的工位
1984年，我从工商局领取了营业执照，干了整整十年书刊经营业务。除了主要跑学校及企事业单位、登门服务外，我还经常到附近几所中学及农村集市摆摊儿。
就这样，从月刊、旬刊、半月刊，一直到现在的周刊，一晃十五个年头过去了，我踏踏实实为《民主与法制》工作了整整十五个春夏秋冬。我是甘当“绿叶”、喜做“无名英雄”的，而且本职也确确实实是堵漏洞、打补钉的小打小闹“小儿科”。但明信老兄退休后，开明、大度的律界大咖、媒介大鳄刘桂明总编辑执掌帅印以来，还在版权页上，加注了“审读 赵国培”五个字。这在我心目中，何等荣耀、何其神圣！这比得到一笔高额稿费或征文奖金，更有意义更有含金量啊！这不仅是对我默默付出的理解、认可，更是极大的鼓励、鞭策。因此，我更加战战兢兢、小心翼翼。
史诗，作为蒙古民间文学中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流传的地域广，时间长，与社会各阶层人(包括说唱艺人、观众、听众)接触面积大，必然会出现同一部史诗有多种文本的现象，各种文本所呈现出的宗教思想是错综复杂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对此认真、客观地加以研究，切忌只抓一点不计其余的片面做法。我要重视外来文化的影响，同时更不可忽视本土文化的传统。无视或夸大外来文化对蒙古史诗的影响都是要不得的。
日前，遇一多年未见文友，其单刀直入：“贤弟告老还乡、诗茶为乐了吧！”
“哪里哪里！”我据实相告，和盘托出，“舍不得下岗啊！首先是仍然与一辈子喜欢的文字打交道，其乐融融。其次，岗位是爱了四十年，又耳鬓厮磨、朝夕相处了十五个春秋的《民主与法制》，是我精神生活的重量级伴侣啊！一句话，我爱它爱得太深太深！”
而对于种种技术的发展，就应深入考虑虚拟图像业、人工智能等多领域的发展，以及其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还应注重这种新型的视觉、感觉工业化，即一个综合知觉的真正市场的建立，还有它所暗示的伦理问题。不仅有控制与监视的伦理问题，还暗示着一种狂热的“迫害”，而且尤其是这种观点二分的哲学问题。这种技术对于环境知觉等的分割，即是生命体、活主体与非生命体、客体、视觉机器之间的分割。这便是源于维利里奥的术语“技术性假肢”，一系列的“技术性假肢”使得技术向人类身体内部“植入”，如同常见的网络游戏、手机等，我们已经无法摆脱他们对于我们的控制，这就是技术对于人的重构和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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