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理论述评及CPMC的提出和初步验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创造力论文,理论论文,CPMC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旨在尝试提出一种新的创造力模型——创造力的文化金字塔模型(CPMC，Cultural Pyramid Model of Creativity)，来继承以往国际上创造力模型或理论的优势，并弥补已有研究的不完善之处。本模型的最初提出和部分验证是在作者于柏林自由大学所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中[1]。在介绍新的理论之前，有必要对国际上已有的创造力的主要理论做以介绍和评论。
1 创造力的八种理论述评
虽然哈佛大学的Amabile一直呼吁并致力于“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提出了创造力的成分模型(componential model)，以其作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研究创造力的理论基础，但是该模型仍然主要是以个体的具体心理机制为导向的[2，3]。在该模型中，她认为创意产品的诞生至少必须依赖三个基本成分：领域相关技能(domain-relevant skills)、创造力相关的技能(creativity relevant skills)和工作动机(task motivation)。事实上，这两种技能和一种动机，都是个体心理机制层面上的成分。可能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缺陷，在1996年，她修正其成分模型并加入“社会环境”的成分[4]。她强调支持的社会环境会直接影响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及统合外在动机(synergistic extrinsic motivation)，进而影响创造历程。但是，社会环境本身是分为不同层次的，这不同层次的社会环境如何影响到创造的历程，在Amabile那里并没有明确阐述。同时，她把动机作为影响创造力的核心个人特质，并强调上述两种技能的作用，这就忽略了智力、知识、情感、认知风格等其他个人特质的作用。这一方面在Sternberg等人的理论中得到了完善。
Sternberg和Lubart提出了一种创造力的投资理论(investment theory)[5，6]。该理论认为，为获得创造力，个体必须买低卖高(buy low and sell high)。这些个体投资的对象不是股票或钻石，而是观念。创造性个体追求新异与超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当前可能并不受欢迎(买低)，一旦这一观念得到大家的喜爱，他们便让别人去追捧，以增加创意产品的可能性(卖高)，之后个体又转向其他新的观念。投资理论认为有六类相互作用的资源会影响创造性的表现：智能(intellectual abilities)、知识(knowledge)、思考风格(thinking styles)、人格特质(personality)、动机(motivation)和环境(environment)。这应该算是一个“买低卖高”的理论，因为提出者使用的是隐喻的方法，把创造力与投资相类比，理论的框架也比较全面，六类资源涉及到了个体心理机制的各个方面，又包含了环境的因素。但是，这几种资源相互作用的方式是怎样的？每种资源的作用在创造力的发展和表达过程中是一样的吗？环境对于其他五种资源及创造力的影响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这些问题在Sternberg等人的理论论述和后来的研究中一直没有给予很好的解释。
最近，Sternberg等人另辟蹊径，进一步划分了创造性贡献的类型，探讨了八种类型的创造贡献，即重复(replication)、重新定义(redefinition)、向前推进(forward incrementation)、超前的向前推进(advance forward inerementation)、改变方向(redirection)、重构/改变方向(reconstruction/redirection)、重新开始(reinitiation)和整合(integration)，进而提出了创造性贡献类型的推进理论(A Propulsion Theory of Types of Creative Contributions)[7]。其实，这是从产品特性角度提出的创造力理论，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里面，早就有这样的论述。所以，对于理解创造力形成机制本身的新贡献是有限的。
Simonton从传记研究的角度，首次利用历史测量学的方法研究了科学创造人才，进一步完善了Gruber和他的同事们提出的创造的进化理论[8，9]。该理论认为创造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科学创造必经的两个阶段分别是盲目变化和选择性保存。在盲目变化阶段，创造者产生了丰富的观念，创造者刚开始并不知道哪一个观点会得到最大的发展，而在选择性保存阶段，创造主体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深入研究保留一些观点，而拒绝另外一些观点，使最适应的观点保留下来，其余那些观点则被淘汰，这也就是知识进化角度的“优胜劣汰”[10-12]。在盲目变化阶段，创造者真的是“盲目”的吗？很明显的是，用这样的理论来解释创造力的心理机制是相对粗糙的，这也就是历史测量法受到一些创造力研究学者质疑的原因之一。
Feldman是一位典型的持发展观的系统论者。作为系统论者，他认识到要有高水平的创造力，交互作用不可或缺[13,14]。他列出了七个可能影响创造力的维度：一是认知过程；二是社会和情感过程；三是家庭方面——成长过程中的和当前的；四是教育与准备——正规的和非正规的；五是该领域的特性；六是社会文化情境方面；七是历史的力量、事件与趋势。Feldman批驳了认为创造力是以独特方式使用普遍认知能力的过程，而强调顿悟和无意识在创造性过程中的重要。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三成分的创造力模型。第一种成分是“随意处理真实事物，且大多数是在潜意识(前意识或无意识)的情况下”的自然心理倾向。这一倾向构成了转换过程的基础。其次，Feldman认为创造力的根源在于“对某些真实事物作出积极改变的意识需求”，第三个成分是他相信先前的创造性努力会激发新的创造性努力。他强调正是创造性努力与其他人的产品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得潜意识转换的成果可以进入每个人的意识之中。但是，他没有阐明上述七个维度是如何影响创造力的，前两个维度是个体的心理特质，后五个维度是环境的维度，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如何也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同时，我们也很难看出前面所述七个维度与后面创造力模型中三成分之间的关系。
Csikszentmihalyi提出了一个创造力的三叉系统模型(three-pronged systems model)，包括个人(the person)、学科领域(the domain)与工作领域(the field)三个方面[15]。他认为创造力不是独特人物或产品的某种特征，而是个人、产品和环境互动的结果。在此模式中，个人从所处文化中获取的信息会产生一些变异(variation)，而这些变异的产生可能源自个人认知的变通性、动机或是不寻常的生活经验。Csikszentmihalyi认为创造力必定是在某个特定专业领域中所产生的，创意的产生需要以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为基础。此外，一个“工作领域”(field)或一个特定领域的社会结构有变异性的存在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此领域的成员可能影响此领域的社会结构。然而，Csikszentmihalyi没有说明学科领域与工作领域的相互关系如何。他认为工作领域属于社会系统，而学科领域属于文化，社会系统和文化是分离的吗？如果是，在什么意义上？此外，他认为遗传素质与个人经验是个人维度下的两个方面，而在这其中各种心理与身体特质的关系也是应该予以详细探讨的。
Gardner在Csikszentmihalyi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创造性互动观(interactive perspective)，突出个体(individual)、他人(other persons)和工作(the work)三者间互动的重要性[16]。“工作”指的是学科领域当中的相关象征系统。在儿童期，影响个体创造力的“他人”主要指的是家庭和同胞，当成为某一个领域中的专家时，影响个人创造力的重要“他人”主要是竞争对手、评判者和同行中的支持者。很明显地，他没有细致地说明于创造性而言，这里的“个体”究竟有着怎样的含义，而他人和工作之间，也可能存在着联结，这二者在个体创造力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方式究竟是什么样的，如何理解非直接接触的他人，比如媒体等宣传系统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作用？
台湾学者叶玉珠认为创造力是个体在特定领域中，产生一个在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具有“原创性”和“价值性”的产品的历程，也就是说创造性产品是个体的知识(包括经验)、意向、技巧/策略与环境互动的结果，并提出了“创造力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式”(The ecological systems model of creativity development)[17]，模式中包含小系统(microsystem)、中系统(mesosystem)、外系统(exosystem)及大系统(macrosystem)。模式中的外系统指的是与个体工作有关的组织环境(包含个体所处的组织环境与专业领域的社会组织之中的人、事、物)，此系统会与小系统产生互动而影响创造历程及创造性产品的产生。这个模型的主要参照来自Wallas于1926年提出的创造过程的四阶段理论和Bronfenbrenner于1979年提出的生态系统论，是这两个理论的一种整合的尝试，但是这一解释框架是研究者针对科技资讯领域提出来的，还没有实证的研究来证实这个模型。同时，在小系统之中，有哪些个人特质影响到创造的四个阶段，是如何影响的，这一点需要详细说明。此外模型只是展示了大系统对其他系统的影响作用，如何理解其他系统对大系统的反作用，这一点也是需要做出解释的。
2 创造力的文化金字塔模型
以上一共介绍了八种主要的创造力的相关理论或模型。其中，前七种是由来自欧美国家的心理学家发展的，最后一种是产生于台湾的理论。在对每一种理论的分析中，我们都可以看见它们的独特贡献和不完善之处。在我们新近发展的创造力的文化金字塔模型中，我们试图去进一步推进对创造力及其形成机制的理解。这一模型的图示见图1。
图1 创造力的文化金字塔模型
如图所示，该模型包括两大部分，即创造力金字塔和文化球层。内部的四面体是创造力金字塔，在塔的顶端是创造力，下面的三个基座分别是身体、心理和精神，塔形结构要表明的是，身体、心理和精神三个因素会直接影响到创造力的生成和表达；金字塔的外部是文化球层，这个球层一共分为由里到外的三层，分别是个人层面、关系层面和群体层面，越往里，文化对个体的影响就越直接。这个模型想要表达的一个基本含义是创造力的发展是创造性的心理、身体和精神与创造性的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缺少了任何一环，创造力的发展和表达都会受到阻碍。对于模型中的各个成分，接下来分以述之。
创造力金字塔
学术界一般认为，创造力指的是人们产生出让一组人评价为新颖和有价值产品的能力[4,18-21]。在本模型中，我们采用这一定义。
在本模型中，身体指的主要是创造力发展和表达的生理基础，主要涉及脑、动手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体力(耐力)等。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脑的功能会影响创造的表达和创新。无论是大脑皮层，还是小脑的发育情况都与创造力和创新密切相关。近期的研究也表明，工作记忆、大脑皮层和小脑的合作是创造力和创新的产生基础[22]。无论是科学创造力，还是艺术创造力等其他创造力的发展和表达过程中，动手能力(实践操作能力)都是很重要的，是创意产生、保持和实现的主观条件，而体力则让创造主体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力来完成大量细致的探索和实验。所以上述三个因素组成的身体因素是创造力发展和表达的生理基础。
本模型中的心理因素包括智力—知识部分和心理动力部分，是创造力发展和表达的心理基础。智力—知识部分包括智力、创造相关的知识和创造相关的技能三个部分；而心理动力部分则包括人格、动机和情绪。无论是通过传统的智力测验法，还是通过历史测量法，以往的研究大都发现，中等程度以上的智力水平是高创造力表达的必要条件，但二者并不总是呈正相关的[23，24]。同时，任何领域的创造都需要创造者对该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做充分的掌握和娴熟的运用。如果说智力—知识部分是创造力发展所需的“硬件”基础，心理动力部分则是其“软件”部分。在上文介绍中我们已经知道，Amabile尤其强调动机的作用，Sternberg等人则强调人格特质的作用。对于情绪的作用，Csikszentmihalyi提出“酣畅”(flow)的概念，认为积极的情绪状态有助于创造者打开思路、产生创造性的观念。创造力发展和表达的心理因素在以往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1980年代以前，有大量关于创造力与智力及人格等心理因素关系的研究问世，Barron和Harrington曾经在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有过一篇综述在总结此类研究，题目就叫《创造力，智力及人格》[25]。
在本模型中，精神因素包括宗教、类宗教的体验、审美体验和道德因素，这一因素是创造力发展和表达的精神基础。这些体验是哲学、科学和艺术创造力的灵感来源，并为创意的表达提供新颖的方法。这种体验使创造者感觉到客观世界是有秩序的并能为个体所认识、描绘和重新建构，也使创造者对于其本身的追求有一种效能感和使命感。此外，创造力的精神因素是解放潜意识的必要条件，对于想象、直觉和灵感等有促进和激发作用。
相互作用
上述身体、心理和精神三个创造力的基础因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的，通过相互作用，会使创造主体具有一个适当的生理、心理和精神基础去实现其创造性的想法。当然，这些因素还同时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
文化球层
文化球层指的是创造力发展和表达的社会文化基础。我们把文化球层分为由内到外的三层，依次是个人层面、关系层面和群体层面。对于这种关于文化层面的分类，我们参照了早期Hofstede关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研究[26]以及后来其他学者对于文化分类的研究[27,28]。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区分已经成为一种相对基础的衡量尺度，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在一些西方文化，如美国文化中，人们将主要的自我概念定义为个人导向和分离于其他人的；相反，在一些东方文化，如日本文化中，人们将自我定义为与他人是相互依赖的，更加具有集体主义的倾向[29,30]。然而，也有一些学者针对这种不明了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结构提出了批评。比如，有研究表明，这种包罗万象式(catchall)的结构并不能涵盖文化差异的各种形式，Brewer和Gardner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架构，这个架构包含个体、关系和集体三个因素[27]。这个新的结构有助于清晰地理解以往关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使用这种新的理解文化层次的视角。
在文化球层之中，个人层面指的是个体的自我世界；关系层面指的是各种各样与个体发生直接人际关系的文化因素的总和，其中包括家庭，亲戚，幼儿园，学校，工作场所，是个体的生活世界；集体层面指的是与个体有非直接关系的文化因素，包括不同种类的组织、专业团体，媒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等。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影响的，个人层面在关系层面中生活、发展，同时受到来自集体层面的各种影响，在有些情况下，个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也会对关系层面和集体层面产生影响。
文化球层通过直接或间接(通过身体、精神和心理的中介作用)的方式影响个体或群体创造力的发展与表达，个体或群体也可能通过自身的创造性产品影响文化的演进。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卓越的创造力改变了整个文化的方向，例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关于计算机的思想等等。在文化球层的每一个层面都有三个特征可能影响个体或群体的创造发展与表达的水平，这三个特征分别是资源丰富程度，文化的宽松程度和文化的有序程度。所谓资源丰富程度，指的是该文化环境中可以为其成员利用的物质资源的丰富程度，宽松程度指的是该文化环境对于其成员思想和行为的容许程度，有序程度指的是该文化环境内制度、法律等的秩序状况。最适合创造力表达的文化类型是这三个特征的有机组合。
3 对CPMC模型的初步验证
在这一新的创造力的理论框架之下，我们近期完成了两项相关的心理学实证研究[1]。该研究由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资助。下面分别介绍研究的整体发现及其对创造力的文化金字塔模型的验证情况。
3.1 艺术创造力水平的跨文化比较
研究者选取了四组具有不同文化经验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这四组大学生分别是德籍白人大学生、德籍亚裔大学生、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国内大学生。其中，德籍大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中国国籍大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5岁；在亚裔大学生中，有1人为越南裔，其他均为中国人后裔；截止到研究实施时，所有德籍学生、中国国内大学生均无赴其他国家留学的经验，也就是说，他们都只有单一文化经验。
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了Amabile[2]和Ward[31]发展的用于艺术创造力研究的工具，包含拼贴画制作和画外星人两个分测验。先将此工具译为中文，再回译为英文，检查翻译的不恰当之处，修改译文，直到可以使用为止；对于德国被试，同样做此处理，从而使得中德两国被试在相同的任务之下表现出其创造力。
收集完所有参加实验大学生的艺术作品之后，逐一扫描所有作品，并制作为幻灯片文件。然后，另外招募三组大学生作为艺术作品评分人员，这三组大学生分别是德国白人大学生、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国内学生。在评分过程中，评分人员使用的工具为《艺术创造力评分表》，该评分表共包括八个维度，即创造程度，可爱程度，切题程度，技术水平，想象水平，艺术水平，精进程度以及综合印象。使用李克特7点量尺。
将上述评分结果输入SPSS统计软件，做统计分析后主要发现如下结果：第一，德籍被试的创造力得分高于中国籍被试(这里的高、低或相等都是指在统计学意义上，下同)；第二，在德籍被试内部的两个群体，即白人大学生和亚裔大学生之间，创造力得分没有差异；第三，在中国籍被试内部的两个群体，即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之间，创造力得分也没有差异；第四，上述三项结果，在三个评分组，即德国白人大学生、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国内学生之间是一致的。但是，中国大学生所评的分数都高于德国学生所评的分数，即德国学生在评价艺术作品打分时比中国学生的标准要高、要更苛刻。
从以上结果出发，我们试着做出如下推论：
第一，文化因素对创造力的影响可能是首要的，种族因素的影响可能很小。在本研究中，相对于中国国籍的大学生而言，德籍大学生的两个群体共享一种文化，即德国的文化影响，而德籍亚裔大学生与中国国内大学生具有相似的人种特征。所以，如果德籍亚裔大学生的创造力得分与德籍白人大学生的创造力得分没有差异，而德籍亚裔大学生的得分又高于中国国内大学生的得分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文化而非种族因素影响了创造力的发展。因为德籍亚裔大学生和中国国内大学生具有相近的种族特征，却在不同的文化之下表现出不同的创造力水平，所以可以得出上述文化影响的结论。如果与前述创造力的文化金字塔模型相对照，这里的文化应该是从文化的集体层面而言的，当然也会反映在关系层面和个体层面，从实验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文化球层对创造力的直接影响。
第二，多元文化经验影响创造力的效果是有条件的。在本研究中，只有中国留学生具有多元文化的经验，截止到研究实施时，他们平均的留学时间为20个月。这些留学生的创造力得分不仅不比德籍大学生高，也与中国国内大学生的得分没有差异，故而，多元文化经验不必然会导致创造力的提高。中国在海外学习的留学生数量是很多的，但由于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差异和个人性格的原因，许多留学生只愿意和本国学生交往，上课坐在一起、下课后一起回学生公寓，到周末的时候又聚在一起做饭、吃饭、打牌、看电视、聊天等等。此外，在研讨课上，不少中国学生不敢或不能积极地参与讨论、很少主动提问题。正是由于他们自身很难向来自其他文化的人敞开自己、走入其他文化，所以他们的多元文化体验不足以提升他们的创造力水平。德国的主流媒体《明镜日报》曾经刊发专文，名为《安静的中国人》[32]。文中说，虽然中国在德国留学的学生在所有外国学生中是最大的群体，但是他们如同背景一样在校园中穿行，多数中国学生不喜欢在Seminar上发言，而更喜欢安静地写作业。周末或晚上他们不与自己的德国同事去喝啤酒，而是喜欢与其他中国学生在学生宿舍内做饭聚餐。多数中国学生觉得与德国学生沟通难度很大……
第三，虽然中德两国的被试在创造力的表现上有差异，但来自两个国家的三个评分组在评判艺术作品的大方向上却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在关于什么样的作品是比较有创意、比较可爱等这些维度上，中德两国的被试具有相似的判断标准和审美倾向，只是在如何表达创意、如何使得作品新颖独特方面中国学生不如德国学生。此外，德国学生评分更苛刻，也折射出其有高于中国学生的艺术欣赏水平，这可能是由于受教育过程中相关的训练导致的，也可能是中德两国的被试具有不同的艺术思维方式。总之，这些课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3.2 一般创造力与组织创造气氛的关系
既然在宏观文化的集体层面我们发现了文化对创造力的影响，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影响是如何形成的呢？在中观或微观文化的关系和个体层面，这种创造力的表达是如何受到文化影响的呢？正是从这样的问题出发，我们设计了第二项研究。在这项研究里，我们的研究对象为取自江苏省的562名10至16岁的儿童和他们的110名教师。儿童的平均年龄为13岁，教师的平均年龄为27岁。
为完成本研究，参照国际通行的一般创造力测验工具[33]，我们首先编制了一般创造力测查工具——《北京创造思维测验》，该测验包括语文创造力和图形创造力两个分测验。统计发现，该测验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可以用作创造力的测验工具。所有的儿童都做这份创造力测验，其中语文创造力包括流畅性、变通性和独创性三个维度，而图形创造力则包括流畅性、变通性、独创性和精进力四个维度。对于这些儿童的教师，我们修订了台湾学者邱皓政编制的《组织创新气氛量表》(Creative Organizational Climate Inventory)[34]，使之适用于学校情境。这一量表包含7个维度，分别为组织理念，工作方式，资源提供，团队运作，领导效能，学习成长和环境气氛。该量表最初发展是用作评估企业的创造气氛的目的，经过改编后，可以用作学校这种组织的内部创新气氛的评鉴。将该量表施测于所有教师，所得数据结果即为该校组织创新气氛的衡量标准。
将所有被试的答题结果经过编码、统计之后发现如下结果：第一，这些儿童的创造力得分从10岁到16岁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年龄越大其创造力得分越低；第二，这些儿童的教师所体验到的学校组织创新气氛，也随着儿童年级的升高和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降低；第三，在儿童的创造力和学校组织创新气氛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
由以上结果，使我们认识到，创造力并不总是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人生经验的丰富而提高的。10岁到16岁，是儿童知识水平不断提高、人生经验持续增加的过程，其创造力理应是越来越高的，但是在本研究中其创造力的水平却逐年降低。一方面，可能创造力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知识、智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可能在教育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组织层面的因素影响、甚至阻碍了儿童的创造力发展，而本研究中的学校组织创新气氛，就是这样一种组织层面的因素，对应于CPMC，这种因素是属于文化的关系层面的因素。如果学校的层面没有一个良好的组织创新气氛，从组织理念、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等方面都保守地以完成教学大纲、让学生获得较高的考试分数为中心，教师的教学创意将无法展现，教师的这种对待创造力的态度和行为将会通过正规课程和非正规课程影响到学生的相关态度和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校的组织创新气氛与学生的创造力发展是紧密相关的。随着学生年龄的增加和年级的升高，升学、考试的任务越来越变成教育教学的首要任务，而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力的提升则受到忽视。
上面我们综述了国际上创造力的八种主要理论和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造力的文化金字塔模型，进而用两个研究初步验证了文化的集体层面和关系层面是如何直接影响到其成员创造力的。这是一个初步发展的模型，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变量关系，将来有必要通过更广泛的研究来验证这个模型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