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第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刘光论文,第新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界多年来有关刘光第的研究不多，专论多集中在参与变法维新一节，着墨于其变法思想及行动，侧重从政治的角度进行定位（注：参见苏全有、李波：《刘光第与戊戌维新运动》，《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2期；苏全有：《刘光第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倾向》，见网站http://wxbf.xiloo.com；苏全有：《刘光第“坐以待捕”的主观动因》，《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宋兴华：《从爱国走向维新：刘光第思想发展轨迹》，《重庆师院学报》1994年第2期；苏钟生、吴福文：《刘光第与客家祖地闽西》，《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此外有关刘光第的论述尚散见于一些专著和论文，只言片语，亦不脱前述范围。）。本文试图在较短篇幅内，在吸收现有成果基础上，以较宏观视角，从其性格、思想、人生选择三者的缠绕中，从内在与外在的互动中，剪裁出一个尽可能完整的刘光第。
一
刘光第（1859-1898年），字裴村，四川富顺人。1883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1888年起在京供职，1898年入军机，参与维新变法，政变被诛，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或由于少年贫寒家境及纷沓变故所投下的阴影，抑或因富顺一地偏据边隅，民风闭塞，故其性格中最明显的一大特点即是内向。梁启超称其“性端重敦笃，不苟言笑”（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6-437页。）；胡思敬称其“恂谨寡交，稠人广坐中，或终曰不发一言。官刑曹十余年，虽同乡不尽知其名”（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3页。）。
材料显示，刘光第这种内向性格中折射的更多的不是怯懦与卑微，而是一股扑面而来的傲气，他的高傲志节在其咏物诗中有较多体现，《看竹辞》一诗中有“春花繁艳不堪顾，夏木浓荫少情趣。俗肠江水浣不得，紫陌红尘久难住。忽闻胜地笋泥香，知有此君心便凉。虚心只合临睡照，高节讵肯随风扬。……有时偶动凌云心，引得南薰吹世界。……付之玩赏何足奇，风雅还能医俗士”，刘光第深与竹的清雅、虚心、高洁相得，曾语“此君（竹）即作吾师看！”（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4页。）与此相通尚有《黑竹》一诗：“幽壑极萧森，黑风吹日阴。全身异孤洁，晦迹并山林。自炼冰霜气，能虚铁石心。又元通众妙，坚忍绝窥寻。”（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0页。）这种傲气与内向熔铸成一种孤傲，所以他对很多酬接都持拒斥的态度，“礼亲王军机首辅生日祝寿，同僚皆往拜，光第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先生不贺”（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7-457页。），“官京师，闭户读书，不与时流所谓名士通，故人鲜知者”（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6-437页。）。孤傲带给刘光第孤独，但他显然并不以为意，反而怡然自得，“于南西门外僦废圃，有茅屋数间，篱落环焉，躬耕课子。”（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8页。）他的诗作也经常传达着对孤独的审美体验，意境悠远苍茫，如《独临宝见溪危石上小坐》中有“我心欢素闲，山灵助孤赏”（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0页。），《青水洋遇风》中又有“茫茫极六合，一鸥心自闲”（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6页。）。
其内向中还浸透一种坚毅、执著，他有时会倔强地以自己的理念行事，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韪，有丢官杀头的危险，亦在所不惜，颇具豪侠之气，无怪高楷称其“深醇坚定激发，有古烈士风”（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8页。）。戊戌变法时期，湖南守旧党曾廉曾上书光绪帝，以叛逆请杀康梁。光绪帝恐西太后见之有不测之祸，乃命谭嗣同上折驳斥。谭遂以百口保二人之忠。刘光第也认定康梁乃志士而非叛党，加之“君命不可违”的信条，竟主动具名，亦请先坐罪。使得素以任侠闻名的谭嗣同也“大敬而惊之”，须知当时西太后已动杀机，此举须弥天之勇（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6-443页。）。甲午事起，刘光第以为中国不利的一大原因是“权奸阉宦，俱是深结太后，以致大势不可为”（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5页。），上《甲午条陈》请西太后不再干预政事，引得堂官不敢代奏。其实刘光第这种气概，在一些生活小事里也可找到暗合之处。刘光第曾为疯狗所伤，乡人借厨刀削去伤口，围观者皆骇叹，而刘光第竟处之自若（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7-457页。）。
然而他的内向中又带有克制以及“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的理性色彩，他也并非一个时时处处直来直去，高自标持，不识时务的书呆子。早在二十四岁得中进士那年，面对升沉无定的宦海，刘光第就告诫自己须克制：“忍耐二字，真无穷受用哉！试观古来圣贤豪杰，大学问、大事业，何一不从忍耐中出。”（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页。）入官署后，也能放低姿态，处理好上下关系。在1889年给族人的信中，刘光第写道，“近将到京一载，……惟同司诸君颇能相谅。初亦怪我不谐俗，后见我……让功归过，且又虚心叩说，和衷办事，以故相安”（注：《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0页。）。在同年的另外一封信中，刘光第自述道，“胸中隐忧大局，偶闻一稗政，或见一坏举，便觉数日忧愤，耿耿于心”，但即便如此，胸中之事，仍“噤不敢告人”（注：《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刘光第集》，第200页。）。此外，刘光第虽然不喜酬接，以为“时事艰难，吾辈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注：《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刘光第集》，第447-457页。）。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与高官往还，以图升迁，他自己曾承认，“乌先生以第到京时土仪颇厚，故尤另眼看待……即可资其培植，超转无难”（注：《刘光第集》，第194页。乌先生即乌拉布，字绍云，满洲镶黄旗人。光绪八年任四川乡试主考，刘光第于是科中举，为其门生。）。哪怕振聋发聩的《甲午条陈》，吁请西太后不再干政一节，也实在徘徊隐晦，极尽委婉能事。
二
刘光第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从秀才、举人到进士，曾接受过严格而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他不可能脱离这样一个背景。其《坐拥》诗吟道：“坐拥书城大福缘，慧根灵种得修坚。……名教中多行乐地，吾生后落有情天”（注：《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刘光第集》，第399页。），思想显然不脱名教窠臼。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其忠君思想。他曾经在读书笔记说：“礼者，人情之祯干”（注：《刘光第集》，第169页。）。那么儒家君臣之礼他必是奉为圭臬的。浏览其私密文字，随手可得类似“我等作官，俱为皇上办事”（注：《刘光第集》，第104页。），“且为人臣子，思去其位，总觉有不忍之意”等肺腑之言（注：《刘光第集》，第272页。）。或许还是康有为了解这位忠臣，在挽联中道：“我则死耳，皇上何如？”（注：《刘光第集》，第447页。）可算代刘光第抒尽心声。
与历代士大夫一样，他也怀抱圣君贤臣的政治理想，认为上有雄强君主独断专权，下有贤臣辅佐，即可臻国泰民安境地。在1891年给族人的信中有：“而细求其所以然，则在独揽乾纲之一人。上而英明，则大小臣工，靡不战兢奉职，无敢不公，无敢不敬。”（注：《刘光第集》，第221页。）认为当时官场之颓废败坏有否转机，全系于皇上一人。作为一个贤臣，要辅君，当然就要敢于谏君，所谓文谏死。所以他对言路壅塞，堂官塞责的现实，常表示愤激之情，“现在言路之塞久矣。兄朋知中有为御史官者，见每激励之，不曰家贫父老，则曰时不可为，然则御史所司何事耶？呜呼！天下事尚可为乎？兄所为夙夜痛心，自恨无路可以抱称者也。”（注：《刘光第集》，第232页。）而又对黄漱兰、屠湄君、吴星阶等人大胆进谏而遭贬谪表示敬佩与同情，以为“此数公者，忠亮刚直，有古人风。”（注：《刘光第集》，第232页。）他甚至在《八哥》诗中道：“所恶覆家国，何当掉舌头。……却怪寒蝉噤，西风无限愁。”（注：《刘光第集》，第350页。）其貌不扬的八哥也成为其榜样，寒蝉自然被嗤之以鼻。在刘光第的思维方式中，就君主与国家的关系而言，君主是第一位的。他称皇上为“有国家者”，国家乃君主私产，甚或以为君就是国，国就是君。忠君就是忠于国家。在这里，其忠君思想与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得以打通。在忠君与爱国的推动下，刘光第才会在大厦将倾之时，冒死上《甲午条陈》。而在条陈中指出，“光第以为战胜之机，决之皇上一人而已。”提出四条建议，请光绪帝乾纲独断，以一事权；下诏罪己，固结人心；严明赏罚；隆重武备等（注：《刘光第集》，第1-5页。）。似乎君主个人英明神武是一剂灵丹妙药，包治国家百病，仍强调社稷运数，全系一人。无怪乎范文澜先生会将刘光第定义为“积极的拥帝官僚”了（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15页。）。
刘光第出生于贫穷的农民兼小商人家庭，生活在社会下层。因贫穷，甚至考中进士后也无力作京官。后“同县宗人刘举臣每年汇助银二百两，县令陈锡鬯亦年助百两”（注：《刘光第集》，第447-457页。），才勉力为之。由于其孤傲清正，并无油水可捞，如年谱记载：“每年军机处同僚例可分五百金以上，光第亦不取一文。”（注：《刘光第集》，第447-457页。）所以一直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并没有脱离广大贫苦人民。加之一生游历各地，增添了许多底层体验，对民众有深刻同情。以贤臣为己任的他有一种崇高责任感，即成为黎民百姓与君主间的桥梁，为百姓呼喊，以达天听。其深层动因就是对君主、对人民的双重的爱，或可说，这也就是刘光第爱国主义思想的实际内容。1883年，刘光第考中进士后告假还乡，浮海溯江，一路耳目所及之民风世俗，勒成的《南旋记》，其间就包含了这种思想内容。如看到洪水肆虐，“坟墓庐舍，汪洋漂没，时有死人，与波上下”，发出悲叹：“我民何辜，而蹈斯戾？”（注：《刘光第集》，第80页。）而认为所谓“民之父母”，当然应该“代为吁之。”（注：《刘光第集》，第80页。）遇见流离失所的老妪时，“睹其菜色惨淡，悯甚；而舟中银钱俱乏，为借问渠公钱一千余，尽与之。”（注：《刘光第集》，第93页。）除此，尚可撷拾如“为有司者，亦为民请命之秋也”之类的语句（注：《刘光第集》，第91页。）。
尽管刘光第有如许对君主、对黎民、对国家之爱，但他并非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物（注：尽管从集中《丞相祠堂》等诗中可以看出刘光第对诸葛亮非常景慕，但后者并不能成为其现实的人格榜样。见《刘光第集》，第194页。），并非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物，他并没有一个精神上的终极皈依。出与处在刘光第那里构成了一对矛盾，而他生活的那个风云际会、光怪陆离时代，更催化了这种矛盾。他自己就曾悲叹，“多事身心判劳逸，总难太上学忘情”（注：刘光第《漫兴》。《刘光第集》，第404页。）。于是，与历代知识分子一样，刘光第在立下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同时，也为自己在陶渊明的“乐生逸身”思想那里留了一条后路。实际上早在考中进士时，刘光第就在给友人的信中，吐露心声，为自己的未来定下基调：“天意不可知也，抑不必问也。吾尽吾心，竭吾力，道合则幸矣。脱其不幸，夔门剑阁，青鞋布袜，单车小帆，手持《归去来》一篇，岂不乐甚？”（注：《刘光第集》，第49页。）他的这种矛盾，在诗歌中也有表露。既有豪气干云的“劲松知冬秀，杰士济时艰。男儿有壮志，封侯头未斑”，“丈夫一举为黄鹄，下士大笑如苍蝇”；又有幡然而思归隐的“灾见天心厚，穷知国手难。故园花木笑，招我醒盘桓”，“平生五岳志，收拾在林丘”（注：以上分别见诸《刘光第集》中《出自蓟北门行》、《放怀》、《不酒思饮》、《幽居》诗。《刘光第集》，第317、397、357、361页。）。材料显示，自1888年到1898年刘光第服官期间，他时常隐忧朝局，“深为扼腕”，又常为时势的一丁点亮色所振奋；时而想“终老田里，著述名山”，时而又“尚欲为国家极力整作一番”（注：《刘光第集》，第447-457页。）。如此辗转中，刘光第走进了他的戊戌年。
三
参与戊戌维新是刘光第人生中重要的一段。对此节可逆流而上，回溯其1888年后人生轨迹，加以考察。这是刘光第最后的10年，是他贴近统治中心的10年，也是老迈清王朝的躯体在西方愈猛烈的冲击之下，加速趋向崩溃的10年。中日战争的耻辱，瓜分危机，王朝的腐败，民生的疾苦，都极大地震撼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促使他们开始建构自己的救国理想，走向觉醒。梁启超就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200兆以后始也。”（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戊戌变法》资料丛刊本第1册，第249页。）为应付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康梁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人物，激起了救亡图存的浪潮，变法维新也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而在大潮涌动之下，刘光第又有怎样的心曲？
面对欧风美雨的侵袭，刘光第虽然饱受纲常伦理的浸润，但是仍能以比较理智的心态来看待新事物，而非一味排斥。他认为西方冲击带给中国影响既有积极处，也有消极处，无法避免。“既不免受其利害”，就应该“收其利而制其害”，而不能“听其自利自害焉”（注：《刘光第集》，第21页。）。他还从旧思想的藩篱中探出头来，产生了变法的思想，其基础就是传统文化中的穷通思想。在1890年致族人信中他说，“惟智者，于此欠利，即于彼攻图，或舍其旧而图其新，或开其善以补其恶（此中有精意，大而圣贤豪杰，体国经野；小而一家一事，莫不概括于此中）。即易理所云穷则变，变则通之说也（窃谓非贫穷之穷，乃言天时人事，行至穷尽处，必当变通而尽利）”（注：《刘光第集》，第210页。）。可见刘光第的“变”与康有为所谓“法《易》之变通”相通处。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刘光第又曾经说，“噫气之中，何物不动？洪波之上，何物不浮？而天地之心，孤阳不绝，以故古来穷否极塞之世，要不绝圣贤持世，以为贞下起元之道，此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者也”（注：《刘光第集》，第229页。）。这种矛盾表明了刘光第在急变的近代，并未能立于时代潮头，完全割断连接旧文化的脐带，尚在维新与守旧之间痛苦盘旋。比之要冲决旧制度网罗的维新派激进分子谭嗣同，刘光第确实落在后面。
刘光第并未与旧文化决裂的另一表现是他的变法思想有返本溯源的特点，《送宋检讨育仁充英法等国参赞》诗云：“少留县圃须骚客，独抱遗经向岛夷。论语旁行新译字，璇玑东法本相师。西法实中法所流，梅氏定九详言之。流沙浩荡青牛没，吾道西来此一时”（注：《刘光第集》，第390页。），显示他和梅定九之流一样，还抱着远自魏晋的所谓“老子化胡”说，带有传统的崇古观念，反映了在西方冲击下的焦虑和矛盾（注：正如柯文所说：“这种说法（西学中源）盛行于戊戌变法前后。它是许多世纪前中国人为接受佛教而辩解时提出的所谓‘化胡’理论的新版。……这种说法好处甚多：第一，它既认可了得自西方启发的变革又无损于中国人文化上的自豪感；第二，它既肯定了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在智能上并不亚于西方人；第三，它投合一般中国人的崇古倾向。”（见《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页）。）。1898年写就《论校邠庐抗议》，开篇即道：“今者复诏大小臣工，考论《抗议》一书，是亦古人谋及卿士，外洋建设议院之意也。”在他看来，西方近代议会民主制的发明权还在中国先辈那里。接着，他基本肯定了冯桂芬的主张，但认为这些主张是“恢复吾古时之良法也”，称“以贱推贵，以下保上。言之似乎骇听，其实古初立君设相之始，即是如此”（注：见《刘光第集》，第5页。其实，也正如柯文所说：“无论如何，冯氏本人却正如孔斐力指出的那样，一直宣称他的每个建议都多少可以从中国自己的变法传统中找到渊源。”（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7页）。）。
具体而言，刘光第在政治、经济、文化几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注：刘光第变法具体措施，参见苏全有、李波：《刘光第与戊戌维新运动》。）。如求西学，振工商，整军备，改科举，废八股等。比较有标志性的是其主张已经涉及根本政治制度的改革问题。他虽然对光绪帝忠心耿耿，在《条陈》中提出过望皇帝乾纲独断，实现强力专制的主张，但是随形势发展，在1896年两封给族弟的信中，展示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官事诸多不整”乃“君权不行”之故，遂应“仿照外国参用民权之法”，以沟通“官绅商民”，使国家上下一体，开始倾向于西方的议会民主。当然，刘光第并未从根本上认识到君主专制的危害。他思想的变化是在“大局尚未见振作，外国愈见逼”的情况下发生的（注：《刘光第集》，第265页。），反专制的原因是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君权未能很好地施行，而非君主专制本身之弊，这就带上了一定应景色彩。
他又认为，“中国人心太坏，嗜利成风”，要实现民主，“恐急切不能见效耳”（注：《刘光第集》，第267页。），“宜待学术大通，性情大同之后，举而行之，乃可少弊。”（注：《刘光第集》，第6页。）按照其逻辑，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开民智。比如他提出应选拔人才入学堂，且须“兼通中西法”的重要性（注：《刘光第集》，第17页。）；1896年，维新派刊物《时务报》在沪发行，他劝宋芸子等将其广为流通，“俾川中士商周知中外时务。”（注：《刘光第集》，第447-457页。）这与梁启超由广民智而兴民权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将民智未开作为民权应当缓行的原因，又表现出他们政治上的软弱，这也是戊戌时代知识分子的通病（注：参见何晓明：《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01页。）。
总体说来，刘光第的变法思想尚有一定水准，但具体到参与变法行动上就不那么光鲜。百日维新前，他参与了不多的维新活动。1898年春，“与同乡京官倡设蜀学会于皮库营四川会馆，由外官京官捐助数千金，添购书籍仪器，聘请中西教习，讲求时务之学”，四月又“一再邀集四川全体京官及公车列坐茗谈，大旨以时艰至此，应急谋富强，而富强首在讲学云云”（注：《刘光第集》，第447-457页。），也算实现自己开民智的主张。同月康有为开保国会，刘光第与会。但“闻其议，绝恶之”，原来“当时往听者康皆注名门簿，梁启超遂借口目光第为会员，盖欲挽之以自重也”（注：《刘光第集》，第441页。）。
他真正卷入变法的风口浪尖始自九月四日光绪帝召见，刘光第力陈时势艰危与中外积弊。次日遂与谭嗣同等四人，领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然而命方下，常人看来正是可以大展拳脚，实现圣君贤臣、变法富强理想之时，昨日还慷慨激昂的刘光第胆怯了。为京官十年，他当然知道顽固派与维新派之间的力量对比，知道维新事业的险恶形势，“恐终以戆直贾祸，将同杨君力辞，疏具矣，乡人某力劝之，遂已。”（注：《刘光第集》，第438页。）可以想见刘光第是在无奈之中入值，前后仅九日，而始终怀有惧意，这种心态表现出来就是一种谨慎持中，“竟日披览（奏章），于可否咸加签识，以侍宸断。政府寮友见者，谓君于政事无新旧畛域，斟酌最平允焉”（注：《刘光第集》，第438页。），又有“光第批览签识，政府同列咸谓无新旧之见，公允持平。”（注：《刘光第集》，第441页。）他也自诩“并无新旧之见”（注：《刘光第集》，第286页。）。而且“退值后，语所亲曰：‘兹事体大，吾终不胜，行将急假归矣。’”（注：《刘光第集》，第438页。）又与军机大臣刚毅等顽固派分子相妥协，“以要件商诸大军机”，认为“不能僭越大军机之权”（注：汪民持：《戊戌政变中之刘裴村》，《越风》（半月刊）第21期，民国廿五年十月卅一日。）。最后祸作喋血也并非想象中的那般英勇无畏，绝对没有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气概（注：苏全有：《刘光第“坐以待捕”的主观动因》一文细致地分析了刘光第坐以待捕，“慷慨就义”的原因，是幻想一讯而明，忠君思想及仕途上的考虑和逃避无望。）。
四
可以感觉到刘光第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无论他的性格、思想与他的人生选择。他的性格到底是坚毅还是怯懦，他的人生哲学在出与处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平衡，他的政治派别究竟倾向于新或者旧，他的言与行之间龃龉如何解释，史学界众说纷纭（注：关于其政治立场，史学界众说不一：胡绳、徐昌义等人认为属洋务派；范文澜等人认为属帝党；比较普遍的观点是笼统地称之为维新志士；汤志钧干脆认为“犹需综其毕生言行，根据历史事实，分别对待。”参见苏全有《刘光第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倾向》一文。）。参与变法，政变喋血或可算短暂辉煌，但细察期间心态动机，他又不能算可歌可泣的英雄，不能算一往无前的维新志士，行事总带些半推半就。刘光第虽号称六君子之一，实际入值军机却不过九日，“同杨锐、谭嗣同、林旭共四人，不过分看条陈时务之章奏耳”（注：《刘光第集》，第286页。），且心态还很复杂，他对变法事业的推动作用也就不如想象的那么大。其实当时许多人并不将其视作维新党人。
刘光第的矛盾或可以归结于那个剧变的时代，他就像狂涛中的一叶扁舟，被时代浪潮推到了浪尖，终于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更简单的解释，他是一个读书人，一个普通的士大夫。他只是和当时许多普通读书人一样，有爱国的思想，有匡世济时的理想，他深受传统的影响，又在西方冲击下作出了自己的反应，展示了普通人的人格。从这一点出发，可以发现他多元人格中蕴涵的内洽。他是平凡的，但正是这种平凡又使他具有某种代表性，使刘光第这个符号作为某种象征，有了存在的合理性，显示出某种不平凡。其实，在以中国近代史为背景的天幕上，如巨星闪亮者又有几人？似刘光第者，有如流星雨中的一颗，可留下一瞬属于自己的幽幽闪亮，倏而归于黯淡，也算相当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