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07－0016－05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近10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课题。最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学者们不仅将这一研究领域在形成之初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引向深入，而且也在不断开辟出一些新的问题域，从而使研究的视角更加多样，理论成果也随之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本文旨在对这些研究中的代表性观点做一概述与简要评论，以期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一步研究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可能与标准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有些论者在近几年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出种种质疑，这些质疑由于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所以，如何说明和论证这种可能性也就成为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一项根本性、前提性的学术任务。陶德麟指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是进行了80多年还在继续进行的过程，这是一个经验的、事实性的命题。那些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可能性的观点，经常是通过预设马克思哲学与恩格斯哲学、列宁哲学以及斯大林的哲学的对立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如何不可能的。这样的论证语式和立论根据，由于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统一性并因之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意义，因而实质上都是不能够成立的，以此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无论如何都是站不住脚的。① 汪信砚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内容到形式完全变成中国的东西，但这样的过程不会像有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乌有。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品格的，不是其特定的内容和形式，而是其精神实质和区别于其他哲学的立场、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要以中国的内容和形式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以及立场、方法，从而创造一种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内容到形式完全变成中国的东西，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这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只能说明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② 徐梦秋的观点也很有代表性，他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可能性的层次和内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些部分是完全可能中国化的，而有些部分则不太可能中国化。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表达形式是能够中国化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研究中国国情并获得关于中国国情的客观认识以及在客观认识中国国情基础上形成解决中国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也都是能够中国化的。但他提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则是不可能的。③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这一点应当是自明的。然而，应当以理论或者文本为标准还是以实践为标准来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败得失，则是一个需要廓清的问题。对此，陶德麟进行了明确的指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概念不是从书本研究、而是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实践中产生的，因此它是一个标志实践目的、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的概念。既然如此，与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训诂学这样的问题不同，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败得失，就不能用注经的办法、以某个论断与某个文本是否符合为标准，而只能以实践的结果与实践方案的预期目的是否符合为标准，也就是说，应当是以实践为标准，而不是以文本为标准。④ 安启念也从思想路向的层面指认了实践标准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主线展开的，因此，“从实践需要看理论”，即根据中国的具体实践要求有选择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理论并对之进行发展，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思想路向。⑤
有些学者特别强调，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检验标准，一定要警惕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实证科学，强调它的实践品格不能仅仅停留于现实事件的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对实践发生作用，不能与自身精深的理论创构分离开来，若非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难以实现学术内涵和现实内涵的科学统一。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发展方向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不仅一如既往地从宏观上指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大的历史阶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进行了精细的研讨。学者们一致认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一致性，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史，这部历史的理论表征深深地凝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韩庆祥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具体地梳理为四个时期，即动员参与期、表达诉求期、整合凝聚期、深水攻坚期。这四个时期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成果分别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与邓小平理论、唯物史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唯物辩证法与科学发展观、政治哲学与科学的公共权力观。⑥ 有些学者，如邹诗鹏、张兴国等从现代性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进行了解读。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方向。这是近期学者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研究的基础之上开出的一个论题，它主要彰显的不是经验事实的思想内涵，而是价值逻辑的思想内涵。在这一论题的讨论中，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以关照现实、破解中国问题为逻辑主线展开。这一方向是以避免大摆概念方阵、玩弄思辨游戏的纯形式主义学术性追求为前提的，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指向。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维度中展开。这一方向是以避免用传统文化和哲学来“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前提的，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指向。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由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大价值系统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同时存在，所以，也应当在这三大价值系统并存的历史与文化格局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⑦。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意义上展开⑧。这一方向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以及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先进文化的结合，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意义。其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在精英化与大众化的双重维度中展开。这一方向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仅需要标准的精英形态和一大批能够深度掌握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家，更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变为大众能够理解、认同和掌握的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核心议题。学界近期对此的讨论，则又基本上分解为两个问题：其一为如何在业已形成的思想史框架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关系，其二为如何在现代性与全球性的视野中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
对于第一个问题，李景源与李维武进行了精到的分析和说明。李景源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近代演进表现为同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金岳霖的《论道》、冯友兰的《新理学》等开出的“思想改造论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近现代哲学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⑨ 李维武在几年前就曾提出如下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并不是在与中国哲学传统互为他者的关系中实现的，毋宁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的主要思潮之一，在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参与到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创造之中，并由此而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创造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一致的。⑩ 这一观点在学界最近几年的相关研究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看作一种“在中国的哲学”而是看作一种“中国的哲学”，正在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共识。
对于第二个问题，当下主导性的见解都反对在纯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框架中思考和把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与问题意识。例如，许全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相结合，并不是像有些论者所认为的要用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料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真理性与价值，而是立足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总结和概括，以有利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指导，并由此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11) 杨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化的哲学运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不同，它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它的精神指向是现代而不是传统。既然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结合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不意味着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迎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或者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来“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意味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之中。(12) 这些见解实质上构成了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性回应，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代表人物思想的研究也是密切关联的。
近期，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代表人物思想的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比较重视与中国哲学的关联：第一，在对毛泽东、李达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典范人物的思想进行研究时，学者们注重的是一种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再考证”和一种对问题更加细致入微的梳解，而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宏大叙事地阐述一些人们已经熟知的观点和话语。例如，李佑新、陈龙撰文指出，以往对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著名命题的研究，大多是从结果上而不是从起源上考证熔铸于其中的传统因素，实际上，这一命题与湘学中的经世务实传统和注重现实实际的精神有深刻的渊源关系。(13) 第二，学者们开始重视对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进行研究。例如，何萍对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思想功绩进行了深入考辨，认为瞿秋白作为在中国传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人，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上建立了苏联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联系，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呈现出不同于东欧、西欧和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特点。(14) 第三，除了探讨共产党人和职业革命家的思想之外，学者们也有意识地将张岱年、冯契、高清海等当代哲学家的理论创构纳入讨论的框架，从而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人物研究的视野。(15)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视野与研究范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视野与研究范式是最近几年学者们在学科反思的前提下开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维度。衣俊卿指出，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拓宽研究视野，形成“中国向度”与“世界向度”紧密结合的学术视野。所谓“中国向度”，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所谓“世界向度”，是指要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视野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问题，并强调中国经验的开放价值和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话语权。它呈现为中国问题与全球问题、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双向互动的向度。新时期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应当重点思考“世界向度”。(16) 俞吾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国际化”的问题，认为应该把这两个领域综合成一个领域，从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中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17) 有的青年学者主张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中去，以此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视野。(18) 这些观点显然都主张不仅要在中国视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时性结构中考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且要在全球视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多种形态的共时性结构中考量这一问题。这实质上是对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普遍呈现的单向度与线性思维范式的一种深度理论反拨。
除上述方面的观点之外，有影响力的观点还包括：李维武基于对20世纪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关系的考察，指出应当从20世纪中国哲学的视域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何萍认为不仅应当在经验层面上而且也应当在理论层面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否则，将很容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降低到经验的水平加以描述，而不去进行理论上的阐述，从而也就很容易否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创造。邹诗鹏则主张从生存论的视域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
最近几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进展表明：第一，由于论域和研究视角的拓展，学者们实质上已经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广阔话语空间，并开辟出了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语境的可能性路径。第二，学者们大都不是空泛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而是本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界划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论域，并展开对相关论域具体问题的深度讨论。第三，学者们突破了平面化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维框架，开始自觉地将这一论题提升到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的高度上来加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方向”亦如此，作为这些问题最终理论定向的正是“中国哲学发展与创新”这一根本性问题。这些方面进一步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进展，不仅体现为研究成果的增多和数量的积累，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由于大都是以批判和反思的学术态度来审视和省察这一课题所指涉与连带的具体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推进，主要是以理论讨论的质性突破为标尺的。
不过，我们需要继续反思的一个问题是：由于迄今为止呈现在学术界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是一个论题并不固定的学科领域，所以学者们完全有可能依托学术创新或者什么其他的标准开出全新的理论论域，这本是这一学科研究之不断推进的根本性内驱力之一。然而，将什么样的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框架中，其实并不是一个无需反思就可以随意框定的问题，我们无论如何都需要深长思之。一个直接的原因在于，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像有些学者所指认的那样，是以破解中国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为其主导逻辑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就理当有相对明晰的学科边界，其外延的伸展与收缩，起码是要以对“中国问题”的把捉与考量为基准的。所以，进入这一学科界域中的，应当主要是中国理论视域和现实境域中凸显出来的重要问题（当然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全部问题），如果离开了这一基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难以说明也难以赢获其合法性的。
注释：
①④ 陶德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② 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辨误》，《哲学研究》2008年第10期。
③ 徐梦秋、张爱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现实与限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1期。
⑤ 安启念：《从实践需要看理论还是从理论原则看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两种思想路向》，《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⑥ 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为主题的“第八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上，韩庆祥对这一观点做出过详细的讨论。
⑦ 例如，俞吾金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载《现代哲学》2009年第1期）一文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⑧ 关于这方面的观点，可参见王南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现实性到理想性》，《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胡海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精神家园”路向》，《现代哲学》2009年第3期。
⑨ 在“第八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上，李景源对这一观点做出过详细的、有说服力的论证。
⑩ 李维武：《从20世纪中国哲学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月刊》2003年第11期。
(11) 许全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四题》，《理论动态》2008年第30期。
(12) 杨耕：《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三个重大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3) 李佑新、陈龙：《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与湘学的经世务实传统》，《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4) 何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15) 应当说，将张岱年、冯契、高清海等哲学家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视野，并不是近期才呈现出的一个学术倾向，何萍、李维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2002）一书中，就曾对冯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我们要指出的是，这一学术倾向开始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理论自觉，是近期才出现的事情。
(16) 衣俊卿：《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新向度》，《哲学研究》2008年第12期。
(17) 俞吾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现代哲学》2009年第1期。
(18) 关于这方面的观点，可参见拙文：《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7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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