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相对过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乡论文,收入差距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是调整结构还是刺激需求：两难的选择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与对外开放水平程度的提高，我国经济正逐步呈现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特征。市场上反映出来的典型状况不是产品的短缺，而是产品的积压或“过剩”（洪银兴，1997）。目前，这种“过剩”状况突出表现为几个方面：
——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短缺商品逐步消失，绝大多数商品处于供求基本平衡或供大于求的状态。近年来，国内贸易部或商业部对全国600余种商品供求排队调查结果表明，1991年上半年供不应求的商品占15.9%，1998年上半年已经降为零；相反，1998年上半年供过于求的产品比重已经超过四分之一。
——工业产成品库存增长率居高不下。1998年上半年的工业品产销率仅为94.54%。其中5月末的工业产成品库存比上年同期增长12.4%。
——生产能力利用严重不足。根据国家统计局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全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60%以下。其中，照相胶卷仅13.3%，电影胶片25.5%，洗衣机、内燃机、彩电、电话机都不足50%，钢材也只有62.2%。
——商品价格持续下降，企业之间价格竞争日益激烈。1998年上半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总水平比上年同期下降2.1%，降幅逐月增大。许多企业在成本价以下进行“过度竞争”。
对于这种“过剩”状态的解释，理论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供给结构扭曲”是我国当前“过剩”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理由是我国居民实际购买能力还是相当可观（1997年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达4.628万亿元），但由于多年重复建设造成行业间低水平过度竞争，企业没能提供相应的“有效供给”（刘国光，1997；洪银兴，1997；刘宪法，1998）。所以必须大力进行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减少无效供给。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已得到很大改善，供不应求商品的消失即是明证。因此，当前出现的产品积压不能看成生产过剩，主要问题是总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解决办法应该是刺激消费需求，并适当增加投资需求以弥补消费需求的不足（厉以宁，1997；韩文秀，1998）。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有理有据的，然而在以下两个方面还有待认真思考：首先，从“过剩”的成因来看。我们不能否认产业结构问题不仅存在而且与产品滞销有直接关系，也不能否认对少数城市而言确实存在供大于求的因素，属于意愿需求不足的供给过剩；然而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均GNP不及700美元的国家，出现全国范围内的产品滞销恐怕不能简单视为供给过度、而只能看成“相对过剩”，即相对于大多数人购买能力而言的“过剩”，更何况就是在发达国家这些所谓的“过剩产品”也有很旺盛的需求。
其次，从“过剩”的治理手段来看。虽然把“相对过剩”看成总需求不足也无可厚非，但是在“结构扭曲”和“相对过剩”共存的事实面前，若单纯刺激需求，恐怕难免对“过剩”火上浇油。而若单纯调整结构，又势必造成更多人的购买力不足（因为下岗会增多）。
因此本文认为，要想解决刺激需求和结构调整的两难困境，必须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对当前“过剩”的成因及治理对策寻找答案。
二、从收入分配角度看“相对过剩”
1.收入分配与供求关系
在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村和城市被分割成两个典型的系统。其中，农村与城市居民不仅在可支配收入上有很大差距，而且双方的储蓄倾向也在逐步拉开。这样，收入分配与经济总量就有了必然的联系。为此，我们可以建立以下模型：
如果把我国的经济结构简单分成两个经济部门：农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W[,1]、W[,2]分别表示农业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总收入；c[,1]、c[,2]分别代表二者的消费倾向，且c[,1]>c[,2]；C代表社会总消费，Y代表社会总收入，Y=W[,1]+W[,2]。
从上式看出，假设在一定时期内消费倾向是不变，则农村收入份额(W[,1]/Y)与社会总消费水平(C/Y)成正比，从而与总需求成正比。利用1985-1997年资料估计分析表明，农村生产发展规模与农民收入密切相关，农村消费品零售额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系数高达0.998，农民人均年收入每增加1元，农村消费零售额将增加5.63亿元（马成文，1998）。
2.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传统工农业利益格局的核心问题是通过农产品低价和工业品高价的不平等交换，把农业部门应得的部分收入转移到工业部门。这一利益格局是农民收入增长极其缓慢的根本原因。改革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变化。1978年后，随着农村改革开展，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城乡差距不断缩小，1985年这一差距降到最低点。1985年后，伴随城市经济改革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到1993年扩大到最高点。1994年以来，差距有所减缓，但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见下页）。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人们常用“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对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程度，结果大大低估了实际收入差别。因为这两个指标统计口径不同，缺乏可比性（国家统计局，1994）。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仅包括实际现金收入，而未包括实际消费了却没有进入现金收入的消费品和服务，如住房、公费医疗及各种实物收入等；相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既包括农民的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为了更加准确反映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别，许多学者主张采纳《联合国收入指南》中使用的标准，即用两者的可支配收入进行比较（国家统计局农调队，1994；蔡继明，1998）。通过这种比较，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见下页表）。
表中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1992年以来一直稳定在3倍以上，这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是极为突出的。1993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高达3.23，而亚洲各国一般在1.5-2.0之间（蔡继明，1998）。在如此大的收入差距面前，产业结构失衡（指城镇居民消费减少后，难以及时生产出适合农村消费的商品）自然难以避免，产品相对过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3.农村市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
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受制于农业增长的原因有二：第一，农业是工业和食品工业原材料的主要来源；第二，随着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增加农业生产和收入产生的乘数作用对国内工业品的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劳动力和其他工业投入需求的增长，呈现出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加塔克、莫格森特，1987）。在我国这两种制约不表现为同时存在与同时发生。改革前，农产品的供给短缺构成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改革后，这种农产品的供给约束逐渐减轻，近年来表现为经济增长转变为需求约束，特别是受农民有效需求达到的约束，说明“农村市场以构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白天山，1992）。
从实践来看，农村人均购买力支出从1980年的107元增加到1995年的1545.8元，平均年增长19.5%。这说明农业市场的巨大潜力本身就决定了它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存在，使城乡居民市场份额严重不对称。“1957-1970年，占人口10%的城镇人口的最终需求的生成份额的50%，而占人口80%的农村人口的最终需求份额为40%～50%。人均需求生成份额差别达1:6-7左右”（白天山，1992）。80年代初，农民收入进入高速增长阶段，1980-1985年年均实际纯收入增长22.26%。与此同时，1985年城乡人均需求份额比例降为1:2.3。1985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趋缓，1989-1991年甚至处于停滞状态，农村市场需求也逐步萎缩，以致90年代初期市场疲软非常严重。
1994年，随着农产品价格上扬，农民收入有所提高，但城乡收入差距仍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尤其近两年来，由于农业丰收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受到影响（1997年人均纯收入仅增长4.6%）。这势必引起农民有效需求不足和使“相对过剩”更加严重（据1998年8月28日经济学消息报报道，1996、1997年农民消费为国民经济增长仅提供15.9%与15.5%的需求），也再一次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农村市场对总需求的重要性。展望未来，随着收入增加，购买力增强，基本解决了温饱的农民将对工业消费品产生巨大的需求。开拓农村市场将成为决定国民经济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重视收入分配政策
我们再假设S表示社会总储蓄，s[,1]、s[,2]分别表示农村与城镇两部门居民的储蓄倾向，且s[,1]＜s[,2]。如果我们把总需求不足简单表示为，S＞I，即S=s[,1]W[,1]+s[,2]W[,2]＞I
此时，要使供求平衡(S=I)，大概有这么几种方法：
1.增加投资。一般说来，采用两种主要的政策手段：
一种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降低利率、准备金率等。虽然货币政策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政策实践上都有广泛的基础，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的需求管理经验告诉我们：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比较显著；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展性的货币政策其效果就不明显，因为那时候，企业对经济前景普遍悲观，不肯增加贷款从事投资活动；银行为了安全起见，也不愿意轻易贷款。从实际来看，近年来日本的贴现率只有5%，可以说是超利率，但其经济形势迟迟不见好转。1998年以来，我国在货币政策方面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利率以降至改革以来的最低点，但非国有单位投资基本上没有增长，可以说实际的效果与预期值相去甚远。这些都表明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使用货币政策应谨慎。
另一种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政府投资来增加总需求。必须承认，财政政策在短期可能是有效的，这已为发达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所证明。然而，对于财政政策的局限性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首先财政政策容易产生“挤出”效应。其次，在“相对过剩”经济中，特别是在产业结构扭曲的情况下，一味刺激需求有可能导致下期更大的生产过剩。再次，如果政府投资于公共部门，由于这些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很低，会加大政府的财政赤字。所以说，在买方市场条件下，结构调整一般不靠投资来推动（洪银兴，1997），更不用说我国投资率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平（1996、1997年都接近35%）。
2.适当降低社会储蓄(S)或者说增加社会消费总需求。针对目前存在的消费断层（农村居民无法接续城市居民80年代对家电等产品的消费浪潮，城市居民又难以进入对轿车和住房的消费时代），提高社会总消费有两条可能的思路：
第一，提高购买力比较强的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许多学者强调，在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一方面产品滞销，另一方面消费者买不到所喜爱的商品。因此，要想提高消费水平，必须进行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如发展高科技产业、旅游业、新兴食品工业、房产业（陈文玲，1998）等。然而，受资金、技术、资产专用性等因素的制约，结构调整一般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味追求产业升级，消费品的需求过多地定位在少数高收入阶层，容易造成生产结构倾向“奢侈品”，造成新的结构扭曲。事实上，正是工业产品针对城市消费需求的几次产业升级，使工业产品离农村实际购买力越来越远。还有，结构调整对失业造成的压力也能以回避。
第二，提高农村消费需求。如果说刺激城市消费关键在于改进产品的话，那么刺激农村消费则主要在于增加农民的购买能力，因为农村极强的潜在消费需求一直受低收入水平的制约。为增加消费需求，收入分配政策必须起关键性作用。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就能减少社会总储蓄，从而增加社会总消费水平。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早为人们所关心，然而现实依然如故，收入分配与“过剩”之间的关系也很少被提及。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注重收入分配政策、防止城乡实际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从收入分配的显功能来看：我国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呈现扩大之势，吉尼系数节节攀升，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之比高达3倍以上，收入差距似乎构成经济发展潜在障碍。
其次，从收入分配的潜功能来看：由于农业收入水平低导致农民购买力不足，严重影响农村市场发展及社会总需求的扩大，致使工业产品“相对过剩”更加严重。大力开拓农村市场，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村消费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当务之急。
四、政策性建议
1.在典型总需求不足的经济状态下，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明显。要使货币政策有效，必须能改变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预期；财政政策在短期内有一定的效果，然而，如果总需求不足伴随着结构扭曲同时存在，则财政政策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
2.在一个产业结构扭曲的经济形势中，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使产品更多地满足消费者的偏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结构调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在总需求不足时，结构调整的可行性也很弱。
3.我国当前的总需求不足对于广大农村消费者来说是一种购买力不足的“过剩”，这种“相对过剩”与收入差距现状有关，因此可以通过收入政策来解决。这些收入政策包括：
(1)建立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首先，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建立健全粮食储蓄调节制度，认真执行农产品最低保护价，以保证粮食价格波动时农民收入能随产量增长而增加。其次，要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再次，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明确农民合理负担的项目与范围，杜绝“三乱”现象的发生。
(2)努力促使乡村工业化、现代化。首先，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部分，是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然而，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状况不尽人意，这也是农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因此，在目前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农村市场需求渐趋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乡镇企业更有现实意义。其次，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尽快使农业走向产业化。农村产业化能延长农业产业链，形成产、加、销有机结合与相互促进的机制，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3)促进农村市场建设，增加农村消费需求。首先，加快工业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结构调整，解决农民有购买力却无适应其消费需求的商品的问题。其次，加强农村商品流通体系的建设，保证商品物尽其流，解决农民有支付能力却不能购买的问题。再次，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有能力支付产品的购买成本而无能力使用的问题。
(4)保持城乡收入差距的合理界限。一方面加快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的改革，解除劳动力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另一方面改变当前收入分配有利于城市的格局，逐步缩小工资收入以外的各项福利补贴在城乡之间的差距，为城乡居民提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等机会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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