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结构与理想主义政治的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想主义论文,困境论文,人性论文,结构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看来，人性是一个包含三个层次的有结构的整体：(1)人的本能：这就是人的自然性或称动物性。在这方面，人与动物基本无异，只是表现形式和满足方式对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的人有所不同。(2)人的本性：这是指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生物物种所具有的特殊倾向，如趋利避害，追求享乐和现实的幸福，希望出人头地，希望社会实现平等、公平等。这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对任何民族、任何阶级都是不变的。(3)人的本质：指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并且随之而发生改变的人“本性”，如乐于助人甚至牺牲自己、大公无私，追求某种崇高的理想等等。在这三个层次中，对于第一个层次，没有人敢于公开否定其属于人性的一部分，但以往不少人出于理想主义的动机，对此多采取贬抑的态度，认为这只是人的生物本能，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对它在人的发展和人的教育中的作用更是差不多完全予以否定。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应当属于第三个层次。而第二个层次，过去以至现在都被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甚至遭到彻底的贬抑而不能“合法”存在。殊不知，这个层次的“顽固”性，它表现自己的“顽强”性，一点也不亚于第一个层次。而它在社会发展中、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在人的教育中的作用恐怕要超过以往人们寄予厚望的第三个层次。本文的重点即在于此。
让我们从“民主”这一被视为现代社会政治“神话”的问题说起。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的观念确实源于西方，主要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而逐渐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开始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在当代西方社会，民主和自由已不再像资产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那样，主要属于一种“工具理性”，仅仅发挥着工具价值。在启蒙已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发达社会已进入“后启蒙时代”的今天，民主和自由早已从“工具理性”上升为“价值理性”，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民主和自由的工具价值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已不值得在这个问题上浪费笔墨。在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时代，民主和自由已经成为社会追求的价值本身，是基本的价值，甚至是最高的价值，是衡量一个社会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即使是那些骨子里敌视民主的政权，面对当今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也不敢公开反对民主。的确，在现实生活中，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同样程度上拥有这些东西，有时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对某些人、某些社会来说，民主和自由确实是难以企及的奢侈品。悲观一点说，毫无差别的“普遍民主”或“全民民主”很可能是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美丽幻想。但由此出发，我们肯定不能得出如下这一结论：不同的文化必然对民主有不同的理解，必定有根本不同的民主形式。我们还可以说，在迄今为止的所有现实社会中，民主都是不充分的，只是少数人享有的专利，大多数民众都缺乏真正的、广泛的民主权利，未来的理想社会一定会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拥有这些权利。这种想法本身当然没有错，追求理想是人类固有的天性。但在这一问题上，必须时刻记住以下这一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制度的缺陷固然应该批判并努力加以克服，但决不可以这种批判为由而否定人类政治文明所共享的普遍规则，同时也不应对现实社会的民主政治的实践抱有过高的期望和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我看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政治设计和政治运作必须以对人性的深刻把握为依据，任何背离人性的政治设计和政治运作最终必然遭致失败的命运。从人性结构的第一个层次即本能层次来看，实行禁欲主义、压抑人类本能的政治实践，无一不会遭到这一本能的强力反抗而最终走向失败。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的政治实践更是为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作了最好的注脚。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的提出及其实践，正是顺应了人性的这一最低层次。不过，从人类长期政治实践的整体来看，逆人性这一层次而动的情况并不太多，毕竟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体这一点是无法抹杀的事实，连我们的老祖宗也承认，食、色乃人之本性。因此，政治生活更多地涉及人性的后两个层次，而这两个层次看起来是截然相反而难以相容的。那么，现实的政治运作究竟应该建立在哪一个层次的基础之上呢？正是这一至为关键的问题，映射出中国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的根本差别。
一般公认，与西方文化偏重于科学理性不同，中国古代文化属于一种伦理型的文化，孕育于这种文化中的中国传统政治也打上了浓重的道德印记，具有明显的道德化特征。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家中，毛泽东可谓是这种理想主义政治最热情、最执著的提倡者和实践者。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当时的中国社会的确存在毛泽东所指认的那些现象，身处官僚主义、腐败和道德滑坡成为几乎所有国家和社会难以消除的顽症的当代世界，我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作为一个卓越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敏锐眼光。问题显然不出在毛泽东所说的那些问题本身，而在于他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发动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但本文的关注点不在评论毛泽东这种方法的成败得失，而在他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和他的这一方法所依据的人性假设——毛泽东相信，通过努力地学习和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可以成为像张思德、雷锋那样的具有崇高的大公无私品格的共产主义新人，从而可以造就出一个英雄辈出、政治清明、人民思想纯洁的理想社会。为达此目的，他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的英雄模范人物，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文化大革命”只是这一切的自然延伸。
今天，我们当然不能以市场经济的琐屑眼光来怀疑毛泽东这样做的真诚动机，也不能完全否认毛泽东时代的确有我们今天难以比肩的美好一面。然而，在从无数次挫折中走过来并经历了改革开放洗礼的我们，不能不负责任地说，毛泽东对人性的看法的确是太简单、太理想化了，远没有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和顽固性，过于强调人性的可变的一面而忽视其不变的一面。根据我们前面对人性结构的分析，以这种理想的、过高的人性要求为基础来进行政治设计和政治运作，其失败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其实，性格一贯倔强、永不言输的毛泽东，在生命临近终点时已隐隐约约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文化大革命”(以及更早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挑战人性的失败给我们以如下启示：在上述人性结构的三个层次中，第二个层次对人的行为发生最为持久、最为隐蔽、最难以消除的影响。现实的政治生活必须建立在这个层次上，而决不能以第三个层次为依据。因为第二个层次是人性的底层，是“永恒不变的”。第三个层次，虽然在人类历史上显得那样崇高，那样让人肃然起敬，但它终究是不牢靠的。当理想主义最终无可奈何地褪去其迷人的、浪漫的色彩后，它必定退回到它的底层而“原形毕露”，成为过眼烟云。此时，变本加厉地彻底抛弃“最高”的人性、“躲避崇高”已不足为奇，甚至连要作为一个“人”去生活的想法都显得太“理想”，干脆将自己“掏空”，彻彻底底地、完完全全地变成动物，从而，整个社会日益地动物化。这正是今天中国社会的部分现实。如此看来，这种现象——我称之为“人性的反弹”——必须被视为一种历史的规律而不得须臾忘怀。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讲，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缺陷，正是这种立足点的错位——着眼于人性的第三个即“最高”层次而忽视或不重视第一和第二个层次。于是，比毛泽东更现实的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基本上抛弃了对人性的理想主义渴求，将政治设计和政治运作建立在人性结构的前两个层次上。虽然，这样的社会主义看起来不再显得那么宏伟和崇高，那样激情四射，但它却能踏踏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并带给中国人民真实的、幸福的生活。
“文化大革命”给人最深刻的思想教训，我以为是它那种几乎被发挥到极致的政治理想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而这种理想主义基于一种对理想人性的强烈渴求。在今天，这一切都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无可挽回地随风而去了。然而，文革在法理上的结束，不等于它已经从体制上、思想上、文化上、道德上得到了系统的批判、彻底的清理和深刻的反思。恰恰相反，我们这方面的工作目前还做得远远不够。这不仅导致与文革相伴生的某些体制和思想打着“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招牌，改头换面，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而且某些对文革无知的年轻人，甚至主张发动文革这样的运动来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可以想见，这种忽视历史和历史教训的唯一后果，只能是历史悲剧的重演。
摘自《学海》(南京)，2007.4.7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