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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平与著作
贺麟，1902年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杨柳沟一个乡绅家庭。8岁入私塾读书，“深受儒学熏陶”。1917年进入省城成都联合中学学习，1919年考入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开始接受高等教育。
清华学堂是一所名流学者荟萃的高等学府，著名学者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曾在这里的国学研究所执教，贺麟得益于他们许多指教。贺麟在清华读书时，梁漱溟也曾应邀到清华演讲，贺麟也去多次拜访请教，梁漱溟让他读王阳明的《传习录》。梁启超、梁漱溟对王阳明哲学的推崇，给贺麟以深刻影响。同时，他又深受著名翻译家、曾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的吴宓影响，为他以后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打下了基础。
1926年8月，贺麟离开清华大学到美国奥柏林大学、哈佛大学等求学，先后获奥柏林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其间受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较大。1930年，启程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在德国，贺麟结识了新黑格尔主义者哈特曼教授，并深受他的影响。介绍黑格尔哲学也就成了他后来一生学术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1931年8月，贺麟结束了5年的欧美求学生涯回国。
建国前，贺麟在北京大学（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同时，在翻译、研究西方哲学方面，做出了巨大成绩。他翻译的著作有：鲁一士著《黑格尔学述》（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开尔德著《黑格尔》（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斯宾诺沙著《致知篇》（194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自己的著作有：《德国三大哲人处困难时之态度》（1943年北平大学出版社出版）、《近代唯心论简释》（1942年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文化与人生》（194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当代中国哲学》（1947年上海胜利出版社出版）、《黑格尔逻辑学简述》（1948年北平大学出版社出版）。解放后，贺麟1953年加入民盟，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治学历程。他将治学的重点转向西方哲学史，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撰写和翻译西方哲学，其中翻译的有黑格尔的代表作《小逻辑》和《法哲学原理》、斯宾诺莎的代表作《论理学》，与他人还合译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四册和《精神现象学》，与他人合著了《黑格尔关于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理论》。他的《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1984年）和《黑格尔哲学讲演集》（1985年）也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9月，贺麟在北京去世。
二 早期“新心学”思想
贺麟的思想发展过程可分为解放前后两个时期，早期思想是他的“新心学”思想，后期思想主要是通过对早期思想的批判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
40年代是贺麟“新心学”思想的形成阶段。1940年他发表《五论观念的新检讨》一文，开始提出“新心学”思想，后来又写了《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宋儒的思想方法》、《自然的知行合一论》等文章，进一步丰富了他的新心学思想，随后他的论文集《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以及专著《当代中国哲学》相继出版，成为“新心学”体系的代表作。
贺麟提出的“新心学”思想是陆王心学与新黑格尔主义融合的产物。新黑格尔主义把心视为“绝对的实在”，这与陆王心学“吾心即宇宙”的思想相近，贺麟把二者结合起来，提出了“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的本体论思想。贺麟认为，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应当通过“心”的实在性得到说明，而心又分为“心理意义的心”和“逻辑意义的心”，他说：
心有二义：一，心理意义的心；二，逻辑意义的心。逻辑的心即理，所谓“心即理也”。心理的心是物，如心理经验中的感觉幻想梦呓思虑行为，以及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情皆是物，皆是可以用几何方法当作点线面积一样去研究的实物。……逻辑意义的心，乃一理想的超经验的精神原则，但为经验行为知识以及评价之主体。此心乃经验的统摄者，行为的主宰者，知识的组织者，价值的评判者。自然与人生之可以理解，之所以有意义，条理，与价值皆出于此心，即理也之心。[①a]
贺麟从“心”这一范畴引申出“理”的范畴，心是主体性范畴，与感觉经验、主观意志、情感欲望有关；理是客观性范畴，表示精神实体的普遍性、恒常性，带有纯粹的性质。而“心”与“理”二者是统一的，心即是理，理亦是心，“理是心的一部分，理代表心之灵明部分，理是心的本质，理即本心”[②a]。由此得出：合心而言实在，合理而言实在，合意义价值而言实在。换言之，心外无物，理外无物，不合理性，不合理想，未经思考，未经观念化的无意义无价值之物，均非真实可靠之物或实在。所以心与物的关系是不可分的整体，是一体之两面，“为方便计，分开来说，则灵明能思者为心，延扩有形者为物。据此界说，则心物永远平行而为实体之两面：心是主宰部分，物是工具部分。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心为物的本质，物为心的表现。故所谓物者非他，即此心之用具，精神之表现也”[③a]。这里，贺麟讲的个体的“心”就是个别，而“理”作为“心”的逻辑抽象，就是一般，它超出个体意识经验的范围，具有普遍性、共同性、理想性。
贺麟还以“理”这一概念解释事物的客观规定性、本质规定性以及时空规定性。关于事物的客观规定性，他说：“一物之色相意义价值之所以有其客观性，即由于认识的评价的主体有其客观的必然的普遍的认识范畴或评价标准”[④a]，即由于“理”这一普遍的认识范畴，赋予了事物的客观性；关于事物的本质规定性，他认为来自“理”或“性”，他说：“性（essence）即为事物之真实无妄的本质，亦即物之精华。凡物有性则存，无性则亡。……性为代表一物之所以然及其所当然的本质，性为支配一物之一切变化与发展的本则或范型。”[⑤a]“而性即理，心学即理学，亦即性理之学”[⑥a]；关于事物的时空规定性问题，他说：“时空是自然知识和自然行为所以可能的心中之理或标准”[⑦a]。
心与理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程朱派与陆王派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程朱把理作为最高范畴，视“心”为“形而下”；陆王把心作为最高范畴，认为“心即理”。贺麟采用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重申了陆王的“心学”，同时承袭了黑格尔、康德、斯宾诺莎的唯心主义思想，以及柏拉图的“理念论”，形成他的“心理合一”的本体论。
认识论主要说明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回答。贺麟提出“知行同是活动”，“知行自然合一”，“知主行从”等命题，形成他的所谓“自然的知行合一观”。对于什么是知和行，贺麟说：
知指一切的意识活动。行指一切的生理活动。任何意识的活动，如感觉、记忆、推理的活动，如学问思辨的活动，都属于知的范围。任何生理的动作，如五官四肢的运动固属于行，就是神经系的运动，脑髓的极细致的运动，或古希腊哲学家所谓火的原子的细微运动，亦均属于行的范围。
行是一种活动，知也是一种活动。行是生理的或物理的动作。知是意识的或心理的动作。知行虽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但知与行皆同是活动。因此我们不能说，行是动的，知是静的，只能说行有动静，知也有动静。[①b]
贺麟还认为知和行是有等级的，他借用心理学的两个概念——“隐”和“显”，判别知和行的等级，即显知和隐知，显行和隐行，二者之间只有量的、程度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差别。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知是人们的认识，行是人们的实践。也就是人们所从事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活动。贺麟在什么是知、什么是行的问题上，承袭了王阳明“只要一念发动之处便是行”的唯心主义思想，混淆了知和行的界限，认为“知行同是活动”，没有原则区别。
关于知和行的关系，贺麟在“知行同是活动”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知行永远合一”的命题。他说：“任何一种行为皆含有意识作用，任何一种知识皆含有生理作用。知行永远合一，永远平等，永远是一个心理生理活动的两面”。“此种知行合一观，人们称为‘普遍的知行合一论’，亦可称为‘自然的知行合一论’。一以表示凡有意识之论，举莫不有知行合一的事实，一以表示不假人为，自然而然即是知行合一的事实”[②b]。贺麟的知行平行说，貌似二元论，但贺麟很快将知行关系纳入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于是知和行变成了主从关系，实则是唯心主义一元论。他说：
知者永远决定行为，故为主。行永远为知所决定，故为从。人之行不行，人之能行不能行，为知所决定。盖人决不能做他所绝对不知之事。人之行为所取的方向，所采的方法，亦为知所决定[③b]。
上述贺麟的“知主行从”的命题，与“知行平行”说是相矛盾的，贺麟用“逻辑在先”的说法作了补充。他说：“知永远决定行为，故为主，行永远为知所决定，故为从。……就是说，知为行之内在的推动原因，知较行有逻辑的在先性。”[④b]
贺麟的“知行观”，坚持了王阳明“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的知主行从说，同时，又引进了一些近代心理学的理论，形成他的“自然的知行合一观”。
总之，贺麟的新心学理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他批评唯物论者说：“唯物论者离心而言实在，离理而言实在，离价值而言实在。换言之，唯物论者以为真实之物，是离意识而独立存在，是不一定合理性，合理想，有意义的”。但贺麟并不囿于成见，解放后，贺麟走出书斋，投身到社会革命的实践中，当他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价值后，便毅然尽弃前学，彻底转变哲学立场，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
三 由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贺麟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当中，先后到陕西、江西等地参加土改。革命斗争的实践，启发了贺麟思想的转变。1951年4月2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阐述了他的思想。首先，土改的社会实践，使贺麟否定了“静观世界”的唯心论观点，认识了辩证唯物论的实践性。他说：
“静观世界”，不惟站在外面不能改造世界，就连对世界的认识也会很肤浅、表面、外在。而深入参加实践斗争，不惟对变革现实尽了一分子的努力，而且于变革现实的实践中，除增进了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外，又复改造了自己、提高了自己。这次的新经验使我一方面深切感到过去多年来脱离实践的书本生活，不知错过了多少伟大的实际斗争的场面，也就错过了在实践斗争中改造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自我的机会。另一方面同时也就帮助我否定了“静观世界”的唯心论观点，而真切认识了辩证唯物论的实践性。[①c]
伟大的土地改革实践也使贺麟改变了过去对唯物论的错误看法，他说：
过去我对于唯物论还有一个错误的看法，我以为它有些鹜外，只重改造外在世界，改造物质环境，而不重向内用力去求自我改造和思想改造。及我发现马列主义者最注重宣传，教育和学习，把搞通思想、改造思想放在重要的地位时，于是我又以为唯物论者一面重改造思想一面又重改造世界，不是自相矛盾就是陷于二元论，或者表面是唯物论而骨子里却是唯心论。因为我总以为只有唯心论才重思想，唯心论者认思想创造世界，认没有思想就没有存在，没有知就没有行，认要改造世界，先须改造思想，甚至有许多唯心论者只求改造思想，不愿改造世界。……在这次土改工作中，我才开始认识到唯物论与搞通思想不可分。[②c]
贺麟在文章中还谈了对阶级友爱、群众路线等问题的认识，最后总结说：我现在才明白了，何以只有辩证法唯物论才是真正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哲学，何以无产阶级真正觉醒起来，必然会寻找到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
从1954年底开始，中国思想学术界展开了批判胡适的思想运动，贺麟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先后写了《两点批判、一点反省》、《批判胡适的思想方法》、《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等文。在他写的《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一文中，一方面批判了胡适，一方面又检讨了自己的思想。贺麟对胡适的“两点批判”，一是指出胡适“由反对研究主义进而反对研究哲学是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花招”；二是说明“胡适所谓‘自然主义’是反动的唯心论思想”。贺麟认为，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首先应该有这样几点认识：第一，胡适所传播的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动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特别是美国詹姆士和杜威那一派的反动实用主义或实验主义哲学；第二，胡适的反动思想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突出的反映，它是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意识形态。因此，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就是摧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上层建筑中的一个重要堡垒，而为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中国的上层建筑、无产阶级思想、学术文化铺平道路；第三，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并不是他一个人，或仅只他的少数门徒如俞平伯先生等的孤立的独特的思想，而是广泛存在着的现象。他接着批判说：
我们可以把胡适和杜威、罗素及逻辑实证论者如卡纳普等人，放在一起，作为现代世界潮流中，替帝国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代表。他们的共同之点如下：一，他们都是唯心论者——主观唯心论者，他们共同的主要的思想来源就是列宁曾经用力加以毁灭性的打击的反动的马赫主义。他们认为只能认识经验及经验以内的东西，离经验、意识而独立的物质或客观实在是不可知，不能“实证”的。二，他们都反对辩证法，杜威以他所谓“实验逻辑”，罗素及逻辑实证论者以其所谓形式的、支离空疏的“逻辑分析”及“语意分析”或“名词分析”，胡适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考据方法来代替真正的科学方法，来反对辩证法。……三，他们都反对从全面，从联系来认识事物，他们反对谈革命的主义，反对建立合理的哲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③c]
贺麟在批判胡适的同时，还涉及到曾经对他思想产生过影响的梁漱溟。他说：梁漱溟先生的思想，好多地方好象与胡适对立，但他只注重中国文化、社会、政治问题上的研究，只谈“佛家的生活态度”或“中国文化的路向”等，而讳言主义，却与胡适相同。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还不承认他自己的观点是属于唯心主义范畴。解放后才出版的，目的在叙述他“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的书，叫做“中国文化要义”，也明确地表现出他同胡适一样有着反动哲学——基本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贺麟认为，批判别人的反动唯心论思想，也就是自己要和自己过去的反动唯心论思想划清界限的一个表现方式，“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他在反省自己时说：
解放前在学术思想方面我和胡适曾有过唯心论内部派系间的矛盾，但反人民革命、反共产主义的目的，我和他却始终一致。他贩运杜威的实用主义，我贩运反动的神秘化黑格尔哲学的新黑格尔主义，和他相对立，也只是分途去达到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一目的。[①d]
贺麟还在批判梁漱溟直觉主义的同时，反省自己说：梁先生把直觉说成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内心修养境界。我虽然赞同这一点，但我还走的远些。梁先生的直觉态度是反功利的、不算账的、不计较利害得失的境界，而我要根据西洋直觉派哲学家的思想，把它发展为不计较苦乐善恶，不分辨君子小人、道德与不道德的境界。换言之，梁先生所讲的哲学是一种道德敏感或道德的直觉，而我进而把它发展为超道德的、艺术的、宗教的直觉。这样我所了解的直觉，也就与胡适、俞平伯齐一事非善恶的思想是同类型的反动的东西了。贺麟最后总结说：
总之，我宣扬唯心论比胡适更公开、更放肆，我提倡直觉比梁先生更极端、更神秘。我用唯心论和唯心论辩证法直接去为旧三民主义辩护，直接为蒋匪的法西斯统治服务，也到了公开无耻、渎亵哲学和辩证法的程度。……我很欣幸，现在批判胡适思想，已和从前资产阶级唯心论内部的派系之争有了本质的不同，我是在参加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严肃的阶级斗争。我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中国树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学术思想上的领导权而斗争。[②d]
上述，贺麟作为一个著名哲学家，敢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公开检查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这种精神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贺麟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把哲学上不同派别的斗争完全等同于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在他自己的唯心论前面冠以“反动”二字，也是过火的。对俞平伯的那场不公正批判，1986年已有了正确的结论。即使对胡适的批判，用今天的眼光看来，“一方面明显地饱含着政治的义愤，另一方面又明显地缺乏历史的科学性”[③d]。
四 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绍述与批判
贺麟是国内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专家和前辈，他不但只是研究黑格尔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同时也研究其它西方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贺麟的《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1984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可以说是贺麟介绍西方现代哲学的代表作。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是贺麟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上半年在北京大学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的讲课记录，80年代经作者重新进行审阅和修改而成：下篇是建国后写的，上下两篇形成鲜明的对比。如上篇对实用主义作了许多同情和积极评价，而下篇就对实用主义作了比较尖锐的批判。正如贺麟在序言中所说：“我试图循着《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一原则。也正如鲁迅所说：‘从旧营垒中来，情形看的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期望通过批判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所促进和裨益。”[④d]
这本演讲集，贺麟不仅介绍了西方对我国有影响的哲学家，如柏格森、詹姆斯、杜威、罗素等，而且也介绍了在我国影响不大的哲学家，如爱默生、怀特海、桑提耶纳、布兰夏尔德等，足见贺麟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工夫之深。正如周谷城在该书的序中说：“这本讲演集大可以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史的入门书，也可以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史的补充读本”。[①e]尤其是下篇，在分析批判方面，作者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特别是关于对实用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方面更是如此。
关于实用主义的批判，贺麟选入四篇文章，即《读艾思奇同志〈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的一些启发和意见》、《胡克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剖析》、《实践论与实用主义的差别所在》、《实用主义是导致折衷主义和诡辩论的思想根源》，其中前两篇文章的批判更具特色。在《读艾思奇同志〈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的一些启发和意见》一文中，贺麟认为艾思奇的《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一文，揭露了胡适派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实质，并且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从思想上理论上加以批判、克服。此文代表了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战线上的主力，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歼灭胡适反动思想的斗争中的雄厚力量和严正的阵营。表示基本同意艾思奇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并在一些细节和资料方面作了补充。在《胡克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剖析》一文中，贺麟对胡克的代表作《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进行了批判和揭露，认为这是一部最具迷惑性的著作。悉德尼·胡克（Sidner Hook）生于1902年，192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在美国纽约大学哲学系执教多年。贺麟认为，胡克不仅以当代实用主义的代表而活动于美国和西方哲学界，而且是一个自觉地、系统地以实用主义来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又是一个把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混合搅乱在一起的代表。他说：“美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常有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人恭维他是‘马克思主义专家’，是‘苏维埃主义的主要敌人’，他却一概承受下来。他曾打起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招牌。他是在美国宣传所谓‘美国式社会主义’的一个教授。还常常以‘进步分子’、‘民主主义者’的面貌出现，因此有必要予以揭露和根据他的思想言论的内容实质略加评论。”[②e]贺麟从四个方面，即（一）胡克《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一书中的观点；（二）胡克传播罗素的历史观点，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三）胡克抬出杜威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四）胡克著《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一书中的错误观点，对胡克的思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认为“他的思想的认识上的来源，他的世界观，他的看家本领，他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仍然是杜威的实用主义”[③e]。
关于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作者首先分析了新黑格尔主义的几个代表人物的思想及其著作，然后再作一总的批判。贺麟认为：新黑格尔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曾经广泛流行过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之一。它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盛行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30年。它是以“黑格尔复兴运动”为名，从右边去解释、发展、歪曲、利用黑格尔哲学以及从康德到黑格尔时期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它的产生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可以说是和帝国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相联系的。贺麟在文中指出：新黑格尔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特别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约40年内新黑格尔主义在英国和美国占压倒的统治地位，英国的代表人物是斯梯林（1820—1909）、格林（1836—1882）、布拉德雷（1846—1924）、鲍桑凯（1848—1923）等人，美国的代表是鲁一士（1855—1916）。这个时期的新黑格尔主义是当时正在形成中的垄断资本主义和正在向外扩张的殖民主义的理论表现。第二时期的新黑格尔主义盛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意大利和德国，其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的克罗齐（1866—1952）、景体勒（1875—1944），德国的克朗纳（1884— ）、格罗克纳（1896— ）、尼古拉·哈特曼（1882—1950）、拉松（1862—1932）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三十年间是新黑格尔主义的第三时期，代表人物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布兰夏尔德、康奈尔大学教授康宁汉，英国牛津大学麦尔敦学院院长缪尔、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诺克斯等人。
贺麟在文中，对上述几个主要的新黑格尔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及其著作进行了评述，然后批判了他们的哲学观、政治思想和及其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化和神秘化。最后他在结论中说：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短的结论：新黑格尔主义是从右边从反动的方向去“发展”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他们根本配不上也不可能“扩大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基本原则”，“超出康德、黑格尔前进一步”，所以走新黑格尔主义的道路，也就抛开历史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在辩证发展过程中的一致性去研究康德、黑格尔，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只有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旗帜，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高度去研究批判康德黑格尔哲学，才是正确而有实效的道路。这也是我们的方向。[①f]
《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是贺麟晚年出版的一部重要论文集。其下篇的内容，作者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对实用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进行分析批判，从中可以看出贺麟晚年在哲学思想上的转变和发展。周谷城先生在该书的序中说：贺麟“最近所编《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特别是下篇，可以说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而编成的。”诚然，贺麟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尤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不能完全说是实事求是的。同时，如何看待建国前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介绍，贺麟也完全持否定的态度，如他在1961年写的《加强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一文中说：“这些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在中国的代表，他们还不安于简单地稗贩、传播，他们还想进一步加以‘中国化’，使它们与中国传统的封建哲学思想相结合，所谓‘以旧瓶装新酒’，以便更好地适合于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动统治王朝的需要。他们把西方哲学某一流派与他们喜爱的中国哲学某一流派相联系，相附合，来一个‘中西合璧’，这样就使得自己的哲学思想有一点‘创造性’，自创体系，自己搞一套杂凑的哲学，更可以欺骗和影响较多的读者、青年。有人把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佛学与王阳明混在一起讲，象梁漱溟先生。有人用实用主义的观点、方法写中国哲学史，把他所喜欢的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家都歪曲为实用主义者，如胡适。有人把美国新实用论与中国程朱哲学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体系。也有人把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与宋明儒家的思想杂拌在一起讲。……这种所谓‘中西合璧’的一套思想，乃是不中不西的东西，既不是客观科学地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也不是实事求是地整理中国的古典哲学著作，没有推动学术文化向前进展，反而拖着向后退。”[②f]贺麟的上述文字，完全否定了解放前一批学有专长的哲学工作者，包括他自己在内，在研究西方哲学流派、介绍西方思潮方面，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这也是不妥当的。
五 结语
贺麟是现当代中国杰出的哲学家。1986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在北京召开了“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大会对贺麟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充分肯定了贺麟在哲学思想、黑格尔哲学研究、翻译西方哲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等方面的地位及贡献。在哲学这块土地上，贺麟辛勤地耕耘了一生，这其间，虽说步履艰难，但最后终于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贺麟的一生，任继愈先生在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序言中有一段很中肯的文字，他说：“如果深入地了解贺麟先生的为人与办学，会发现他是旧中国成长的知识分子，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影响深厚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表现在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他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有数的专家，而他思想深处更多的是儒家入世、救世的倾向，往往被忽视。他的治学不光是说说而已，而是要见诸实行；他讲学偏重在西方哲学，而用心却在中华民族的安危存亡。他不满足于讲论的义理之学，他还要付诸实践，参予社会活动和社会文化变革。可惜他所操之术和他的善良愿望未能吻合，以致走了弯路。直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算找到了最终归宿，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足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虽说步履艰难，但是立足坚实，当初不轻信，既信了就不动摇。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贺先生身上也体现得比较充分。”以上这段文字，算作对贺麟哲学思想的结语。
注释:
①a ②a ③a ④a ⑤a ⑥a ⑦a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重庆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第1、22、3、1、4、5、24页。
①b ④b 贺麟：《知行合一简论》，见《近代唯心论简释》，重庆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
②b ③b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第60、66页。
①c ②c 贺麟：《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光明日报》1951年4月2日。
③c 贺麟：《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人民日报》1955年1月19日。
①d ②d 贺麟：《两点批判、一点反省》。
③d 戴知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见《文坛公案——秘闻与实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④d 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①e 周谷城：《〈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序》。
②e ③e 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8页。
①f ②f 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第397—39、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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