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竞争力评价的区域旅游产业发展差异——以中国东部沿海三大旅游圈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论文,三大论文,为例论文,产业发展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旅游产业是中国的一项新兴产业，近几年受到了国内各地区的普遍重视。入世后，中国旅游产业面临着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宏观态势；同时，由于行政区经济所导致的区域利益的分割以及旅游有效需求不足等原因，使得中国地区间旅游产业的竞争也日益激烈。测度与分析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水平，对于各地区在激烈的旅游竞争中正确认识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制定切合实际的旅游产业发展战略，提升旅游产业竞争力，推进旅游产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旅游竞争力研究是现代旅游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国外研究方面，Deasy等运用旅游无差异曲线，对美国宾夕法尼亚的2个相似的、相互竞争的旅游景点进行研究，提出提高区域旅游竞争力的对策[1]。Metin等构建了旅游地竞争力指标体系，采用问卷调查法，定量评价和比较分析土耳其、法国、西班牙等国家旅游竞争力[2]。Michael等认为，影响旅游地竞争力的因素既包括旅游的核心吸引物，也涉及旅游供应商，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IPA(Importance Performance Analysis)方法，分析了香港旅游业竞争力的有利和不利因素[3]。Brent等认为旅游地竞争力的可持续性，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和生态上，而且包括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旅游地可持续竞争力模型[4]。Murphy等详细分析了旅游目的地产品的构成要素，构建出用于分析旅游产品竞争力的“旅游产品综合概念模型”，并选取加拿大的维多利亚(Victoria)旅游地加以论证，认为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强弱越来越集中于旅游者对于旅游产品质量、价值的感知[5]。Dwyer等运用价格竞争力指数，测度和分析了澳大利亚相对于包括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18个旅游目的地的价格竞争力[6]。Prideaux构建了交通花费模型，就旅游交通花费与旅游总花费间的动态关系、交通系统在提高旅游目的地竞争力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7]。Mihalic将旅游竞争力与环境管理联系在一起，认为通过一定的环境影响管理措施和环境质量管理方法可以提高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8]。综上所述，国外旅游竞争力研究视角广泛，从早期的旅游目的地客源竞争，扩展到旅游产品、旅游价格、旅游交通、旅游环境、旅游可持续发展等多种影响目的地竞争力的要素。研究手段多样，运用了概念模型、数学模型及经济学、系统学、行为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因此，国外旅游竞争力研究比较成熟。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旅游竞争力的研究较晚，1996年出版的专著《中国旅游业国际竞争策略》，是中国较早研究旅游竞争力的文献，主要从中国旅游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研究国际旅游业竞争力，提出了一些策略建议，但对于旅游竞争力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显得较为空泛[9]。随后，一些学者重视旅游竞争力理论研究。黎洁等借鉴波特的竞争力“钻石模型”和国际竞争四阶段理论，对中国旅游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中国国际旅游竞争力的6大影响因素和4个演进阶段，并总结不同阶段的特征[10]。张明清和刘超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和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对旅游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基础进行初步探讨，指出旅游产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3个层次上：旅游产品竞争力、旅游企业竞争力和旅游业竞争力[11]。进入21世纪，大量学者开始定量研究旅游竞争力。万绪才等运用层次分析法，从旅游资源与产品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3个方面建立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江苏省各地市旅游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定量评价与分析[12]；朱应皋等运用同样的方法构建指标体系，对全球旅游11强(国)旅游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综合评价[13]。冯学钢等从生产要素、市场需求、关联产业、政府支持、基础设施保障等5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专门就中国旅游业发展环境竞争力与旅游业发达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14]。周长春等从城市旅游竞争力的绝对因素(区位要素、形象要素和政策要素)和相对因素(景区景点、交通、住宿、购物、餐饮及娱乐)2个方面出发，对肇庆与深圳、珠海进行了比较研究[15]。丁蕾等从环境竞争力、人力竞争力、经济竞争力、设施竞争力、制度竞争力和开放竞争力7个方面，构建包含28项指标的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南京市的城市旅游竞争力进行实证研究[16]。董锁成等从城市群整体及其内部城市单体两个角度，涉及旅游业发展动力、旅游业发展水平、旅游影响、旅游经济联系、不同城市区域旅游贡献度等5方面构建了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17]。李玺借助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城市商务旅游竞争力评价的量化模型，认为城市商务竞争力评价体系由主要包括休闲娱乐环境、城市信息化水平、对外通联的便利性、商务配套设施及服务、城市活力水平、城市人际关系及服务态度和城市的区域辐射力7个分项组成，并以上海、广州、香港及澳门为例进行实证[18]。
综上，国内对旅游竞争力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在研究理论和方法论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众多学者借鉴国外和区域竞争力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对旅游竞争力进行了深入探讨与实证分析，研究内容不断丰富与完善。但同时还存在一些不足：从研究对象看，研究大多是对区域内单体城市旅游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而对区域间旅游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的研究较少；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运用定性研究方法以及近年来较多运用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系统动力学等定量研究方法，但运用锡尔系数深入分析区域旅游竞争力差异以及差异分解等的研究方法尚不多见。
基于此，作者承担了《江苏省旅游竞争力研究》课题，通过建构区域旅游竞争力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从业绩竞争力、潜在竞争力和支持竞争力方面测度和分析江苏省各市级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水平，并采用锡尔系数方法对江苏省各市级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差异进行分解，这部分成果已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出来，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了解更大区域的旅游竞争力差异，本文运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国东部沿海3大旅游圈①的旅游竞争力水平，并对旅游竞争力水平差异进行分解，旨在使中国东部沿海各省份和3大旅游圈认清自身旅游竞争力的现状和潜力，制定不断提升竞争优势、增强竞争力的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战略，并最终促进旅游生产要素在东部宏观地域系统中得到更合理的优化配置，实现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2 研究方法
2.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测度与评价区域旅游竞争力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培养与提高区域旅游竞争能力与竞争优势，并制定出更好的竞争战略。因此，评估区域旅游竞争力，除进行目前的业绩评估外，还需对影响旅游竞争力大小的主要决定因素进行评估，对区域旅游竞争力的评价不仅要能反映旅游竞争力的市场锋芒，还能体现出旅游业长期保持与发展市场锋芒的能力，即可持续发展能力。基于上述思考，并遵照指标体系设计的一般原则和实际资料的可得性，本文从业绩竞争力、潜在竞争力和支持竞争力3个方面分析和评价区域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该指标体系表述如下：
2.2 指标数据量化与处理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东部沿海区域旅游竞争力水平的差异，运用锡尔系数方法对东部沿海旅游发展水平差异进行区域分解。锡尔系数最早是由锡尔等人于1967年首先提出，是一种具有空间可分解性的区域差异分析方法，可用来分析区域总体差异、区际差异和区内差异变化的情况，及区际差异和区内差异变化对区域总体差异变化的影响[21]。其计算公式为：
3 结果分析
3.1 区域旅游竞争力总体差异分析
按照旅游竞争力值计算方法得到东部沿海12个省份的旅游综合竞争力、业绩竞争力、潜在竞争力和支持竞争力得分值，并采用系统聚类法，对综合竞争力、业绩竞争力、潜在竞争力、支持竞争力进一步进行聚类分析，将东部沿海省份旅游综合竞争力水平划分为4种类型(表2)。第一类包括广东、北京和上海三省市，综合竞争力得分在1分以上，居前三位，是东部沿海地区旅游竞争力最强的省份，业绩竞争力、潜在竞争力和支持竞争力的得分基本在前三位(除上海的潜在竞争力外)；第二类包括江苏和浙江两省，综合竞争力得分接近1分，为旅游竞争力强劲型；第三类包括山东、辽宁、福建和河北四省份，综合竞争力得分在0.5～0.76之间，为旅游竞争力较强型；第四类包括天津、广西和海南三省区市，综合竞争力得分在0.3～0.43之间，旅游竞争力表现一般。
进一步分析表2可知，4个层次的旅游综合竞争力得分均值分别为1.247，0.950，0.627和0.553，其比值为2.25∶1.72∶1.13∶1，可见，第一层与第三、四层的差距比较明显。比较相邻层次间差异发现，第二层和第三层的比值为1.52∶1，发展水平差距最大，第三层和第四层的比值为1.13∶1，发展水平差距最小。从业绩竞争力看，第二层和第三层的比值为2.2∶1，发展水平差距最大；第三层和第四层的比值为1∶1.08，发展水平差距最小。从潜在竞争力看，第三层和第四层的比值为1.85∶1，发展水平差距最大；第一层与第二层的比值为1∶1.06，发展水平差距最小。从支持竞争力看，第二层和第三层的比值为1.34∶1，发展水平差距最大，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比值为1.2∶1，发展水平差距最小。
从3大旅游圈来看(表3)，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整体旅游竞争力最强，上海为最强型，江苏和浙江为强劲型，发展相对均衡，除上海的潜在竞争力相对较弱外，三省份的业绩竞争力、潜在竞争力、支持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均排在前6位；而环渤海地区和泛珠江三角洲地区，除了北京和广东为最强型外，其他省份为较强型和一般型，没有强劲型省份，说明这两个地区旅游竞争力强弱明显，区域整体发展相对不平衡。进一步比较发现，泛珠三角地区属于较强型的省份占整个东部沿海的比重为25％，一般型的比重为66.67％，而环渤海地区属于较强型省份占整个东部沿海的比重为75％，一般型为33.33％，可见，环渤海地区整体旅游竞争力比泛珠三角地区略强。
从综合旅游竞争力平均值来看(表2)，环渤海与泛珠三角的比值为1.1∶1，长三角与泛珠三角的比值为1.51∶1，长三角与环渤海比值为1.37∶1，可见，三大旅游圈的旅游竞争力强弱排序为长三角、环渤海和泛珠三角，且长三角与泛珠三角的旅游整体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从业绩旅游竞争力平均值来看，长三角与环渤海的比值为1.85∶1，旅游发展业绩整体水平差距最大，长三角与泛珠三角的比值为1.48∶1，泛珠三角与环渤海比值为1.25∶1。从潜在旅游竞争力平均值来看，长三角与泛珠三角的比值为1.4∶1，旅游发展潜在竞争力差距最大，环渤海与泛珠三角比值为1.25∶1，长三角与环渤海的比值为1.11∶1。从支持旅游竞争力平均值来看，长三角与泛珠三角的比值为1.7∶1，旅游发展支持力水平差距最大，环渤海与泛珠三角比值为1.42∶1，长三角与环渤海的比值为1.2∶1。
3.2 旅游竞争力区域差异分解
3.2.1 4个层次间的差异分解
在三大旅游圈中，长三角地区的内部差异表现最小，表明上海、江苏和浙江的在9个指标的旅游发展水平接近，差异不大，反映了长三角地区整体旅游发展水平较高(图1)；而环渤海地区和泛珠三角地区的内部差异相对于长三角而言较为明显，主要是北京和广东旅游发展竞争力明显强于本旅游圈其他省份，尤其是在旅游市场、旅游效益和旅游设施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图1)，以入境人数、旅游创汇、国内旅游收入、旅游企业收入、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方面为例，在环渤海地区，北京的这些指标在本旅游圈内是最高的，且分别是最小省份的6倍、17.32倍、3.2倍、16.56倍和14.23倍；广东的这些指标在泛珠三角地区是最高的，分别是最小省份的43.9倍、50.45倍、11.91倍、9.03倍和7.86倍。
图1 东部沿海三大经济圈细分指标旅游竞争力比较
4 结论与对策
采用锡尔系数从市场、效益、贡献、资源、设施、人才、经济、交通和环境等9个细分指标从层次间和旅游圈角度对东部沿海区域旅游发展水平差异进行了分解，从不同侧面深化了对区域旅游竞争力空间分布不平衡性的认识。研究表明，广东、北京和上海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最强的省份，三省市不仅是现实中中国东部沿海3大旅游圈旅游产业发展的中心，也是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三大中心，现在和未来均主导着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格局。江苏和浙江是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强劲的省份，属于第二层次，发展势头强劲，是未来能够挤入第一层次的最有可能的省份；山东、辽宁、福建和河北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表现较强，与第一、二层次有一定的差距；天津、广西和海南的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一般，与第一、二层次的差距明显。从三大旅游圈旅游竞争力水平差异上看，长三角地区差异最小，整体发展水平较高，而环渤海地区和泛珠三角地区的差异相对较大，北京和广东与本旅游圈内其他省份的差异明显。这一结果的最主要原因是长三角注重区域整体协调发展，通过各种措施实现旅游一体化发展，由此不仅增强了本省旅游竞争力，且提升了长三角整体旅游竞争力。由此可见，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注重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是提高区域整体旅游竞争力重要的途径。主要措施为。
(1)整合区域旅游资源，促进区域旅游整体发展
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在同一地区出现不仅有助于延长游客在该地区的游玩时间，提高旅游经济效益，而且使该地区资源对远程客源市场的吸引力增强[22]，即同一区域中互补型旅游资源产生区域近邻正效应，从而提升区域旅游竞争力。根据这一原理，应整合长三角、环渤海和泛珠三角地区内互补性旅游资源，完善梯度化的旅游产品体系，包括低端、中端、高端各种档次的产品等，构建互补的旅游产品群，满足不同层次的旅游者的需求，这样既充分体现自己的个性特色又能整合共同的优势，既有特色项目又不会产生近距离的替代产品，借对方的资源优势来弥补自己的资源缺陷，以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目的。整合旅游资源能够促进区域旅游整体发展，一方面，有利于弥补旅游圈内旅游资源较弱的劣势，研究发现，上海旅游资源相对较弱，资源竞争力不强，但长三角地区的江苏和浙江的旅游资源丰富，且类型分别以人文旅游资源和自然旅游资源为主，均与上海都市型旅游资源呈互补，因此，整合长三角地区旅游资源可以弥补上海旅游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有利于产生溢出效应带动旅游圈内旅游产业竞争力不强的省份发展，研究发现，环渤海的天津和河北，泛珠三角旅游圈的福建、海南和广西的旅游市场竞争力和旅游经济竞争力均较弱，与北京和广东的差距明显，因此，通过旅游资源整合串联旅游线路，可将北京和广东的旅游流扩散到周边省份，以提高周边省份客源市场总量，从而带动旅游产业发展。
(2)实现利益补偿以稳定区域旅游合作，并保障经济落后省份的旅游产业发展
为了实施区域旅游合作，实现区域利益最大化而造成某些成员损失，合作获益方应给予补偿。利益补偿机制可通过建立旅游圈旅游合作公共基金库实现，包括旅游市场开发基金、旅游目的地开发基金、旅游项目风险基金、旅游产业发展协调基金、旅游人才培养和旅游就业指导基金等。基金来源于旅游圈内各省每年旅游收入提留一定的比例，按年度交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旅游产业水平越高，基金提取比例应该越高，而对经济发展水平、旅游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对区域旅游合作做出贡献的省份，基金提取比例应该较少，甚至不提取，以鼓励性政策为主。通过旅游公共基金使因区域旅游合作而利益受损地区得到利益补偿，以确保区域合作利益公平分配，实现合作双方或多方共赢，保持区域旅游合作的持久性。通过利益补偿使旅游产业竞争力水平低的省份获得经济支持，保障旅游发展。研究发现，河北、福建、海南和广西等省的经济竞争力、交通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均较低，对该省旅游产业发展的支持力不够，通过利益补偿机制可以获得旅游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保障经济落后的省份旅游产业发展。
(3)构建统一的区域旅游市场体系，打造无障碍旅游圈
要真正实现旅游圈的旅游协调发展，打造一个统一的协调的旅游市场体系是至关重要的，旅游圈内各政府应实行统一的非歧视性原则、市场准入原则、透明度原则、公平贸易原则，取消一切妨碍区域旅游市场一体化的制度与政策规定，取消一切妨碍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区域壁垒和歧视性规定，以确保各种旅游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实现无障碍旅游。具体措施：一是打造旅游圈旅游集散网络。旅游圈各省份旅游集散中心实行一体化建设与管理，形成区域旅游集散网络，实现旅游圈旅游集散中心的无缝对接，提供停车、换乘休憩、信息咨询、导游、旅游救助、购物娱乐、交通联合售票、旅游通票等服务，并通过观光巴士、BRT(快速公交干线)、轨交、水上交通工具、自驾车和自行车租赁实现与景区的无缝对接。二是组建旅游圈推广中心。组建一个旅游圈的旅游推广中心，集旅游资讯网络平台、旅游电子商务平台、旅游咨询服务平台(提供信息、接待、导游、商务、医疗救助等服务)、旅游呼叫服务中心、旅游项目招商中心、旅游教育培训中心、旅游一卡通服务中心于一体。三是推行旅游圈的旅游便利化措施。推出旅游圈旅游通票、铁路旅游月票；完善自驾车线路、标识和房车营地，完善“旅游圈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设置实时路况牌显示，完善交通异地救援和保险理赔体系；实现交通一卡通从本省交通向省际交通、高速收费、停车收费、加油及小额支付功能的拓展，推进旅游圈旅游卡、医保卡、电信卡一卡通工程。
本文引用格式：
汪德根，陈田.基于竞争力评价的区域旅游产业发展差异.地理科学进展，2011，30(2)：249-256.
注释：
①本文所分析的东部沿海3大旅游圈主要是指：环渤海旅游圈(简称环渤海)，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和山东省；长江三角洲旅游圈(简称长三角)，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泛珠江三角洲旅游圈(简称泛珠三角)，包括广东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共12个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