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主要矛盾新形态——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理论辩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要矛盾论文,现阶段论文,正确认识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矛盾理论的讨论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许多人认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现了新的形态，甚至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问题涉及到现阶段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社会生活的中心问题，所以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本文就讨论中出现的代表性提法作一些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此参加这个讨论。
一
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讨论中出现的不同提法有许多，概括起来，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需求不足矛盾论”。这种观点认为，如果说中国处在供给不足的旧态势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话，那么中国处在需求不足的新的态势下的主要矛盾就应该是“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同人民物质文化相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增加消费，努力扩大需求。[1]也有文章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社会主要矛盾日益集中地表现为市场供需矛盾”。[2]
第二，“市场经济矛盾论”。这种观点认为，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生存性矛盾已得到解决，发展性矛盾日渐突出并渗透在一切社会领域，制约发展问题的实质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矛盾具有普遍性、全局性、长期性，是当今我国社会各种矛盾形成和发展的总根源，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解决。解决这一矛盾，把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制度性要素同体现市场经济要求的活力性要素有机地统一起来，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直接动力。[3]
第三，“政治需要矛盾论”。这种观点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经济需要和文化需要，随之，人们渴望参与政治和践行民主的政治需要凸显出来，并因此宣示了政治文明在社会文明统一体中空前独特的地位，因此应将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重新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有的论者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物质文化政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民主政治的矛盾”。[5]
二
毫无疑问，人们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产生各种新的看法，是这种矛盾运动发展的新动向在理论上的反映。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是半个世纪以前党的“八大”所取得的正确认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变化更为深刻。黑格尔说：“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6]马克思也曾说过，人们的观念只不过是移入人的头脑的客观实在。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必然引发主要矛盾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反映到人们思想中就必然引起各种不同看法。问题在于，这些新情况和新特点是否意味着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真的发生了质变呢？只要我们悉心分析上述观点，并将其与当前中国社会现实加以对照，就会看到，上述观点并未客观地刻画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真实情况。
我们知道，主要矛盾是指在复杂事物的运动发展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性质起着决定作用的那一种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则是某种社会形态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居于支配地位、决定该阶段社会性质的那一种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在学理上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矛盾两个方面所涉及到的范畴都必须是在同一论域内、同一层次上体现着对立统一关系的一对范畴；二是它们都必须是事关该事物性质、状态的全局性而不是局部性的范畴；三是它们都必须在该论域内实际存在的许多范畴中居于中心地位，牵涉、影响、支配、决定着其他范畴。依照这三个条件，以上几种观点在学理上都有欠缺。
首先，“需求不足矛盾论”虽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当前社会矛盾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和新特点，但它并不是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形态。第一，这种表述与原来的表述并无二致，实质上都是“供需矛盾”，只是在矛盾两个方面的侧重上有所不同而已。在这种观点看来，好像原来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中已经隐含着生产不足是矛盾主要方面的判断一样。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原来的表述中两个方面何为主要方面并不是确定的，而是不确定的，理论界不是还经常发生何者为主要方面的争论吗？既然没有这种倾向，那么生产、需求何者为主要就是不定的，它们都可以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是条件不同而已；第二，这种观点对当前主要矛盾两个方面以需求不足为主的判断也是不妥的。从局部看，当前的确存在阶段性的相对需求不足的问题；但从全局看，基本特征仍然是生产不足。中国市场经济才刚刚进入，市场经济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磨合期还没有结束，就能出现了全局性的生产过剩、需求不足？这很难令人置信。第三，就一些局部性的需求不足现象，也是一种假象。这与我国现阶段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关，消费者都有后顾之忧，并不是不想消费。所以，当前存在的一些需求不足只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而不是长期的、全局性现象，充其量是当前经济运行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矛盾，而不可能是社会主要矛盾。只要我们想一想中国13亿人口的基本国情，想一想“三农”问题，这个问题就再明白不过了。
其次，“市场经济矛盾论”误将不在同一层面上的两个范畴作为一对矛盾，不符合矛盾构成的基本规则。这种观点看到了市场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运动中存在的不少矛盾和问题，是值得肯定的。当前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如，社会生产不断发展与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产品多样复杂需要之间的矛盾，经济持续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地区之间、阶层之间、贫富之间的矛盾，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国家整体利益同地方、企业的局部利益之间的矛盾，等等。但将这些矛盾和问题视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人为地拔高了问题的性质和地位。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而不是一个论域内的并列关系，当然不能相提并论。应当认识到，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理论上已经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运行的优劣，只是驾驭者的能力问题，而不是其他。我国自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实践也一再证明，这种经济运行体制确实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经济运行的好形式，当前它在运行中虽然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环节，但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矛盾，更不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将其看作社会主要矛盾，其直接后果，势必将市场经济再次帖上社会性质的标签，有可能将花费了高昂代价得来的认识成果重新丢失掉。
再次，“政治需要矛盾论”也不是刻画当前主要矛盾新形态的正确表述。诚如这种观点所言，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文化需要，还有政治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丰富，当前中国社会人的需要正在向着丰富性和多样性扩展，即从物质性需要向着精神、文化、乃至政治需要丰富和发展，这符合人的需要层次不断提高的基本规则。然而问题是，这种提升并没有达到改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基本判断的程度。
按照需要层次的一般结构，人的需要总是物质需要、精神文化需要、发展需要等从低到高次序依次递进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马克思主义需要层次理论都没有否认这一点，当前中国人的需要结构层次也没有超越这种层次结构。要说政治需要凸现，有可能在社会群体的两极上首先出现，一是在最低收入阶层出现，另一是最高收入阶层出现。根据社会学的研究，这两个阶层最容易产生政治需要。由于经济利益的两极分化，前者会产生反社会情绪，后者会由经济需要向着政治需要渗透。从这个意义上况，中国目前收入分配的两极的确有使政治需要凸现的潜在趋向。但是，这两个阶层恰恰会相互抵消，于是起决定作用的就成了中间阶层。
所以从总体上说，当前中国社会人们的政治性需要虽然比以前更加活跃，但并没有上升到突出地位。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的加快，人们的这种需要会被逐步得到满足。在当前没有必要来修改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表述，起码在一个不短时期内没有这种必要。何况，已有的关于“物质文化需要”的表述中已经涵盖着政治需要的成分，没有必要专门增加“政治”这个词语。
三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运动发展过程中虽然经历了多次反复和曲折，但基本形态始终没有发生质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当然，正如在引力作用下光的传播会发生弯曲、在价格因素影响下价值规律起作用时也会发生上下波动一样，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基本形态虽然没有发生质变，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系统环境的更替，其具体运动过程却已经表现出“三个形态”。
（一）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原生形态”是毛泽东“矛盾动力说”理论环境下的具体运动形态。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矛盾的理论，确立了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人民内部矛盾等范畴，创立了由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构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体系，即“矛盾动力说”，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社会矛盾理论推进到了社会主义新阶段，比较好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
毛泽东“矛盾动力说”的内涵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这些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二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只不过矛盾的两个方面出现了“既相矛盾，又相适应”的新特点；主要矛盾已经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三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些矛盾必然要反映到社会的物质承担者即人与人之间关系之中，从而产生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发展的直接动力。
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说”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理论环境，带有明显的理论倾向性：社会矛盾系统所涵盖的两种基本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并不平衡，向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倾斜。在这种理论倾向下，需要和生产的矛盾虽然在名义上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但在与其他矛盾的较量中并没有站稳脚跟，表现在处理诸社会矛盾之间的关系时，经常被其他的东西所代替，而且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挤占了这一矛盾的主导地位；表现在处理主要矛盾内部两个方面的关系时，往往过于看重生产的决定作用，漠视甚至人为地贬低人的需要的地位，于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敢正视人们的需要与物质利益，反过来又妨碍了生产的发展。这种理论环境使主要矛盾的动力作用在传动过程中损耗过大。可见，在毛泽东“矛盾动力说”理论环境下，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虽已形成，但还没有完成从理论形态向着实践形态的提升，因而还处在原生形态。
（二）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次生形态”是邓小平“改革动力说”理论环境下的具体运动形态。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说”，对发展唯物史观的社会矛盾理论和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的大环境已经从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说”易位于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说”，因而主要矛盾也必定要从其原生形态向着新的形态转换。
“改革动力说”最突出的思想内涵有三个方面：一是科学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具体表现，恢复了多年来发生反复和曲折的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二是坚持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基本原理，将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立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正确地确立了现阶段的中心任务；三是首次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相区别，将改革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形式，从而顺利地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发展的直接动力，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找到了正确途径和基本方法，其核心和实质是对生产力的终极关怀。这样，“改革动力说”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矛盾理论环境。
在这样的理论环境下，社会主要矛盾完成了从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转换。其主要标志：一是社会矛盾系统所涵盖的两种关系对社会的支配作用发生了交替易位，社会生活主流实现了从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向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二是主要矛盾不再滞留于名义上，而实质性地在社会矛盾系统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对社会生活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三是社会进行全面改革，不断革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四是社会生产力得到不断解放和发展，物质财富不断创造出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概言之，在“改革动力说”理论环境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了从理论形态向着实践形态的提升。
（三）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再生形态”是“双重动力说”理论环境下的具体运动形态。“改革动力说”之所以能扬弃“矛盾动力说”，是因为它既继承了前者的基本精神，又延伸了前者，在前者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打开了一个理论硬核，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学说的新一轮跨越。然而，自上个世纪末期以来，以微电子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群体的崛起为标志，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加速兴起。在新的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尽管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仍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唯物史观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依然没有过时，但知识、智力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正在凸显，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动力学说的“社会矛盾说”正经受着新的技术革命的严峻挑战。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有效地把现代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和管理，实现生产的现代化和管理现代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社会基本矛盾又出现了新的特点，最为明显的变化有三点：一是在矛盾系统中人与自然矛盾的地位继续上升；二是非意识形态化倾向日趋明朗；三是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更加突出。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并不是主要取决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是否先进，而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本身的素质和科技含量，取决于实际生产组织系统中由生产力所表现的活劳动的科学化程度，也取决于生产力在社会发展综合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否突出。这些特点将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带入了一个新的环境。
适应这种理论环境，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及时地提出了“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的“双重动力说”，说明在当代中国，以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途径已经逐渐以通过生产力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寻求发展的新途径表现出来，标志着社会主要矛盾也正在向着一种新的形态转换。伴随这种转换，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工业进程的加快推进了社会的信息化建设；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加快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所有这些，都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新反映，表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又一次超越了次生形态，正在走向再生形态。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当前出现的这种新的运动形态的主要标志是：生产关系的热膨胀逐渐在冷却，“矛盾动力”的作用点也在逐渐收缩，逐渐收敛到生产力内部，通过提高诸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特别是通过科技这种渗透性要素的加速更新，促使各要素的不断更新和组合方式的不断转换，从而释放出新的能量，推动生产力的加速更新和发展。这种形态反映到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时，就是全面推进、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反映到人的发展时，就是通过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在促使社会财富不断涌流出来的前提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综上可见，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发生质变，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具体运动形态已经出现了新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有准确的判断。否则，如果轻易改变对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就会在理论上产生混乱，理论上的混乱就会动摇党在现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根基，导致党的工作重心再次发生偏离，必然招致链锁性的严重后果，不仅使“共同富裕”和“共同理想”搁浅，还会招致更为严重的后果甚至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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