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人口和语言
弗洛里安·库尔马斯1，
阎 喜2（译），方小兵3（校）
（1.杜伊森堡-埃森大学 德国 杜伊斯堡 47048；2.华侨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3.南京晓庄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71）
提 要 语言的社会变异研究，到20世纪60年代逐渐发展为人们所知的社会语言学，已经挑战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些基本思想。索绪尔认为语言应该根据结构进行分析，他将语言看作一个不受时间影响的系统，并严格区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语言永远处于变异和变化中。不论是时间、地域还是社会维度上的变异与变化，我们不能抽象理解语言的某个本质特征而忽视这些，这是因为语言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受到使用者变化的影响。因此，社会语言学将语言变异作为其研究和解释的首要对象，寻找说话者的社会阶层、民族、职业、性别和年龄等社会因素与语言变体之间的相关性。但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城市化、社会老龄化和人口流动等因素，社会也和语言一样在变化，然而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建构一般忽视社会的时间维度。本文讨论社会语言学理论是否应该承认语言和社会都在时间中存在并具有时间维度，及其启示意义。
关键词 时间；年龄变化；人口变化；社会语言学理论
一、引 言
语言是集体财产，也是集体产物。保存在词典、语法书和文章里的书面语痕迹显示了语言的稳定性和独立性。然而，书面语言，作为一个不断演进的系统，也和口语一样，不可能存在于说话者的头脑之外。这一特点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影响，有的已经被语言学家长久关注，但也有的被忽略了。
制作：1.将红菜薹用手折断成4.5 cm长的段，取其脆嫩部分洗净沥干。腊肉切成3 cm长、0.3 cm厚的片。2.炒锅置旺火上，．放入芝麻油烧热，下姜末稍煸，放入腊肉煸炒1 min，用漏勺捞出。3.将原炒锅连同余油置旺火上烧热，放入菜薹，加精盐煸炒2 min，再加入腊肉合炒1 min，用手勺推匀，将锅颠翻几下，起锅盛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916）指出，为了便于系统研究语言这“一堆令人不知所措的东西”，应该将历时分析和共时分析区分开来。有关语言历史演进的研究不应介入语言作为一套不受时间影响的抽象系统的研究。社会语言学形成于20世纪下半叶，其研究范式拒绝这一理论限制。社会语言学认为时间只是语言变异的几个维度之一，它本身就是（社会）语言学应当研究的核心（Labov 1994）。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套抽象而不受时间影响的系统，这种语言观对我们理解语言提出了一种挑战。语言存在于何处？它是如何存在的？与之对立的观点是，语言就存在于时间里，并随时间而移动，但是，这种语言观同样具有挑战性。它指的是什么？今天的汉语肯定和昨天的汉语以及去年的汉语相同，但是与20世纪50年代的汉语呢？19世纪50年代的汉语呢？明朝的汉语呢？如果我们认为汉语变了，那么既然它已经变了，它就不再相同了。一个事物，怎么可能既相同又不同呢？
（2）请求的广播。Alice将认证的请求向全网节点广播，其他的节点将会收到并将共同参与数字签名的校验。若正确，则将其纳入到矿工自己的区块中；若不正确，则丢弃。
处于某一时间点的某物x与处于另一时间点的某物y是一样的，这种观点在逻辑上造成了重大问题。一种解决方法是认为语言并不真实存在，只是说话者存在而已。这种观点难以令人满意，至少语言学家不满意。毕竟我们知道，正因为有了一种共享的语言，我们才能互相理解。语言学家尚未解决语言在时间中如何存在这一哲学问题，但已经提出各种概念和理论来解说语言是一种既变化又保持不变的物体。事实上，这是语言和说话者及其言语社区的共同特点。今年，我所在的言语社区里的一些成员将去世，与此同时，我的年龄更大了，体重增加或减少，头发更白了，等等。但言语社区仍然不变，我也不变。
二、人 口
语言只有依靠说话者才能存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说话者应该在语言学理论构建中占有一席之地。大部分社会语言学家都赞成这一原则，这是因为关于语言的两个基本事实：首先，个人从生物学的角度具备习得语言的能力，他们生活在一个由说话者组成的社会里并能习得语言；其次，语言在各个结构层次上不停地变化。这两个事实结合起来，意味着语言和说话者之间存在着多种复杂的联系。一种联系是年龄。语言与人类生命周期相联系，并随着说话者的重要生命事件及其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我们简单观察一下实际言语就会发现，婴儿的言语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青少年和其他年龄段人们的言语。因此，在社会语言学家理解语言与社会如何互动的各种尝试中，年龄是他们必须考虑在内的各种经典的人口因素之一。
三、语言和说话者年龄
我们可以清楚地对语言短暂性的3个维度进行区分。这3个维度可以概括如下（见表1）：（1）说话者来去匆匆；（2）言语形式（发音、词汇、意义和结构）转瞬即逝；（3）语言生老病死。因为说话者以特定方式说话，所以这3个维度是互相影响的，而大多数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则致力于确定它们如何互相影响。由于这3个维度表明语言变异，所以它们较为显著。下文概述语言在时间中存在的3个维度。
表1 语言短暂性的维度
（一）说话者来去匆匆
在平面几何的入门阶段，教师要注意观察学生的行为状态，培养他们良好的心理素质。一方面，教师要千方百计地分解难点，化难为易，化乏味为趣味；另一方面，教师要真心热爱学生，珍惜学生的学习成果，尽可能帮助他们获得成功，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同时，教师还要加强思想素质教育，促使他们养成克服困难的意志品质。
而事实上，丝绸具有在医疗、美容、保健等方面的独特功效和在审美、收藏等方面的文化魅力。在新的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丝绸企业应重视丝绸产品的创新，切实推进桑蚕茧丝绸的综合利用开发。此外，结合当下兴盛的“工业旅游”，丝绸企业借鉴“前店后厂”的模式，完善丝绸体验区的建设，全方位展示丝绸多功能的形象，打破思维僵局，向世界传递丝绸新的消费观念。
年龄级差（age grading）是语言使用的一个特点，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大量文献（Cheshire 2008）。人们普遍认为儿童语言是独特的，而其他年龄段和特定语言变体的联系更易受到文化变异的影响。在西方社会，青年人的语言已经吸引不少关注。在过去20年里，老年人的语言也已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认可的一个研究对象。以前人们对老年人语言使用的主要兴趣是退化的缺陷。最近的研究已扩展视野，认为老年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他们的交际需求促成一种特定年龄段的变体（Coupland，Coupland& Giles 1991；Nussbaum & Coupland 1995）。因此，正如表1第一列所示，语言的第一个时间维度与说话者的年龄有关。
语言死于老年？越来越多有关濒危语言的文献表明许多语言学家反对这个观点。他们中的一些强调语言衰亡的社会因素，并参与到致力于抢救或复兴濒危语言的运动中（Tsunoda 2013）。
法律规定和民间类别（例如在东亚，60岁是“第二童年”的开始）互相影响，将社会群体分成不同年龄群体。表1第一列的4个群体是最常用的分类，但这一分类并非没有问题。首先，它没有区分出中年类别，这反映了切希尔（Cheshire 2008）发现的社科研究存在的中年偏见。中年群体语言常被视为隐性规范，用来和其他年龄段群体的言语形式进行比较。另一组问题与人口老龄化有关（见下文）。当人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老年开始的年龄在被推后。在老年学里，人们常谈到“第四年龄”，并区分年轻老人和年长老人。前者在生活中没有严重的生物文化障碍，而后者则已经达到他们能力的极限（Baltes & Smith 2003）。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是人口老龄化，它指的是总人口中年轻老人和年长老人所占比重稳定而显著地增长。社会科学家，包括社会语言学家，正在应对这一发展趋势，更多关注人口中的这一群体（Eckert 1997；Hamilton 1999）。
经济学家在解释社会动力时得心应手，因为对他们而言，人类总是试图将用途最大化。语言的用途在于它在交际中的实用性。当一个言语社区萎缩的时候，当青年人离开或者转用一门更多人使用的语言而很少眷顾其父辈和祖辈使用的语言时，原来那门语言的用途将因此下降，进而更不能吸引人们使用它。换言之，除非由于战争或大屠杀，人们不会停止使用一门功能完备的语言，但会停止使用表达力已经下降的语言。在这方面，似乎我们可以再次确定说话者和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像语言一样，如果说话者不是因为暴力而亡的话，那么他们通常并不会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死亡，而是在年老力竭时离世。
2.2 术中管理 老年衰弱患者手术麻醉风险高，麻醉方式建议选择局部麻醉或神经阻滞以减少全身麻醉对中枢神经影响；手术方式尽量选择微创以减少创伤和出血。术中应注意体温保护及控制恶心呕吐，衰弱患者因体温调节功能障碍常出现低体温，造成伤口感染率增加、愈合时间延长，建议采用压力暖风毯、液体加温仪等设备维持体温不小于36℃［6］。
但另一个问题是年龄和身份认同的关系。虽然在许多文化中都有从这一方面考察青年人语言的成果，但目前只有极少数的研究开始关注身份认同和老年之间的关系。老年人是否可以根据他们的语言而被识别为一个群体？老年人的年龄对说话者的社会地位起到多大作用？在不同文化之间，与年龄相关的范畴在多大程度上发生变化？特别是在亚洲社会，孝顺老人和尊敬长者是一个传统文化主题，在语言使用模式上这一点尤为显著。语言规范和实际使用是否受到社会老龄化的影响？如果有影响，如何影响？这是一些关于老龄化社会中语言的问题。
30例患者共有22例半月板损伤,8例没有半月板损伤,半月板损伤合并胫骨平台骨折的比例是73.3%。有19例半月板损伤是在红区和红白交界处,有2例使半月板后角损伤,因器械操作困难无法修复,其余均是一期修复。患者接受12至18个月随访,有1例皮肤坏死,出现瘢痕愈合,其余均愈合良好。
我们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年龄。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习得一种语言。在充分习得一种语言之前，我们的语言使用在词汇选择和句法复杂度上存在一些局限。在生命过程的另一端，说话者有时表现出类似的局限，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年龄增长带来的副作用。此外，由于除了语言能力有限之外的其他一些原因，一些特定年龄段的说话者会专门使用某些表述，或使用这些表述的频率较高。说话者意识到这些差别，这表现在当其他年龄段的人们使用这些表述的时候，它们被看作早熟或幼稚的表现。
（二）言语形式转瞬即逝
事实表明，一些语言变化较快，或者在过去比其他语言变化快。基于电脑模拟，内特尔（Nettle 1999）认为社区大小影响语言变化的速度，较小的社区可能比较大的社区更快采用新形式。雅克森（Jacquesson 2007）也认为人口影响语言变化，但她的关注点不同。雅克森的研究表明低人口密度意味着较慢的变化速度，而高人口密度意味着较快的变化速度。她展示了世界许多地方的事实来证明该理论的优势，但该理论立刻遇到一个问题：测量语言变化速度的单位应该是什么。这样一来，时间长短就可能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雅克森的理论意味着使用较多的语言比使用较少的语言变化快。衡量的单位不是时间，而是使用量。每一个说话者都是一个潜在的变化发起者。每一个言语行为都促成变化，无论这变化有多小。这又意味着大语言和小语言并不是以相同方式在时间中移动。如果我们将语言看作一种工具，就能看到群体大小和时间是互相影响的。人们越频繁使用一种工具（即大言语社区的语言），它就会比小社区里几乎不用的语言发生更多的改变。最后，频率是以计算每一次的使用来衡量的。即使两个言语社区（一大一小）成员在一天之内同样健谈，但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大社区的语言使用量也比小社区更大。另一方面，威切曼和霍尔曼（Wichman & Holman 2009）反对只研究人口对语言变化的影响。他们研究了世界上的许多语言，并没有发现使用人口多少和语言变化之间存在相关性的证据。但是他们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即两个紧密相连的变体中，大变体比小变体变化快。这一发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确实表明群体大小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我们很难排除其他变量来加以证实。这些发现和考虑表明人口变量和语言变化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现在我们讨论语言的第二个时间维度。在任何特定时间，一种语言都会包含古语词和新词，例如英语中的afore （以前）、betwixt （在两者之间）、neigh （马嘶声）等是古语词；而最近基于agrotourism （农业旅游）的agroterroism （农业恐怖主义）、obesogenic （致胖的）、plank （白痴）和sel fi e （自拍）等是新词。这同样适用于音系、形态和句法结构，尽管影响语言结构的变化可能比词汇创新更零散，且不引人注意。当我们比较处于两个不同时间点的语言时，会发现它们在许多方面互不相同。这适用于所有语言。最近在人类语言多样性研究中反复出现一个问题，即语言变化的速度是否恒定。一些语言学家强调将语言看作一个心理系统而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语言变化的速度不变。另一些语言学家关注社会结构如何影响语言变化，他们往往承认语言变化的速度可能改变。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语音的系统变化，所以这种规则性是否以固定速度进行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不过，尽管这个问题饶有趣味，我们却很难对它进行研究。
研究言语社区及其语言在时间中演进存在困难，困难部分来自本文开头提到的模糊的语言概念。语言变化的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在不同时间点的两个变体存在许多明显的差异，但是语言身份逐渐变化。尽管历时比较受到数据不足的限制，但是我们比较不同年代说话者（例如出生在上个世纪初期和末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差异。不同年代言语样本的比较分析被称为“显像时间”方法（代表性研究见Cedergren 1973；综述性研究见Sankoff 2006）。只有极少数研究可以使用纵向数据，在同一时间观察到不同年龄段说话者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以看作代表语言的连续状态。这个方法基于几个假设，例如“关键期原则”和“均变说原则”。前者认为人过了青春期以后语言变化不大，后者认为我们可以从现在观察到的过程了解过去和未来的过程。但是，与年龄相关的语言使用差异意味着年龄级差或进行中的语言变化。对于前者，每一代青年人表现出青年人的语言特点，他们长大后会放弃这些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从这些特点中长大成人。相反，对于后者，青年一代的言语表现出的一些特点是他们父辈和祖辈言语中从未有的，但他们孩子的言语具有这些特点，因而引起语言变化。
因为横跨较长时间（例如一百年）的语言变化的声音资料很少，所以显像时间方法看似是弥补这一缺陷的一个不错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有局限性。根据关键期假说，语言习得完成以后（如果它曾经完成的话），一个人的语言，尤其是它的音系特征，或多或少保持不变（Labov 1994：112）。支持这个假设的证据有多充分？可以证明个人言语过了青春期仍不变的说话者较长时间的录音很少。此外，一些采用真实时间方法的纵向研究已经发现过了40岁的说话者言语使用模式的变化（Nomoto 1975；Inoue 1997）。如果是这样的，那么年龄级差和一生变化二者共同驱动了语言变化，这涉及个人言语变化和代际变化。不管是或快或慢的变化，还是代际或同辈之间的变化，语言因新形式的引入和旧形式的抛弃而逐渐改变。这是事物正常的过程。尽管之后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因素而不是语言系统内部因素的影响，但正如表1第二列所示，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丢掉一些特点并获得另一些特点。
（三）语言生老病死
语言变化涉及言语行为和语言使用模式的改变，这些改变未必意味着语言系统的变化，但有时确实如此。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大移民、征服和人口迁移，成群的说话者从头开始建立交际系统。这时新的语码诞生，即洋泾浜语（Rickford & McWhorter 1997）。正如表1第三列所示，洋泾浜语从一种辅助语码发展成为一种功能完备的语言，这需要时间，通常超过一代人。考虑到促进使用这种语码的社会环境，它起先在表达范围上有限，并不稳定，而且人与人之间语言使用差异变化极大。经过一段时间，它逐渐扩展，形成一个更加稳定的变体（即克里奥尔语），并具有广泛的表达范围。
人们喜欢将个人语言习得和新语言的形成相提并论，这是因为这两个过程都有赖于人们的语言能力。激活并扩展这一能力需要时间。正如一个两岁孩童的表达能力有限一样，洋泾浜语并不适合满足所有言语交际的需要。说话者个体生命的终结可以与语言进行类比。垂暮老人的言语和濒危语言可能有着共同的特征，如语言磨蚀，失去词汇和语法特征，结构简化，更多依赖语境。正如说话者最终逝去，只剩最后一个说话者的语言也将最终消亡（Brenzinger 2012；Dal Negro 2004）。我们可以基于生命和语言在时间中的存在来构建这个类比。
经过观摩人员和新洋丰技术人员现场测产，示范田葡萄糖度为16.6，预估亩产量6000斤以上；对照田葡萄糖度为15.2，预估产量与去年是亩产量4360斤持平。对比如此明显，不仅让现场参观的种植户羡慕不已，也让葡萄种植专业技术很强的青岛市和平度市两级土肥站领导赞不绝口。示范田主人王永光在活动现场非常激动。
直到最近，我们才广泛地研究与老人交际所使用的语言形式及内容（Backhaus 2017）。一些组织倡议使用一种新的语言来描写60～80岁的阶段，这使人想起过去伴随着种族议题和性别议题在社会政策方面出现的类似运动。这是否表明基于年龄的语言歧视在增加？或者表明人们对这个涉及越来越多人的问题的意识在提高？老年人自身的语言行为以及与老人交谈的语言行为都涉及许多其他话题，包括老年人的语言实践及其形成机制，以及在机构环境里与老年人交流的基本原理及存在的问题（Corwin 2017）。
年龄段的划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青年”和“老年”在文化上受到一些模糊概念的影响，而这些概念与客观生物事实并不相符。贾尔斯及其同事们的研究（Giles et al. 2000）显示，人们所理解的年龄段随着受试群体预期寿命的变化而变化。例如，菲律宾和印度对老年开始的年龄设定较低（分别是40.60岁和48.63岁），而日本对老年开始的年龄设定较高（59.79岁）。我们可以通过各国预期寿命的差异（如菲律宾和印度的预期寿命较低而日本的预期寿命较高）较为容易地解释这些差异。他人指定和自我理解的年龄划分是变化的，所以当我们把一组说话人分成若干年龄组的时候，我们不能遵循简单机械的步骤。此外，年龄划分的文化特色也体现在法律方面。许多国家的民法典规定了人们结婚、喝酒、打仗、选举以及参加其他只属于“成年人”的休闲娱乐活动的法定最低年龄。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划分看似比日常类别划分（例如“成年”和“青少年”）更为明确，但它们也是变化的。例如，2006年，法国议会将女性适婚年龄从15岁提高到18岁；奥地利在2007年将地区和国家选举的最低选举年龄降到16岁；由于日本青年群体持续缩小，日本在2016年将最低选举年龄从20岁降到18岁。
很明显，这是年老的说话者和衰老的语言的不同之处。这是因为尽管医疗和人类技术有突破性进展，但我们依然相信生命有限。人们一般认为年老衰亡的人不会复活。语言则不同。语言复兴是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从长远来看，它是否会对世界语言的构成产生影响，还是一个未知数。这表明我们并不清楚在语言的创造、形成、再创造和衰退中，特定年龄段的言语和语言发展阶段如何互相影响，它们又如何与语言变化互相影响。
但对于濒危语言而言，老年对个人语言能力和作为集体财产的语言都有影响。这些语言总是由较小的社区使用，其成员大多年事已高。如果这些社区较高的中位年龄并非人口老龄化所致，那么这是由于老一代没有将其所操语言传给下一代，或是由于年轻一代没有习得和使用这门语言。“年事已高”指的是不再生育。只有年长的说话者活着，而当他们离开人世的时候，这门语言也就随之而去（Dorian 1989）。人口情况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方面，但人口变化不是唯一驱动力。现代化已使小型社区必须改变它们的方式（包括它们的语言），否则它们难以维系。
有一份包括44例患儿在内的调查发现，43%的患儿会在1周左右发生一次。生长痛的发生时间通常在傍晚或夜间，这样的规律严重地影响儿童的睡眠质量，导致他们的夜惊、夜醒、早醒、日间嗜睡等情况。最为特殊的是，生长痛持续为几分至几小时不等，却在次日清醒后不再疼痛。所以，如果不是考虑到可能存在感染恶性肿瘤等因素，通常不会对这类患儿行过多的检查，比如X线、各种采血等。
将说话者和语言在时间上进行类比有一个明显的局限，这与“死亡”隐喻和语言的本体地位有关。说话者是活着的生物，但语言不是，它只能依赖生物（更确切地说是言语社区）存在。语言复兴证明了这一点。除非你相信奇迹，否则复活已经年老衰亡的人有悖常理。当我们提到说话者的时候，“生命”“预期寿命”和“死亡”等概念是有意义的。但当我们谈到语言的时候，它们只能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当说话者的年龄很明显是他们语言使用的一个相关变量的时候，语言的年龄似乎只是在洋泾浜语形成的早期有关。我们知道，很多语言已经有了成百上千年的历史传统。没有证据表明语言只能像生物有机体那样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存在。这是生物与社会文化的不同之处，只有后者才能无限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当语言停止存在，并不是因为它年老体弱。尽管年老说话者的语言变化和濒危语言的特征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但只有前者而非后者可以归因于年老。
（四）人口老龄化
我们在前文已经简要回顾了表1所示语言的3个时间维度：说话者变化、言语形式变化和语言变化。它们反映了社会语言学家如何反对索绪尔的观点，如何从事历时的语言变异研究。总的来说，社会语言学研究将年龄视为个人变量，而将老龄化视为个人过程。研究年龄级差的语言使用和语言变化的理论框架假定有一个人口稳定的言语社区。但是，我们必须在上述3个维度之上再加上第四个维度，即语言在人口和时间中存在的维度——言语社区变化。到目前为止，人们很少关注这个方面，例如钱伯斯（Chambers 1995）和拉波夫（Labov 1994）撰写的重要的历时变异著作以及钱伯斯、特鲁吉尔和希林-埃斯蒂斯（Chambers，Trudgill & Schilling-Estes 2005）编写的手册中都没有提及社会老龄化。到目前为止，人口动力学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尚无一席之地，这是社会语言学研究和理论构建的一个不可否认的缺陷。即使当人们关注不同年龄段群体变异的时候，人们通常也忽略了受试群体的年龄结构，并没有深刻思考社会老龄化可能对语言变化产生影响。
钱伯斯用一个较长的篇章专门讨论了社会语言学中的年龄变量，并将年龄称为所有变量中“最不可改变的”（Chambers 1995：146）。虽然他指出人类预期寿命的增长可能是过去两个世纪里最引人注目的生物变化，但是他将年龄视为个人特征而非社会特征。作为个人特征的年龄影响我们的语言产生，它允许我们根据表1第一列所示的类别对成群的说话者进行有意义的区分。同样，埃克特（Eckert 1997）对年龄在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性进行综述，她讨论了从儿童期到老年的“语言生活进程”，其中暗含的假设是人口中不同年龄段群体分布稳定。她提到退休老年人群是最少受到研究的，并指出这个群体“人数逐渐减少”（Eckert 1997：165）。在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时代不再是这样，这是因为至少在一些社会，老龄化与人口减少同时发生。例如日本人口从2005年起开始减少，在未来几十年里还将持续下降（Coulmas 2007）。从绝对值和相对值来看，人口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群体是65岁及以上的老人。我们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可以观察到类似趋势，这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但到目前为止，其人口减少由大量的外来移民得到弥补。
毋庸赘言，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20世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里，人们的寿命都在延长，以至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使用“百岁”这个概念来描述一个新的社会现实（Gratton& Scott 2017）。我们考察一下预期寿命。例如，瑞典在1870年男女预期寿命分别是45岁和49岁；到2000年，瑞典男女预期寿命已经上升到77岁和82岁。美国男性白人在1850年的预期寿命只有38.3岁，而这一数字到2004年已经翻倍增长到75.7岁。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日本预期寿命已由20世纪初的42岁几乎翻倍增长到20世纪末的84岁。如今，在高收入国家出生的儿童有超过50%的机会庆祝自己的百岁生日，而这种机会在两个世纪以前还不到1%。在发展中国家，预期寿命也在延长。由于这些变化，世界人口快速增长。世界人口在1800年超过10亿，如今已经增长了7倍多。与此同时，如表2所示，高收入国家（或地区）与南半球国家（或地区）在中位年龄上的差距却在扩大，而非缩小。了解这些巨大的变化是对所有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提出的极大挑战。
表2 中位年龄排名最高和最低的20个国家（或地区）
（续表）
不论你如何理解，这也适用于语言学。正如社会语言学家一般所认为的，如果一个语言的历史受到社会结构变化和言语社区历史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值得考虑人口变化对语言变化的影响这一假设。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人们普遍承认大规模人口迁移和其他灾难性变化对语言变化的影响（Labov 1994：24）。相反，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研究探索人口老龄化对语言变化的影响，或许是因为这是一个细微零散的过程。难道上文提到的前所未有的人口变化对我们的说话方式没有影响吗？
中位年龄显示了人口的老龄化。如果我们比较排名前20位和后20位的国家（或地区）的平均值，两值之差达27岁。这意味着一些社会及其言语社区很年轻，而其他一些社会及其言语社区则比较老。这对这些社会的语言变化的速度意味着什么？
较长的生命对社会语言学理论有什么影响？年龄是社会调查和社会语言学调查的一个核心变量，但人们从未把调查群体的年龄结构看作一个变量。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可以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并对社会语言学理论具有启示意义，但这还需在社会语言学获得认可。例如，预期寿命延长对“年龄级差”和“显像时间”意味着什么？老年女性比老年男性人数多。例如，日本每70 000名百岁老人中有88%是女性。这种性别不平衡如何影响语言变化？一般而言，社区不断变化的年龄结构对语言变化有何影响？目前我们并不清楚。
老龄化和人口减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涉及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而语言不可能成为例外。但上述人口变化对社会中的语言意味着什么？
三代之间的交际连接着祖辈和孙辈，这种交际欲望常被看作能协调语言变化的速度。从20世纪初至今，老年社会里祖辈和孙辈出生相隔的时间已经延长几乎一倍。和1900年相比，今天的祖辈更可能陪伴孙辈度过童年和更长的时间，很可能对孙辈的言语行为产生影响（Arpino，Gumà & Julià 2017）。如果我们根据最长和最短预期寿命比较国家，那么祖辈和孙辈之间相隔的年岁可高达35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不知道这对代际交际意味着什么，也几乎不知道人口老龄化对语言变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数字化时代的大量数据鼓励我们尝试填补这方面的知识空白。
图1是自主研制的观察型ROV样机。样机包括控制箱、电源柜、缆车、水下本体、外部电源和扩展设备等。用户操作软件的首要设计目标是应用于该ROV样机，实现用户操作下的水下运动和实时监控功能。
四、结 语
我们都知道语言存在于时间中，但并不清楚语言与我们的年龄有关。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在时间中存在，本文探索了这一点，并补充了人口老龄化的维度，认为现在是时候将人口老龄化纳入到社会语言学理论了。我们见证了人口老龄化是目前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它产生了许多影响，涉及我们生活的世界和社会在时间中的存在。我们不可忽视贫富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所以这里用社会的复数形式更好。这并不是说每一个社会一代代的繁衍生息，而是说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社会再生产已发生巨大变化。在过去50年里，势头强劲的人口增长和人口老龄化是最明显的影响。直到最近，特别是在高收入国家，今天的老年不同于昨天的老年。这些过程提出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言语社区生产和再生产语言的方式。在社会老龄化的新现实下研究这些问题或许有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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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Demographics and Language
Florian Coulmas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social variation of language， which in the 1960s came to be known generally as Sociolinguistics， has challenged one of the fundamental tenets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 à la Saussure， who taught that for language to be analysable in terms of its structure， it had to be conceptualized as system devoid of a temporal dimension， and a rigid distinction had to be observed between synchrony and diachrony. From a socio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language is perpetual in fl ux and variation， be it temporal or regional or social， cannot be ignored without abstracting away one of its essential features. For， rather than being given， language is subject to modi fi cation by the society of its users. Thus， sociolinguistics made linguistic variation its principal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and explanandum， seeking correlations of speakers’ social class， ethnicity， level of occupation， gender， and age with language varietie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the temporal dimension of society was generally ignored in sociolinguistic theory building， although it is undeniable that， as a result of urbanisation， social ageing， and migration among others societies change just as much as languages. This paper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fact that both language and society exist in time and have temporal depth should be recognised in sociolinguistic theory and if so， what the implications would be.
Key words time; age variation; demographic change; sociolinguistic theory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9）06-0033-09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603
作者简介： 弗洛里安·库尔马斯（Florian Coulmas），男，杜伊森堡-埃森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社会学和日语。电子邮箱： fl orian.coulmas@uni-due.de。阎喜，男，华侨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功能语篇分析、翻译研究。电子邮箱：yxmax1980@126.com。方小兵，男，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规划学与术语学。电子邮箱：languefang@163.com。
责任编辑：王 飙
标签：时间论文; 年龄变化论文; 人口变化论文; 社会语言学理论论文; 杜伊森堡-埃森大学论文; 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