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现代中国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哥伦比亚论文,师范学院论文,中国教育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G40.05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10）11－0042－06
一、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中国教育交流的历史过程
（一）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留学生的培养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前身为纽约教师进修学院，创建于1887年。它于1898年并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哥伦比亚大学训练教师的专业学院。① 20世纪初，在院长罗素（James Russell）的大力延揽下，该校师资阵容之盛堪称执世界教坛之牛耳。这里聚集了一批在世界现代教育史上成就斐然、声名显赫的大师级学者，如杜威（John Dewey）、孟禄（Paul Monroe）、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克伯屈（W.H.Kilpatrick）、斯内登（Sneedden D.）、拉格（H.Rugg）、康茨（J.S.Counts）等。这些教育大师们不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有辉煌建树，还积极领导和参与了当时如火如荼的教育改革实践，使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不仅是当年世界上最大的教育研究中心和全美最具影响力的训练教育领袖的基地，而且成为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导中心与理论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成为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心驰神往的教育圣地。此期来美国学习教育的中国学子亦纷纷将其视为自己留学求知、实现人生抱负的首选之校。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很早就开始了以招收留学生为目的的与欧洲和东方国家的通信联系。但直到1904年才有第一个来自广东的中国留学生李亨（音译）（Lim，Paul Heng），他于1909年毕业，是第一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1]第一个获得该院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是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校长的郭秉文，他于1914年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获博士学位。而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于1917年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一文继之获得博士学位。② 1923年2月，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研究所成立后，前来求学的中国学子更是与日俱增。据统计，自1923～1938年的15年间，该所接受的外国留学生来自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3,652名。其中，中国留学生就有565人之多，仅次于加拿大，位居第二。[2]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名师们别开生面的教学、研究方法使中国留学生受益匪浅。著名教育家、后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的陈鹤琴曾这样回忆老师克伯屈教授的教学“他的思想有魔力，他的教法有魔力，……他的教法是独出心裁而能刺激思想的方法”[3]。后任安徽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的杨亮功则认为斯垂耶（George H.Strayer，又译斯特雷耶）、杜威和克伯屈三位著名教育家的教学方法，各有千秋。他尤其推崇斯氏所授的教育行政课程。认为斯垂耶教授的教学“理论与实用并重，……特别能使他们（指外国留学生——引者注）对于美国地方实际教育情形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4]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知名教授们在教学过程中对中国留学生予以了格外的注意与帮助。如杨亮功回忆：“克伯屈与杜威两人对于中国学生皆极亲切。”[5]1927年1月，针对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情况，克伯屈专门在美国教育杂志上发表《中国教育所学于美国教育的是什么》一文，向中国留学生提出9点建议。谆谆告诫，充满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真诚关心。而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部长的孟禄在执讲“教育史”课程的过程中，鉴于中国学生来美留学多在大都市，不熟悉美国乡村情形，而这不利于中国留学生全面了解和学习美国的教育经验。于是他特地在各处向一些热心教育的人士募捐路费，多次亲自带领陈鹤琴、王文培、郑晓沧等中国留学生和少数日本留学生到美国南方参观。[6]因为南部诸州以农业为主，有较多地方可供中国效法。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知名教授对中国留学生的关心和指导，由此亦可见一斑。
杜威、孟禄等名师还对中国留学生成立的教育研究团体——中国教育研究会给予了热心的指导。该会于1915年成立，最初是中国学生会组织，后成为最早的中国教育研究团体，吸引了许多热心中国教育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和其他院系的中国留学生参加，如蒋梦麟、胡适、孙科、李建勋、庄泽宣、汪懋祖、张彭春等，都曾是该会的成员；前三任会长，分别是凌冰、陶行知和张伯苓。[7]这些成员回国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运动的发起者，一批中国新文化、新教育的领袖，就是从这个研究会诞生的。
此外，中国留学生在生活上也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如孟禄热心推荐陶行知申请为在师范学院学习的外国留学生特别设置的“利温斯顿奖学金”，又指点他登门拜访住在纽约市附近的一些捐赠人。由于孟禄的亲切关怀，陶行知终于从众多的申请人中脱颖而出。利温斯顿奖学金的获得，使他得到了基本的经济保障，从而解除了求学的后顾之忧。
正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求学时期，中国留学生们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构建了中西合璧的知识体系，接受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树立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日后的教育改革活动奠定了知识、能力和人事关系的坚实基础。这些人学成回国之后，以其深厚的专业素养、全新的教育理念、开阔的视野及强烈的改革意识占据了政界、文教界要津。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近140位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子担任了民国政府国务总理、行政院长、立法院长、考试院长、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从教育部长、司长到省教育厅长、局长，从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到中学校长以及各主要教育、学术团体的会长等职。③ 他们不仅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有力鼓吹者和新教育的推进引导者，也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著名教育家联翩访华
20世纪20年代前后，具有世界影响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人应中国文教界盛情邀请来华讲学，不仅是当年中国文教界的盛事，而且对当时和其后的中国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1.杜威访华
在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一批杜氏弟子的倡议和直接推动下，1919年4月30日，杜威偕夫人及女儿到达上海。截止1921年7月11日杜威一家离开中国，其在华活动时间为2年零2个月又12天。
杜威访华期间，受到中国社会各界极为热烈的欢迎，其足迹遍及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14省市，作了大小演讲约200多讲。他还应邀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中国高等学府进行系统讲学，其大部分演讲均由胡适、陶行知、郑晓沧等中国弟子轮流翻译。通过巡回演讲和系统讲学，杜威全面、系统、深入地介绍了其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和伦理思想，丰富的演讲内容对于“五四”时期渴求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的中国知识界而言，无疑是珍贵的及时雨。
2.孟禄访华
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著名教育家中，孟禄来华次数最多。自1913年他首次访问中国，截止1941年，孟禄共14次来华，在中国教育、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1921年9月5日，孟禄偕女儿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并应实际教育调查社邀请，来华进行大规模教育调查与讲学，这是其在华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产生直接影响最大的一次。在为期4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由陶行知、王文培、凌冰等弟子陪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调查了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开封、南京等9省18市的200多处教育机构和教育设施，发表演讲60余场，频频与各地教育、实业界人士召开座谈会和讨论会。孟禄大力宣扬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并对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随时予以批评和纠正，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给予了许多实际的指导和建议。其中尤为精辟的是，他关于改革学制和改进中学科学教育的主张。
1924～1941年，孟禄又作为负责保管、分配和监督使用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的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副董事长，多次来华参加该会年会、常会，参与了各项重大决策，在推进中美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3.克伯屈访华
继杜威、孟禄来华讲学之后，世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著名领导人克伯屈亦应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邀请，于1927年3月访华。克伯屈在凌冰、陶行知、朱经农、程其保、陈科美等昔日弟子陪同下，风尘仆仆，赴广州、上海、南京、杭州、北京等地参观和考察各类学校。他深入教室听课，阅览学生作业，并对学校建筑、经费、设备、师资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克伯屈还应邀发表了大量学术演讲。据统计，在为期3个月的时间里，克伯屈所作大小演讲和讨论约百余起，向中国文教界全面介绍了其教学理论和教育思想。
1929年9月，克伯屈再度访华。他参观了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以及其他试验学校，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并发表大小演讲20余场。
除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人外，20世纪20年代前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还先后有瑟娄（T.H.P.Sailer）、麦柯尔（W.A.McCall）、威廉·罗素（William P.Russel）、卡特维尔、拉格、贝佐明·安德生（Ben- jomin R.Andrews）、卡丽薇等多位知名学者来华考察、讲学或指导研究，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也使得近现代中美文化教育交流的历程更加丰富多彩。
在杜威、孟禄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著名教育家来华讲学的推动下，以朝气蓬勃的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为主导，中国教育界掀起了一场气势磅礴的现代教育改革运动。从教育观念到教育制度，从学校行政管理到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从初等、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对教育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改革，且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均为前所未有。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生的直接推动下，包袱沉重的传统中国教育终于得以艰难而顽强地迈向现代。
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历史贡献
（一）为中国文教界培养了大批人才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历届中国留学生中，许多人日后成为中国文教界的风云人物，其中不少人的名字为人们耳熟能详。该校可谓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的摇篮。据统计，1991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大辞典》第十卷介绍中国近现代教育家，计有265人，其中有留学经历的142人，留美学生78人，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就有34人。[8]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中国文教界培养了大量人才乃至一批大师级人物，也为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人才储备，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校堪称功德无量。
（二）为中国现代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中华民国成立后，虽然在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对封建教育进行了改革，颁布了新的教育方针。但是，如何将这一美妙构想转化为现实，其时人们仅有目标而没有方法，更没有一致的主张与行动，诚如梁启超所言，“正在中国学术界饥荒的时候”，[9]学校中流行的仍是从日本引入的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与方法，教育面貌无根本改变。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相继来华讲学，为中国教育界带来了实用主义教育的新理论。在杜威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访华及其中国弟子们的宣传推动下，基本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盛行一时，成为中国教育理论界普遍认同的主导学说，并被大规模付诸实践。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彷徨中的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三）促进了中国教育制度创新
自1915年湖南省教育会首次提出学制改革动议，直至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其间历时7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为此召开了8次会议，其中有两次会议至为关键。一次是1919年10月在太原召开的第5届年会，另一次则是1921年10月在广州召开的第7届年会。杜威参加了1919年的太原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演讲。孟禄参加了1921年的广州会议，会议期间发表演讲外，还以座谈、讨论、著述多种方式对学制改革给予了具体指导。
如果说杜威、孟禄直接影响了新学制的指导思想、标准及内容，那么以胡适、陶行知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则推动了新学制的审定、颁布与贯彻实施。1922年的《壬戌学制》，作为20世纪20年代初期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不仅标志着因杜威、孟禄来华讲学而风靡一时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从理论层面转化为制度层面，而且昭示着我国现代学制的确立。当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是发展的中介。理论创新成果最终应用、转化成实践，制度是关键。教育制度的创新，能为教育内容、方法、手段和组织的创新提供保障和激励机制，从而更好地促进教育的创新与发展。因此，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及其中国弟子们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制度创新，并最终使中国教育融入了世界教育的发展潮流。
（四）推动了中国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
在杜威、孟禄、克伯屈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访华及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的共同努力下，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也渐入高潮。而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改革历来都是改革的重头戏，也是检验改革得失成败的关键所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们对此给予了许多实际的诊断和指导。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不仅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教育社团为依托，开展了调查、研究、编译、推广、实验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且陶行知、陈鹤琴等人还相继展开晓庄试验、活教育实验，创办新型学校，为中小学教育改革别开生路。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生的推动下，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当然，并非所有的教学改革实验都取得了成功。但即使是不成功的实验，仍能积极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思考课程、教材与教学法的改革问题。
（五）加快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
20世纪20年代，全国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两面旗帜——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其执掌校政与担任重要职务者均为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另外几所教育改革影响较大的大学也同样如此，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邓萃英、李建勋，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均曾留学哥大师院。对现代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有着深刻理解与体验的他们矢志兴学，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舞台上，进行了把西方（尤其是美国）现代大学教育理念和模式与中国本土需要相结合的探索，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远不只表现于其毕业生所创造的改革成就，该校与中国高等教育界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学术交流。如杜威曾以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校作为重要活动基地，广泛宣扬了其教育思想和主张，从而使这些学校备受教育学术界瞩目，并蔚为中国国际学术交流的重镇。
（六）促进了中国教育思想发展与现代教育理论建立
综观20世纪20年代多姿多彩的教育思潮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不难看出，当时不少颇有影响的思潮如平民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科学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教育独立思潮、乡村教育思潮、普及教育思潮、生活教育思潮等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相联系。
杜威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所带来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不仅促进了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还推动了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据统计，20世纪20和30年代出版的教育学著作，均明显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实际上，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几乎影响了当时中国教育学所有分支学科的理论建构。以陶行知、陈鹤琴、邰爽秋、庄泽宣等人为代表的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学子在致力于杜威教育思想传播、应用的同时，也开始通过自己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努力构建本土特色鲜明的现代教育理论，如陶行知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陈鹤琴创立了活教育理论、邰爽秋创立了民生教育理论等。
三、结语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大批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成为变革中国传统教育的领袖和中坚力量。而该校知名教育家访华次数之多、阵容之强、理论宣传之系统、参与教改之深入，为世所罕见。在该校师生的联袂主导下，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之路得以重构，并最终建立起中西兼收并蓄的现代教育体系，使中国教育融入了世界教育发展的主流。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虽不一定绝后，但至少可谓空前。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尚未见到哪一所学校能对另一个国家文化教育发展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因此，该校与中国现代教育的不解之缘不仅构成了近现代中外教育交流史册上光彩夺目的一章，亦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教育交流历史图景中一道瑰丽无比的奇特景观。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能够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发挥巨大作用，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首先，哥伦比亚大学秉持“把哥伦比亚大学纳入国家及世界事务”的办学理念，积极吸引各国学生就读，力图对国内外事务产生其影响。其次，20世纪初，正值欧美教育革新运动应时而生，立志革故鼎新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们奔走呼号，努力扩大教育革新运动范围之际。作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思想基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风靡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再次，近现代中国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中西思潮大交汇的文化格局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为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登陆中国提供了社会土壤。复次，实用主义教育所倡导的现代教育观念与中国需要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基本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时代需求。最后，深受中西文化熏陶的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则充当了这一思想东渐的主要中介。总之，这是时代使然，是中国社会需要使然，是该校师生共同努力使然，也是其当时正处于发展全盛期和办学理念使然。当然，毋庸讳言，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影响不仅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某些消极的一面，需要我们正视并吸取教训。历史的经验也昭示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文化教育都不可能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只能处在与其他文化的持续接触与碰撞之中，并在不断吸收异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因此以更为开放的心态积极开展国际教育交流极为必要，而且这种交流对双方而言都是有益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中国教育的交流一度中断。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校与中国教育的关系进入到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2000年9月，在有关机构和基金会的支持下，由知名教育学家曾满超教授主持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教育中心成立。在很短时间内，就开展了许多中国教育项目的研究，并陆续撰写、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报告。近年来，该中心还多次举办关于中国教育的研讨会，开展培训，为促进中美教育的交流与合作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不少中国学生和学者也纷纷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就读或访问，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国后已在文教界显露头角。值得提及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954年设立、授予全世界对教育和人类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的“教育与人类发展杰出贡献奖”把视线投到了中国。2004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会理事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郝克明，成为该奖项设立50年来第一位获奖的中国学者；2008年，著名教育学家、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也被该校授予荣誉教授。这些举措是对中国教育学家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教育发展前景的期盼。我们完全可以预言，在未来的岁月里，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教育的迅速变革，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中国教育的关系将会越来越密切。随着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还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双方关系走向新的高度。
注释：
① 哥伦比亚大学保留对师范学院所有学位授予的控制权，而师范学院的财务完全独立且自负盈亏。
② 据高麟英文，1935年师范学院又设立了与学术型教育学博士学位相区别的应用型教育学博士学位。
③ 本文中所指的哥大归国学子既包括曾在哥大获得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者，如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也包括曾在哥大求学、研修但未获得任何学位者，如张伯苓、罗家伦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