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制造业论文,效率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缘起 依托低成本优势的初级要素专业化产业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初级要素专业化战略本质上是粗放型经营方式，长期实施这一战略所积累的深层矛盾日益凸显：逐步丧失的成本优势危及了出口贸易的地位；自然资源的约束难以支撑起高消耗型的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压力不断趋于极限，无力承载高排放型的经济增长。这些矛盾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为此，国家适时提出了以优化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工业化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战略。由于制造业增加值占中国GDP的比例超过30％，特别是中国制造业一直处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而且节能减排也主要聚焦制造业，因此优化产业结构的核心是优化制造业结构。无论是新型工业化还是创新驱动，主要是通过制造业结构的优化来实现。 产业结构调整是否带来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现实和理论界并没有确定性的答案。产业结构的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多数研究和现实中的决策多偏向产业结构某一维度的优化，没有揭示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效率作用的复杂性。一个典型的事实是，中国1995-2003年高技术产业的产出比例和投入比例不断上升，①即制造业结构不断升级，但是反映工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增加值率不断下降(沈利生和王恒，2006；沈利生，2009)，工业增加值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是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不断下降且低于工业增加值率。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节能、降耗及减排，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虽然研究产业结构影响经济增长及效率的文献非常丰富，但是现有研究对制造业结构变迁影响经济增长效率问题并没有给予相应的关注，这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特别是制造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效率提升的重要性不相称。因此，全面深入考察制造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厘清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升的机理，特别是剖析多种因素制约下制造业结构变迁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机理。二是运用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检验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三是从总产值、固定资产和增加值等维度反映制造业结构的变化，并采用两种方法分别测度经济增长效率、每一维度的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进而构建计量方程进行估计，以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二、文献回顾 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许多学者围绕产业结构演进产生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即“结构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理论研究(Peneder，2003；刘伟和蔡志洲，2015)和实证检验(Dekle & Vandenbroucke，2012；de Vries et al.，2012；刘楷，2015)，但这些研究仅是间接讨论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能反映投入产出率变化，更不能反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变化，因此以上研究并不能准确反映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当然，国内外不少文献讨论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直接影响，②以下从两方面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要归纳和评述。 1.产业结构变迁影响要素再配置效率的研究 由于经济增长效率的内涵丰富，测度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多种多样，如采用要素利用效率衡量经济增长效率(刘元春，2003；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研究产业结构变迁影响资源再配置效率的成果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研究产业结构变迁对单一要素再配置效率的影响。这方面的文献主要集中研究产业结构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如讨论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凌文昌和邓伟根，2004；杨天宇和曹志楠，2015)、非农产业比例变化(毛丰付和潘加顺，2012)和制造业结构变化(Timmer & Szirmai，2000；曲玥，2010)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并不能判断产业结构变迁对要素综合效率的影响。 第二，研究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和资本再配置效率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考察非农产业比例(刘元春，2003)、三次产业结构(干春晖和郑若谷，2009)对劳动和资本再配置效率的影响。这些成果虽然可以弥补产业结构变迁对单一要素再配置效率影响研究的不足，但是这些文献发现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和资本再配置效率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无法判断产业结构变迁对资源再配置整体效率的影响，而且现有文献很少涉及制造业结构变迁对多种要素再配置效率的影响。 第三，研究产业结构变迁对要素再配置整体效率的影响。理论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变迁改善资源再配置效率，即产生“结构红利”。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如检验了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对资源再配置效率的影响(Baumol，1967；温杰和张建华，2009)，也有一些文献检验制造业结构(李小平和卢现祥，2007)、工业结构(陈诗一，2011)变化的“结构红利”效应。要素配置效率或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投入产出率提高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上升，因此产业结构变迁对要素再配置整体效率的影响不能准确反映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而且，实证文献局限于产业结构升级，很少涉及产业结构合理化。 2.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是一致的，这一判断从长期来看无疑是正确的，因为长期内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变迁的根本动力，必然促进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但是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变动并不一定是技术进步推动的，或者技术进步是偏向型的，生产要素也不能充分自由流动以实现要素的产业结构转换，致使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可能发生变化。郭克莎(1995)指出，产业结构的片面升级如工业或加工工业数量过度扩张阻碍经济增长效率提高，只有产业的资本结构、劳动力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出结构的全面高度化，整体结构效益才能提高。陈佳贵和黄群慧(2005)认为，工业结构升级必须伴随技术集约化、高加工度，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效率提高。因此，如果产业结构不是全面优化，经济增长效率不一定提升。刘伟和蔡志洲(2008)研究表明，第二产业和重化工业的比例上升均会提高中间消耗率，降低投入产出率。沈利生(2009)认为，工业比例过大、服务业比例偏小造成的结构不合理降低了增加值率。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关注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综合效率的影响，如张为杰和张景(2012)利用30个指标测算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实证结果发现产业结构变化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但不同区域存在差异。 总体而言，产业结构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理论研究没有系统地讨论多种条件约束下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作用机理的复杂性。二是实证研究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效率的成果局限于三次产业结构，而且没有涉及产业结构合理化，尤其是没有系统地讨论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对经济增长集约化和投入产出率的影响。本文的讨论可以拓展和深化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并期望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三、制造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作用的辨析 制造业结构变迁包括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及其附加值率的变化。制造业结构升级是制造业结构变迁的一种形式；制造业结构变迁表现为不同类型产业比例的变化，不一定是制造业结构升级。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反映制造行业间的协调程度，特别是反映资源在制造行业间配置的效率，衡量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的耦合质量。制造行业间的要素利用效率或要素密集度趋于一致，制造业结构趋于合理，经济趋于均衡状态；反之，制造业结构趋于不合理，经济偏离均衡状态。因此，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既可能一致，也可能背离。制造业结构变迁过程中，如果要素能充分自由流动，制造行业间要素利用效率或要素密集度趋同，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与合理化则是一致的；如果要素不能充分自由流动，制造行业间要素利用效率或要素密集度差距扩大，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变化可能相反。制造业结构趋于高度化但没有趋于合理化，或者制造业结构没有趋于高度化但趋于合理化，仅是制造业结构的片面优化；制造业结构只有同时趋于高度化和合理化，而且伴随着高附加值化，才是全面优化。 1.要素充分自由流动视角下制造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纵观产业发展，技术进步促使生产要素通过结构转换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从低水平向高水平演进，即新兴产业不断出现、夕阳产业不断淘汰，高附加值产业不断替代低附加值产业；创新产业的资本或劳动的边际产出上升，如果要素在产业间可以充分自由流动，资本或劳动就会流入创新产业，直至所有产业的资本或劳动的边际产出相等，经济趋于均衡，所有产业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投入产出率提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向集约型转变。因此，从长期看，产业结构变迁是资源从低生产率产业流向高生产率产业的过程，低生产率产业因要素流出而边际产出上升，资源再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得到提升。 在现实中，即使要素充分自由流动，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并不总是正相关。第一，短期内，如果是低技术制造业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要素流动导致制造业结构逆向变化，要素再配置效率提高，制造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效率则负相关；同时，制造业结构趋于合理，与经济增长效率变化趋势一致。第二，因为要素生产率提高使该产业需求的要素减少，致使要素流出，如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制造业就业比例下降(Matsuyama，2009)。资本密集型产业发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不断替代劳动，该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被挤出至其他产业，劳动再配置效率下降，经济增长效率可能下降，制造业结构升级可能阻碍经济增长效率提升。同时，制造业结构趋于不合理，与经济增长效率降低一致。第三，当高技术制造业要素报酬高于其他行业时，会吸引要素从中低技术制造业流向高技术制造业。如果要素流入行业不存在规模经济或者范围经济，而要素流出行业存在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要素流出行业规模缩小，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受损，且损失超过流入行业要素效率改善，制造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效率提升相悖；合理化水平可能与经济增长效率变化方向相反。第四，出于战略目的，政府通常采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无息或低息贷款、低价土地等措施扶持幼稚产业如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可以低于市场成本生产，如果要素报酬高于其他制造业，要素自由流入，直至所有制造行业要素边际报酬均等，但是要素边际产出下降，要素再配置效率下降，制造业结构升级抑制经济增长效率提高；同时结构趋于不合理，与经济增长效率变化方向一致。 2.要素不能充分自由流动视角下制造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不断显现，但是因为行业壁垒、体制约束等阻碍资源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即使不存在行业壁垒和体制束缚等障碍，受资本专用性、劳动技能形成的累积性以及劳动流动的成本等因素约束，生产要素也不能充分自由流动。因此，制造业结构变迁不一定改善资源再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受要素流动限制的制约可能发生变化。以下重点讨论政府干预、技术创新的产业结构及技术进步的偏向型等情况。 首先，政府干预可能导致制造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发生变化。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依靠投资拉动，制造业结构变迁具有政府主导的特征。陈其林(2005)指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鲜明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是重要资源如土地、资金等以政府行政配置为主导，导致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急遽扩张甚至产能过剩，特别是直接导致了第二产业和重化工业比例居高不下。因此，中国制造业结构变迁很大程度上受政府行政配置资源方式的影响，资源不总是从低效率产业流向高效率的产业，制造业结构变迁不一定提升经济增长效率。 如果政府稳增长，扶持资本密集型产业，以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反映的制造业结构高度化降低。若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人均总产值、人均增加值(即劳动生产率)及人均资本高于其他产业时，制造业结构更不合理，且劳动效率提高超过资本效率损失，资源总体利用效率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上升，即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与经济增长效率反相关。若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生产率低于其他产业，政府投资扩大了资本密集型产业规模，深化了资本，降低了资本的边际产出，资本效率损失超过劳动效率提高，投入产出率下降，经济增长效率下降，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效率正相关。制造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不能确定，如果采用相对人均总产值或人均增加值反映合理化，资本密集型产业人均总产值或人均增加值与制造业的差距明显小于(大于)其他产业，制造业结构趋于合理(不合理)，合理化与经济增长效率负相关(正相关)。 如果政府通过投资扶持幼稚产业如高技术产业发展，且该行业容易吸引潜在高素质的技能人员(如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技术密集型产业比例就会上升，制造业结构升级。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人均总产值、人均增加值及人均资本高于其他产业时，制造业结构趋于不合理，资源总体利用效率提高，投入产出率提高，制造业结构升级则提升经济增长效率，合理化与经济增长效率反相关。若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边际生产率低于其他产业，产业发展进一步降低资本的边际产出，致使制造业投入产出率下降，经济增长质量下滑，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效率负相关；合理化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类似于上述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情况。 由于市场失灵，落后制造业不会及时顺应产业发展规律被淘汰，政府通过干预限制中低技术制造业发展，部分中低技术制造企业被淘汰，由于劳动技能是长期形成的，非熟练劳动或专业化程度低的劳动不能充分自由流向中高技术制造业或专业化程度高的行业，被淘汰企业的劳动则主要流向第三产业。不少研究发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高于服务业(袁富华，2012)，劳动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可能会导致劳动再配置效率下降，经济增长效率可能下降。政府通过干预淘汰落后产业，中低技术产业比例下降，但是中高技术产业并没有拥有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增加值率可能低于传统落后产业，制造业结构不断升级却没有伴随高附加值化，产业结构升级则可能降低经济增长效率。③因此，政府干预可以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但可能抑制经济增长效率。 其次，技术创新的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的偏向型可能引起制造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发生变化。低技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如果是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会出现劳动替代资本，农业劳动流入降低劳动边际产出，劳动生产率可能下降，资本生产率上升，两相冲抵后，如果低技术产业的要素利用效率上升，投入产出率提高，低技术制造业比例上升，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下降，经济增长效率变化则相反；反之，则一致。制造业合理化水平变化不确定，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也不确定。如果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虽不能吸引其他制造业要素大量流入，但能吸引新增投资和潜在高素质技能人员，产业比例上升，制造业结构升级，制造业投入产出率平均水平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提升；生产要素不能充分流动，制造业结构趋于不合理，合理化与经济增长效率负相关。 再者，资本的专用性决定了其流动性远远低于劳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变化主要是劳动流动导致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效率变化也不总是一致。如某行业资本深化，劳动边际产出提高，如果引起劳动从低技术产业流出至该行业，劳动再配置效率改善；该产业资本边际产出不断下降，当资本效率损失超过劳动效率改善时，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可能下降；制造业结构趋于合理，与经济增长效率变化相反。因为该产业产能扩大导致资本增长对产出增长贡献的正效应，可能弥补了劳动增长对产出增长贡献的负效应，致使资本和劳动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之和上升，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下降。 总之，制造业结构升级并不一定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特别是没有高附加值化的制造业结构升级不能提升经济增长效率；制造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也不一定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如果制造业结构变迁不是技术进步引起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的直接结果，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既可能一致也可能背离，二者不一致则表明高度化和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可能不一致，高度化或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性质变得复杂。制造业结构同时趋于高度化和合理化也不一定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如果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不是技术创新推动的，而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制造业结构变迁可能不会伴随高附加值化，则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高。④ 四、变量测度与计量模型 (一)制造业结构变迁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按照技术水平将制造业结构分为低端、中低端、中高端和高端技术四类产业；李贤珠(2010)和傅元海等(2014)则合并了高端和中高端技术产业，将制造业分为三类。本文采用上述方法将制造业分为三类，测算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 1.制造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测算 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内涵，国内外的学者主张采用结构偏离度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常进雄和楼铭铭，2004)。干春晖等(2011)认为，结构偏离度度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忽略了不同产业的重要性，主张用泰尔指数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为避免单一方法测度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片面性，这里用结构偏离度和泰尔指数两种方法测度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测算公式详见干春晖等(2011)。人均总产值、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和人均增加值(即劳动生产率)分别测度的结构偏离度相应地表示为tsge、tsfe、tsae，泰尔指数相应地表示为tsgt、tsft、tsat。如果劳动和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每个制造行业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分别相同，人均资本也分别相同。也就是说，制造业的产出结构或资本结构和就业结构一致，结构偏离度和泰尔指数为0，制造业结构处于均衡状态，资源在制造行业间的配置是有效率的，制造业结构是合理的。反之，结构偏离度和泰尔指数越大，制造业结构越不合理。 2.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测算 按照李贤珠(2010)判断制造业结构的观点，中国高端技术制造业的产值比例1998年开始超过40％，可以说高端技术产业已经成为主导产业。因此，本文依据高端技术产业发展判断制造业结构的升级。采用两种方法分别度量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一是高端技术产业占制造业的比例，从总产值、固定资产净值和增加值三个维度反映高端技术制造业的比例分别表示为thgp、thfp、thap；二是高端技术制造业与中端技术制造业之比，总产值、固定资产净值和增加值三个维度反映的二者之比分别表示为thgr、thfr、thar。 (二)经济增长效率的判断 经济增长效率通常是指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主要表现为投入不变条件下产出增加，或产出不变条件下投入减少。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和投入产出率可以测度经济增长效率。 1.经济增长集约化 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测度，或者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劳动和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之比测度(林毅夫和苏剑，2007)，本文采用唐未兵等(2014)的方法测度1996-2012年30个地区(因为数据不全未考虑西藏)的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表示为gpm)。其中测算经济增长集约化需要的重庆和四川资本存量没有分割，利用《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四川固定资本形成额，以及单豪杰(2008)测算1952年基期资本存量的方法和已测算的重庆和四川固定资本形成的价格指数等，计算出1995年四川资本存量；进而对1995年重庆和四川合计的资本存量进行分割，得到1995年重庆固定资本存量；进一步利用单豪杰的方法分别测算1996-2012年重庆和四川的资本存量，计算出相应的资本增长率。测算经济增长集约化需要的地区就业人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信息网，两方面的统计资料缺失部分年份就业数据，其中2006-2007年就业增长率采用《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计算，2011-2012年就业增长率采用各地区年鉴数据计算。 2.投入产出率 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目标就是降低消耗。换句话说，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增加产出，投入产出率反映了资源的利用效率，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本文用中间投入产出率(gpr)度量投入产出率，测度方法和1999-2007年数据与沈坤荣和傅元海(2010)相同。1996-1997年的统计口径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2008年工业增加值来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年鉴》。没有统计资料统一提供2009-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数据，测算中间投入产出率较为复杂。2009-2012年天津和辽宁、2010-2012年内蒙古，2011-2012年江苏、2012年广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按中宏数据库增加值增长率测算，其他地区各年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数据来自各地区统计年鉴或年度统计公报。将测算的工业增加值除以地区工业总产值可以得到缺失的增加值率。⑤由于部分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值税的统计口径不一致，采用计算增加值率方法测算2009-2012年中间投入产出率可能产生较大的误差，因此对中间投入产出率的计算方法作相应的调整。利用测算的工业增加值率乘以《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其中2012年工业总产值采用各地区统计年鉴的数据，得到缺失年份的增加值；利用工业中间投入=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应交增值税，可以计算出中间投入，进而计算2009-2012年各地区中间投入产出率。 (三)构建计量模型 众所周知，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但是没有经典文献描述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函数关系，不利于正确构建计量模型。由于结构变迁主要通过要素利用效率变化来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即制造业结构变化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集约化和投入产出水平。经济增长效率如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投入产出率等与许多宏观经济现象一样，因为习惯、偏好等而具有持续性，即前期的经济增长效率对后期的经济增长效率可能产生影响，实证模型中被解释变量通常表现为自回归，经济增长集约化、投入产出率则是内生变量。变量存在内生性，静态面板估计结果可能是一致的，但不是无偏的。因此，为解决模型变量的内生性，本文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模型：
上式中i表示除西藏之外的30个地区。模型(1)为1996-2012年30个地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模型，样本数为510。因为一些地区缺失部分年份制造行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和增加值数据，模型(2)和模型(3)为1996-2012年30个地区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其中模型(2)中河南、贵州、云南时间跨度为1996-2007年，样本数为495；模型(3)中内蒙古、辽宁、黑龙江、上海、浙江、湖北、四川的时间跨度为1996-2007年，天津、吉林为1996-2008年，河北、江苏、山东和甘肃为1996-2009年，宁夏为1996-2010年，广西为1996-2011年，其余地区为1996-2012年，样本数为452。 gp表示经济增长效率，分别用经济增长集约化gpm和工业中间投入产出率gpr反映。模型(2)和模型(3)中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测算时，相应地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tsg和thg分别表示制造业总产值测度的合理化水平和高度化水平，且分别运用两种方法测度。每种方法测度经济增长效率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相应地分别分为四种情况，tsge、thgp组合时为模型(1a)、模型(2a)和模型(3a)，tsgt、thgp组合时为模型(1b)、模型(2b)和模型(3b)，tsgt、thgr组合时为模型(1c)、模型(2c)和模型(3c)，tsge、thgr组合时为模型(1d)、模型(2d)和模型(3d)。经济增长效率用两种方法测度，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可以分别得到八种情况，依据不同模型中高度化和合理化系数的估计结果，判断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分别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是否具有一致性和稳健性。μ为随机误差项。 ctr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如技术进步、市场化(樊纲等，2011)、对外开放(王小鲁等，2009)、政府干预(罗长远，2005)、城市化(沈坤荣和蒋锐，2007)也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效率。技术进步分为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自主创新采用10万人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衡量，表示为inv；技术引进采用外资参与度反映，用外资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测度，表示为fdi。对外开放采用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测度，表示为open；政府干预采用财政支出与GDP之比衡量，表示为fisc；借鉴陆铭和陈钊(2004)的方法，采用滞后1期的地区人口出生率作为城市化的工具变量，表示为urban；市场化采用非国有工业总产值的比例测度，表示为mark。因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较长，经济增长效率可能随时间变化，将时间也作为控制变量，表示为year。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其他数据来自国研网、中国统计网、《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及各地区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处理。 五、实证结果的分析与解释 1.估计结果分析 上述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即不是外生的。为解决变量内生性对估计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采用两步系统GMM估计法分别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每个模型各自8种情况二阶自相关检验的p值均大于0.3，不拒绝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原假设；Hansen检验的p值均大于0.4，上述模型均不能拒绝过度识别正确的原假设。因此，工具变量选择和模型设定是合理的。
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揭示了中国制造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效应。从表1可以看出，人均总产值测度的制造业结构偏离度系数为负值，在工业投入产出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1c)和模型(1d)中估计系数的显著水平分别达到5％或10％，在其余模型中显著水平为1％。可以说，tsge下降1个单位，制造业高度化可变而其他因素不变条件下，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上升0.061—0.068，工业中间投入产出率上升0.012—0.008；人均总产值测度的泰尔指数tsgt下降0.1，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上升0.07，工业中间投入产出率上升0.006—0.007。表2中人均固定资产净值测度的结构偏离度系数为负值，在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2a)中系数的显著水平为5％，在其他模型中显著水平达到1％；这意味着，tsfe下降1个单位，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上升0.11—0.16，工业中间投入产出率上升0.012；固定资产净值测度的泰尔指数tsft下降0.1，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上升0.1，工业中间投入产出率上升0.009—0.011。表3中人均增加值测度的结构偏离度系数为负值，在中间投入产出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3b)中系数的显著水平为10％，其余模型中显著水平达到1％或5％；这表明tsae下降1个单位，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上升0.13，工业中间投入产出率上升0.023—0.087；人均增加值测度的泰尔指数tsat下降0.1，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上升0.059—0.088，工业中间投入产出率上升0.015—0.03。以上分析表明，降低制造业结构的偏离度或泰尔指数，能显著提升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和投入产出率，即提升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能有效提高经济增长效率。 表1中总产值反映的高端技术制造业比例的系数为负值，显著水平为1％，可以说，thgp上升0.1，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可变而其他因素不变，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下降0.02，工业中间投入产出率下降0.005；中高端技术制造业之比的系数也为负值，显著水平达到1％、5％或10％，意味着thgr上升1个单位，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下降0.04，工业中间投入产出率下降0.034—0.005。表2中固定资产净值反映的高端技术制造业比例系数为负值，显著水平为1％或5％，这表明thfp上升0.1，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下降0.12—0.13，工业中间投入产出率下降0.005；中高端技术制造业之比的系数为负值，显著水平为1％。可以说，thfr上升1个单位，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下降0.07—0.09，工业中间投入产出率下降0.006。表3中增加值反映的高端技术制造业比例的系数为负值，显著水平达到1％或5％，意味着thap上升0.1，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下降0.051—0.056，工业中间投入产出率下降0.031；中高端技术制造业之比的系数为负值，显著水平达到1％，意味着thar上升1个单位，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下降0.06—0.08，工业中间投入产出率下降0.011—0.019。因此，高端制造业产出或资本的比例上升，或高端制造业产出或资本与中端制造业之比增大，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和工业投入产出率下降，即制造业结构的升级抑制了经济增长效率。
控制变量中技术创新的系数基本上显著为负，市场化的系数显著为负，与一般观点不一致，但也是合理的。前者与唐未兵等(2014)的结论一致，他们详细分析了原因，这里就不再讨论；后者与周黎安等(2007)的研究结论类似。⑥ 2.估计结果稳健性讨论 采用两步系统GMM估计法分别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具体来说，在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gpm和中间投入产出率gpr分别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人均总产值、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和人均增加值分别测度的结构偏离度和泰尔指数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总产值、固定资产净值和增加值分别测度的高端技术产业比例和中高端技术产业之比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可以初步判断，分别从三个维度和两种方法测度制造业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同时采用两种方法测度经济增长效率，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均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效率，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均抑制了经济增长效率。 采用其他指标测度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可以进一步考察制造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作用的稳健性。如模型(1)至模型(3)的制造业结构高度化采用就业人数测度，每个模型同样可以分为八种情况；模型(1)和模型(2)的制造业结构合理化采用总产值与固定资产净值之比测度，模型(1)和模型(2)可以分别区分为八种情况；模型(2)和模型(3)的制造业结构合理化采用增加值与固定资产净值之比测度，模型(2)和模型(3)可以分别区分为八种情况。采用GMM估计表明，⑦二阶自相关检验χ[2]统计量均大于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不能拒绝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原假设；Hansen检验的p值大于0.2，不能拒绝过度识别约束正确的原假设。因此，这些模型工具变量选择和模型设定是正确的。在这些模型中，人均总产值、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和人均增加值分别测度的结构偏离度和泰尔指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高端技术产业就业的比例和中高端技术产业就业之比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总之，两个指标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结构偏离度和泰尔指数分别从人均总产值、人均固定资产净值、人均增加值、总产值与固定资产之比、增加值与固定资产净值之比五个维度测度，以反映制造业结构合理化，高端技术产业比例和中高端技术产业之比分别从总产值、固定资产净值、增加值和就业四个维度测度，以反映制造业结构高度化，这些不同方法、不同维度测度的变量组合不同的计量方程。运用系统GMM估计法进行检验发现，模型设定和工具变量选择均是合理的，采用不同方法从不同维度测度的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促进了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和中间产出率提高；运用不同方法从不同维度测度的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抑制了经济增长效率。因此，估计结果具有一致性，⑧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影响的估计结果非常稳健。 3.原因解释 采用不同方法测度经济增长效率、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步系统GMM估计结果却一致表明，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效率作用的完全相反，这一结论具有内在的合理逻辑。第一，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高，其原因可以分两种情况讨论。如果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任何制造行业的技术进步，都会导致劳动等生产要素从边际产出低的行业流向边际产出高的行业，结构偏离度和泰尔指数不断缩小，经济最终趋于均衡状态，制造业结构趋于合理，投入产出率上升，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上升。如果生产要素不能充分自由流动，技术进步促使人均总产值或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业其上升幅度超过较高的产业，制造行业间人均总产值或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不断缩小，结构偏离度和泰尔指数随之缩小，制造业结构趋于合理，投入产出率提高，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上升。反之，政府投资深化资本，高端技术产业劳动投入因资本替代减少，致使人均资本和劳动边际产出上升，促使人均资本和劳动生产率较高产业的资本和产出增加幅度大于较低的产业，制造行业间人均资本、人均产值和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结构偏离度和泰尔指数增大，制造业结构趋于不合理，同时资本边际产出下降，投入产出率下降，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降低，经济增长效率下降。 以制造行业劳动生产率为例进行分析。1998年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高端技术产业上升幅度最大，与泰尔指数和结构偏离度增大和工业投入产出率下降相对应；2003-2004年、2006-2007年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中端技术产业上升幅度最大，与泰尔指数和结构偏离度增大和工业投入产出率下降相对应；2009年劳动生产率最低的低端技术产业上升幅度最大，与泰尔指数和结构偏离度缩小和工业投入产出率上升相对应。因此，统计数据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机理，即在经济非均衡条件下，产业结构合理化通过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而不是要素的结构转换影响经济增长效率。 第二，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效率负相关的原因。如果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是行政配置资源而不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制造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并没有出现高附加值化，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不能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其原因是，政府为保增长或扶持新兴产业，通过直接投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无息或低息贷款等方式，增加高端技术产业的投资，扩大高端技术产业的产能，促进了制造业的资本结构和产出结构升级，但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阻碍了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提升。以政府投资影响为例，1996-2010年制造业年末资本中的国家资本比例虽然不断下降，但是最低仍达10％，意味着政府对制造业结构变动有很大影响。国家资本主要集中在中高端技术产业，低端技术产业的比例很低，1996-2004年高端技术产业国家资本的比例最高，2005-2011年中端技术产业的比例超过高端技术产业，这与制造业高度化的变化基本一致。政府不仅通过投资而且运用财税、贷款支持等措施影响制造业的结构。 政府以行政配置资源方式促进中高端技术产业发展，但是中高端技术产业的企业并没有掌握产品的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而是仅仅掌握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技术，企业通过进口高附加值的中间投入品支撑生产，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产品价值链的中高端却由拥有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的国外企业控制，中国企业创造的附加值所占比例低，表现为增加值率低，甚至出现劳动生产率高而增加值率低的现象。因为企业进口技术含量高的中间投入品越多，投入越大，创造附加值的比例越低；或者企业掌握了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生产环节，生产相关产品又必须满足产品的技术标准，企业借助政府支持加大生产设备投入，资本不断深化并替代了劳动，劳动投入减少致使劳动生产率提高，这与毛丰付和潘加顺(2012)资本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观点是一致的；技术水平没有显著提高的条件下深化资本必然降低资本的边际产出，产业投入产出率不断下降。劳动生产率上升则劳动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资本边际产出下降则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大于劳动的作用，致使劳动增长和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和是上升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下降。因此，政府配置资源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是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抑制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原因；卢现祥和罗小芳(2010)认为，政府控制的资源多、管制多、干预多所导致的产业结构变化不利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 中国各类制造业中低端技术产业增加值率最高，2004-2008年超过规模工业增加值率，变化趋势与规模工业增加值率一致，明显高于中高端技术产业增加值率；其中多数年份中端技术产业增加值率最低，不过，中高端技术产业增加率差距不大。因此，在1996-2012年间制造业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过程中，中高端技术产业并没有出现高附加值化。进一步地，中国中高端技术产业不是通过掌握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来发展，而是通过政府投资支持和进口高技术含量的中间投入品来发展，投入增长幅度超过创造的附加值增长幅度，投入产出率下降。国内一些学者，如沈利生和王恒(2006)认为，中国工业增加值率下降的一个原因是进口中间投入占总投入的比例上升。李树培(2009)指出，航空设备、工程机械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80％关键技术投入品依赖进口；陈爱贞和刘志彪(2011)研究发现，中国2007年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产品中的国外附加值占26.52％，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设备产品中国外附加值占22.76％。这些研究进一步佐证了沈利生和王恒(2006)的观点，即高技术含量的中间投入进口是中国中高端技术产业增加值率低的原因。1996-1998年中高端技术产业增加值率和2003-2012年中高端技术产业增加值率均是下降的，随着中高端技术产业产值比例不断上升，直接导致工业增加值率不断下降。 与产业间增加值率水平相反，中高端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低端技术产业。其中1998-2003年高端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最高，中端技术产业略低于高端技术产业；2004-2012年中端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最高，中高端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低端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一直最低。各类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增加值率水平相反，恰恰反映了中高端技术产业在不掌握核心技术条件下，企业通过政府投资和进口中间投入品支撑生产，进一步深化了资本，减少劳动投入以降低工资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劳动生产率虽然上升，但是在技术水平没有显著提升的条件下，中间投入增加和资本深化进一步降低增加值率。如中高端技术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投入大，资本边际产出不断下降，企业在仅掌握低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中进行生产，高附加值的中间产品来自国外，企业创造的附加值少，资本投入和中间投入大大提高了总投入增长速度，在创造附加值有限的条件下，投入产出率更低；特别是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加份额，远远大于劳动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下降份额，资本和劳动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和上升，经济增长方式向粗放型方向逆向变化，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下降。低端技术产业多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拥有较为先进的生产工艺，产品价值链较长，创造的附加值较多，机器设备投入相对中高端技术产业少，劳动生产率虽然低于中高端技术产业，投入产出率却高；劳动生产率低和投入产出率高，分别意味着劳动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大，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低端技术产业增长集约化水平变化，则取决于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劳动增长的贡献大小。但是不论低端技术产业增长集约化水平是否上升，中高端技术产业比例不断上升，工业投入产出率必然下降，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下降。 另外，政府限制中低端制造业发展以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可能降低经济增长效率。因为中低端制造业比例下降有可能损害中低端制造业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而高端制造业可能处于发展阶段，比例上升并不能形成明显的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制造业结构升级可能因为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损失而造成经济增长效率下降。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经济均衡状态时，技术进步和要素的结构转换推动制造业结构变迁，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高。但是受政府干预、市场障碍、行业壁垒、要素性质、技术创新的产业结构和偏向型技术进步等因素制约，市场不可能达到出清状态，制造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非常复杂。利用1996-2012年中国区域面板数据进行GMM估计发现，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不利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提高制造业合理化水平则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高。采用不同的方法测度变量得到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实证结果非常稳健。具体来说，经济增长效率采用经济增长集约化和工业中间投入产出率两种方法测度；制造结构的变化从总产值、固定资产净值、增加值等维度反映，制造业结构高度化采用中高端技术产业之比、高端技术产业占制造业的比例两种方法测度，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用泰尔指数和结构偏离度两种方法测度；运用系统GMM估计法检验不同方法测度的变量组合的计量方程发现，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一致显著的正向作用，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一致显著的负向作用，因此估计结果是稳健的。而且，制造业结构升级抑制经济增长效率提高与现实相吻合，即中国制造业在升级过程中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的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依靠产业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才可能提升经济增长效率。因为产业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进步能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投入产出率，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相反，政府通过行政配置资源推动产业结构变迁，产业技术水平没有显著提升，要素边际产出随产业规模扩大下降，资源效率损失扩大，如中国制造业不断升级过程中增加值率反而下降，经济增长效率下降。产业技术创新的重点是中高端产业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的创新，政府应加大中高端产业产品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环节的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引进力度，寻求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的突破，才能消除中高端产业低附加值化的现象，发挥制造业结构优化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改变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地位，获得制造业中高端竞争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感谢张建华教授、李永友教授、杨继生教授、欧阳志刚教授、李科博士、魏下海博士、王贤彬博士及广州大学斯密讲堂与会师生在论文写作、修改中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高技术产业与高端技术产业的含义不同，高技术产业的定义和外延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一致，而高端技术产业的定义和外延详见后文。1995-2003年制造业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不断升级，2004-2011年制造业投入结构仍不断升级。 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本质就是节能、降耗、减排，因为篇幅限制，本文仅讨论降耗即经济增长效率，不涉及节能和减排。 ③如2001-200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明显低于制造业。因为缺乏全国及其他制造业大省近几年制造业增加值数据，仅以广东为例说明。2011—2014年广东高技术产业中间投入产出率为0.24—0.28，低于先进制造业，先进制造业中间投入产出率为0.28—0.3，低于一些传统产业，如纺织服装类为0.32—0.37，食品饮料类为0.33—0.36，非金属制品为0.32—0.33。 ④2000-200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制造业的差距不断缩小，从1.65倍逐步缩小到1.05倍，同时高技术产业产值的比例从13.8％上升到2006年15.3％，表明制造业结构既升级又趋于合理化，除2000年外的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均低于制造业，且差距不断扩大。此外因缺乏增加值数据无法比较2008-2012年的情况。 ⑤2012年统计工业总产值数据为年度统计公报数据，2012年河南和云南工业总产值缺失，按2011年工业总产值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乘以2012年主营业务收入估算。 ⑥周黎安等(2007)认为所有制改革持续改进了国有企业效率。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保留下来的国企规模较大，中小企业则主要是非国有企业，非国企规模偏小；因此国企更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更容易获得规模经济，效率可能更高。1996-2007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1996-1997年为国有工业企业)中间投入产出率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996-1997年统计口径为独立核算企业)的1.14—1.29倍。2008-2014年多数地区缺失工业增加值数据，依据可获得的部分地区数据测算结果也验证了这一观点，如2008-2014年广东、北京、云南、安徽以及2010-2012年湖南，2008-2014年福建除两年外，2008-2013年的江西和河南分别除两年和1年外，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中间投入产出率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8-2014年重庆、贵州、2008-2009年的湖南国有控股工业增加值率(因为缺失增值税，无法测算中间投入产出率)明显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当然市场化抑制经济增长效率的原因还有：制造业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导致劳动被挤出，并通过市场流向低劳动生产率部门，效率下降；其次政府限制中低端制造业发展促进产业升级，促使中低端制造业的资源通过市场流动至第三产业，资源总体效率下降，资源从中低端制造业流出实质上是政府和市场化的共同作用，但是形式上是市场配置的结果，表现为市场化配置资源降低了效率。政府采用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扶持高技术产业发展，导致要素实际利用效率是下降的，同样表现为要素的市场化降低经济增长效率。因此，非国有企业比例上升，即本文测度的市场化水平上升，经济增长效率下降。 ⑦限于篇幅，文中没有列出相关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⑧这里的一致性主要是指模型设定的合理性一致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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