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阅尽战火是铁流
○余 玮（北京）
1951年，中国整个大陆部分被完全解放，土地改革运动接近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在全国启动，国防建设、军队现代化建设开始步入正规化轨道。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的剿匪作战仍正在紧张地进行中，这一年10月的国庆庆典大阅兵也就显得特别有意义。
“青春的祖国，无穷的力量”，这是当时一篇报道国庆阅兵式盛况的通讯标题。文章满怀激情地记载道：“我们的祖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美丽、坚强、伟大！它出现在我们面前，以它的一片火焰似的红旗的森林，以它的奔腾的人流，以它的陆上的、海上的、空中的不可战胜的武装力量，以它的工人和农民的强大队伍，以它的朝气蓬勃的成千上万的青年和少年儿童……显示着它的无限前途，使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祖国而感到光荣！每一个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和祖国更亲密地拥抱在一起！”
总司令为纪录片亲自配音检阅口号
为了筹备国庆节，1951年9月9日上午9时，中央人民政府和北京市各机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51人，在中山公园内的北京政协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筹备会。会议决定于国庆日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和庆祝游行，并推选彭真、聂荣臻、李立三等14人为筹备委员，组成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筹备委员会，负责领导进行各项庆祝国庆节的筹备工作。
国庆越来越近了，北京大街小巷到处挂满了五星红旗，一条条街道张灯结彩，许多高大的建筑物上悬挂着巨幅庆祝标语。
解析： 围绕“概述细胞都由质膜包裹，质膜将细胞与其生活环境分开，能控制物质的进出，并参与细胞间的信息交流”这一核心概念的具体要求，从叶绿体、溶酶体、核膜和线粒体等生物膜为出发点命题。其中A选项实则考查光反应过程，包括水的光解和ATP合成两个物质变化，因参与两个物质变化的过程的酶都在类囊体膜上，决定了光反应在类囊体膜上进行。学生需要在类囊体是光反应的场所的抽象知识基础上，联想光反应的过程，概括出选项的答案，并且在其他选项中在大脑里抽取对应的知识点，避免相似知识点的混淆作用并快速作答。
为了让国庆受阅的重装备部队顺利通过，天安门广场和游行大道进行了表面加铺，广场北部、东西门间，在原石板道与有轨电车轨道间铺砌了长244米、宽15米的新石板道；天安门前宽阔的大道新铺上了整齐的花岗岩、缸砖和水泥砖。
10月1日，北京阳光灿烂，秋风习习。时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国庆节庆祝典礼”、有各军兵种部队参加的阅兵式和人民群众的游行活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黎明时分，浩浩荡荡的人流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拥向广场。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着金灿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城墙正中高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晴朗的蓝天，迎风飘扬的红旗，把天安门城楼朱红的墙、金色的瓦，衬托得更加金碧辉煌，庄严雄伟，巍峨壮观。
《人民日报》的记者这样报道当时的阅兵盛况：“我们看见各种军事学校学员的队伍，我们看见举世闻名的志愿军和人民解放军的雄壮行列，我们更第一次看见了我们有这样多又这样威武的飞机、大炮、坦克和其他新式武器。我们看见了来自朝鲜战场的战斗英雄，来自各个老根据地的人民代表，来自各地工厂、矿山、铁路的劳动模范。大家都惊喜于祖国在短促的两年中已经有了这样巨大的进展，这样雄伟的成就。”
在天安门城广场上，聚集着高举红旗的7万首都市民，仿佛一片红色的海洋。东长安街大道及两旁的街道上，除排列着等待受阅的部队之外，还聚集着数十万群众等待游行活动的开始。
（三）研究方法：鉴于研究目的，本研究采用的是文献研究法以及定性（质化）研究方法。文献研究主要是使用中国知网的期刊网资源库、博硕士论文资源库、网络报道资料等，以“殡葬”、“职业感受”为主题词，检索相关资料，归纳梳理前人研究角度和观点。定性研究主要是运用深度访谈法、开放式问卷法，对北京、天津、厦门、无锡、太原、青岛、济南、烟台市的11名案主进行个案深度访谈，他们均为近3-5年入职殡葬行业的青年，具有高职大专学历。同时，以他们为主体，在本单位35岁以下青年发放问卷10份，共发放110份，回收87份。结合所有定性资料按照研究问题进行归纳整理，最后完成本研究。
出席庆典的中央领导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程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等。在检阅台上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各委、部、会、院、署、行的首长，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首长，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常务委员，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在贵宾观礼台上，有应我国各人民团体的邀请前来观礼的外国朋友和贵宾、各国使节和外交人员。还有我国各民族的代表、各院校教授和学者的代表、华侨回国观光团的团员。参加观礼的还有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代表98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代表63人、工业模范工程师和工人代表147人、农业劳动模范代表38人、治理淮河和其他水利事业的模范技术人员和工人代表数十人、来自全国革命老区的代表994人、私营工商业的模范工作者100人，以及首都各政府机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在京出席全国各种会议的各地代表。
上午9时50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登临天安门城楼，全场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10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典开始。全场肃立，军乐队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礼炮齐鸣28响。从此，上午10时庆典开始成为定制。
阅兵式随之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登上阅兵车，驶过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阅兵总指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乘另一辆车上前迎接，并向朱德报告：“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总司令检阅！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接着，聂荣臻陪同朱德乘检阅车检阅全体受阅部队。
检阅后，朱德登临天安门城楼检阅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空军、海军、公安部队全体指挥员、战斗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同志们，民兵同志们……我命令你们，警惕地站好你们的战斗岗位，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巩固祖国国防。毫不满足地认真学习，熟练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本领，提高现代化军事科学和指挥艺术的水平，加强各种工作的计划性、组织性和准确性，巩固和提高军事纪律，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
关于朱德阅兵还有一段佳话：这一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要拍摄一部名为《一九五一国庆节》的电影纪录片。作为阅兵总指挥的聂荣臻非常关心这部片子的拍摄，每次受阅部队彩排预演，都通知摄制组去观看，以便正式检阅时拍好影片。
接着，牵引炮兵部队、摩托化步兵、装甲兵部队陆续过来了。各种口径的大炮和各种轻重型坦克，构成一个钢铁的巨流滚滚向前。
聂荣臻关切地问导演：“还有什么问题吗？”
导演有点为难地说：“现在的问题是，影片中朱总司令阅兵只有喊口号的口型，没有声音。”
一个地区的土地利用类型可以反映此地区的产业构成、人口的分布，而建筑用地斑块分布可以直接反映人口分布。通过监督分类解译出建筑用地斑块分布(图2)情况可以发现梅县区客家人呈聚集模式分布在中部、东北部、西南部，其它地区的建筑用地呈零星状态分布，人口分布较少。根据DMSP/OLS夜间平均灯光指数数据的DN值大小反映客家人口分布密集程度(图3)，结果显示梅县区中部地区客家人口密集，东北部、西南部人口较密集。同时，主要的客家人口分布与建筑斑块集中分布位置相吻合，呈现出组团状的建筑斑块面积越大，客家人口分布越密集的规律。
陈毅点点头：“我也发现了这问题。”
聂荣臻略想了想，说：“不对，那天朱老总阅兵，不是专门批了一辆吉普车在检阅车前边，供摄影和录音用的吗？怎么会没有声音呢？”
导演回答：“声音是有的，但不能用。声音太杂，汽车的马达声都被录进去了。”
空降兵部队是1950年9月17日才成立的。第一次参加国庆阅兵式，指战员代表每个人都感到无比自豪，走过天安门成为他们一生最难忘的时刻。只见他们身着苏式伞兵的全套服装，脚蹬皮靴，装备着冲锋枪，配备着降落伞，全副武装，迈着整齐的步伐，气宇轩昂地走过检阅台,以严整的军容、整齐的队形、雄健的步伐正式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已经有了空降兵这个新兵种！
“那怎么办？”聂荣臻问。导演犹豫地说：“我们想请朱老总重录一下，而后配上去。”陈赓听了，说：“让总司令到你们厂里去录音，可不妥当啊！”
那时的录音机很笨重，光用汽车上的那种电瓶就得好几个。导演表示：“我们可以把录音机拉到中南海来录。”
主要包括蕈树(Altingia chinensis)、薄叶红厚壳(Calophyllum membranaceum)、红鳞蒲桃、野含笑、木莲等。此类植物树干通直，分支点较高，观赏效果好，又耐修剪，可以构建良好的街道景观。
这时，朱德大步走了过来，说：“行！你们给我约个时间就可以了。”
3.1.2 环境、物质和设备 反映医院设施、医疗护理活动空间、环境卫生检查、护理装备水平及物资设备等合格程度。如各护理单元是否安全、整洁、舒适、便捷，床单位设备齐全，护士站离重病人单元的距离、加床数等，常规物品器械消毒灭菌合格率、每年引进护理新仪器设备总值/或占全院构成比、护理物资设备完好率、急救物品完好率等。
不久，朱德在紫光阁进行录音。当时除了摄制人员外，陈毅和康克清、李伯钊两位大姐也在场。录音师把麦克风摆好后，朱德站了起来，规规矩矩地刚喊了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坐在一旁的康克清和李伯钊两位大姐就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朱德扭头问导演：“她们笑不行吧？笑声都录进去了吧？”陈毅笑着说：“走，我们找个地方，不让她们看。”
于是，朱德、摄制组随陈毅到紫光阁大厅后边一个小房间里重新录音。朱德听从导演的安排，非常认真地站在麦克风前，一口气分别连喊了三遍“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喊完，他认真地问：“导演同志，怎么样？行不行？”
1951年国庆，民兵队伍的行列经过天安门前检阅台。
摄制组同志被朱德这种一丝不苟支持电影拍摄的精神感动坏了，导演忙说：“行，行，很好，很好！朱老总、陈老总，你们坐下来休息吧！”
后来，摄制组把朱德喊的这3句口号，以及电影厂重新组织受阅部队官兵重录的“万岁！万岁！万岁”这句口号一起配在影片上，声音既洪亮又清晰，大大增强了纪录影片《一九五一国庆节》的艺术魅力。
全民皆兵的一种宣示
朱德宣读命令完毕后，武装部队的分列式检阅开始。此次受阅人员共有13348人；受阅装备有各种火炮128门，坦克、自行火炮80辆，汽车192辆，军马1104匹，飞机148架。
走在受阅部队最前面的方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学员。他们都是久经沙场、功勋卓著的我军高级指挥员，此时正在军事学院学习军事科学理论和技术知识。学员们身着国防绿细呢子将校服，戴着白手套，佩着各种勋章和奖章，行进在天安门广场上。
就在1951年国庆庆典在北京举行的当天，朝鲜战场上炮火纷飞。这天，美军向天德山发起进攻。天德山距离汉城（今首尔）20公里，坐落在铁原以西、临川以北的临津江东岸，距离南北朝鲜的军事分界线大约是5公里，是一处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守卫主阵地的是志愿军四十七军一四一师四二二团二营五连共250余名战斗人员。
就在方队经过检阅台前时，有一个外国使节对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这个军事学院方队，走得不是太整齐。”周恩来严肃地告诉他：“参加这个方队的，是我们部队身经百战的中高级将领，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伤残，有的走路都不方便，可仍然坚持训练，他们是真正的共和国英雄！”这位外国使节听后亮出大拇指，表示敬佩。
接着走过来的是人民解放军各军校的学员方队，依次是由高级步兵学校的学员、战车学校的学员、炮兵学校的学员、海军学校的学员、航空学校的学员组成的5个方队。前两次的天安门广场阅兵，走在最前面的方队分别是水兵方队和空军学校、海军学校的学员方队，这次阅兵换成了正在军事学院受训的高级指挥员，表明人民解放军干部队伍建设正在走向现代化和正规化。这种以军事学院方队为“龙头”的队列排序方法一直延续到1959年的阅兵，1984年国庆阅兵才将第一方队改为仪仗队。
这年解放军第六高级步兵学校被指定为受阅院校之一，校长孙毅后来回忆说：“10月1日那天，我带领着第六高级步兵学校受阅方队走在前面，心情激动，步子特别有力。当通过天安门城楼时，脑子里的一切几乎都忘记了，只看见毛主席举起的巨手在挥动，朱总司令在还礼！”
海校方队紧随炮校方队之后，迈步走过天安门前。整个方队横看一堵墙、纵看一个人、斜看一条线，如一排排白色的海浪，有节奏地向前行进。城楼上的毛泽东、朱德等齐声点赞，毛泽东还特意回过头来，高兴地对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说：“海军方队走得好！走得像一个人一样！”
这一年，才穿上军装8个月的解放军第三航空学校学员孙汝嵩成为受阅的航空学校学员方队一员。“没想到刚参军就碰到这么光荣的事，能够到天安门广场走一趟！由于朝鲜战事紧张，学校要求训练不能影响学习，学员不能延长毕业时间，以便早日参战。”
1.3.3 术前肠道准备 传统组术前一晚使用聚乙二醇电解质溶液常规灌肠，ERAS组病人术前不常规清肠。
阅兵开始时，孙汝嵩所在的航空学校学员方队紧随在海军学校的方队之后，旗手走在队列正前方。当齐步走至天安门城楼前，改为正步走。领队喊口令：“向右看！”队员们向天安门方向敬礼。孙汝嵩回忆，走过天安门城楼前，他清楚地看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站在城楼上，但没能看清楚他们的面部表情。因为部队事先有要求，虽然大家都想多看一眼毛主席和周总理，但绝不能因此影响队列，能看到什么程度就看到什么程度。
继院校方队之后受阅的是各军兵种部队。先是空降兵部队、步兵部队的方队，之后是民兵方队。
有机农业植物保护工作水平持续提升，需要保证植物具备较强的土壤能力，更多的是需要不断提升土壤本身的肥力和活性。通过积极开展有机农业土壤配肥工作，将能更为充分有效的保护有机农业植物。首先，需要树立起统筹规划的理念，针对其中的各项内容进行充分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增强土壤肥力的持久性。不断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同时还需要从土壤特性出发，适当性的调节土壤，切实提升土壤的供肥能力。其次，在添加有机农业植物有机肥的过程中，需要能从土壤实际肥力状况出发，开展充分有效的处理工作，强化施肥效果。采用选择性和混合性不同的施肥方式，将能够有效增强土壤养分供应的平衡性。
在热烈的掌声中，民兵方队走进人们的视线。参加这次国庆阅兵的民兵方队是由华北老解放区的民兵代表组成，其成员都是战斗英雄和先进模范，他们胸前佩戴着各种荣誉奖章和军功章，向着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挥手致意，展示着中国民兵的飒爽英姿和高昂的精神状态。此时坐在观礼台上的来自全国各地革命老区的近千名代表兴奋地欢呼起来，全场也产生强烈的共鸣，人们高呼“人民战争万岁”，把阅兵式提前引入高潮。
民兵方队首次参加国庆阅兵是全民皆兵的一种宣示：无论军队现代化发展到什么程度，民兵永远在我国武装力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次阅兵将民兵方队排列在人民解放军的方队之间，显然是别具创意的，成为本年度阅兵式的亮点之一。
紧跟民兵方队之后的是骑兵部队和防空部队。防空部队用大卡车载着16部巨大的圆形探照灯，组成一个4×4的方队通过天安门前。探照灯第四一一团光荣地接受了这次国庆受阅和司礼任务。担任司礼任务的第四营，除了要为空军飞行编队准确通过天安门上空进行导航外，还要在国庆之夜配合其他部队完成施放焰火的任务。
影片素材拍下来后，初编样片刚剪辑好，聂荣臻就通知导演送审。到中南海紫光阁审片的首长除了聂荣臻外，还有朱德、陈毅和陈赓。放映后，大家都称赞大阅兵的场景拍得好，有气势。
在坦克和履带式自行火炮隆隆驶过广场时，人民空军的各式飞机分3个梯队多个批次从天安门广场之上凌空而过。全场观众为人民武装力量的迅速发展壮大而欢呼。
阅兵式历时90分钟。
到目前为止，火星快车号围绕火星飞行已经超过了5000圈，给科学家提供了大量的火星探测资料。例如，它于2004年刚刚到达火星轨道的时候，就给科学家传来了一张火星表面的清晰照片。照片显示在火星表面的一个深坑里，存在一大片“明晃晃”的东西。科学家猜测这一大片明晃晃的东西就是火星水在低温深坑里结成的冰。
分列式结束后，首都群众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领先的是由18000名少年儿童组成的队伍，他们欢呼着走过天安门前，两名少先队员跑上天安门城楼，把一束鲜花献给毛泽东，这时全场热烈鼓掌。一队少年儿童在走过城楼前时，放飞了一群和平鸽，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美好愿望。少年儿童们高举着鲜花组成“抗美援朝”的字样，并且邀请30名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和他们一同行进在金水桥前。
在抬着反映工农业生产成绩的各种模型和标语走过天安门广场的人群中，惹人注目的是一幅巨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画像，下面写着“向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的标语。游行群众高呼着口号，欢腾地相继通过天安门广场。
当文艺大军走到检阅台前时，举起红色黄色的布块，组成“毛主席万岁”和“斯大林万岁”的字样。这时花炮震响起来，在碧空中爆裂，显现出了许多面国旗、军旗和红旗的图案。文艺大军过去之后，广场南部的市民队伍向前聚集检阅台前，向着主席台长久而热烈地欢呼。
晚上，首都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联欢舞会。在探照灯四一一团36部探照灯巨大光柱的照耀下，天安门广场如同白昼一般，沉浸在欢歌笑语之中。
在中国人民欢庆第二个国庆之时，不少国家的领导人纷纷电贺中国国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电文中说：“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伟大友谊——远东和平及安全的坚强保障永远巩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在电贺中说：“朝鲜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者而进行的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当中受到了伟大邻邦中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及其优秀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直接协助，这鼓舞和巩固了朝鲜人民的最后胜利的信心。”
硝烟中最特别最难忘的国庆节
1951年9月26日，在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杜平率领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国庆观礼代表团一行近百人到达北京，受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首都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曾在抗美援朝中被评为“高射英雄”的高炮六十三师六〇八团一连四班班长郭传才，是战斗英雄国庆观礼代表团代表之一。国庆前夕，他接到中央军委通知，作为志愿军战斗英雄观礼代表回国参加国庆典礼。晚年的郭传才对当年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朱德总司令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我们，我与其他30多位代表一起来到中南海毛主席家中，并与主席留下了珍贵的合影。主席一一问了我们每个人的年龄和工作情况。记得主席对我们讲，回去好好干，遇事要冷静、别莽撞。”
在不少老兵的记忆中，参加国庆阅兵是他们最为骄傲、自豪、幸福的时刻，他们此生都不会忘记。曾经参加过3次国庆大阅兵的周广振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晚年的周广振记得，一次在天安门前预演，毛泽东主席坐车从他跟前经过，因为距离特别近，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令亿万人民敬仰的领袖，“当时的那种激动和幸福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的真切”。
周广振说，他非常有幸连续参加了3次国庆阅兵。“1951年第一次参加阅兵时，我们穿的是日本产的带钉子的反毛皮鞋，后来因为怕滑倒，都改成了国产的普通皮鞋。第一次阅兵我扛的是步枪，1952年第二次时扛的是冲锋枪，1953年第三次时是坐在汽车上，飞机、坦克、火箭炮、榴弹炮、骑兵等都参加了检阅，而这些正是见证了我国军事实力的发展。”
大众传媒所重构出的“鲁迅形象”有其局限性，这让我们反思“百家讲坛式”传播方式是不是经典普及大众的最优一种。在“自媒体”的时代，知识分子、大众媒体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采用何种有效的方式？我无力回答这样宏大的话题，但非常明确的是艺术发展的主流是趋向大众。无论是像法国学者和艺术家那样投入到旨在沟通与公众联系的知识和社会运动中，还是要求大众媒体在一个自由度有限的空间中自觉抵制坏趣味的形成，这都是需要长期探索的。
10月1日这天凌晨3点，周广振和他的战友们每人带着3个熟鸡蛋，来到了天安门附近集结等候。阅兵开始后，他们方队200名官兵踢着正步，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虽然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天安门城楼上，稍微转一下眼球就能看到令自己崇拜的领袖，但因为怕分散精力走错了步子，“没有一个敢用眼睛的余光向主席台扫视的，哪怕就是一眼。正步走过天安门后，方队跑步向前，到一边休息”。
原济南警备区司令员谭洪顺当时就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参加了这年阅兵。在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他激动地说：“南京军事学院决定由高级速成系和基本系一班组建一个方队参加阅兵式。为了能把最标准的军人姿态、最威武的军人形象展现出来，我们进行严格的集训。先是在南京军事学院训练了一个多月，然后全体人员拉到北京南苑机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封闭式训练。训练是非常艰苦的，许多人都负过伤，落下了伤残，为了达到整齐划一的动作，付出了比平常人更多的努力。但每一个同志都怀着愉快的心情，高昂的斗志，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进行苦练。”
本次数据验证对象即为本医院从2017年4月—2018年4月期间收入的50例疑似冠心病患者，女性患者24例，男性患者26例，最大年龄76岁，最小年龄40岁，中位年龄（59.65±3.54）岁。
A：印刷是一个技术革新速度很快的行业，特别是印前，从上世纪60年代的人工捡字，到改革开放后的激光照排、电子分色，再到现在的CTP，整个技术的发展过程可以用“飞跃”来形容。从印刷、印后环节来看，则是应用连线、自动化的设备尽可能地代替手工，智能化也成为这一轮技术革新的关键词。
这天一大早，五连官兵们就把一副“争取创造英雄班，不当英雄不下山”的对联贴在工事门口。连长杨宝山说：“今天，是新中国的两周岁生日。敌人既然要来，那我们就给国庆节备上一份厚礼——多杀他几个鬼子，向毛主席、向祖国人民献礼！”
战斗打响了。美军的飞机、重炮和坦克向天德山阵地狂轰滥炸，步兵采用集团轮番冲锋，首先向守在前沿的三排冲过来。战士们投出手榴弹，用轻机枪、重机枪向敌群猛扫。很快，敌人就横七竖八地倒下一大片，剩下的连滚带爬地逃下山去。
不甘失败的敌人随后又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三排排长刘学武端起机枪跃出工事，一阵猛射。战士们被排长的勇猛精神所感染，纷纷跳出战壕，猛打猛冲，把敌人又打了下去。
狡猾的敌人改变战术，以1个营的兵力分两路从正面和侧翼向三排阵地发起进攻……刘学武中弹倒地，战士谢丛恩立即跑过去拾起机枪继续射击。迫击炮手刘大力在迫击炮架被敌人打坏后，毅然用胳膊当炮架，连续发射60余发炮弹，向迎面之敌猛烈开火。激战一天，五连共打退敌人11次轮番冲击，毙敌310人。全连牺牲了32名战士，45人重伤。
“1951年，我在朝鲜抗美援朝，是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通信队战士。那年的国庆节，朝鲜人民冒着枪林弹雨到阵地慰问我们，我们非常感动。”抗美援朝期间，申泽民等8人在朝鲜新义州负责对空联络，在阵地组成一个观察哨，用望远镜观察敌机的低空活动。
“10月1日国庆节，我们采来野花、青草和树枝，在阵地地堡口扎了个彩门，吃着饼干，以水代酒干杯，苦中作乐遥祝祖国生日。”这时，眼见一队朝鲜群众向阵地走来，一共20多人，他们拿着鲜花、泡菜、打糕，来慰问志愿军官兵。“朝鲜青壮年男人大多上了前线，那天来的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来到我们的阵地，该有多么危险，又是多么令人感动。战争年代，朝鲜群众的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却给我们送来了那么多食品，可见中朝人民的友谊有多么深厚。这是我一生中过得最特别、最难忘的一次国庆节。”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与朝鲜群众一起度过两周年中国国庆的时光，让申泽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回忆。
受阅飞行员一生中珍贵的30秒钟
1951年国庆庆典上，空军共有148架飞机受阅。空中梯队编成整齐威武的队形，按轰炸机、强击机、歼击机的顺序和精确的间隔，由东向西依次掠过正阳门箭楼顶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把阅兵式的雄伟气氛推向了高潮。
这次空中受阅具有规模大、机种多、人员新的特点，担负着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展示人民空军的强大力量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大长军威、国威的政治任务。早在1951年6月，毛泽东就发出“今年国庆阅兵空军受阅要由建国后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来承担”的指示。空军充分遴选、反复酝酿，最终确定了参加受阅的轰炸机、强击机和歼击机共5个飞行团148架飞机。
1951年国庆阅兵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部队行进在天安门广场。
此次阅兵是人民空军首次大机群、多机种联合大编队飞行，党中央、毛泽东非常重视，毛泽东亲自批准一航校原校长吴恺担任这次空军受阅联合机群总领队长机。为确保受阅任务圆满完成，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签发命令：成立空军受阅指挥部，受阅部队分别进驻首都附近的唐山、杨村、涿县、南苑、西郊等机场展开训练。
建筑施工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使得其面临的成本风险变得越来越高，如内部管理不完善、市场价格波动等都会对企业成本管控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3]。对此，建筑施工企业在开展成本管控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强对风险防控的重视，构建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对市场行情进行跟踪了解，分析企业面临的风险情况，进而有针对性的采取应对防范措施，将企业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减少其对成本管控的影响。
国庆阅兵，举世瞩目，飞得好坏对国内外影响极大。因此，空军受阅指挥部专门制定了“安全飞行指示31条”，从飞机的检查到每个阶段飞行的安全处置方法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如第2条规定，受阅飞机与机组人员的枪炮、弹药要完全卸下，机上一切武器开关、电门要封闭。第10条规定，在天安门上空若飞机发生故障应向下左转（朝南）脱离，喷气式飞机则上升朝南脱离。第29条规定，这次飞行的气象条件为云高800米以上，能见度大于5公里，风速不大于10米/秒。空军指挥部对受阅机群的队形及通过天安门的时机等，也都有严格而明确的规定，如要求飞机间保持2×2的间隔距离（即间隔为翼展的2倍，距离为机长的2倍），大队间的前后距离为500～600米，队形要整齐划一。
10月1日，北京晴空少云，能见度良好，风速不大，空中气流平稳，是适合飞行的好天气。天公作美，参加受阅的飞行员个个喜气洋洋。
“10点20分，总领队驾驶的杜－2轰炸机在两架拉－11歼击机护航下首先升空，我们紧随其后一架架相继起飞。我是第20架起飞的，起飞后迅速加入中队编队，然后在柳文瑞中队长率领下进入大队楔队队形的左僚中队位置。我们轰炸机团编成大队楔队团纵队，飞至预定空域（罗山上空）与从其他机场起飞的强击机、歼击机汇合，成诸机种联合纵队沿预定航线飞行。”轰炸航空兵八师二十四团三大队飞行员杨大方回忆说，“当总领队吴恺精确计算时间，率领机群准时通过进入点（通县上空）对准天安门广场时，他发出命令，要机群保持好队形，准备通过天安门。我当时的编队位置是二大队左僚中队的右僚机。听到命令后，看时间已到11时16分，我心想毛主席、朱总司令马上就要看到我们的机群了，心情很是激动。但为了编好队，我尽量控制情绪，紧紧盯住中队长机，保持标准队形，并注意与张文德同志（二航校一期甲班毕业生）驾驶的左僚机相对称，直到长机发出右转弯的信号，我才知道编队已顺利通过了天安门上空，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针对以上系统实验，我们进行了压力测试。在验证时，我们设置相同的区块生成时间，然后分别选取不同的时段进行数据验证。我们共选取了50组不同大小的电子数据文件（文件大小从23 kB到3 900 kB不等），并依次将文件按照系统提供功能进行验证，然后记录并对比系统完成一次流程的时长，另外操作的数据类型也不同，以此获得更多数据的评估时间。另外，我们专注于为每个起源数据请求区块链存证的效率。通过计算可得出：每次运行操作1条记录，平均每条数据大小为1 054.7 kB，平均耗费时间为4～7 s。对于每次不同数据的操作，都会记录不同文件操作的所花费的平均时间，并最后计算获得结果如表1。
为了使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首长有一个很好的视角，可以看到雄伟、整齐、壮观的机群，机群以500米的高度通过长安街南侧的绒线胡同。参加阅兵的飞行员彭子明后来感叹道：“说实在的，当时我真羡慕机组的领航员、通讯员和射击员同志，他们在飞过天安门时，可以向下观察，当时是低空飞行，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广场的雄伟情景，他们是多么幸运啊！而我却只能一心一意地驾驶飞机，不能分散丝毫注意力去俯视天安门，所以当时地面的情景我是一点也没看到，这可以说是在我的这次充满自豪和幸福的飞行中的一点遗憾吧。受阅后的第三天，我奔向天安门广场，站在城楼前久久仰望毛主席画像，当时我想：国庆节驾机通过天安门时我不能向下看，今天可要看个够，那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啊！”
杨大方说，这次飞行从起飞到返场落地时间为1小时55分钟，飞行速度为360公里/小时。“算起来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受阅时间不过30秒钟，可这30秒钟在我一生中是多么难得，多么珍贵啊！”（题图为1951年10月1日，北京举行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大阅兵场景。）
（责任编辑：吴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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