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状况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产阶级论文,资本主义国家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2)01-0131-05
随着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日益加深，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处境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否能够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历史使命的科学分析予以证伪呢，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功地消除了那本来可以导致它灭亡的根本矛盾呢?本文从对普遍流行的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状况的八个“神话”(萎缩的阶级、消失的失业、自由的工作、富裕的生活、真实的民主、普遍的上升、落伍的群体、趋同的利益)的辨析入手，试图对这一阶级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发展趋势给出一个较为清晰的答案。
关于“萎缩的阶级”
无产阶级消亡了或正在走向消亡之中，这是令所有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为之激动不已的神话。既然革命的主体都不存在了，那资本主义岂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他们的根据主要在于新技术革命给产业结构和劳动性质带来的重大变革。新技术革命是以信息化和知识化为核心的革命，它继技术革命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后，又进一步把人们从简单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它对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必然对阶级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传统无产阶级的主体——工业无产阶级的队伍日益萎缩。据法国左翼学者安德烈·高兹统计，在1961—1988年间，工业无产阶级在全体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英国为44%，法国为30%，瑞士为24%，西德为18%。据美国学者乔治·华盛顿的预测，在未来几十年间美国的蓝领工人在全体劳动者中所占的比例将会从1995年的20%降到10%乃至更少[1]。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服务业雇员明显增多，仅1970年到1986年这16年间，美国经理、监督、行政管理人员就增加了57%，而文牍和技术职业则增长了376%[2](P98)。
在垄断资产阶级看来，这种变化意味着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意味着阶级一词的内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社会以知识和教育水准代替了以往的财富标准，资本家变成了知本家，其高额收入来自劳动所得，并非是像以往那样靠榨取无产阶级的血汗而过着一种寄生的生活。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还是从现实中寻找答案吧。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蓝领工作是否真的消亡了。流行的看法把蓝领工人等同于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而把整个服务业都划入白领的范畴，似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便是将所有的劳动都简化成一种劳动——键盘操作，这是天大的误会。新技术革命确实会减少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但这决不意味着所有的工作都白领化了。新兴的服务业和社会管理业的绝大多数工作都是和低技术含量与直接的人力服务相连的。正如美国劳联—产联的经济学家纳特·戈德芬格指出的：“服务工作大多是低工资的卑贱工作，无论如何不能都是外科医生或搞科研的化学家。”他和他的同事们把服务经济下的美国称为“牛肉饼摊和冷饮柜台服务员的国家”[3](P249)。这固然有些夸大其辞，但随着经济增长体力劳动者的数目也在同步增长确是不争的事实。美国从1970年到1980年十年间，体力劳动者增加了近两百万人，在劳动力总数中保持11%的比例。此后十六年间共增长了485万人，在总劳动力中所占比例反上升了一个百分点[4](P95)。克林顿总统提出的扩大就业计划中所提供的岗位绝大多数也是短期的服务性工作。
即使蓝领工作消亡了，难道白领工作就能使绝大多数劳动人民中产阶级化吗?现实也是不容乐观的。蓝领工作其实是和白领工作相对比而存在的，在其诞生之初，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白领工作一定意义上确实成为中产阶级的代名词。然而，当蓝领工作确实在整个就业借光中退居次席之后，白领工作也就相应地失去了原有的光环，两者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小。从经济状况来看，1890年白领的平均工资比蓝领要高200%，而到了1920年这一数字就降到了65%，到了1948年办公室中男职员的收入仅比半技术工人高9.5%，白领取代蓝领成为失业大军的主体[5](P315-316)；从工作性质上来看，白领工作也日趋机械化，“计算机工作的采用使得办公室事务的这种进步就像装配线在制造业中所起的作用。”“创造性从工厂的操作工和办公室里的公务员转向管理性和技术化的专门人员”[4](P97)；从社会地位上来看，由于白领本身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中间阶层，这一点使白领时常处于对“地位的恐慌之中”，“白领人士向各种高级因素借用名望的倾向非常突出，一切社会交往和办公地点的特点都有被用于此目的。”[5](P278)。
真实的情况是随着资本的日益集中和垄断，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但与此同时独立经营者的数目也会急剧下降，雇佣劳动者的队伍将大大扩充。目前美国10500万靠工作为生的人中，只有不到500万人是为自己工作的。随着传统的产业无产阶级衰落而来的是社会其他各阶级阶层沦为无产阶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大大增加，这恰恰契合了当年马克思关于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的科学预见。
关于“消失的失业”
这是一个和无产阶级消亡神话紧密相连的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误解。人们在看到传统产业的工作机会被生产力的发展迅速消灭的同时，把创造几乎无限工作机会的希望寄予科技革命的神奇力量，认为新技术的发展会永不停息地创造新的产业和新的工作机会。另一部分人认为，当今的资本主义已经十分成熟，完全可以通过垄断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自我调控给工人充分的就业机会。总之，这两部分人都认为长期困扰资本主义的失业难题已经或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得到满意的解决。
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而没有深入地思考一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问题存在的根源究竟何在?马克思主义认为，失业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本质是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即“资本主义积累会不断产生出，并且正好是比例于它的力量和数量不断产生出一个相对的、超越资本平均价值增殖需要从而过剩或过多的劳动人口”[6](P684)。换而言之，资本主义制度才是造成失业问题的本质原因。它正是通过保持强大的产业后备军作为杠杆，来压低劳动力价格以榨取超额剩余价值。正如资产阶级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所承认的那样：“对企业来说，有一个可利用的劳动蓄水池是方便的。”[7](P378)这使得垄断资产阶级把维持在总人口5%左右的失业人口看成是鼓励投资的一个有利条件。为了压低劳动力价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尽量往人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缺乏劳工保护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迁移产业，通过加速资本流动的同时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获取暴利。这就决定了垄断资产阶级从本质上不可能解决失业问题。
当然，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和失业问题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压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决不会像其政府的某些统计数字显示的那样乐观。因为官方的统计方法往往带有很大的局限性，通用的计算方法是取每年十二次统计结果的平均值，这本身就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可操纵性，无法反映失业问题的全貌。我们无法从中看到一年中失业的总人数和个人的失业次数，更不用提次就业、不充分就业以及那些靠救济为生或失去劳动力而又希望工作的情况了，而这些都是对了解失业问题至关重要的方面。在1972年美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只有6%，而属于后面这三种情况的人就有1000—3000万人，同时全国的总体劳动力包括武装部队在内也不过8800万人[8](P429)。即使同为失业者，各种不同阶层的如受到的打击也是大相径庭的，以美国1970年为例，中产阶级中失业率最高的办事员群体其全年失业率不过11.5%，而工人阶级中每一个群体的失业率都超过了它，最高的建筑工人群体失业率竟达30.7%，无产阶级毫无疑问地成为失业大军的主体[3](P70)。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问题不仅不会根除，反而会日趋严重。科技的发展正把越来越多的人赶出生产岗位，而资本追求最大利润的本性又使在其基本制度不变前提下所进行的任何试图消灭雇佣劳动并代之以自由劳动的努力必将归于失败。这种无法消灭的结构性失业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只有消灭这不合理的制度，人类才能真正充分地实现自由劳动的权利。
关于“自由的工作”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最终会揭竿而起的一个直接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的异化，无产阶级在劳动中不仅丝毫体会不到劳动的乐趣，相反劳动成为使其处境不断恶化的工具性手段。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工人的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都有了重大的改变，于是，西方的学者们便开始纷纷论述生产力的发展使工作日益变成自由的和自我实现的，劳动者在工作中体会到的将是创造的乐趣而不是异化的痛苦。约翰·奈比斯特在《大趋势》中把“从强迫性技术向高技术高情感的平衡转变”列为未来的十大发展趋势之一。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也指出，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企业日趋多样化、个性化、小型化，并由此带来了工作家庭化、信息化、精神化的转变。工人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许多公司也日益注意满足员工日托、产假、灵活工作时间方面的要求。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也有所改变。随着跨国垄断企业的管理体制从垂直化向网络化的迅速转化，管理学的权威理论对工人的看法也从纯粹的“经济人”转到将其看成和管理者一样有情感、意志、人格的生命体，许多工人以不同的方式参与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流行欧美的“企业流程再造”运动便是打破传统的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而代之以团队的组合，使每个工人有机会掌握整个生产流程，使工作更加富有创造性和挑战性。工人还可以不断参加各种培训以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质。
工人劳动环境和劳动方式的转变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资产阶级改变了传统的剥削方式，正像随着商品经济的日趋规范化资产阶级整体抛弃了原始积累时期靠坑蒙拐骗巧取豪夺的低级伎俩一样，这种改变也是环境使然。其出发点只是为了在全球竞争的激烈形势下，增强垄断企业的竞争力，决无良心发现之意。
即使是这样，也决不意味着劳动的异化性质会有任何质的改变。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对劳动的要求不是创造性而是与其本性无关的利益，这便从根本上扼杀了劳动的自由本性。正如马克思当年所指出的：“冲突就在这里，对我的能力所要求的并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做的。例如，对我的写诗能力所要求的是：我能够把这些诗变成金钱。”[9](P477)新技术革命在消灭机械体力劳动的同时，又使越来越多的脑力劳动机械化。如果说工业革命时代的工作异化还主要体现在感性层次上的话，新技术革命则使工作中的人们在情感乃至人格层面都发生了异化。这意味着异化已经侵入了个人生活最隐密的领域，个人完全沦为资本的工具而不自觉，在这种情况下，“丧失了原始性的不仅是感觉和思维，而且还有决定人的行为的意志。”[10](P325)这是更为恐怖的前景。
但正如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科学指出的：“资产阶级除非是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11](P5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本身就蕴涵着势必推翻自身的矛盾，这是不以垄断资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劳动环境和劳动方式的改善，闲暇时间的增多，更多地参与管理和培训的机会，所有这些都对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旦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综合素质赶上或超过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寿终正寝，而异化劳动也就真正得到了消除。
关于“富裕的生活”
关于西方无产阶级失去革命性的一个最直白的解释是其生活水平已经普遍提高到了中产阶级的水准，因而没有起来革命的必要了。
在注意到工人收入绝对量明显增长的同时，我们更应深入地分析这种量的增长是否意味着工人阶级经济地位质的改善。资本的积累是以无偿劳动的积累为基础的，这样资本追逐利益的本性就要求必须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以致资本价值的不变部分牺牲它的可变部分而实现增长。”[6](P685)这种牺牲的具体途径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形成强大的产业后备军外，便是将无产阶级的工资压到仅能维持个人生活和繁衍后代的最低水平上。因为“竞争把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降到该商品的最低生产费用”，而“最低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11](P206)。资产阶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除了直接降低工资外，还通过通货膨胀把工资和物价的增长冻结起来，使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并没有根本的提高。以美国为例，除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工人工资的增长超过通涨增长外，七八十年代只是和通涨基本持平。即使在七十年代初，工人阶级实际收入最高的时候，“工人阶级百分之六十不是贫穷，就是徘徊在贫穷和中等预算很朴实的水平之间。”[3](P21)垄断资产阶级还虚伪地把通货膨胀归于工人阶级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这是公开的颠倒黑白。早在1847年马克思就指出：“工资只是和利润一起成为工人和资本家分享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比例”，“普遍提高工资就会使利润普遍降低，而商品市场价格不会有任何变化。”[11](P154)资本家通过通货膨胀改变了游戏规则，只是骗取无产阶级参加工资和物价你追我赶的游戏，“这是在一种凄惨和互相责难的气氛中玩的一种能抓到什么就抓什么的游戏”，无产阶级在游戏开始之前就注定是输家，因为，“通货膨胀不断从最弱小集团作有利于最强大集团的重新分配收入。”[7](P390)当然我们在考虑最低工资时，应该看到，“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13](P194)所以西方无产阶级工资水平普遍较高有其历史背景。当然在经济普遍繁荣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也会把金锁链稍微放宽一些，工人工资的增长有可能超过通涨的速度。“但这种多余的部分只不过是他在工业停滞时期所得的低于最低工资的不足部分而已。”“如果把工人阶级高于所必需的全部所得和低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合计起来，那么它所得的总额不多不少，恰好是个最低额。”[11](P206)科技的发展不仅不能消除反而会加剧无产阶级贫困的相对化程度，因为伴随着科技上的每一次突破，“工作日中工人为偿还自己一天工资而工作的那一部分时间就缩短”，而“工人不得不为资本家工作而不取分文报酬的那部分时间却在延长”[11](P348)。这方面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生产力水平最高的美国贫富悬殊程度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渐扩大。从1969年到1984年，美国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家庭占有社会财富的比例上升了两个百分点，相应的中低阶层家庭的收入缩减了两个百分点。其差距为1：8.6[2](P156)。考虑到近年来妇女参加工作比例的大幅度提高，我们不难想见，如果没有第二来源的补充，无产阶级收入相对下降的趋势将是多么明显。
即使福利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一紧张局势，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无产阶级的贫困，因为这一政策推行所需的资金主要来自税收，而过重的赋税又会使投资和消费裹足不前，由此引发的公平和效率之争往往导致福利国家政策进退维谷。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的富裕只能建立在无产阶级贫困的基础之上，两者成为矛盾的统一体相伴而生。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即使“在最富有的国家里，增长还不曾消灭绝对贫困，很明显也不能指望它会消灭贫困”[7](P392)。
关于“真实的民主”
早期无产阶级为之浴血斗争的许多民主权利今天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无产阶级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与之相应的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也比以前更加成熟和完善。这使历史学家福山在苏东巨变后骄傲地宣称，人类历史的发展必将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普及而终结”。
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真是像它自己宣称的那样是给于全体公民的最真实、最全面的民主了吗?让我们剥去其外部层层眩目的光环，剖析其本质。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是代议制民主，其决策机制是把公民置于平等的选民的位置，根据计票的结果通过各项政策。随着社会管理的日趋复杂，官僚系统的急剧膨胀，使得任何个人也无法了解整个系统的运转情况，而信息资源又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控制的媒体垄断的，在这种信息交流极不对称的前提下，民意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操纵的。真正掌握权力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精英人物，他们来自企业、金融机构、基金会、新闻机构、高校和各种政策规划组织，和他们相比，以总统为首的各级行政官员只不过是前台的演员而已。所以这种民主说到底是金钱的民主，“投票只是政治权力名义上的来源，而金钱则是政治权力实际上的来源。”[14](P148)
但是有人会反驳道，难道这民主不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新的舞台了吗?如果广大的人民群众觉醒了，仅仅凭借手中的选票也可以推翻这不合理的制度。理论上固然存在这种可能性，但前提是垄断资产阶级放下武器、坐以待毙，这是不可能的。现实中的垄断资产阶级必然依靠自己各方面的优势，把自己的阶级意识强加给劳动人民，使其在不涉及根本制度层面的斗争中反复卷入，以增强其合法性。而无产阶级在对宪政的无限崇拜中就已经放下了对资产阶级来说是最致命的武器。民主制度是为人们提供了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但关键在于“只有当我们能够有自己的想法时，表达思维的权利才有价值”[10](P211)。垄断资产阶级通过扼杀人们自由思考能力的方法巧妙地实现了对政治的控制。
在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人们认清了这种民主制的虚伪本性。他们注意到在选举中党派的差别越来越小，选举的程序日益复杂，新闻媒介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使选举离民主的初衷越来越远，成为政客、竞选咨询者、媒介专家、资金筹措者、民意测验机构的游戏场。人们以远离这种游戏表示自己的拒斥。美国人参加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从1960年的63%跌至1984年的53%，参加国会选举的投票率从1961年的45%跌至1986年的33%[12](P209)。1976年总统选举的获胜者吉米·卡特只赢得了近四分之一选民的支持，而他的继任者里根的支持率也只有25%—27%。更多的选民是用弃权的方式选出了他们的总统。据美国权威民意咨询机构哈利斯民意测验所的调查发现：公民对于行政系统、国会、最高法院、军界的信任度从1966年以后就没有超过50%，其中对行政系统的信任度下降得最快，从1966年的41%降至1988年的18%[2](P129)。这一切都表明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正变得日益薄弱。
随着科技革命带来的全球一体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人类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过。然而这决不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胜利，而是真正保障每一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的共同参与式的民主的即将到来。有些资产阶级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提出者丹尼尔·贝尔就指出，当代资本主义自身就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系统的分裂，政治领域的平等原则、文化领域的自我满足和自我表现原则、经济领域的最高利益原则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资本主义正经历着持久的文化危机。
关于“普遍的上升”
在许多人的眼中，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不是天堂，然而却是一个给人提供了充分的上天堂机会的地方。
事实并非如此。随着资本集中速度的加快和经营管理科学化、信息化的增强，不仅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整体提升的机会依旧为零，而且其中幸运者的数目也大大减少了。以美国为例，1900年有39%的巨富来自社会底层，而半个世纪后这个数字就下降到了9%[15](P9)。对于绝大多数无产阶级来说，迈入上流社会只是梦想。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在次要劳动市场工作，那里条件差、工资低、没有发展机会，许多人因此沦为主流社会外的边缘群体。而工作性质的改善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处于就业金字塔底端的事实。
在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对于从社会关系到自身素质都不占优势的无产阶级来说，上升的机会只具有象征意义。它使人们怀抱着廉价的梦想去忍耐现实的苦难，而梦醒后的事实是：作为一个阶级，他们的地位只会下降，不会上升。
关于“落伍的群体”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之所以有前途是因为他们始终和最先进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所以目光远大、素质先进。可是在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传统产业日益萎缩的今天，人们开始对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产生了怀疑。首先，和传统无产阶级相联系的是以机器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化大生产，而当今信息产业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其次，科技和管理界的精英与传统的资本家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他们以自由主义和公众利益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他们成为时代进步的象征。相反，无产阶级反倒成为偏见和落后的化身。再次，随着产业工人队伍的萎缩和政治上的日趋保守，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力和影响力也日益减弱，劳工组织日益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这种看法表面上看来十分有理，然而实际上只是用一成不变的目光去看待一些具体的现象。如果我们细细研究就会发现，无产阶级自身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范畴，无产阶级日益白领化、技术化，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主要代表。至于现实中无产阶级政治觉悟不高，应该看到这是垄断资产阶级长期用自己的阶级意识进行灌输的结果。他们的保守和落后是垄断资产阶级维护统治合法性的极好条件，正如班丽尔德和威尔逊在分析资本主义民主制时指出的那样：“选民对引起争论的问题，对候选人、阶级、主义之类漠不关心，是这种政治机器运转的最有利条件。”[8](P26)尽管如此，公民许多民主权利的获得无不是无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息过。我们还应看到，西方无产阶级政治上一定的落后是和他们缺少科学理论的指导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长期沉迷于思辨的海洋中，人为割裂了理论和实际的联系，这一方面使他们对西方无产阶级的处境和思想动态没有清晰的认识，也不愿作长期艰苦的组织和引导工作；另一方面他们所提出的总体革命、爱欲革命、大拒绝之类的社会改革主张不能为后者理解和接受。失去了革命理论指导的工人运动只能沦为工联主义。
在看到传统的劳工组织影响力日趋下降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工会的内部结构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服务业和政府公务员组织中的工会成员越来越多，其政治权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种对传统工联主义的取代从长远来看是无产阶级影响力日趋增大的表现。具体到各国来看，工会的发展情况也各不相同，法国、日本、爱尔兰、美国的减少趋势比较明显，而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挪威、瑞典等国经历七十年代的上升趋势后一直保持稳定，在比利时、丹麦等国，工会成员比例却保持上升。因此，笼统地讲工会处于衰亡之中是不符合实际的。
关于“趋同的利益”
科学社会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培养的掘墓人，而现代资产阶级学者却认为，无产阶级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利益共同体中的一员，其身份已经从“掘墓人”摇身一变而成了“大理石雕刻的天使”了。
从生产关系上看，管理的改革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人享有了日益扩大的参与管理的权力，而职工持股、全民持股的出现似乎混淆了传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界限。尤其像工人投资基金和厉害攸关者经济更是将工人、资本家、企业、社会的利益紧紧捆在一起，似乎其中根本没有任何的根本冲突。
从政治态度来看，工人阶级对政府也是以合作而不是对抗为主。正如韦伯夫妇所指出的，劳资冲突并不一定要通过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解决，通过双方交涉能力的均衡就完全可以办到。这种交涉多是通过工会来进行的，所以当代资产阶级学者给工会下的定义就是“一个在雇主、有时是国家面前代表工作者权利的雇员组织，它本身独立于两者之外”[16](P18)。
从阶级意识上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普遍比较淡薄。蓝领工人往往把境遇之差归于自己的无能，白领工人则往往将自己幻化为资产阶级中的一员，工人阶级内部没有形成整体意识，其有限的斗争也往往是分散且互相冲突的。所以柯维耶认为当今美国是无产阶级社会，他指的便是现实经济中的不平等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的政治理念没有构成丝毫的威胁。
我们认为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只是调和并没有消除劳资对立这一根本矛盾。
首先，从生产关系上来看，无产阶级处于受剥削的地位没有改变，资本和利润对立的性质没有根本改变。股份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之内的扬弃”，“股份制度并没有克服财富当作社会财富和当作私有财富性质上的对立，却不过是在一个新的形式上发展了它。”[17](P348)垄断资产阶级为了适应生产力日益社会化的需要而采取股份制时，其目的是为了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赚取高额利润，从根本上看，只会加速资本的集中，促使贫富分化的加剧。由于股权的高度分散和垄断资本的飞速膨胀，无产阶级拥有的股票只具有象征意义，劳资双方在收益构成上的区别依然十分明显。
其次，西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缺失既和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尚有进一步容纳生产力发展的余地有关，也和垄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分化、欺骗、压制密不可分。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没有总爆发之前，无产阶级往往对这一制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发出来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18](P163)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和政府一定程度上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而资产阶级阶级意识内在的矛盾又使它必然将自己伪装成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迷惑性。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总资本家干预和调控经济能力的增强，它逐渐改变了以往对劳工运动残酷镇压的方法，代之以局部利益的让渡，这些都极大地延缓和阻碍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
通过以上的辨析，我们大体可以得出一个关于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状况的总印象：作为传统无产阶级代表的产业无产阶级逐渐衰落，而高科技领域和管理服务业领域的无产阶级队伍正在迅速扩大；无产阶级的内部结构和自身素质日益优化，但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没有根本改变；短期内的生活改善已成事实，但长期看陷入相对贫困的危险大大增加。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尽管晚期资本主义使尽浑身解数，然而其与生俱来的根本矛盾还是一步步地将它推入必然灭亡的最终命运。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发展的产物决定了任何试图消灭这一阶级的企图都会先埋葬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无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和处境不断恶化的必然性，他们的觉醒也是必将到来的。新技术革命将会带来的雇佣劳动的消灭为我们展示了这一前景，而现实中全球化的资本出于惟利是图的本性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打击则为我们提供了实现这一前景的可能性。
收稿日期：200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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