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当代文艺学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世纪之交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正在走近21世纪的门槛。在这世纪之交，世纪回眸与展望正在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这是人类性的辞旧迎新心态的表征。我们已经经历了20次的世纪之交，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对西方人的时间意象如此敏感。它仿佛造成一种新的现实，似乎我们正处在一个临界点上，将要告别世界、迎接新生活。这种奇妙的世界性的幻觉具有深刻的文化心理根源。因为20世纪对于人类来说是灾难最为深重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旷日持久的东西方冷战以及时刻笼罩头上的核威胁等等，都给人类的心灵留下严重的创伤。在中国，从八国联军的炮火惊醒中华民族的帝国梦之后，中国的大地上长期是烽火连天：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大规模动乱，近一百年来中国人没有多少时间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能够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的确，20世纪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动荡不安的世纪，危机四伏的世纪。只是到了世纪的末期，人类才迎来了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它仿佛是一道诱人的晨曦，射进人类的心坎，诱发那些具有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回顾与展望的热情，形成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世纪末情结。它隐含了我们这一代人对过去痛苦的深刻反省和对未来新生活的热切期望。回顾是一种总结，一种检讨，也是一种艰难的告别仪式；展望是一种预测、一种期待，也是一种天真的欢迎仪式。在这辞旧迎新的仪式里，有的人充满自信，有的人战战兢兢，有的人则喜忧参半、平静理性。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将要迎来的新世纪不可能是“桃花源”式的太平盛世，而只能是危机与希望共存、挑战与信心并生的现实景况。因为人类并没有真正解决自身的生存困境问题。人类创造了丰盈的物质财富，却深深陷入精神的危机之中。在21世纪，人类也许将面临更多的麻烦和严峻的挑战。正如英国当代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所说的：“人类的本性就是要面对人生的种种挑战，而奋起应战并争取胜利。文学对人类本性的这种力量决不应失去希望，而应该坚决和人生各种罪恶与困难针锋相对进行抗争。即使没有任何获胜的保证，我们为了取得人生战斗的胜利，也仍必须奋斗。”
我们应该在这种人类的大视野中回顾与展望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发展，因为它与20世纪世界文明的进程密切相关，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命运血肉相连。作为文艺学表现形态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里，曾经凭借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引领风骚数十年。它本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却几乎裹挟了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分子甚至裹挟了数亿人民。文艺理论和批评的现象成了家喻户晓的事件。可以说，20世纪是中国文艺学最神气的世纪，它一直处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不管是什么学科领域的人对此都还记忆犹新。进入80年代，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文艺学经历了一次洗心革面、除旧布新的过程，出现了本世纪以来文艺学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然而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文艺学迅速边缘化，危机意识蔓延，80年代的繁荣景象风光不再，文艺学进入了一个沉潜发展期。如果要用最简单朴素的语言来描述20世纪中国文艺学的发展轨迹的话，那末可以这样说，先是被政治斗争的风浪推上社会的波峰浪谷，陶醉于虚假的荣耀，然后被市场经济的大潮一下子抛向社会的边缘，独自咀嚼着失落的悲凉。20世纪中国文艺学这种大起大落、梦幻般的命运似乎是历史老人有意捉弄人的玩笑，其实它隐含着深刻的历史意味，值得我们认真把玩。它将让我们更加清醒、冷静地思考下一世纪文艺学的真正出路。也许是一种巧合，中国社会和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深刻转型恰恰出现在世纪之交的时间关口上。
那末在21世纪，中国当代文艺学将走向何方？中国文艺学将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我们所处的现实境遇和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刻变化，这是我们展望文艺学未来发展趋势的出发点。我认为，在这个世纪之交，我们面对的最基本现实是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基本国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舞台的主角发生变化；二是经济运行机制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社会运行的规则发生变化；三是精神领域由传统的人文精神转向现代商业精神，旧的价值体系瓦解。这三方面的变动是悄悄地发生的，它导致我们国家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天换地。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变化可以列举出千万条，但有决定性意义的就是以上三条，这是真正改变我们社会生活格局和民族精神风貌的决定性因素。相应的，在文化领域也经历如下三大变化：一是文化的角色移位，即政治文化曾经扮演主流文化的角色，如今不得不让位于消费文化，少数人操纵的殿堂文化变为人们自主选择的大众文化，文化产品从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变为满足人们即时消费的文化快餐；二是文化的功能转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被迫进入市场流通，文化工业兴起，于是文化的功能由审美型向享乐型转化，由精神价值向消费价值转化；三是文化的构素重组，由于新的文化传媒兴盛，传统的文化构成发生重大变异，电视文化、广告文化、流行音乐等抢占了文化的中心位置。以上是我们从眼花缭乱的社会——文化景观中抽象出来的线索，它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文化的核心意象。它仿佛是一双无形的巨手，推动着中国当代文艺学向新方向滑行。
从这种社会—文化境遇的最基本现实出发，我们便可以展望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主要呈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艺学回归本位的趋势。
在80年代以前，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理论和批评成了以文艺现象为素材的政治宣传的话语形式。9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文艺理论与批评又存在一种危险，可能沦为商品文化的附庸，沦为文化工业的吹鼓手。这两种情况都是文艺学的异化形式。文艺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应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这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新课题。
90年代文艺学迅速的边缘化曾经使文艺理论工作者陷入尴尬的境地。曾几何时，社会充满着理论的热情，学生几乎怀着朝圣的心理倾听各种新理论的传播，文艺理论著作竟然可以成为畅销书发行十几万、几十万册。转瞬之间，文艺理论的地位一落千丈，失去了颐使气指的神气和万众景仰的辉煌，再也没有热点，没有轰动效应，群众没兴趣，作家不买帐，领导不关心，文艺理论工作者自己也没劲，文艺理论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文艺学退居社会生活的边缘，文艺理论工作者成为受人冷落的边缘人。有人把这种边缘化过程称为“三级抛离”：一是随着政治斗争中心化的消解向社会结构的边缘抛离；二是随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向政治生活的边缘抛离；三是由于商品大潮的冲击，几千年来居于正宗地位的文学艺术失去了在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而让位于以广告、影视、通俗音乐为主体的大众通俗文艺，文艺学再一次向文化的边缘抛离。所以90年代以来，“危机”、“困惑”、“失落”的感叹声不绝于耳，“失语”“迷途”“低谷”的警告随处可闻，有人甚至认为文艺理论工作者面临着生存危机、角色认同危机和精神危机。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世纪，文艺学的边缘化将是难以逆转的大势。因为经济建设是社会生活的中心，文艺学缺乏经济学等学科的实用性和迫切性，它必然退居边缘地位。人们最终将认识到，边缘地位恰恰是文艺学的合理定位，它将使研究者沉潜下来，改变原有的浮躁心态和急功近利的动机，而把文艺学研究真正作为独立的学科建设来对待，作为一种学术文化来对待，这将导致文艺学的成熟和繁荣。边缘化现象从表面上看是文艺学的危机，实际上是文艺学找到了独立发展的位置。这恰恰是文艺学发展的真正生机。学术的发展从来不是表现在外在的热闹景象，而是扎扎实实的建树。边缘化有利于产生真正的文艺学著作和优秀的文艺学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边缘化趋势也就是文艺学回归本位，返回自身的趋势。它是新世纪文艺学发展的大趋势。
总之，中国当代文艺学经历世纪末的剧烈震荡，在新的世纪中将回到它原来应有的位置上，从权力之毛回到学术文化之体，从阶级斗争的工具回到人的精神建设的人学目的上来。这就是文艺学回归本位的内涵。文艺学研究应作为一种职业选择，作为学术文化事业来追求，要以职业意识和平常心态来对待。
第二，文艺学功能转换的趋势。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文艺一直从属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艺迅速商品化和市场化。面对这种现实，文艺学的价值取向应是什么？文艺学应发挥什么样的功能，这是世纪之交中国文艺学面临的另一个重要的选择。
前面已经说过，90年代以来，文艺学赖以存在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的市场导向和文化工业的兴起必然导致诗意的沉沦和精神的贫困。我们正面临一个深刻的文化矛盾：科技进步、物质丰盈与精神沦丧、文化贫困的强烈反差。查尔斯、纽曼在《后现代气息》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所有的人都腰缠万贯，然而所有的人又都一无所有。没有谁能忘记自己的整个精神的突然贬值，因为它的匮乏太令人怵目惊心。”因为文化工业的特点就是文化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制造，它通过复制和标准化操作批量生产文化产品，刺激消费膨胀，导致人对商品的依赖以及个性化、创造力的消解、想象力的萎缩。文化产品成了人的赤裸裸欲望的载体。有人曾用“文以载道”到“文以载心”再到“文以载欲”这样的线索来描述中国文化语境的变化。这是一条可怕的文化退行性的轨迹。这真是一种令人怵目惊心的现实。今天，文艺理论、文艺批评不再是什么阶级斗争的工具，不再是神圣的播道者，真理的守护神，那么它应该是什么？应该发挥什么作用？难道它应成为文化工业的辩护士、广告文化的推销员吗？我认为，文艺学不应该为文化工业推波助澜，而应反抗市场法则，发挥文化批判与价值重建的功能，帮助人类营造一片纯净的精神绿洲。这是历史对文艺学的呼唤。在新的世纪，文艺学将实现一次功能的巨大转换，开辟新的独立的精神空间。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本雅明曾把当代作家和诗人比喻成游荡街头的“拾垃圾者”，他们的使命是把被大众视为废物丢弃的精神财富捡回来，从中寻找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等待有一天还给那些忘恩负义的人类。那末，同样是从贵族的客厅沙龙流落到都市街头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就理应与“拾垃圾者”为伍，他们的使命就是帮助人们发现作家、诗人们拾回的垃圾的价值，并以之重建人类的价值体系和精神家园，就是如何使人们在商业文化泛滥、机器文明扼杀人性的时代保持精神的纯洁性和生存的意义。文艺的创造和欣赏是塑造心灵、陶冶情性的过程，真正的艺术都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都执着地追寻人性的超越之途。那末，我们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就应该煅造艺术，使之成为拯救人类的“方舟”，应该参与建造人类诗意地栖居的精神家园的神圣事业。文艺学的使命就是重建价值体系，重塑民族人格，开展情感教育，弘扬人文精神。文艺学将更多地承载人的素质教育和营造人文环境的重任。未来的文艺学家必须具备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精神卫士的崇高感，必须承载引导大众文化、抵御商业文明的消极影响、重建人类精神价值的重任。所以，在未来的世纪，文艺学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任重道远。
第三，文艺学的多质建构的趋势。
80年代以前，中国当代文艺学主要是移植苏联文艺学模式，文艺学的对象主要是作为政治文化组成部分的革命文学。这是一种单质建构的政治意识形态文艺学的范式。这种范式是五四以来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背景下诞生的政治——社会批评范式的延续，它以“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为立论基础，以权威的政治灌输方式规范文学的功能。这一范式打破了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的结束，这一范式已不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和文学实践。经过80年代的危机期，到90年代已走到裂变的边缘。在21世纪，中国当代文艺学将要完成一次范式的革命。
从80年代开始蕴酿的这一次范式革命，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文艺学的第二次范式革命。那末这次文艺学的范式革命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呢？就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这种体系是多质建构的产物。所谓多质建构，包含两种含义：一是它必须涵盖各种文艺功能，能够解释各种文艺对象。当今社会，文艺的发展呈多元态势，有纯文学、通俗文学、先锋文学、娱乐文学等等，我们的文艺学必须能够解释多元化的文艺对象。另外，过去的文艺学对文艺的功能片面的理解，把文艺的政治教化功能无限夸大，而把文艺的娱乐、休息、消遣以及怡情悦性的多种功能一笔抹杀。新文艺学体系要能够涵盖文艺的各种功能，有利于发挥文艺对人的心灵的综合效应。这种文艺学体系就是多质建构的产物。第二种含义是，新文艺学体系必须是通贯古今、融汇中西文艺学精华、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巨大的综合。本世纪出现的第一次文艺学范式革命，由于受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薄古厚今，崇洋抑中的倾向。对于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史来说，20世纪可以说是学西方的世纪，包括学俄苏和学欧美。苏联文论和欧美文论都先后在中国取得了话语霸权。从世纪初的“开窗透气”到世纪末的“开门纳贤”，走过一百多年学习西方、洋为中用的漫长历程，有人把这种历程比喻成唐僧西天取经，这是不无道理的。对于一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而又封闭的国家来说，这种取经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中国具有极为丰富的文论传统。西方科学化的文艺学与中国诗化的文艺学各有优长，精密的逻辑分析与整体的直觉点悟从不同的侧面理解、认识复杂的文艺现象，都达到令人赞叹的成就。所以东西方文论具有互补性、互文性。虽然一段时间集中移植、借鉴外来文化，实行拿来主义政策是必要的，但是移植、借鉴之后就必须消化、吸收，转化为自己的血肉，这是西方文论东方化的过程，或叫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善于将“他性的”、异质的东西不断融入自己的血液之中。“五四”以来卓有成就的文论家，大多是善于借鉴西方理论和思维模式对中国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人。新世纪的文艺学将在这种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诞生和成熟。这是一个本土文论与外来异质文论双向建构的过程，是古今文论创造性综合的过程，通过这种建构和综合产生的就是多质建构的文艺学范式。
德国的文论史家勒内·豪克在《绝望与信心》一书中满怀信心地预言，“行将来临的21世纪，人类的各种生活和各种活动将构成一个新的统一。”如果这个预言不是无稽之谈的话，那末文艺学的多质建构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上面所说中国当代文艺学未来发展的三大趋势，涉及到文艺学的地位、作用以及发展的目标模式，即文艺学是什么、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等一些根本问题。
这种趋势是中国当代文艺学实现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将是非常艰难而痛苦的，但是，我们可乐观地相信，它将伴随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在下一个世纪完成一次凤凰涅槃似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