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外交：认识和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更好地面对21世纪，更好地驾驭未来，在庆祝独立50周年前后，对于半个世纪印度外交方面的所作所为，印度的许多有识之士进行了反思。结果他们发现，印度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中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造成了与美、俄、中等大国的关系，不是别扭就是被利用，甚至“受骗上当”，而与南亚某些邻国和亚非不结盟国家发展关系的结果，不是徒劳无功，就是在大是大非中鲜有成效。某些悲观的印度人认为，印度外交成功之处不多，其中最成功的，一是在于1965年和1972年决定与巴基斯坦进行战争，二是坚决拒签《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随后进行核试验。对于半个世纪印度外交的总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印度对于当今国际关系所持的一些基本观点。
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根据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并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从了解世界，知己知彼，到制定外交政策直至政策的切实落实，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独立后的印度似乎从未间断过与世界的沟通，也并不缺少认识世界的专业能力，但半个世纪过去了，印度目前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与它所希望的却相距甚远，这其中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因此，本文除陈述目前印度比较一致的对国际关系的基本观点外，还将对于影响印度对外关系的相关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以就教于学者同仁。
一、印度对国际关系的基本观点
在宗教驳杂、语言众多、种姓和种族矛盾尖锐的印度，要将印度各个阶层的人们团结起来，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再加上政治体制上的种种不完善之处，要对任何问题达成完全的政治共识，是十分困难的。对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看法，印度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党派和政治团体，也是各执己见，相互攻击。在此，笔者关注的只是在印度基本达成共识并已经影响了印度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几点观点，并特别关注其后果和由此观点所影响的外交政策的连续性问题。
（一）核武器是成为多中心世界的一个力量中心的必要条件
印度核试爆的目的不言而喻，正是基于对核武器是成为多中心世界中一个力量中心的必要条件的观点，核试爆后印度外交战略的核心，是以核大国身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致第53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的信中说：“安理会不能代表当代的现实，无法体现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那就是输入新鲜血液”。“印度相信自己具备这种能力，而且我们也已经做好了接受常任理事国职责的准备，我们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一职责。”（注：见印度驻华大使馆：《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先生在第53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致辞》。）
尽管不少印度人否认，但印度当前的外交策略，是在有关核谈判中与美国讨价还价、与中国平起平坐，与所有核国家即安理会5 个常任理事国在国际场合公开接触，最后以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换取对其核大国地位的承认。印度方面认为，由于美国比印度更加需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因此，美国不得不重视印度签署该条约一事。到一定时候，其他核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将不得不接纳印度参加核提供者俱乐部。至少在2000年举行的《核不扩散条约》审议会上，讲求实际的核霸权国家就会清楚表明他们接纳印度。
1998年5月核试爆后，印度在国际上陷于相对孤立的外交环境。 在美国方面，除了按《格林修正案》对印度实施经济制裁外，美国总统克林顿及其他高级官员对印度核试验所持的态度是进攻性和贬损性并存。即使是在美国与巴基斯坦进行军事合作的冷战时期，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一直被美国作为一个长远目标来追求，象克林顿和其他美国高级官员在印度核试爆后表现出来的那种对印度的贬损性和进攻性态度，以前的美国领导层从来没有过，因此印度人认为“克林顿的态度严重背离了美国长期以来确立的模式”（注：〔印〕M.S.文卡塔拉曼尼：《贾斯旺特·辛格的美国之行》，载《前线》1998年11月。），西方大多数国家也持与美国类似的态度。但是在核试爆一年后，美日等国对印度的制裁已大部分取消。印度方面估计：世界在对印度的核现实作出妥协，美国表示它将使自己适应核印度，中国也同样会发现别无选择。一切将恢复正常。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本来就是要使核俱乐部成为一个不准许别人进入的地方，因此印度想让全世界承认它是核俱乐部成员、并以核武器为后盾求得大国地位，受到了西方国家一定程度的遏制。目前印度不仅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还有距离，甚至连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都被排除在外，即印度在亚洲都还不是公认的一支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拥有核武器后在国际关系中的重重困难，可能是印度难以接受和理解的。
（二）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外交
从90年代开始，经济外交在印度外交中占据了越来越重的地位，有人甚至走向极端，宣称政治外交过时了。
印度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经济外交，首先是由于国内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印度自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改革虽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由于受政局动荡的影响，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一直较为困难。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在1999年初对议会的演说中提到：最近几年，政府累计赤字已有攀升，这种状况不但潜伏着通货膨胀隐患，而且还对利率、投资和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后果。目前，印度智囊们最关注的还是国内经济发展，他们认为，“如果经济改革搞不好，社会冲突、种族主义和种姓主义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如果地区不平衡得不到制止和改变，印度可能真的要演变成一个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武装的、军国主义的、孤立主义的和不安全的国家”。经济外交的成果可以推动印度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和直接有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
重视经济外交，同时也是印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的结果之一。中印经济实力的差距给印度造成了巨大压力，在研究中国的经验后，印度人认为80年代邓小平所做出的决定，是让经济改革开放与发展外交关系结合起来，而江泽民紧接着所做的，也是“用大额定单套牢克林顿”。作为对于中国经验的吸取，在印度核试爆后中印关系降至10年以来的最低点时，印度外交部、知识界提出了以经贸为突破口的主张，鼓励“印度商界充分利用现在中国回报极高的巨大投资机会”。“当印度大规模地介入中国战略计划的核心即经济发展时，中国就会不遗余力地加强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就如同她正与美国和俄国所进行的一样。”（注：谭中：《俄中印三角战略关系：印度忽略了的信号》，见《经济政治周刊》1999年1月9日，第13页。）印度知识界同时也呼吁印度政府在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中采用中国的经验，“印度外交部、财政部和商业部需要改变其思维方式，开始制定有关将政治影响变成经济利益的方法和措施，像邓小平在80年代为中国所做的那样”（注：〔印〕K.苏布拉曼亚姆：《核国家印度》，见《印度国防评论》1998年4～6月刊。）。
印度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外交中，有时过分强调民主体制，有时过分重视意识形态，有时空谈正义道德，因此政治外交失败之处甚多，也是当前印度重视经贸外交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印度应当在南亚以外的地区和组织有所作为
至今为止，印度已经基本实现了自己在南亚的目标，虽然其支配地位并没有为其邻国所接受，但除巴基斯坦外，印度已经把几乎所有的南亚国家纳入了其非正式的地区安全体系模式中。基于这种情况和南亚区域合作组织在政治经济上所受到的严重局限，印度有学者明确提出，“印度的外交和经济政策必须超越南亚的狭小范围而进入更大的亚太地区，因为这才是印度未来的所在。印度应该在某些其他地方投入更多的精力，以期获得更高的回报。”（注：G.V.C.奈杜：《印度与亚欧会议》，见印度《战略分析》1998年6月刊。 ）出于对印度的国际影响力下降的担心，印度众多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学者都提出了扩大印度在南亚以外的影响的建议。印度普遍的看法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大的国家都是重要国际组织的组成部分，它们拥有剩余资本，控制着关键技术，其最高首脑会议操纵做出的重大决议对世界其他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国，印度同这些组织的协作可以取得许多政治的、经济的和外交的成果，因此自然应当争取利用这些论坛获取更大的利益。
正如印度学者所说，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不是最早的地区性合作组织，也不是合作很成功的组织。作为该联盟内的“超级大国”，印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印度从90年代初推行的“东向政策”成效不大，东盟国家拒绝印度，一方面认为印度更重视西方，另一方面就是虑及东盟与巴基斯坦的关系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印度不知的秘密。与巴勒斯坦的不和，实际上也是阻碍印度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亚洲的不少伊斯兰国家发展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很显然，印度如果想要在其他地方投入更多的精力，首先必须处理好南亚的事情。
印度东南亚研究所的巴拉达斯·戈萨尔教授在印度核试爆以后撰文说：“当南亚安全被印巴之间的竞赛所左右时，印度不仅可以国家大、人口多、综合国力强支配着该地区，还可以限制外部力量对印度邻国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南亚地区有一个聚焦点，即：印度以其人口多，地理位置优越和经济基础雄厚称雄南亚，比让两个不均衡国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保持势力平衡更能确保该地区的稳定。”（注：巴拉达斯·戈萨尔：《南亚地区冲突的起因》，见《亚洲防务》1998年9 月刊。）如果这是印度知识界的共识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印度至今还没有认识到，一个不为南亚本地区支持的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二、影响印度处理好国际关系的内在因素
印度政治制度长期存在的弱点，是不能建立全国一致的社会经济政策总原则，由此也很难制定出指导追逐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的总方针，这样也就很难配合以适应的外交策略。由于缺乏实现外交目标的政治决心和方向，印度半个世纪的外交表现，就好象是在一个他们不了解和不理解的世界里摸索，并且由于种种不协调导致的混乱，使得这种摸索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够成功的。
（一）印度缺乏实现外交目标的政治决心和方向
印度缺乏政治决心和方向在尼赫鲁时代就表现了出来。当时政局稳定，从1950年萨达尔·帕特尔死后，尼赫鲁成为印度独一无二的、大权独揽的人物，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都几乎由他一人及其亲信制定，但结果却是尼赫鲁和印度政府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状态：在对华关系上，摇摆于友好与对抗之间而最终甚至选择了战争；在与苏联的关系上，又摇摆于不结盟政策和对援助的需求之间；与美国的关系上，更是患得患失，结果先在1961年断然拒绝肯尼迪总统的建议，而在次年又乞求他给予援助。毫无疑问，如果尼赫鲁政府有着坚定的政治决心和方向，坚持对华友好政策以取得支持进一步扩大在亚非的良好影响，坚持不结盟以保证在东西方两大集团间左右逢源，是可以保持印度为美苏均认同和重视的形势，可以保持印度在第三世界的和平友好形象，因此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其国际地位的。
在80年代和90年代，印度对于政治决心和方向的缺乏由于政局动荡和政府更迭频繁进一步加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对立与冲突、极端分离主义运动及种姓交战等诸多问题，均威胁着国家的稳定。政府为稳定政局、缓和地区宗教种族矛盾始终将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威胁”大加宣扬，而少有面对中印关系有所好转的实际，配合以适当的宣传以营造更好的改善关系的氛围，甚至于为转移国内人们视线，印度“需要敌人”，已经成为部分印度上层人士的共识。
在印度的政治制度下，任何国家政策的出台都必须首先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但是由于印度缺乏政治决心和外交政策总方针，即使在取得各党派共识的一些问题上也难以配合以实际行动。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核试爆问题。撇开核武器的道德问题、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以及印度政府散布的“中国威胁论”不谈，“有声有色的大国”梦是印度从独立时就开始孜孜以求的，印度各界又都认为核武器对于实现大国梦是必不可少的。印度对于自己在全世界、亚洲甚至南亚的安全，都长期深深地表示忧虑，视巴基斯坦为现实威胁，视中国为长远威胁，视曾进入孟加拉湾的美国舰队“足为消灭印度文明”。从英·甘地到历届政府总理继任者，不论属于哪个党派，都赞同核武器化计划。但就是这个历届政府都明朗的和一致的核政策，却始终得不到实施。除了国际社会的反对和美国的严厉监视外，印度政府缺少坚定的政治决心和勇气也是重要原因，其结果却是将印度的核武器化计划一直拖到了核不扩散和核裁军成为全世界所追求的首要目标，进而使核试爆成为最不为人们所接受的事件，即印度如果进行核试爆就必然遭到最严厉的谴责之时。印度人自己也认为，核试爆并不说明印度人民党政府具备了政治决心和制定出了冷战后的外交总方针，促使印度进行核试爆的，一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严格规定期限，二是即使印度不签署该条约，国际原子能委员会仍有权对其核设施进行强制性检查的条约附加规定。
印度缺乏坚定的政治决心和明确的方向，不仅表现在其核武器化计划的实现所花的时间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长上，还表现在核试爆以后的印度政府及政党行为上。在已有核武器的国家中，人们都比较一致地支持其各自政府的核武器政策，但是在印度由于政府未能对缺乏核知识的大众进行及时地引导，却出现了要求克制、要求负责任、要求了解核试爆的意见，对此，“全国根本未取得一致意见，甚至连达成共识的想法都没有。”（注：〔印〕K.苏布拉曼亚姆：《核国家印度》，见《印度国防评论》1998年4～6月刊。）做出了使印度成为一个公开的核国家的决定的印度人民党政府，也没有作出取得一致意见的努力，反对党更是借国外的制裁和本国的经济困难对执政党大加攻击，而如何面对自己已经是核国家，积极思考和对付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武器在国际法中的现行地位以及印度国家安全等更重要的问题，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因此，印度有人呼吁，如果想成为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多极中心的一极，印度是下定政治决心和明确政治方向的时候了（注：〔印〕A.K.拉伊：《印度21世纪外交政策》，见《印度防务评论》1998年第2期。 ）。
（二）印度常常缺乏外交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
外交政策不仅要符合国家整体的战略框架，而且不可能以随意的和不协调的方式完成，必须配合以与之协调一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策，特别是军事政策。
印度的外交政策与军事政策长期不协调。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尼赫鲁以外交政策完全取代了军事政策，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疏远、不信任军队并忽视军队的建设，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的文官政府对于本国的军事潜力究竟有多大，几乎全然不了解。20世纪50年代印度军队“遭到独立后国大党政府的继母般的对待”（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陆仁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年， 第194、197页。）。但是，尼赫鲁政府在政治外交上却采取了拒绝谈判、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当军队抱怨加剧并且不愿实施在“军事上绝对办不到的方针”，即“前进政策”时，印度政府仍未把政治外交上的决定同军事上的因素结合起来，不仅对来自军队中下层的日益急迫的警告和抗议视而不见，对于引发战争在军事上应具备哪些条件漠不关心，终于导致了边界战争和印度的失败。
印度核试爆前后的拙劣表演，也表现出其政治、外交和其他政策的极不协调。就全世界来讲，印度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向本国人民和全世界解释其发展核武器的真正原因，而是一味地进行与世界潮流不合拍的胜利欢呼，使全世界认为南亚成了最危险的地方。至于与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更是深受核试爆的影响。印度人民党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言行，特别是瓦杰帕伊在核试爆后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那封笨拙的外交信，“暗示了印度接受了单级世界和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注： Alka Acharya,Sino-Indian Relations Since Pokhran Ⅱ,见《经济政治周刊》，1999年6月5日，第1397页。），昭示了一个渴求美国保护以抗衡别国的总理的心迹，亚洲国家对这种可悲的乞求自然不会给予积极的评价。而作为一个新的核国家的代表，印度政界领导人仍象以前一样，喜欢发表很多即兴的、前后矛盾的甚至是极不负责的讲话，印度的新闻媒介也喜欢宣传这类讲话，更给人以印度是不负责任的国家的印象。因此，印度舆论评论说“这是50年来印度采取的最糟糕的外交政策。”它显示出的是印度对当今国际关系缺乏正确的理解，并且不合时宜地高傲自大。
（三）印度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缺乏必要的灵活性
外交政策中唯一永恒的考量因素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追逐这种利益是外交政策的实质和要点。但是，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统一体，为了照顾到各国的特点和利益以便更好地发展对外关系，就需要外交有足够的灵活性。因此，国家领导人必须及时地根据新的形势发展变化调整其外交政策和策略。
印度外交的机械和僵化表现在，无论世界形势如何变化，它都要求南亚邻国全部成为它的被保护国，要求不结盟国家全部承认它的领导地位，要求在东西方之间充当调解人或仲裁者，要求世界上的大国承认它是大国，或至少将它视为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这样做的结果恰恰是事与愿违：在南亚地区，处于压倒优势的印度长期同南亚邻国交恶，大大有损于自己的国际形象；在不结盟国家中，作为领导人的印度却不理解广大亚洲非洲国家的愿望，常常使之处于困难境地（如要求它们在中印之间进行抉择），也导致了印度同不结盟国家的逐渐疏远；而在东西方之间，“东亚国家总认为它（印度）注重西方，而西方则认为印度重视它自己更甚于别的什么地方”（注：G.V.C.奈杜：《印度与亚欧会议》，见印度《战略分析》1998年6月刊。）；至于大国地位问题， 在印度要求美国与重视中国一样重视印度时，美国却直接提醒印度注重自己的经济实力。叶正佳先生认为：印度“独立50年里，硬国力虽然有较大增长，但国际影响力却在减退。这同印度领导人外交战略和策略的运用失当有极大的关系。”（注：叶正佳：《印度国际影响力的兴衰及其根源》，见《南亚研究季刊》增刊，1998年印度综合国力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5页。）
冷战的结束给各国都提出了调整对外关系的要求，也给各国在全世界新的分化和改组中创造了新的机会。冷战结束后美俄都倾向于同印巴保持均衡的关系，并突出经贸关系和加强在防务领域的合作，结果为南亚国家自主地解决本国问题和地区内的争端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是，由于在冷战结束的同时印度政治进入了政治不稳定期，各党派之间和党派内部矛盾加剧，对于冷战后印度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外交策略难于达成共识，使得“连续”成为了印度外交政策的特点。因此，“苏联解体后，便陷入了孤独的海洋，茫然不知所措。”（注：〔印〕A.K.拉伊：《印度21世纪外交政策》，见《印度防务评论》1998年第2期。 ）在经过对南亚邻国关系的反思后出台的“古吉拉尔主义”，还未来得及实施就被斥责为“愚蠢的”和“乌托邦式的计划”。冷战的结束使不结盟运动失去了依托，而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更使各国都更加重视经济实力的提高，但从瓦杰帕伊总理在第53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致辞可见，他代表“复兴的印度”所强调的还是核武器和不结盟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核试爆后世界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联合国的态度和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所采取的狂轰滥炸行动，促使印度领导层认真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例如，全球化的幌子下是否正活动着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如何面对某些人对国家主权重下定义的企图？世界性的唯一组织——联合国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1999年6月15日， 印度外长贾斯旺特·辛格在北京高度评价了中印两国对国际关系的最重要贡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认为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没有去关注这些利害关系，现在印中两个大国应当坐在一起去寻求解决“大”的问题的方案。在第54届联合国大会上（1999年9月22日）， 辛格外长强调“必须从政治的角度认识全球化，从而在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创造平等的经济机会”，并呼吁“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建立某种国际秩序”。这是否预示着印度将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其外交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