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银[1]2004年在《明代乡试、会试评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科场评卷是明代科举考试的重要环节。明代乡、会试实行叁场考试，考试内容和标准完全相同。为了保证评阅和录取的公正性，自洪武开科以来，随着科举考试走向正规化，统治者不断提高考官的学识和资历。乡试考官在明初主要由教官担任，几经反复，万历十叁年京官主持乡试成为定制；会试考官则由詹翰官担任，在内阁制度完全形成之后，则由次辅臣担任。随着士子人数的增加，同考官的人数也不断变动。 明代的录取方式虽规定为叁场兼顾，但在实际的评阅过程中，由于受到自身规律的影响和制约，考试题目繁多，士子不能兼顾，同考官人数有限，评阅标准复杂，评阅时间有限等主客观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叁场兼顾的评阅方式在实际的阅卷过程中不能完全实行。 由于明代科场研究的文献分布不均，科场研究是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明代科场的实证研究方面尤为不足。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76种登科录同明代的官、私史料结合起来，利用明人文集、明代笔记小说对明代乡、会试考官的遴选，乡、会试评卷标准，录取方式进行了探讨。尤其利用系统的方法和数据统计对影响评卷的诸多因素进行客观的分析。
程伟[2]2018年在《20世纪以来乡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中认为乡试是科举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考试选才制度,对金元以来中国朝野政治、社会、教育、文化、风俗等方面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30年代起,现代意义上的乡试研究渐自兴起。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目前学术界已经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或层面展开广泛的研究,取得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由于问题重要、牵涉面广,对后世影响深远,乡试研究正在成为科举学、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研究的新热点。在中国科举制度停废110周年之际,对乡试研究
吴恩荣[3]2011年在《明代科举士子备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习举士子乃储备中高级官僚,其习举备考期间的学习、生活状态,将直接影响到由科目入仕官僚群体的素质。本文以明代科举制的承担者——科举应试士子为研究对象,以其习举备考为主要研究内容,试图展现其自开始习举至第进士或弃举此时段内,以习举备考为主轴的学习、生活图景。本文参考明代史籍叁百余种,凡二十余万言,分五章。有明一代,开科取士二百余年,日久弊生,士子习举亦相应呈现出种种变化。首先,随着科目日盛,考试日益规范化,竞争日益激烈,举业内容程式化、繁琐化,士子业举有功利化、浮薄化的倾向,由学行并重转而专尚文艺,投机取巧,急功近利。其次,明代习举士子日众,而官学却日渐衰退,在官学教育不敷举业培训的背景下,士子业举格局由明前期的学校设教,士子廪于学宫,官学起主导作用,转向中后期的以自学、私学、书院、立会结社为主,学在民间,官学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职此之故,士子的习举环境日益恶化。一方面,因竞争日益激烈,士子习举生涯延长,登第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多数士子习举无法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多散处乡野,各自为政,唯攻读时文程墨,举业之风日敝。同时,士子备考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如日立课程、攻读时文、拜师、立会结社、家庭、地域、生计、赴试、临场、落第与弃举等,无不受其影响,深深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记。本文试图通过对明代科举士子备考生活各方面的细微考察,来展现习举士子备考期间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风貌,以深入洞悉明代科举制推行中的利弊与对明代社会、制度、文化与明人心态等方面的深层次影响。
唐海艳[4]2016年在《科举制度与《诗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科举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诗经》为其重要考察内容,二者之间联系密切,科举制度的发展变革对《诗经》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诗经》学的研究成果又作用于科举考试之中。研究科举制度与《诗经》学发展,既能丰富《诗经》学术史的研究,也可助益科举学史的研究。然而迄今为止,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相对薄弱,主要为断代研究及专题研究,尚无整体性、系统性的论述。科举制度自设立到废除的1300年间,各个时期都在调整变革,其与《诗经》学发展的互动关系也在不断变化。为了更清楚地揭示科举制度与《诗经》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时代为线索,立足科举文献资料,通过对历代科举制度发展变革的宏观考察以及对现存《诗经》考试试题、士子答卷和考官评语的深入分析,并结合士子的读书心态、学习风气和《诗经》研究成就等,全面探讨不同时期的科举制度对《诗经》研究的影响以及《诗经》学发展在科举考试中的作用。科举制度对《诗经》学发展的影响是双面的,既有正面意义,也有负面影响,其正面意义主要有两点:第一,科举制度促进《诗经》的推广与普及;第二,科举制度对《诗经》学变革起着重要的导向与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诗经》研究新风的发展,如宋代《诗经》学疑辨之风、明代《诗经》研究视角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清代《诗经》考据学的兴盛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科举制度对《诗经》研究的负面影响主要有叁:一、唐代科举帖经、墨义的考试方法导致士子只注重记诵,不潜心研究,《诗经》学成就有限;二、明代八股文考试致使《诗经》经学研究衰落;叁、严格的考试标准导致士子大多谨遵标准教材,少有创见,无益于《诗经》研究的发展。科举制度对《诗经》研究产生深刻影响,同时,《诗经》学发展也作用于科举考试之中,《诗经》学的研究成果为科举制度提供新的考试规范教材和评判标准等,以符合科举制度变革的需要。
李义英[5]2014年在《明代乡、会试考试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代考试官按职能分类，乡、会试在外提调、监临者称为外帘官，在内主考、同考者称为内帘官。本文明代乡、会试考试官的研究对象是内帘考试官，内帘官包括主考官与同考官，其中主考官的职责是命题、审定试卷等次、录取，以及将考试情形、录取名单一并上报朝廷；同考官的职责是负责阅卷，对主考官提供帮助。本文包括叁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明代考试官在不同时期选拔标准的变化，梳理科举条例中对乡、会试考试官出身、派遣方式、数额的具体规定。各省乡试考试官由地方自行选聘教职变化为由中央派遣京官主乡试；会试考试官由初期的翰林院各级官员担任演变为宣德、正统后以大学士担任。说明考试官选任的品级在不断提高。第二部分为考试官的职责，随着明代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上对心学的推崇，使考生文字多靡浮不实，考试官通过在命题内容上依经据典，在所选程文上朴实典雅，以此引导科场行文风格恢复浑厚平实；当考试官自身文字浮华险怪之时，考生会受其影响，文章多离经叛道之言。明廷为了避免科场弊端，对考试官实行宣誓与回避制度。第叁部分为考试官与考生的关系：首先是考试官与考生科场关系，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科场中考试官对收受私利、权势亲属考生的照顾，二是考试官校文不公、搜检过度引发与考生的矛盾冲突。其次是考试官与考生科场外演变为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以李东阳与其门生为例，说明若座主廉洁清明，其下门生也多追随其质朴之风。
黄明光[6]2005年在《明代科举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全文共十章,对明代科举制度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其中科举考试官、试卷分析、科举制度特点探讨和明代科举制度的国际影响等章节具有新的开拓性成果。 据作者对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华东和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调查,到1999年4月止,在中国大陆研究科举制度的学术专着中,除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赵子富着《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一书外,研究明代科举制度的学术专着在国内较少。由于作者身处广西,图书资料的运用和学术观点也有待进一步改进。 本书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是运用了数据统计法,较广泛地收集了明代登科及地方省志的数字,来论证明代举人、贡士和进士中式录取入仕后在政府机关中的任官品级、政治作用的利弊等。统计数字较为细致,说服力强。 在第一至第四章里,作者分别论述了明代社会的科举观、乡会殿叁级科举考试状况及特点,在第一章重点讨论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科举制度和“治天下以人才为本”的人才观,同时也探讨了明代其他帝王和朝廷大臣有关科举制度的重要性的论述以及科考目的、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标准,如何改进明代学校教育,加强地方提学官的职能等问题。在第二章里,作者首先论述了明代乡试的基本情况,认为乡试具有考试官员的皇帝钦派性和乡试名额的递增性两个特点;其次,阐述了举人在朝廷及地方政府中的任职、地位、任官品级及特点,统计数据表明举人在洪武年间任职的品级比景泰年间及以后要高。景泰年间及以后逐步出现了重进士、轻举人的现象。通过第叁章对明代会试特点的讨论,作者认为会试中分南北中“叁色试卷”取士是明代会试的一大特点。第四章中,作者认为进士发榜上“春夏榜”的出现和进士鼎甲的健全性是明代殿试的特点。文中还专节讨论了状元、榜眼和探花叁甲的政治作用,并进行了评论。在第五章中,对叁级考试中的监临、提调、监试、考试、同考试、印卷、收掌、试卷、受卷、弥封、誊录、对读、巡绰、搜检、供给等十四种考试官的人数、科举出身、官职、籍贯诸情况进行了专项研究。第六章中,作者对明代科举考试的试题种类、结构、评阅人员、评阅程序和方式等问题作了分析。作者在第七章中认为,明代科举制度考试科目的特点是重进士科,考试文体的特点是创设八股文。此外,馆选庶常、观政进士的出现也是明代科举制度的特点。第八章专门论述了明代荐举制度的两个特点。认为短暂的高峰期,被荐人数的短期突增是明代荐举制的两个特点。第九章中,在讨论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时,作者花费了较多的笔墨对明代武学、译字教育作了详细论述,使该部分比其他教育史书论述较细。第十章作者对亚洲外国官生来华留学和科考的情况作了探讨,比较了中越两国科举制度的异同点。该章的撰写,在目前已经出版发行的研究古代科举制度的专着中较为罕见。
姜振华[7]2011年在《越南阮朝科举制度研究》文中指出科举制度起源于中国,它普遍传播到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东亚科举文化圈”,越南便是这一文化圈中重要的一环。早在中国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就已经在安南实行,越南立国之后,当权政府继续实践这种选官制度。阮朝(1802～1945年)时期,越南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社会潮流中,科举制度已经处于衰落时期。越南汉喃文献、碑刻铭文之中大量记载了阮朝开科取士的信息,透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在阮朝时期仍然具有一套完整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即使是在法国殖民越南时期,北圻和中圻的科举制度仍然按部就班的举行;阮朝政府在借鉴黎朝及中国科举制度经验的同时,也很好的结合越南当时的国情,在诸多方面表现出了越南特色,如大象把守试场、殿试未取状元等;迫于时代的压力,科举制度开始出现变革,考试内容更加重视法语和拉丁化越南语,并采用四十分采点评卷法。西方文明在越南的传播及越南自身民族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使得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最终于1919年被废除。阮朝科举制度的终结是越南古代社会制度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也使越南教育由儒学教育向殖民文化教育转型。
周丹[8]2016年在《明代会试主考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会试考试作为明代士子们通往仕途的重要门槛,一直都受到文人们的重视。而担任考官则是极为荣耀又取实惠的美差,会试主考官作为“内帘官”可以参与阅卷和录取事宜,并且一任会试主考,即收叁百名进士为门生。皇帝往往把委派会试主考官,作为极大的恩宠赐给某阁臣或曾经做过他的老师的翰詹官员,可见当时朝廷对会试主考官的重视程度。本文以明代会试主考官为研究对象,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参考以往对于明代士子的研究方向,以《明代进士登科录》和《明代职官年表》(第四册)为主要资料,整理出明代89次会试,共144位会试主考官的详细资料,并从以下叁个方面对明代会试主考官进行了探讨:第一,对明代会试及会试主考官作简要介绍。在明代会试部分主要概述了明代会试的时间地点、考试内容、参加会试的资格以及会试在明代的重要性。而在会试主考官部分则是主要结合《明代进士登科录》和《明代职官年表》(第四册)统计出了89次会试的144位会试主考官。第二,对整理出来的144位会试主考官的生平资料,作了统计研究。其中包括了:地域构成、户类、科举出身、年龄、时任官、习经以及谥号八个小点。既然会试主考官在当时是个荣耀的美差,笔者就试图通过以上几点的归纳分析,总结出明代会试主考官的整体特征和普遍倾向。第叁,明代会试考官的贡献。本文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入手,分析会试主考官在历史上取得的政治地位以及流传于世的文学作品。
张连银[9]2006年在《明代科场评卷方式考——以乡、会试为考察对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科场评卷方式颇多争论,争论双方都各持一词,缺乏对影响科场评卷诸要素以及评阅过程的系统分析。由于评卷与录取是一个系统过程,在人为评阅过程中,评阅时间、评阅人员、评阅标准、试卷本身等都是制约评卷的因素,上述因素相互制约,不断变化,对评卷产生影响,进一步影响录取标准。
王雪君[10]2011年在《古代科举回避制度》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家族宗法制为基础的国家,重人情、讲面子、讲关系是整个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风气,而科举考试作为这样文化背景下选拔人才的制度如果没有良好的操作手段,也终将会论为封建官僚结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作为科举考试的一个具体操作手段——科举回避制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这些现象的发生。科举回避制度避免了单纯以家族、人情取士的偏向,促进了考试的公正性、平等性,在一个特别注重私人关系的社会里,科举回避制度的有效施行大大减少了科场内外的徇私舞弊。科举回避制度在经历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洗礼下,建立了一整套关于科场回避的规定,这其中包括亲属回避、籍贯回避、职务回避。在科举考试过程中,该回避制度实现了中央与地方回避规定日趋一致,在各朝的推行下,少数民族地区也适用了科举回避制度,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科举文化的发展。科举回避制度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使得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领域实现了公平、公正,为封建社会培养、选拔了优秀人才,促进了民族团结,巩固了皇权与国家的统一。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特别注重私人关系的封建社会里,科举回避制度的执行是多么的艰辛,更何况该制度本身设计上还存在着不少缺陷。科举回避制度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它的缺陷带来的历史教训又时刻提醒着我们在考试回避制度的设计上应该很多注意的问题。文章第一部分讲述了科举回避制度的形成及原因。简单介绍科举回避的概念之后,本文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发掘科举回避制度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指出隋唐时期科场内的斗争直接催生科举回避制度产生,而任官回避制度的完善同时又加速了科举回避制度的建立。在此基础上本文详细地介绍了科举回避制度的发展历程,以隋唐的“别头试”为起点,科举回避制度在宋代出现“牒试”,到明清各种回避形式的完备以及在中央、地方回避规定渐趋一致,科举回避制度至此实现了鼎盛。第二部分论述了科举回避制度的主要内容。以科举考试的参与者为基础,将科举回避制度分为两类人的回避,分别是考官回避与考生回避。首先,在简单介绍科举考官种类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考官回避的内容,这里包括考官入场前回避、考试期间回避、考官阅卷回避等,最后也总结考官回避的类型。其次,论述考生回避的内容,以两种不同的标准将考生回避分为两种类型,同时也描写了考生回避的奏报流程及后续安排。第叁部分首先总结了古代科举回避制度的叁大特点,叁大回避形式的产生顺序体现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的要求；与任官回避相比较而言,科举回避在适用对象上具有双向性；科举回避的范围日益法定化。最后文章分别指出科举回避制度的历史优越性与历史缺陷,在肯定该制度优点的同时,主要从科举回避制度的缺陷入手,吸取该制度带来的教训,为构建现代公务员考试回避制度提出自己一些想法。
参考文献：
[1]. 明代乡试、会试评卷研究[D]. 张连银. 西北师范大学. 2004
[2]. 20世纪以来乡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程伟. 历史档案. 2018
[3]. 明代科举士子备考研究[D]. 吴恩荣.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4]. 科举制度与《诗经》研究[D]. 唐海艳. 黑龙江大学. 2016
[5]. 明代乡、会试考试官研究[D]. 李义英.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6]. 明代科举制度研究[D]. 黄明光. 浙江大学. 2005
[7]. 越南阮朝科举制度研究[D]. 姜振华. 广西民族大学. 2011
[8]. 明代会试主考官研究[D]. 周丹. 江西师范大学. 2016
[9]. 明代科场评卷方式考——以乡、会试为考察对象[J]. 张连银. 安徽史学. 2006
[10]. 古代科举回避制度[D]. 王雪君. 南京师范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