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社会性别视角的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争与和平论文,视角论文,性别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3)03-0047-06
一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国际政治学的一个核心问题。自该学科的理论萌芽产生时起，众多著名的思想家和不同的理论流派便围绕它展开着激烈的争论。[1](P33-35)如今正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在力争从国际政治学的边缘进入其主流的过程中，同样必须对这一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初创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方形成一定规模，它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流派，其中包括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等林林总总的派别。[2](P616)鉴于对女性与国际政治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它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见解可谓大相径庭。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力图在主流学说——现实主义的框架内为妇女争取与男子平等地参与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与实践活动的权利和机遇，批评该学说无视乃至抹煞女性对维系现行国际政治体系运作所作的贡献及为此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的不公正态度。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它着重揭示妇女在这一宏观历史进程中的各种经历和遭遇，尤其是她们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某些大国的海外军事基地仰赖军人妻子牺牲自我发展的无私奉献和东道国妇女在娱乐业提供的服务甚至充当应招女郎维持；[3](P65-92)在战争期间，妇女不仅在后方辛勤工作，为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提供可靠的保障，而且亲手拿起武器，奔赴战场，为本国赢得最后的胜利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20世纪80年代后期，妇女手推婴儿车穿越柏林墙的勇敢行动加速了雅尔塔体系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4](P35)然而，这一切均因女性在国际政治领域中被指定扮演从属性和辅助性的角色而被漠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以此提醒身处国际政治学主流的学者更多地关注女性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经验和感受，以利于妇女以主体的身份参与其研究和解决，使后二者变得更加客观和公正。
激进女性主义则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压迫[5](P126)的立场出发，谴责由男性垄断的国际政治学强调冲突，忽视合作，将国家的外交政策建立在维护和增进以军事力量界定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使保障军事安全成为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首要目标的倾向，努力以源于女性特殊生活经历的、与上述男性立场相对立的价值观念对其加以改造。有关学者将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为其研究的重点，着重表达对长期处于国际政治边缘的女性的赞美和对始终位居该领域其中心的男性的鞭挞：女性因直接承担生养和哺育下一代的责任，对生命有着本能的热爱，这使她们较男子更加向往和平，而他们天生比妇女更富有侵略性，[6]男性统治就意味着暴力；同时，由于女性常常沦为性别歧视的牺牲品，她们比男性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内涵。惟有让更多的女性参与国际政治，将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理念发扬光大，人类才有望摆脱核时代造成的恐怖和威胁：“我们与暴力共处的日子已经太久，我们生活在‘父亲’的暴政下的时间已经太久。暴力和父权制社会：它们构成了硬币的两面。……战争不是别的东西，仅仅是男性在‘胜利’欢呼声下有组织安排的杀戮。……他们以‘最完美的方式’——暴力——张扬了他们自己时代的精神气质”，“妇女懂得和感受到那些核技术辩护士的谎言，因为她们受到了太多的欺骗。我们是谎言的牺牲品……。为了结束战争，消除死亡威胁，妇女须推动世界重新燃起生命的热情。女性是生命热情之源。我们的使命，是令生活的火焰更旺烈，是令暴力和死亡的威胁销遁，是令一切邪恶永远远离人类；一句话，是尽我们作为女人之所长”。[7](P632)
而从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斗争中崛起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无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还是激进女性主义，其所代表的仅仅是西方主流社会中养尊处优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利益。针对她们中的许多人居高临下地将非西方妇女简单化地描述为其国内男性统治的牺牲品，闭口不谈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宰的世界体系[8](P557-668)对她们的国家和她们本人的剥削和奴役的东方主义做法，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尖锐地指出，对第三世界妇女来说，国际政治是一场反对阶级、种族、国家和社会性别霸权的斗争，它以推翻形形色色的等级制压迫为目标，其核心是争取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选择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有学者认为，第三世界妇女由于国家、民族、种族、阶级、历史文化等背景的巨大差异，她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远非能以某种单一的话语来表述和概括：她们中有的在本民族男性精英的动员下积极投身民族解放事业，有的则参加了和平运动；有些妇女为捍卫本国利益而同对她们施加重重禁锢的政府站在一起，也有一些利用本国参与国际战争的机会向当局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第三世界妇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立场的错综复杂性源于她们必须与国内（包括阶级、民族、种族等）和国际社会男性统治的双重压迫抗争的需要。[9](P88-103)
二
自社会性别概念产生并进入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女性主义[10](P118)之核心以来，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便将其视为剖析由社会文化建构的两性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西方传统知识体系形成方式的一个视角运用于国际政治学研究，解构男女在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话剧中被分别塑造为两种极端对立的形象的神话，并对在文化象征层面上分别对男性和女性指称的战争与和平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独具一格的阐释和评价。
首先，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认为，依照性别尺度对人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不同态度进行简单化的区分和归类有悖于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西方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话语虽然分别赋予男子和妇女“正义战士”和“美丽心灵”，即前线将士和后方平民[11]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固定身份，但这绝不意味着二者能够被简单化地等同于“战争狂人”与“和平卫士”。杰·贝丝克·爱尔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通过回顾历史，对男子和妇女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的变化进行剖析：在古希腊时代，各城邦国家以攻城掠地为目标，战争为男性提供了赢得荣誉和声望的广阔天地，而女性的世界被局限于家庭之中。她们在战争中扮演着辅助男性的角色。在习惯于以战争的方式争取和维护和平的斯巴达，妇女尽管不上前方作战，但对本国发起和参加战争的热衷却丝毫不亚于自己的男性同胞。她们以孩子为国捐躯的壮举为荣，极具现代人心目中的“男性特质”。基督教传入欧洲后，其倡导和平与忍让的神圣想在弱肉强食的严酷现实中遭到挫败，反对暴力的信念演化为有关“正义战争”的教义。它要求拿起武器的一方承担为其所发动的战争举证的责任，对暴力行为的评判则被要求从受害一方的角度进行。它使男女两性都能够成为基督的战士——男子投身战斗只是为了制止更加错误的行为或免遭一定的伤害，而且这仅仅只是一种悲剧性的责任而非值得赞颂的壮举；同时，早期女性殉道者的献身精神受到高度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以圣母玛利亚为代表的女性形象对战争虽然并不完全持反对态度，却为儿女的牺牲深感忧伤。因此，中世纪的欧洲尽管接连不断地遭遇各种战事，但它基本上局限于贵族阶层，当时的男子就总体而言，更多地具有所谓的“女性特质”。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男子和妇女分别被划归到国与家这两个彼此分离和对立的领域，并相应地被同战争与暴力以及和平与非暴力相关联。一方面，男子以妇女的保护者自居，将其从公共生活中排挤出去，导致她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边缘化；另一方面，妇女依据“凡是男子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构建自己在道德上的优越感，如爱好和平、未受肮脏的政治玷污，等等。然而，现代战争打破了军人与平民的界限，也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男性与女性、战与非战之间的森严壁垒。绝大多数妇女虽然不直接参战，但为支持战争而投入的热情并不较男子逊色。[12](P109-116)无论是作为国家领导人，还是身为母亲和劳动者，她们中拥护战争的人要比持反对意见者在数量上多出许多：[13](P345)“成千上万的妇女，包括母亲、妻子、女朋友，写信给前线的战士，让他们杀敌立功，并以此作为给自己的礼物”，[14](P632)现在更有众多妇女加入军人的行列并投身战斗。对她们来说，战争绝不仅仅意味着痛苦和磨难，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使她们摆脱陈规陋习的束缚，走向自由和解放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而在亲历战火的男性士兵中，也有许多人培养了忠于友谊、乐于奉献、勇于自我牺牲这些在和平年代里难以造就的品质，成为“富有同情心的勇士”。[15](P115-116)总而言之，无论男子还是妇女，其对待战争与和平的立场是社会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建构的，它们也不可避免地随着社会宏观环境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将两性在战争与和平的巨型叙事中的形象作非历史的抽象，沉湎于偏激的指责或赞美之中的做法，对以认真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思考女性与战争、社会性别与国际政治等问题毫无助益。
其次，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揭示了存在于男子和妇女在战争与和平话语中的两种对立身份之间的不可忽视的联系。如前所述，在西方国际政治学中占主流的现实主义学说将两性分别塑造为“正义战士”和“美丽心灵”这两种极端对立的理想化典型，以此奠定了将他（她）们作为为国家利益而战的军人和安守和平家园的平民置于国际政治的中心和边缘的基础。针对妇女在男性中心主义理论中受到的压制和贬抑，激进女性主义反其道而行之，努力从她们被要求扮演的角色中发掘其伟大的反战作用，视之为国际政治学未来的希望之所在。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却独辟蹊径，从上述反差极其明显的两大原型(prototype)中发现了双方在战争这一交汇点上的契合：不论是一名优秀的士兵还是一个杰出的母亲，都会全心全意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并为有些问题本当处理得更加完满，让伙伴得救或使孩子摆脱创伤，而感到愧疚；他（她）们对伤病、健康、寻求保护等事宜均表现出深切的关注；与此同时，两者又都同样被禁锢在各自狭小的天地中。[16](P53-54)这不仅是对现实主义的厌女情结(misogyny)最为有力的颠覆，也从深层次上令激进女性主义追求“乾坤颠倒”的“翻身”[17](P8)作法受到质疑。杰·爱尔希坦向有关学者的作品发出诘问：“首先，作者是站在所有男人的立场上定义女人吗？其次，作者所选择的辩护方式，是否会导致自我陶醉和情绪化的反映？再次，作者是否为争论或不同意见留下余地？第四，作者是否以允许批评为交换，使读者的思考进入特定的轨道？第五，作者的行文方式是让人确信、自我肯定、表示赞成，还是令人不安、模糊不清或无所适从？最后，作者的声音是教训式的、讽刺式的还是传教式的？”[18](P633)批判激进女性主义于无形之中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逻辑，成为后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一个不自觉的同谋，即通过将两性的社会角色与作用单一化和凝固化，使双方地位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
第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从根本上破除将“男性的”战争与“女性的”和平相互割裂，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非此即彼的、排他的等级制权力关系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社会性别不仅严格地规范男女两性的现实存在，而且通过以“男性”和“女性”分别隐喻诸如文化与自然、理性与情感、公共与私人、自我与他者等一组组二分概念的方式发挥其文化象征作用——在这里，“男”与“女”在生理学上的意义被消解，二者由此而成为对优与劣、尊与卑、主导与从属、中心与边缘等价值判断的指代；同时，上述一系列与性别无关的二元对立范畴则染上了浓重的社会性别色彩。在国际政治学中，战争与和平这组至关重要的概念也相应地被“男性化”和“女性化”了。如果说现实主义因牢牢地把握住人性和国家间关系险恶的一面、视霸权的争夺或强权政治为大国外交的必然内容[19](P137)而崇尚战争（热战和冷战），激进女性主义便基于对人性多元化的考虑[20](P628-629)而针锋相对。“战争是具有威胁性的无序；和平是使人安宁的有序。战争是人类的侵略性——主要，如果不说惟一的话，是男性的；和平是人类的慈爱，主要，如果不说惟一的话，是女性的”。[21](P296)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则从两个方面向上述二者，尤其是激进女性主义，狭隘的思维方式发起有力的挑战。一是消除战争与和平之间人为设定的等级界线，战争决不能被完全等同于残酷，和平也并非全然意味着善良。杰·爱尔希坦引用苏联女飞行员娜佳·波波娃(Nadya Popova)的话指出，在战争时期，人们相互间承担的风险和作出的牺牲令他（她）们变得更加善良而不是残酷。[22](P115)把这个话题扩展一下，可以说，对战争与和平的评价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为反击外来侵略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屈服于别国的压力而实现的和平仁慈得多，那样的和平无论对国家还是民众都只能是一种残忍。对和平的追求不应以牺牲本国的根本利益为代价，对战争的认同同样必须正视成千上万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损失。[23](P259)二是揭示了存在于战争与和平双方形同水火的对立背后的一种反向的依赖关系，具体地说，二者均通过对对方的否定来界定自己，在相互对立中彼此建构、彼此强化。“和平主义话语始终强化着——因而亦支撑着——战争话语，谴责战争的种种抗议被以反衬其对立物的措辞表达：和平对战争……和谐对无序……”，[24](P307-308)不管哪一方，都不能离开自己的对立面而孤立地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激进女性主义所宣扬的和平不在战争的框架之外而在其之内，它历来都与一个战争的魔影相随相伴。[25](P296)现实主义的话语是抽象的、非建设性的；而激进女性主义的话语是绝对化的和危险的，[26](P305)因为它们都在由相互间的全面对抗而形成的反向依存中彼此束缚，在禁锢对方的同时也封闭了自己。女性主义必须纠正由这种“对立统一”的刻板模式造成的偏颇，实现对和平主义的超越。21世纪仍然会出现持续的动荡和分裂，对女性主义而言，重要的不仅是抨击现实主义对战争的盲目推崇，还应当拒绝激进女性主义视和平为武装冲突的停止、国防建设的终结、世界永久和睦的实现等乌托邦式的幻想，培养集男女两性之长于一身的“净化的爱国主义”(chastened patriotism)的精神：“净化的爱国主义者(chastened patriot)热爱他或她的国家，但同时顾及其他国家的需要，并警惕极端民族主义肆虐的危险。净化的爱国主义是对爱国主义能够蜕化为好战的民族主义暴行的途径保持活生生的记忆的男子和妇女。这意味着他或她对作为一种理想的武装公民的勇敢精神持批评立场，相反，他或她都支持以公民非武装的勇敢精神及寻求以非暴力手段进行奋斗的方式。我们还将会有紧张、政治和冲突，然而，我们称颂自己的作为正义战士和美丽心灵的先人的最好做法，也许是找到制止杀戮和死亡以及哀伤的各种途径，无论上述几者是何等的重要和高尚”。[27](P117)
三
作为国际政治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战争与和平问题受到该学科各派学说的关注，女性主义也同样围绕它展开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其内部的不同派别分别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将着眼点由单纯的“女性”转向“社会性别”，即由社会文化定义的男女在社会角色、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它并不仅仅局限于男女在战争与和平叙事中的角色定性等两性的现实存在，而且涵盖了其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如对“男性”的战争与“女性”的和平之间关系的理解等。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差异本身，而是对它们的阐释和评价以及在此基础上被人为地建构起来的两性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其意义在于揭示现实主义所代表的西方国际政治学传统理论乃至整个西方文化赖以形成的一种内在机制。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剖析表明，社会性别分析的宗旨绝非要以女性中心主义将男性逐至边缘，而是要彻底颠覆因男女间的两极分化而形成的、以等级制和排他性为特征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从现实意义上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均未曾达到一种完美无缺的状态；[28](P344)就文化象征层面而言，两性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具备享有特权的认识论立场。[29](P307)社会性别是反对把世界简化为某种单一的范式，以及通过显示其多样性和变异性，还其本来面目的一种方法。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看，社会性别分析并不把自己放在主流理论的对立面，而是批判其极端化所导致的偏颇，同时吸收它的长处来完善自己的认识。目前，女性无论在现实存在还是文化象征意义上依然处于国际政治领域的边缘，社会性别分析因此面临着弘扬传统上被认为由女性体现的价值观念和能指以及同时防止可能出现的另一种极端化倾向的双重任务，这无疑令它感受到一种内在的张力，特别是在人们早已习惯于零和博奕的传统思维模式的情况下。但是，这种张力将促使有关社会性别与国际政治的考量在不断的探寻和反思中日益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