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及亚洲的选择：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更深入论文,金融体系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端于美国，如今仍在蔓延和深化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暴露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且再次凸显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作为处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边缘”地带上的亚洲国家，我们不仅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并力争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需要冷静地认真研究：在走向合意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漫长期间内，如何建立一种稳定的地区性货币金融安排(不仅是应对危机的机制)，有效地防范不合理国际货币体系对本地区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意外干扰，最大限度地维护区域内国家的利益。
本文基于亚洲地区被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边缘化的判断展开分析。我们首先概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重在指出其内在矛盾；然后，分析SDR和欧洲货币体系这两个业已成型并在摆脱传统国际货币体系的努力；最后，从稳定亚洲国家(地区)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出发，探讨建立亚洲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机制的若干问题。
一、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已难以为继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建立了一个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史称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体系以所谓“双挂钩”为基本运行特征，即美国以其巨额的黄金储备为基础，对外国政府允诺以35美元/盎司的比价兑换黄金；各成员国则同意将本国货币盯住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波动幅度很窄的固定汇率制，各国货币当局有义务保持汇率的稳定。这一体系正常运行的基本要素是，美国向世界提供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并提供黄金清偿力，同时，通过稳定那些代表黄金的贸易品价格以保持美元价值的稳定。
众所周知，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原罪”性的矛盾。在“双挂钩”制度下，由于世界黄金储备和美国黄金储备的增加都不能适应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美国便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要满足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之需，美元的供给必须不断增加，这要求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不断扩大，而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不断扩大和美元供给的持续增加，将使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价难以维持，从而动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黄金支柱：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将对美元产生贬值压力，从而使美元与他国货币的固定比价也难以长期维持，这将动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汇率支柱。显然，这里存在的内在矛盾难以解决，此即“特里芬难题”。由此还进一步引发出另一个问题，就是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当国际资本意识到“特里芬难题”的存在时，便会利用其中的矛盾和空隙牟利。所以，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所有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国际游资的身影。
由于存在着深刻的内生性“原罪”，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布雷顿森林体系就不断受冲击，其中最重要的危机有4次。第一次发生在1960年。当年，美国对外短期债务首次超过它的黄金储备，导致各国纷纷抛售美元、抢购美国的黄金和其他硬通货。第二次发生在1968年。美国因侵越战争扩大，其财政金融状况急剧恶化，通货膨胀加剧，外汇市场再次掀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浪潮。为应对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方面实行黄金“双价制”(官价和市场价)，试图平抑抢购黄金浪潮：另一方面则于1969年创设了称之为“纸黄金”的特别提款权(SDR)，希望部分替代美元的功能。第三次发生在1971年。当年，美国对外短期负债和黄金储备的比率达到战后历史高点，加之发生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美国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为应对危机，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对外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终止美元与黄金的官方兑换关系，并逼迫德国、日本等国实行货币升值；对内，则决定冻结工资水平。作为对美元停止兑换黄金的反应，主要发达国家相继放弃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改行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难以为继。其后，虽有1971年12月史密森协议的缔结，以期举主要发达国家之力来维持该体系正常运转，但由于美国贸易赤字继续扩大，外汇市场抛售美元狂潮愈演愈烈，终于未能力挽狂澜。1973年2月，外汇市场再度爆发美元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寿终正寝。
二、摆脱美元的努力：SDR的创设和欧元的启动
前已述及，用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基本矛盾之一，就是美元不可能通过不损害美元地位(美元对内和对外价值的贬低)的方式稳定地向国际社会提供。认识及此，国际社会便出现了若干摆脱美元，探寻建立更为合理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努力。在这些努力中，当以创设SDR和建立欧元区，最有建树。
人们认识到，国际储备资产的存量及其增加，不应仅仅被动地由各国国际收支所决定的储备货币的累积余额来确定，而应当主动地反映全球贸易与经济增长的需要。换言之，国际社会应当根据全球经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增长的需要，主动且有预见性地增加国际储备。在这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它应当成为一个国际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这种流动性不仅应有条件地通过提供金融援助来提供，而且应无条件地通过创造某种新的流动性来提供。创设SDR体系，意在无条件地创造流动性。
但是，尽管SDR的创设凝聚了大量世界一流专家的心血，其设计不可谓不精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推广它的使用方面更是不遗余力，然而，设置它的最初目标，即作为一种世界性储备资产，并取代黄金和美元(以及其他主权货币或区域货币)，至今仍然没有达到，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这一目标似乎渐行渐远。基本的原因在于，SDR并不具有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基本要素。在实践上，信用货币之所以被广泛接受，其必要条件是，具有国家信用的基础，并因此拥有法律赋予的强制流通权；其充分条件，则是需要设立专责的货币当局，用以处理货币流通等事务，并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确保币值稳定。反观SDR，它缺乏信用基础自不待言，就其定价机制而言，依赖4种主权货币“篮子”来定值，依然摆脱不了对那些“中心”国家之经济状态和金融状况的依赖，依然难以防止这些“中心”国家着眼维护本国利益的宏观调控政策对全球经济产生“以邻为壑”式的冲击。在这个意义上，SDR本位实在只是放大了的美元本位而已。
这种缺陷，在SDR的分配机制上体现得十分充分。由于缺乏作为信用货币的诸种条件，它只能按普通提款权的机制进行分配。2009年7月IMF发布的2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分配草案，再次挑明了SDR本质上只能沿袭普通提款权基本机制的特征。问题恰恰在于，如果SDR无非只是普通提款权的延长和扩大，则与设置SDR的目标相悖；而若根据其他机制，例如根据各国对储备资产的需求强度进行分配，其经济上的不合理性一目了然，因而也是不可行的。
本质上，SDR要充分发挥作用，须有“世界大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某种超主权的中央银行。创造这一条件，显然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几乎就在美元刚刚取得世界霸权的同时，欧洲便开始了摆脱美元的尝试。与创设SDR不同，欧洲的努力从来就是区域化的，它设定的方向，也只是创设某种区域化的统一货币，借以保护区域内各国的利益。在获得广泛政治共识的基础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一元化进程便已启程。1950年，欧洲支付同盟建立。1957年3月，西欧六国签署《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通称《罗马条约》)，决定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60年代末，欧共体建立了关税联盟，实现了共同农业政策，并开始着手推动劳动力与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欧洲货币的一体化问题，也因此正式提上议事日程。1972年，欧共体6国开始实行“蛇形浮动”等一系列货币汇率的联合浮动安排，以共同应对美元的剧烈波动。1979年，欧共体各国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EMS)”，并于1993年完成了市场一体化，设立了“欧洲货币单位(EU)”。1999年1月，欧元正式启动。对于欧元启动的重要意义，固然可从多角度进行评价，但笔者更钦佩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对此所作的精辟论断：“实行欧元，是欧洲在没有动用枪炮的情况下实现的一次巨大变革，其首要目的在于不受别人摆布。”
本节简述SDR和欧元的创设动机、过程及结果，意在分析迄今为止摆脱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方向。对于亚洲来说，欧元的榜样显然更有现实针对性。我们的发展目标因而也很清楚，这就是，我们希望“不受别人摆布”。
三、亚洲国家(地区)的“边缘化”困境
亚洲国家(地区)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陷入巨大困境。从表1列示的各主要货币形成的货币圈所占份额的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在本地区内，美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欧元次之。这两个货币所覆盖的GDP，2005-2007年间达到81.8％的水平，而区域内货币(主要是日元)仅仅覆盖了9.6％。就此而论，亚洲地区是被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边缘化”了的。然而，就同期各国GDP占全球GDP的份额而言，美国和欧元区总计占比不足50％，而亚洲地区则高达35％左右。这两个占比的严重失衡，使得亚洲国家(地区)长期面临严重的“双重错配”，即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这种错配，不仅使亚洲国家(地区)总会受到来自美欧经济和金融波动的意外侵扰，而且，在汇率安排上以及在外汇储备的管理上，总是面临困难的抉择并总是成为发达国家攻击的对象。因此，亚洲国家(地区)、特别是东亚国家(地区)实行紧密的货币金融合作，便成为基于共同利益的理性追求。
事态也正沿着这一理性方向在发展。多年来，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一直在稳步推进，通过积极的贸易、投资和金融流动，地区内正逐步提高相互间的经济依存度。
在贸易领域，以直接投资为媒介的区域内分工推动了制造业的资本品、零部件、半成品和最终产品的垂直产业内贸易，产生了市场基础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这种倾向肇始于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的日元升值。日元升值后，日本企业开始以“雁阵”型向外转移生产基地。转移的对象，先是亚洲“四小龙”，继而是亚洲“四小虎”，然后是中国华南地区和大中华地区。现在，整个东亚地区基本建立了完整的区域内生产和贸易网络。近年来，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中国为新的生产基地在扩大国际分工，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生产和贸易联系。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是使东亚贸易中的区域内贸易占比达到50％以上。
在金融领域，通过商业银行的对外融资活动和机构投资者的对外证券投资，东亚各国(地区)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联动程度大幅提高。这使得区域内利率和股价相互影响，联动性逐步增强。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危机在区域内传播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已出人意料，此次危机中区域内各国(地区)所受影响的特点及程度的相似性，更给人深刻印象。不过，亚洲危机之时，中国及多数东盟国家均实行资本流动管制，因此，相比贸易和投资，区域内的金融联动尚不充分。此次危机中，由于中国及东盟国家近年来逐步放松乃至基本废止了资本项目管制，区域内的金融联动性显然进一步提高。
区域内宏观经济的同步性和联动性也进一步增强。这反映出区域内实体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内的密切关联。从可以观察到的实际GDP增长率的国际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东亚区域内经济活动的联动性越来越高，景气变动的相互同步性和同时性正在提高。其中，日本、中国及其他东亚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宏观经济联动性更是明显提高。区域内经济一体化和景气循环相关度的提高，将使外部经济对区域内国家(地区)冲击的对称性相应提高。区域内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深化，自然要对区域内的汇率稳定提出更高的要求。
然而，尽管东亚国家(地区)间的贸易、金融的密切程度日益提高，从而导致宏观经济运行的同步性和联动性日益提高，但东亚各国(地区)之间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依然存在着多样性，因而并未如最优货币区所要求的那样，收敛到使整个地区形成单一货币区的程度。我们可以从经济结构(人均收入、产业结构、金融市场发展及深化程度等)指标和宏观经济指标(财政平衡、通货膨胀、利率等)的收敛状况来判断东亚地区的现状与形成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的差距。从表2各国(地区)人均GDP、投资/GDP等指标的差异可以看出，亚洲国家(地区)的经济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由表3各国(地区)政府部门债务/GDP、一般政府部门财政收支差额/GDP等指标可见，亚洲国家(地区)的宏观经济指标亦出现不一致性：表4以中国和日本作对比，反映出区域内贸易结构也存在显著差异；表5则列出了东亚各国(地区)的外汇汇率制度，反映了这些国家(地区)在汇率安排上的步调也不统一。
亚洲地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其经济实力不匹配，尤其是缺乏主导性的区域货币，使得亚洲金融甚至经济体系均处于全球体系的边缘地带，从而导致区域内经济与金融体系极易受国际经济和金融波动的传染与冲击。回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亚洲各国(地区)所经历的经济和金融动荡，我们不仅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这种被边缘化所引发的各类问题，而且，我们痛苦地看到，只要这种被边缘化的格局不改变，我国经济和金融的运行，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美欧等拥有储备货币发行权的“中心”国家的干扰。
四、应对边缘化：亚洲国家(地区)需要更加深入的思考
认识到区域货币与金融合作的重要意义，亚洲各国(地区)针对合作的具体模式提出了各种方案。由于事实上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边缘”地带，迄今为止的东亚金融合作的大部分方案，都把重点放在危机救助方面。
其中最早的一个方案是1997年9月日本在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AMF)”构想。其内容是组成一个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地区)参加的组织，筹集1000亿美元的资金，为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地区)提供援助。在对IMF一再失望的环境下，多数东亚国家(地区)都对这一方案表示欢迎。但是，这一方案理所当然地招致美国和IMF的强烈反对，部分东亚国家(地区)也对日本提出方案的真实动机提出质疑，致使这一方案夭折。
亚洲货币合作方面的实质性进展表现在《清迈协议》上。清迈协议的前身是东盟5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在1997年8月建立的东盟货币安排互换(ASA)，其目的是为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提供流动性支持。1999年11月，东盟10+3(东盟10国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根据这一精神，2000年5月，东盟10+3的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涉及金融合作的协议有：(1)充分运用东盟10+3的组织框架，加强有关资本流动的数据及信息的交换。(2)扩大东盟的货币互换协议，同时，在东盟与其他三国(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构筑两国间的货币互换交易网和债券交易网。(3)通过完善亚洲各国(地区)货币间的直接外汇市场并建立资金结算体系，扩大亚洲本国货币间的交易。
作为一种危机救助机制，清迈协议下的亚洲金融合作得到了快速发展。在2007年日本京都召开的东盟10+3会议上，双边互换总额已经达800亿美元，同时各成员国一致同意在整体契约的大前提下建立一个原则上成员国自行管理的储备池，这意味着清迈协议框架下的合作机制开始从双边走向多边。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加速了清迈协议合作机制的多边化进程。2008年5月召开的东盟10+3会议决定建立总额800亿美元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其中东盟国家和中、日、韩三国的出资比率为2∶8。2009年2月召开的东盟10+3特别财长会议公布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将共同外汇储备基金规模扩大到1200亿美元，并提议建立独立的区域性监控实体，允许各国将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专款专用。这一行动计划，为更高层次的亚洲货币与金融合作搭建了平台。
亚洲金融合作的另一项重要进展表现在亚洲债券基金的建立上。发展亚洲债券的目的在于调整亚洲地区的融资结构，摆脱对银行体系的过度依赖，同时解决资金期限结构与币种的错配问题，降低风险，提高资金配置效率。2002年6月，泰国在第一届“亚洲合作对话(ACD)机制”下提出“亚洲债券市场”的倡议，同年8月，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央行会议(EMEAP)上提出建立亚洲债券基金的建议。上述提议得到了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积极响应。2003年6月2日，EMEAP发布公告，宣布与国际清算银行(BIS)合作建立债券基金(ABF)，初始规模为10亿美元，将投资于EMEAP成员(除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外)发行的一篮子主权和准主权美元债券。2004年12月，成立了总额为20亿美元的亚洲债券基金二期(ABF2)，投资方向拓展到主权和准主权本币计值的债券。2004年以来，已经建立了若干工作小组，分别通过开展政策对话、举办研讨会等形式，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
金融合作的再一个重要方面是政策协调与监督机制。到目前为止，在亚洲金融合作的过程中已经建立了3个相应的机制。它们分别是“马尼拉框架小组(Manila Framework Group)”、“东盟监督进程(ASEAN Surveillance Process)”与“东盟+3监督进程(ASEAN+3 Surveillance Process)”。“马尼拉框架小组”建立于1997年11月，由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东亚国家在内的14个成员组成，其主要职责是实行地区监测。它每半年举行一次有IMF、世界银行、BIS和亚洲发展银行出席的会议，讨论亚洲地区宏观经济与金融形势。1998年10月，东盟各国财长签署“理解条款(Terms of Understanding)”，建立了“东盟监督进程”。作为IMF监督功能的补充， “东盟监督进程”主要是一个相互评议的机制，其成员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对本地区经济形势和其他相关领域的问题进行监督讨论。“东盟+3监督进程”是“东盟监督进程”的扩展，建立于1999年11月。它的第一次同行意见会议在2000年5月亚行年会之后召开。“东盟10+3监督进程”每年举行两次由13个国家的财长和秘书长参加的会议，交换对经济问题的看法。目前，建立东亚“10+3”早期预警系统是它的重点课题。
由于受到欧元成功启动的鼓舞，很多人把亚洲金融合作的最终目标定位在“亚元”的设立上，这是很自然的。不过，多数亚洲国家(地区)同时也承认，设立亚元恐怕只是一个长期目标。根据最适货币区理论，单一货币区应该满足下列条件：第一，价格和工资能够灵活地做出调整；第二，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第三，要素与商品能够自由流动；第四，具有均匀的经济结构。用这一标准进行衡量，亚洲离单一货币区显然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亚洲各国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尤其是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金融一体化程度也较低。同时，在要素流动方面，亚洲各国和地区之间还存在比较多的障碍，尤其是劳动力的流动更受到严格限制。
与经济相对应的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即亚洲各国(地区)是否有足够的意愿走向欧盟那样的统一经济体。在我们看来，就各种形式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而言，经济指标向共同目标收敛固然重要，政治的共识更有关键意义。我们看到，在欧洲走向一体化的最初阶段，最适货币区理论还未出现，各个成员国也无法像现在的亚洲国家和地区那样根据某种“标准”经济理论来决定其一体化的目标和路径。相反，它们只能基于既定的政治共识，按照其特定的社会与经济条件来采用某些超国家的制度安排，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 “摸着石头”逐步走向统一。然而，在亚洲金融合作中，尽管人们对于未来的发展和目标进行了大量讨论，但是各国政府(地方当局)却没有表现出将这一合作坚持下去直至实现单一货币区的坚定决心。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亚洲金融合作的大部分实质性内容仍然停留在危机救助这类“应急措施”上，而在宏观政策协调等更为深入的方面则进展缓慢，甚至没有一个真正具有约束力的正式制度安排。这一现象也说明，很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并没有真正把区域经济一体化视为本国(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更多地只是由于陷入困境而采取的应急性措施。
令人更为沮丧的是，正当亚洲各国(地区)隐隐地依照欧洲的蓝本在艰难地推进区域一体化之时，欧洲地区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这场危机不啻向世界其他地区各种统一货币的努力兜头浇上了一盆冷水。它冷酷地告诉我们，即使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均衡，明确的一体化进程已推行了50年的欧元区，也依然存在着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化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若不解决，欧元地位下降自不待言，其前景都值得忧虑。
鉴于欧债危机的最新教训，我们不得不在继续探索建立区域内货币金融合作机制的同时，转而更加认真地研究这样的问题：可否通过强化某些亚洲国家(地区)的货币(例如日元和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的途径，来实现突破亚洲地区被国际货币体系边缘化之格局的目的。
基于上述思路，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不仅是中国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整体性提高亚洲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提高亚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地位的重要内容。
毋庸讳言，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惯性和我国相对封闭且滞后的金融体系，人民币国际化并非易事。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在境外仍然主要在周边国家与地区作为交易媒介使用，价值储存功能有限，而且尚未成为任何其他货币的“驻锚”。面对短期内的较大困难，人民币国际化应当选择渐进发展战略。当前，中国应重点在贸易项下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鼓励扩大金融机构开展对外人民币贸易融资，更要通过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起航维持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中国还可尝试依托外汇储备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包括积极参加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在亚洲建设外汇储备库以及在SDR改革中提出扩大人民币国际影响的方案。更有关键意义的是，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必须与人民币的国际化步调一致，紧密配合，并且要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必要的条件。例如，显然我们必须建立与发展比较发达的人民币债券市场，否则，人民币作为他国(地区)价值贮藏手段的功能便基本无从发挥。仅此一例便可告诉我们，推行人民币的国际化，采取各种“走出去”的举措固然重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积极融入全球化金融体系的要求，进一步推进我国金融体系(包括机构、市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和发展，更有根本性意义。
此文系作者在2010年5月29日“上海论坛”发言的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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