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与斯大林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两种论文,列宁论文,截然不同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80周年，遗憾的是，在十月革命中诞生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如何认识和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命运攸关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而争论的核心是对斯大林模式的看法，斯大林是否继承了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就成了评价的关键。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机械地把斯大林与列宁等同起来，根据斯大林时期的失误来否定列宁，也由此否定了十月革命的合理性，这无疑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十分不利。在我国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尽管斯大林模式存在严重弊端，但在当时是正确的，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这种评价实际上没有看到斯大林与列宁的区别，没有认识到斯大林模式与列宁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建设道路，从而难以科学地总结斯大林模式的成败。本人认为，作为列宁的继承者，斯大林没有忠实地执行列宁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他背离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斯大林模式是与列宁晚年的探索与战略构想截然不同的。
一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邓小平这一精辟的论断， 不仅是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反思，也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1926年，新经济政策高峰时期，邓小平曾在莫斯科学习了近一年，对新经济政策给苏联社会带来的勃勃生机有切身体会。这对我们研究和认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模式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却在政治经济比较落后的俄国胜利了，这就决定了苏维埃俄国必须探索出一条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蓝图是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全体公民都成为国家的雇员，他们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国家对劳动量和分配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开始按此模式组织国民经济，组建国家消费公社，禁止私人买卖，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但列宁并没有急于求成，苏维埃政府只将土地、银行、铁路、大工矿企业收归国有，农产品除粮食外可自由买卖，大多数工厂、企业实行的是工人监督。只是在1918年春以后，随着国内战争的展开，国家日益把全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都集中到国家手里，一切工商业均收归国有，农民的一切剩余农产品也被无偿收走，由国家统一分配，商品货币关系被排除出经济生活，经济关系日益实物化。这种政策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实际上这是十月革命后经济政策在战时条件下合乎逻辑的发展。这一政策导致了1921年春的危机，全国发生大范围的饥荒，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喀琅施塔德的水兵甚至拿起武器反对布尔什维克。在这种危机状况下，俄共一致同意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
虽然新经济政策是为了克服危机而采取的，但它绝不是权宜之计。1921年，在《论粮食税》中列宁就强调它与十月革命初期政策的连续性，强调俄国存在5种经济成分这一现实， 决定着俄国必须通过渐进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 以后， 列宁又多次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新经济政策与1918年春以前经济政策的联系。新经济政策也是逐渐完善的。起初，俄共并不打算实行自由贸易，仍想进行产品交换，但到1921年秋，自由贸易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了，列宁宣布继续退却，退到贸易自由。在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实践中列宁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是个错误，他说：“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2 〕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俄国这个落后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切实可行的途径。
新经济政策一直执行到1928年，这一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主要内容是：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租让经济、租赁经济、合作社经济、国有经济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改变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中央的计划与地方的自由贸易相结合；发展商业，把商业作为联系工农业的桥梁和搞活经济的中心环节；按商业原则管理国营企业，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农民交纳规定的粮食税后，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出售农产品；实行对外开放，搞租让制，把一部分国营工矿企业、森林等资源出租给外国资本家，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从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向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新经济过渡，其核心是市场、商业，列宁号召共产党员学做“文明商人”，“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3〕
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计划。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符合俄国农民占居民80%这一国情。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国家要改变沙俄剥削农民这一传统，要让农民从政策中得到实惠，要让农民感到简便易行，他说：“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我们在同农民一道建设自己的经济。我们要一次次地改造这种经济，并把它组织得能使我们的大工业中的社会主义工作同每个农民的工作结合起来”。“我们是从农民所理解、所熟悉、目前在他们极其贫困的境况下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证明我们能够帮助农民，共产党人在眼下小农破产、贫困、挨俄的困难时刻，正在实际帮助他们。要么我们能证明这一点，要么就被农民撵走。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全部政策的基础。 ”〔4〕农民所了解、所熟悉、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允许他发展个体经济，允许他通过商业、市场把剩余产品卖出去，换取工业品。列宁还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用改良的方法，即“不摧毁旧的社会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5〕在列宁看来， 虽然同农民一道前进比较慢，却能稳步前进，到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商业还可以积累发展重工业的资金。在国家掌握了土地和一切重要工业部门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并不可怕。
1923年初，列宁抱病口授了5篇文章， 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列宁特别担心新经济政策会被改变，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应当从建立城乡间的交往开始，决不给自己提出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这种事先定下的目标。这种目标现在是达不到的。这种目标是不合时宜的。提出这种目标不但无益，反而有害。”〔6〕值得注意的是， 列宁改变了对合作社的看法：在1921年《论粮食税》中，列宁说“合作社有自由，有权利，就等于资本主义有自由，有权利，无视这一明显的真理，便是干蠢事或犯罪。”〔7〕1923年在《论合作社》一文中， 列宁改变了看法，指出由于国家政权在工人阶级手中，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旧日的合作社便有了全新的意义，“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8 〕合作社是居民自愿参加的联合组合，它有多种形式，列宁主张支持的是商业合作社，即合作商店。列宁认为这种合作社是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经济联合起来的最好形式，是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途径。
二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践的时间很短，新经济政策思想并未被全党普遍接受，列宁逝世后，俄共党内便在要不要坚持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上展开了斗争。1925—1927年，斯大林、布哈林等人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左”倾反对派进行争论，这一争论采取的是全党大辩论的形式，新经济政策得以坚持。1928—1929年布哈林与斯大林之间发生了关系新经济政策命运的分歧，这次争论主要是在党的高层进行的，并没有在全党展开讨论。最后，布哈林等人被解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了党的指导思想，新经济政策夭折，斯大林模式得以确立。
斯大林与布哈林分歧的根源在于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看法。斯大林虽然与布哈林一起反对“左”派的政策主张，但是斯大林从来就不认为俄国革命带有一个落后国家所具有的特殊性，也从未真正理解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1924年以前，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没有什么明确的看法，也很少提及，更没有把它与建设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在他给列宁主义所下的定义中就没有提到新经济政策。在与“左”倾反对派的论战中，布哈林竭力维护新经济政策，他针对左派把新经济政策只看成是“权宜之计”，是“退却”的论点，强调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计划”，而不是权宜之计，他认为“列宁在论粮食税的小册子里就把新经济政策称为正常的经济政策，”而不是特殊的政策。“我们关于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决不意味着背离无产阶级的政策；相反地，它说明考虑了巨大的革命经验。我们在新经济政策中第一次找到了小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事业之间的正确结合。新经济政策不是对无产阶级路线的背叛，而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9 〕斯大林则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的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谁不了解新经济政策的这种过渡性即两重性，谁就离开了列宁主义。”“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其实，新经济政策只是以退却为开始，但它预计在退却过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其实，我们已经进攻几年了，而且很有成效地进攻着：发展我们的工业，发展苏维埃商业，排挤私人资本。”〔10〕这种只在阶级斗争范围内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做法，蕴含着进行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因素，表明他不会把新经济政策长期执行下去。
在与“左”倾反对派的论战中，斯大林形成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独特看法。他认为，社会主义是根据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公有化的原则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的经济组织。不把这两个部门结合起来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质和经济基础不是在人间创造“天堂”，使大家心满意足，而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藉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11〕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这种解释，没有考虑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是把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特征的某些论述教条式地搬到苏联这个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的国家，他追求的目标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实现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而排除商业这个联系工业和农业的环节，在工农业间直接进行交换的产品经济模式，农业和工业均把产品交给国家，由国家按计划统一分配。
妨碍斯大林建成这样的社会主义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农民及其个体经济，另一个是耐普曼及其私营工商业。所以斯大林强调，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就是要克服“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12〕斯大林用阶级斗争的公式来看待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问题，说明他搞大规模的、残酷的阶级斗争不是偶然的。
1928年初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是斯大林改变政策的契机。从1926年起，国家加大对工业的投入，加紧对私人和个体经济的进攻，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剧增，而政府所制定的粮食收购价格却很不合理，常常难以抵偿生产费用，农民种粮和卖粮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收不到粮食是必然的，这正是熟悉了市场的农民对国家政策的抗议。危机一发生，斯大林便认为这是小农经济的劣根性和所谓富农捣乱造成的。1月，他亲赴西伯利亚， 动用非常措施打击粮食持有者（大部分是富裕中农），提出要建立集体农庄。布哈林则主要从经济角度解释和解决问题，他认为粮食收购危机主要是粮价不合理造成的，他主张协调市场比例关系：组织工业品供应农村、加重对农村上层的课税、使谷物与经济作物、畜产品之间形成正确的比价关系，他认为城乡关系的基础还是农业的商品化，个体农民经济尚有发展的潜力。〔13〕
由于斯大林要改变新经济政策，引起了布哈林等新经济政策拥护者的不满。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是斯大林的热烈支持者，李可夫、托姆斯基与布哈林看法一致，双方分歧的焦点也曾是中央多数派与“左”倾反对派分歧的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小农经济有无生命力，小农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工业化；是片面发展重工业还是经济均衡发展；和平还是斗争进入社会主义；要不要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不顾一切地推进国家工业化，为了筹集工业化的资金、出口更多的粮食，斯大林要把分散的个体农民也纳入国家直接控制的范畴。因此危机一发生，斯大林就强调小农经济的落后性是问题的“全部实质”，“出路在于在农业方面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14〕斯大林要改变新经济政策，另走一条“捷径”。布哈林要求在新经济政策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像列宁一样，布哈林也认为，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应该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这一现实出发，不能采用强制手段，只能通过农民熟悉的合作社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他气愤地指责说：“你们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政权，可是你们正在用强制手段把农民赶进公社”。〔15〕
斯大林要改变新经济政策，要加快集体农庄的建设，受到布哈林等人的阻挠。1928年4 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指出，“必须绝对”禁止歪曲和过火行为，“这种行为事实上已滚到余粮收集制的老路上去，”“‘新经济政策’就是党坚决循以前进的道路，只有通过它才能对全国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党对于富农、耐普曼以及他们的应声虫关于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恶意宣传应给以坚决的回击。”会议认为“首先必须使国民经济各部门间保持更正确的比例和应有的有计划的配合。”〔16〕联共（布）在农村采取的非常措施和严重的过火行为，也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和一些干部的批评，社会上议论纷纷。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在1928年7 月全会上谈到农业发展的出路时，不得不把发展个体农民经济放在第一位，“出路在于尽快提高中小农民经济的生产率……个体农民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还不小。……其次，出路在于：帮助贫农和中农把他们分散的小经济逐步联合为建立在新的技术和集体劳动基础上的利益大的、出产商品更多的大规模的集体经济……最后，出路在于；巩固原有的国营农场并发展新的大规模的国营农场。”〔17〕七月全会决定提高粮价，结果到1928年10月底国家收购了387万吨粮食，比上一年度多约20万吨。
为了能让全党接受自己的主张，斯大林加强了在理论上的宣传，他接过了“左”派理论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指出，为了实现工业化，加快工业化的速度，农民必须交纳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即农民不仅要向国家缴纳直接税和间接税，还要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在出售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他把苏联社会等同于一般的阶级社会，认为随着向资本主义的进攻，将引起私营工商业者和富农的反抗，他由此得出了“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的结论。〔18〕斯大林认为为了发展工业，农民必须作出牺牲，“如果我们不想破坏我国工业，不想减低整个国家从事生产并把我国国民经济推向社会主义的我国工业的一定发展速度，那们我们是不能立刻取消这种额外税的。”他还说，“我们需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而且是为了现在就在农村建立为巩固结合并保证工人阶级在结合中的领导作用所必须的经济据点。”〔19〕他把布哈林等人维护新经济政策的言论定为“右倾”，并利用他所领导的书记处对干部的任免权，撤换了支持布哈林的莫斯科党政领导，向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处派去中央代表，限制、削弱他们的权利。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剥夺了布哈林等人的决策权， 此后斯大林模式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
三
如果说新经济政策是从给农民以生产自主权和贸易自由开始的，斯大林模式则是从收回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和农民对工农业产品的买卖权开始的。通过农业全盘集体化，苏联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消灭了个体劳动，建起了集体农庄，富农、主要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富裕中农被作为剥削阶级消灭。集体农庄按国家的计划进行播种，收获的农产品按国家规定的价格上交国家，集体农庄所使用的机器由国营的机器拖拉机站掌握，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农业集体化保证了国家对农业的控制，使国家得到了工业化所必须的资金和劳动力，实现了斯大林所说的工农业的“结合”。
工业化是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内容。斯大林的工业化是以重工业为核心的，他忘记了列宁关于建设新经济要与农民经济相适应的教诲。斯大林片面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从轻工业开始的，社会主义要与之区别开来，要从重工业开始。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制定的，1929年联共（布）依据“最高方案”通过了实施“一五”计划的决议。但是，一年以后，即1930年6月， 斯大林便在党的十六大上做了修改，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应达到的指标：钢铁产量从1,000万吨提高到1,700万吨，拖拉机的产量从5.5万台提高到17万台，汽车从10 万辆提高到20万辆；有色金属产量要比原计划增加一倍。斯大林称托洛茨基等人主张的“超工业化”实质是“在建设速度方面却是最极端的最低速派和最卑鄙无耻的投降派。”〔20〕
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进程中伴随的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是斯大林体制的三大支柱，追求实现工农业直接结合的产品经济模式是它的目标。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不是为了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为了进行世界革命，与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斯大林始终认为，只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革命胜利，才能最终保障苏联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即“最后胜利”，所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21〕苏联的外交政策不是为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相反，苏联的国内建设是为所谓世界革命的大目标服务的，斯大林长期把发展重工业和加强国防作为工作的重心正是从这一战略出发的。
为了在低水平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按产品经济模式组织国民经济，推行旨在建立这种经济的指令性计划，必须要加强行政机关的权力，加强国家的强制职能，苏联的经济模式决定了政治上的高度集权。
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标志斯大林模式最终确立。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在经济结构上，重工业繁荣，而农业和轻工业极其落后；在经济管理上，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企业、集体农庄没有自主权，它们的工作只是上面的计划；在经济运行方式上，完全排斥了商业和市场的作用，商品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与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干部委派制代替了选举制；对外关系上，过分强调斗争，封闭孤立地搞建设，不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总的看，斯大林模式不是苏联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带有人为的、暴力的因素。斯大林不顾生产力水平而强行变革生产关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私有者阶级，推行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按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模式组织经济，这是超越苏联实际的。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不成功的尝试的否定，是落后国家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但它未能被长期执行下去，这不能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最大的遗憾。斯大林模式是对新经济政策的否定，是向战时共产主义的回归，它在低水平生产力的基础上，排斥了商品货币关系，过早地建立了单一所有制形式，消灭了私有者阶级，使人民丧失了劳动的积极性，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斯大林预言农业集体化将使苏联成为出产粮食最多的国家，相反，1932年苏联就出现了饥荒，直到1950年苏联的谷物产量才超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斯大林时期，牲畜数则始终没达到20年代的水平。斯大林时期的发展速度也从未超过新经济政策时期：1926、1928、1929年苏联经济发展速度为25%，1927年为14.5%，1923—1928年生产资料年均增长28.5%，消费资料年均增长21.4%；而被斯大林称为疯狂速度的“一五”计划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9%、20%、22%、20%和15%，〔22〕还要看到，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斯大林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长期挤压农业，造成国民经济畸形发展，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使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斯大林个人对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但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斯大林模式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这是一个党在不成熟状况下难免发生的失误。
首先，由于列宁实践的时间十分短暂，当时联共党内许多人并未理解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深刻内涵。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虽然受到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但在党内并未深入人心。列宁一逝世，托洛茨基等“左”倾反对派便要改变党的农村政策，要求加紧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斗争，他们仍未放弃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左”倾反对派虽然失败了，党内的“左”倾情绪却有增无减。当时许多人对建成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缺乏认识。在斯大林与布哈林争论时，伏罗希洛夫就要求布哈林把“万应药方告诉我们吧”，这正是当时党内情绪的反映，新经济政策的方案让人觉得社会主义很渺茫，而斯大林的方案让人觉得光明的前景就在眼前。
就党内成分而言，普遍存在文化素质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的问题。十月革命时，俄共只有2.5万人，列宁逝世时有党员49万人， 为纪念列宁，1924年3—5月一下子就吸收了24.1万人入党。国内战争时期大批老党员牺牲了，新党员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他们习惯的是国内战争时期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工作方法。在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时，有的工厂大多数工人都参加了党的队伍，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只会迎和领导的钻营分子。对党内的大多数人而言，战时共产主义式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更为简便易行。
斯大林模式也是符合沙俄历史传统的。从彼得大帝开始，沙俄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计划都是为军事战略的需要服务的，突出的特点是以牺牲农民和榨取农民为代价，优先发展国防工业，主要是重工业和为陆海军服务的轻工业。尽管俄国到十月革命前仍很落后，但以军工为核心的近代工业体系在俄国已经确立。列宁曾努力改变这一传统，但列宁的早逝使这一尝试没有成功，斯大林模式又回到了沙俄的老路上去了。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2〕〔3〕〔5〕〔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69页，第570页，第611页，第507页。
〔4〕《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5—76页。
〔6〕〔8〕《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9页，第364—365页。
〔9〕《布哈林文选》上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422 页。
〔10〕《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2页。
〔11〕〔12〕《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第21—22页，第20页。
〔13〕〔15〕《布哈林文选》中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第211—229页，第268页。
〔14〕〔17〕〔18〕〔19〕《斯大林全集》第11 卷， 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7页，第157—160页，第139、149—150页，第164、 169页。
〔16〕《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第427—429页。
〔20〕《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00、303页。
〔21〕《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0页。
〔22〕参见：俄国《苏共历史问题》1989年第7期第21页， 《新世界》1988年第5期第172页；《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1986 年中文版，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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