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这道甜点——媒介形象与媒介策略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札记论文,甜点论文,这道论文,隐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董桥说，隐私不再是隐私，是酒余饭后的甜点
我喜欢香港作家董桥的文字。董桥先生写了大半辈子的书，也读了大半辈子的书，读中国的线装书，读英国的羊皮面书。他读得眼光古色古香，笔下的文字如仕女图上的纤纤素手。如他说：“英国人憋了一肚子好奇不敢问。英国人于是沉默得很。他们爱看书，公共交通工具上所有的英国人都在埋头看书看报，目的不外两个：避免邻座的人搭讪；从书报上储存一些知识，随时应付社交场合里断了话题的尴尬。书报印出来的隐私不再是隐私，是酒余饭后的甜点。”（注：董桥：《从前》，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6页）
“隐私不再是隐私，是酒余饭后的甜点。”说得多好。斯斯文文的，翩然才子风度。
一样的事情，到了伦敦街头报贩子嘴里，话就不一样了。1992年8月20日，爱“埋头看书看报”的伦敦人排队疯抢当天的《每日镜报》。一位报贩说：“它就像刚出炉的蛋糕一样好卖。”报纸上登的是莎拉王妃的“鸳鸯戏水图”——在一个海滨浴场上，英国女王的二儿媳妇、安德鲁斯王子的妻子莎拉正与美国富商布赖恩幽会，俩人赤裸身子在亲昵。《每日镜报》在一版和其他版面刊登了十八张这两个偷情男女的照片，其中一幅布赖恩正在亲吻莎拉王妃脚趾的照片格外抢眼。
隐私，在董桥笔下是一盘甜点，是配餐，而在伦敦街头这个卖《每日镜报》的报贩眼里是“刚出炉的蛋糕”。隐私，是英国媒体供给公众的市井文化中担纲的主食。
媒体语汇中有“曝光”一词，莎拉王妃遭遇的才是货真价实的“曝光”——一丝不挂的曝“光”。那天晚上莎拉王妃“没有丝毫睡意，坐在卧室里独自喝着灼人的白兰地，就像动物园里的一只猴子，在人们嘲弄的观赏下，不知所措且自责深重”。“女王大发雷霆。她的愤怒更加让我无地自容。我无言以对地从她的房中退出。”按中国人排辈的方式，莎拉王妃和戴安娜应当是妯娌关系。那几年，英国王室似乎“家门”不幸。庭院深深，锁不住女王两个儿媳骚动的春心；王室的千年高墙更是挡不住记者窥视的镜头了。“就在三天后，小报上又爆出另一条‘丑闻’：戴安娜与一个男友调情的二十分钟电话录音。我不是惟一一个被窥探隐私的人！我走进戴安娜的房间，‘感谢’她取代了我在公众中的‘首席位置’——这是我们俩私下一个无奈的玩笑。”（注：（英）莎拉：《我的自述》，摘自《世界博览》1997年第8期，第23页）
从公众的角度来看，王室丑闻也是社会“特权”的产物，哪个平民百姓家的媳妇偷人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做看客，人们也得做到心安理得，甚至有点幸灾乐祸之心也不受谴责才好。王室的隐私、王妃们的丑闻都是公众的热闹，是甜点和蛋糕，满足的是他们窥视的欲望，平衡的是他们失衡的心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警幻仙子之口说：“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把懂得“情”的“知情”解释为是基于了解的欲望的那种“知情”，正好用来理解公众对隐私甜点式的需求。你可以说这种需求趣味不高，但一个平头百姓，要那么高的趣味做什么用？人五人六的都做下了，还不该老百姓看看，听听，说说？
用莎拉王妃绯闻制造“刚出炉的蛋糕”的是一名意大利籍记者，叫丹·安吉利。为了拍这组片子，他专门花巨资买了长焦镜头，雇了一艘摩托快艇和一架直升飞机。莎拉王妃和布赖恩幽会当然得防范严密，“鸳鸯戏水”时的保安工作也仔细周到。这个安吉利扛着器材爬行了两公里才潜近布赖恩的别墅，在距离五百码的地方守株待兔两天。不要以为这个意大利的安记者神经出了什么问题，窥人隐私到了走火入魔的分儿上，其实，也是无利不起早。他卖给《每日镜报》的那十八张“刚出炉的蛋糕”的版权费是六万英镑，此外还从世界各地获得近五十万英镑的转载版权费。
五年之后，这个意大利记者又用莎拉的妯娌戴安娜做出一块更大的“刚出炉的蛋糕”。戴安娜与查尔斯王子离婚后意中人是谁？人言纷纭。安吉利又奇货出手，以二十五万英镑的高价卖给《镜报》一张戴安娜与埃及裔富商法耶德在地中海度假的照片。照片上，三十六岁身穿粉红泳装的戴安娜倚在法耶德的臂弯里。《镜报》比《每日镜报》要精明，这次买的是全球独家报道权。自己发表后，又将这张照片与其他照片“捆绑出售”给了《太阳报》、《每日电讯》、《巴黎竞赛画报》等报刊。照片单幅售价是四十万英镑。
英国报纸说英人爱隐私，隐私消费是他们最大众性的文化消费。内容取向正经的《泰晤士报》开张两百多年，就没赢利过。总编、社长、发行人换过不知多少，发行量就是上不去。而《每日镜报》等一类专登名人隐私的小报，发行量动辄几百万份，而且广告源源不断。
在这种媒体和大众互动、以大众品味为基础的文化消费时尚中，一个人越是品格高尚，私德越是无可挑剔，越是让人感到乏味。前不久去世的格里高利·派克是“好莱坞七君子”之一，奥斯卡奖获得者，曾出任主办奥斯卡奖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主席。除了在电影艺术上的成就，派克还是一个坚定的人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并热心社会慈善事务，还是核裁军的坚定鼓吹者。有人说，他八十七年的一生似乎只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世上有完人。派克“死后除了一个澳洲女星声称与派克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罗马假日’外，国内外的报章杂志再也找不出任何引人入胜的谈资，而那一段绯闻也干净得有些‘乏味’”。“派克正是美国长者的典范，坚强、威严而又从容，温暖、敏锐而又潇洒。”——《纽约时报》这样评价（注：子非鱼：《公民派克》，引自《南方周末》2003年6月19日）。派克给媒体出了个天大的难题。这样一个道德完人适合做大众道德偶像却做不了大众的谈资。于是，媒体技穷，炒作无术。派克身后冷清，是情理之中的事。在公众那里，派克不是香艳的甜点，而是秋后菜田里风干了的白菜帮子。
狗仔队追得戴安娜遭遇车祸，香魂西去，公众在火头上曾声讨了一阵子“帕格尼齐”，一副必欲食肉寝皮的模样。后来有人问：是谁制造了“帕格尼齐”们？可能是想到自己在街头读着“鸳鸯戏水图”时一副吃“刚出炉的蛋糕”的馋相，义愤填膺者便哑了。
公众人物的隐私由媒体趸给公众，“因为受损害的名人是少数，而社会上大多数人有了丰富的谈资，福利提高。另外，名人有时还可以从绯闻中获得额外的福利，如吸引‘眼睛’数增加等。因此有时是‘帕累托改进’”（注：赵晓：《问世间情为何物》，《经济学家茶座》第六辑，第137页）。经济学家从来不在道德层面上研究问题，他们讲的是成本、收益和选择。把公众人物的隐私转化成的谈资作为一种社会福利供给，在经济学家看来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美国心理学家迪士特研究消费动机，被认为是“市场研究的弗洛伊德”。他认为人们在消费某些商品时的反应与感觉、直觉和情绪这些先天因素有关，不受意识影响。人们消费隐私大概和童年被大人告诉的禁忌有关——大人物的隐私对于公众的魅力就在于此。平凡的百姓，平淡的日子，没有公众人物的隐私作为谈资，他们的日子该是怎样的枯燥晦黯？而且，自己不担任何道德的风险，只需花上几枚硬币或按动手中的遥控器，就可以购得突破“童年被大人告诉的禁忌”的快意，成本又是何等低廉？可以这样断定，隐私可能是人类社会一种生命力最强的公共消费品，永远的短线！
1999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年会公布的调查报告中说，对于克林顿性丑闻报道，绝大多数读者认为反应过火了。其中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认为电视报道得太过分了，百分之六十六的人认为报纸报道得太过分了，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对报道非常感兴趣，百分之二十三略感兴趣，百分之六十七的人根本就不感兴趣（注：《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4期，第22页）。读了这个结果，我开始怀疑美国受众的狡猾和虚伪，并继而对美国公众调查一类玩艺产生怀疑。网上公布的斯塔尔的报告，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长篇的黄色纪实文学，连“口交”过程都交待得细致入微。是不是克林顿和莱温斯基这只“蛋糕”太大，将美国人撑出了暂时的厌食症？
二、一段名言的背景
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在美国，杰斐逊被称为“开国三杰”之一。他的“无限制地运用理性的自由的权利”的思想，惠及两百年来所有在这个世界生活过的人们，感动得上苍也为他脱帽致意。1826年7月4日中午，昏迷中的杰斐逊问守候在身边的亲人：“是4日吗？”已病入膏肓的杰斐逊决心活到7月4日，这一天是《独立宣言》在国会获得通过的日子。这是一个让死神都垂泪的请求，对所有的生命都不曾犹疑过的死亡之手，稍稍放松了，多给了病床上的杰斐逊一段昏迷不醒的时光。1826年7月4日中午12点50分，杰斐逊听到了亲人们肯定的回答后，闭上了眼睛。此刻，华盛顿正在举行《独立宣言》诞生五十周年的盛大纪念活动。也许没有谁能解释这一历史上的“小概率事件”——就在杰斐逊死去的同一天，《独立宣言》的另一位起草人约翰·亚当斯也从昏迷中醒来，他告诉病床前的人们：“杰斐逊还活着！”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两位《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在同一天，在他们的思想被法律接受并用以指导国家和整个人类生活的纪念日去世。
杰斐逊是所有以思想活着的人的精神庇护神，是鼓吹言论自由的思想圣徒。“让我在有政府而没有新闻，以及有新闻而没有政府之间做一选择，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他的这句话是思想界、新闻界的九天梵音。以前，并不知道这句话产生的背景，新闻史教材上只是说，这是杰斐逊在被政敌攻击得焦头烂额，有人劝他实行新闻检查时说这番话的。感谢克林顿风流案的女角莱温斯基小姐，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介绍了这段名言的来历：
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风流总统，有关杰斐逊养情妇并替他生了一堆私生子的新闻，甚嚣“纸”上。有一次，杰斐逊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一位法国来的友人，那个法国人看到杰斐逊的桌子旁有一大堆报纸，上面刊有很多咒骂、嘲讽甚至是人身攻击的文章，矛头直接指向现任总统。这位朋友十分为杰斐逊不平，他愤愤地说，应该把这些胡说八道的报纸都查禁。但杰斐逊却把那些报纸送给了那位法国人，并且告诉他说，如果有人对美国的新闻自由有看法，你就给他们看这些报纸，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哪里得到的。
莱温斯基小姐告诉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杰斐逊说出了这句名言——原来，它的背景竟也关乎隐私。
杰斐逊中年丧妻，而且与妻子感情甚深。美国人也为尊者讳，杰斐逊的许多传记，都对他的婚外情取避讳态度。其实，三十九岁丧妻，又有如日中天的名望，又没有续弦、没有婚外情就像声称不吃鱼的猫一样让人生疑。以常人衡量，杰斐逊的道德文章堪为人师，但不幸的是他搞了政治，而且当上了总统。在美国，总统是最风光的位置，也是最易受攻击的角色，老百姓的婚外情没人问，总统的婚外情是公共政治生活的一道香艳大餐。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在反对一个人的时候，与其说是因为他不同意某些可能是千千万万个美国人所支持的政策，还不如拿他个人品行有问题作为理由更为容易得多”（注：（美）尼克松：《角斗场上》，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258、259页）。隐私，最容易引起公众的兴趣，又最容易联系上道德，是政治性公众人物的软肋。
杰斐逊的隐私也不是一只无缝的蛋。
杰斐逊的第一桩隐私是黑奴情妇事件。抖出这件事的卡德伦原先是杰斐逊手下。他因为在英国老家涉嫌诽谤国王，受到指控逃到美国，杰斐逊曾接济过穷困潦倒中的卡德伦，并将他收在自己的民主共和党阵营。这个卡德伦专门揭人隐私，对政治人物进行人身攻击，1800年因诽谤罪被判刑。在狱中他听说杰斐逊和自己的黑奴萨莉生有五个孩子，出狱后便四处走访，调查恩人杰斐逊的“有色孩子”。1802年，卡德伦的《里士满纪事》出版，详细披露了杰斐逊与女奴萨莉的婚外情。杰斐逊的对手联邦党人的报刊有了如此猛料，当然不会放过。解放黑奴，是第十六任总统林肯时期的事。在杰斐逊时代，与黑奴生孩子还是美国政治上一个敏感的话题。政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算账：“如果弗吉尼亚州（杰斐逊的故乡）八万个白人男人都以杰斐逊为榜样，弗吉尼亚将多生出四十万个混血儿。”借此挑起种族主义者对杰斐逊的不满。
不久，又有一个叫约翰·沃克的人对新闻媒介声称，杰斐逊勾引过他妻子伊丽莎白·穆尔，而他，是杰斐逊青年时代的好友。杰斐逊自己承认，在二十年前，曾向自己朋友的妻子穆尔求过婚，“在我年轻、单身一人的时候，我向一个漂亮女人求婚。我承认这一做法欠妥。”杰斐逊私下向其他朋友说。二十年前的事情，当事人为什么二十年后才翻腾出来？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杰斐逊的政治对手引诱穆尔夫人设下的一个圈套。美国有无数个这样的妇女，喜欢将自己虚构成总统的情妇，以吸引公众对自己的注意。但是对于反对党来说，这却是一枚政治炮弹。
几年后，说杰斐逊勾引自己妻子的约翰·沃克在弥留之际，托他和杰斐逊共同的一位朋友，请求杰斐逊去看看他。当时杰斐逊刚从总统位置上退下来，已不再是公职之身。但他没有去，只是派人送去了一个无花果花篮。在那个时代的西方文化语义中，无花果具有爱和罪的双重象征意义。朋友间的这一段插曲，险些使杰斐逊声名狼藉的一桩绯闻，就这样留下一团谜。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猖獗。艾森豪威尔的手下有人主张对麦卡锡的肆意攻击予以驳斥。艾森豪威尔阻止道：“不要和黄鼠狼比赛放屁。”有人评价艾森豪威尔这一策略聪明。在台上的，不要给对手的攻击提供炒作的由头。屁来屁往一番，吃亏的往往是台上的守擂方。1972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新闻学副教授马克斯韦尔·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大众媒介议程安排的功能》一文中认为，媒介对某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与公众对相同问题的重视程度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大众媒介迫使（受众）注意某些问题，它们在公众面前给政治性人物树立形象。”杰斐逊似乎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在众目睽睽的政治舞台上，将媒体的“追光”从自己身上的有疤部位引开，在某些时候，沉默确实是最好的办法。你越火冒三丈，越百般辩解，就越适合做“丑闻连续剧”的主角，公众越捧着你这块“甜点”嚼得津津有味。对于媒体拿自己隐私做炮弹进行的攻击，杰斐逊一概不予辩解：“我从不对报纸的评论做任何答复……一旦回答了一个问题，又会新出现二十个问题。”（注：阮宗泽：《民主之魂杰斐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244、248页）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私生活受到政敌攻击的总统。尽管有人把他的沉默当做有罪的证据，认为他是默认，但杰斐逊还是保持着高傲的沉默。
1805年3月4日，杰斐逊在报刊上的攻击渐渐消退的时候，竞选连任获胜。在就职演说中，他仍无怨无悔地大谈新闻自由，声称“一个根据宪法精神实质行事的政府，是不可能被谎言和诽谤击垮的”（注：阮宗泽：《民主之魂杰斐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244、248页）。
“让我在有政府而没有新闻，以及有新闻而没有政府之间做一选择，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对于杰斐逊来说，这是一种基于自由和宪法精神的信念。但了解到这一名言产生的背景，我们再去理解它，就完整了许多，因为它还是杰斐逊对待传播媒介攻击自己隐私时采取的策略。政治性公众人物在自己的隐私成了大众的甜点的时候，不再仅仅是无奈和愤怒，还有策略上的狡猾和机智，宽容和忍耐表现出了他们的理性。
三、床，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床？
曾任法国总统的吉斯卡尔·德斯坦在担任部长期间，政敌将他的风流韵事和内容龌龊的电话窃听记录摘要送给了当时的总统戴高乐，试图搞掉他，戴高乐却说：“他在行使男人的职责。”
赫鲁晓夫说戴高乐长得像根棍子，永远也没有副笑模样。就是这样古板的人，把一件暧昧的事情说得如此轻松风趣，法国人真是骨髓里都透着浪漫。
德斯坦当上总统以后，报刊上曾有过一次民意测验：“总统在工作之余是否能做他愿意做的事情？”绝大多数受测验的人的回答是：“吉斯卡尔可以使自己轻松愉快。”（注：（法）奥里维埃·托德：《德斯坦传》，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页）问得很干净，回答得也很干净，不是法语在“描写两性关系、纵情声乐和柔情蜜意方面表达不力”，而是法国人对男女之事、闺房之私有太多的平常心。这在外人听来好似模糊的语言，由于测验者回答者是在同一话语系统里交流，表述得都很到位，谁都不可能误读。
在美国就不同。1987年，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加里·哈特一路过关斩将风头很健，一时被党内看好。但他的助手约翰·迈克洛伊却有特异功能般地预见：“如果他不提好他的短裤，就总处在引起桃色新闻的危险之中。”哈特果然“没有提好他的短裤”，因新闻媒介披露他的桃色新闻，被迫退出了竞选（注：周立、龙翔：《美国新总统小布什》，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西方有句笑话：在法国人的床上看到的是情人，在英国人的床上你只能看到一只热水袋。国情，是隐私生长的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隐私，大不相同。
1994年的11月，一本名叫《无法辩护》的书在法国出版，将总统密特朗“第二家庭”的秘密公布天下。原来，密特朗三十年来一直“包二奶”，这是个爆炸性新闻。法国人也爱谈论性隐私，但他们只是用来打发一下枯燥的日子，开开心了事，不像美英等国家，官员一出性丑闻，就拿乌纱帽说事。隐私被揭开，密特朗自己却得意地说：“说实在的，这不失为一桩美谈。”他索兴把私生女玛扎丽娜带在身边，出入公共场合。密特朗的夫人对《巴黎竞赛》的记者说：“我早知道，这是他和我之间的事。不过，请放心，在未来的年月里，不会再有那么多叫玛扎丽娜的妙龄少女了。玛扎丽娜，这个名字多美啊，您说对吗？”（注：张锡昌：《密特朗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1～365页）法国妇女对丈夫的婚外情，真是神仙风度。大洋那边的克林顿和莱温斯基小姐还没有“玛扎丽娜”这样的成果，就被夫人打了个鼻青脸肿。希拉里在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还恶狠狠地说：“当时真想扭断比尔的脖子。”密特朗和玛扎丽娜的母亲安娜·潘若婚外恋达三十多年，这如果在英国，断难逃狗仔队的鼻子。法国人自己生性浪漫，对公众人物的婚外情一类绯闻，关切度也差。密特朗的妻子对记者说：“我知道，在法国，在世界上，假装循规蹈矩的不乏其人。应当允许有这样的情形：某个人可以爱一个人爱得很深，而多少年之后，他又爱上了另一个人。”在对记者谈起玛扎丽娜时，她说：“那是他的女儿，父女俩长得一模一样。弗朗索瓦十分钟爱她。她很讨人喜欢。”（注：张锡昌：《密特朗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1～365页）在英美，一桩风流事可能断送一个政治家的前程；而在法国，总统有私生女只是一件趣事。法国历史上达官贵人艳闻就多，民族文化传统这东西，让人只有服气。
1996年密特朗病逝，在电视转播的葬礼上，有一个在外国人看来无法理解的场面：密特朗夫人及子女和玛扎丽娜的母亲安娜·潘若一同站在密特朗的灵柩前，灵柩进入墓穴后，密特朗夫人紧紧搂住玛扎丽娜。采访葬礼的英美记者都感到震惊，这样的场面在他们的国家根本不会出现，而且公众也无法接受。但这一场面却感动了法国人。“葬礼后，《巴黎竞赛》画报做了一次民意调查，百分之八十六的人认为两个家庭同时出场是好事。不少法国人对第一夫人的举止给予高度赞赏”（注：张锡昌：《密特朗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1～365页）。
因为法国人的床上有情人，法国离婚率在西方主要国家中最低，据说这和他们婚外性关系自由度较大有直接关系。在裤子拉链常出问题的克林顿一类公众人物看来，法国真是天堂。英国的“甜点”在法国人那里充其量算一片口香糖，嚼嚼就完事了。床上只有热水袋的英国人生理诉求受压抑，心理诉求便旺盛，拿别人的隐私做甜点也是一种平衡。
各个国家政治制度、新闻制度、文化传统不同，各国公众对于名人“隐私”的关切度、关切内容、关切方式也是有差别的。就在密特朗的隐私为公众所宽容的前后，他的总理贝雷戈瓦却因接受某企业家无息贷款，被媒体揭露而自杀身亡。每天媒体上的攻击让他实在受不了，“读到报上攻击他的文章，他非常痛苦”。“贝雷戈瓦表面上强颜欢笑，心里却凄苦难言……他选择死亡这条路也并非意外”（注：郭京花：《贝雷戈瓦之死》，见《参考消息》1993年5月14日第三版）。总统密特朗偷情活得一脸春风，总理贝雷戈瓦却因一笔无息贷款送了命。
美国“全国卫生与社会生活调查”前几年就隐私问题做过一次民意调查。为避免受调查人因难堪而撒谎，请书面作答。一般人认为在他们生活中最敏感的问题是手淫和收入问题，从中可窥美国人的隐私观。美国总统克林顿风流案不仅成了美国人的“甜点”，还险些被弹劾。德国报纸讥讽道：美国将三级片弄得满世界都是，却对自己总统在一个女人裙子上弄上点精液那么过不去。德国人有说这话的资格，人家的施罗德总理离了婚，娶了个年轻美貌的妻子，但总理照当。
四、政治性公众人物认了：一个社会知名人物的生活每一个方面都是可以报道的，因为它可能影响他履行公务时的表现
隐私，是个人最基本的私权。但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公职人员由于他们具有掌控社会资源、支配社会其他成员的权力，接受公众监督便是他们的义务。监督的前提是知情，公众的知情权是隐私权的死敌。媒体持知情权的长矛直取公众人物的隐私，公众人物以隐私权为盾牌接招相抗。尼克松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新闻媒体拉下马的总统，在他八年副总统、五年总统的生涯中，没有绯闻犒赏公众，却因一起政治窃听的丑闻落马。曾任白宫新闻发言人的拉里·斯皮克斯认为尼克松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政治理论家”。尼克松的回忆录——《角斗场上》专门有一章研究政治人物的隐私权问题，颇有见地：“人民基本上是公正的，但是他们也喜欢享受欢乐，爱听不论是为官还是为民者行为不轨的故事。”——这里分析的是为什么隐私成为公众“甜点”的原因。
“一个社会知名人物的生活每一个方面都是可以报道的，因为它可能影响他履行公务时的表现。他从成为一名候选人之时起便暂时放弃了自己的隐私权。”在这之前，他还在1978年出版的《尼克松回忆录》中写道：“今天，不管是谁，只要他没做好被传播媒介无情揭露的准备，那就不应该踏入政界……”这实际上是从社会权力制约的角度承认了“公众人物没隐私”的观点。美国的政治家们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了自己是靠不住的，需要公众特别是媒体的监督。托马斯·杰斐逊告诫道：“无论何时，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虽说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而又绝不能为外人所知，你也要反躬自问，如果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你该怎么办，并因此采取什么行动。”（注：阮宗泽：《民主之魂杰斐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244、248页）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同克林顿的私人关系不错，挺佩服他的风度和治国才能。据说，叶利钦得到了情报，说是克林顿的政敌设下圈套，要捅出他和莱温斯基的花案，曾想透风给他，但怕暴露情报渠道，只好作罢。在自传《午夜日记》中，叶利钦就克林顿的绯闻大发感慨：“克林顿的丑闻再次强调了一个普通的道理：遵守道德伦理法规是政治家们的头等重要的戒律，普通人无法接受他们的领导人也会被某种偶然因素所控制这种情况。”他告诫政治人物：“社会通过巨大无比的放大镜审视你的一言一行，可不能犯错误！不能有不正确的行为。处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他的任何错误，任何丑闻，人们都不可能谅解。”（注：（苏）鲍里斯·叶利钦：《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以公众的知情权制约政治家的隐私权，至少有两个意义：其一，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乱用，如尼克松所说：“因为它可能影响他履行公务时的表现。”成克杰等人不是都给情妇批过土地、弄过贷款，都拿了社会公共资源去喂养情妇的贪欲吗？另外，政治家出任公职不仅使他们同国家权力发生了关系，而且同国家形象发生了关系，他们的行为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私德不私。里根任总统期间，一天《华尔街日报》刊登一条消息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执行主任费德尔斯在家里殴打自己的妻子。报纸还介绍，这位费德尔斯在大学是篮球明星，而他的妻子是一个瘦小的女人。消息见报，当时的白宫总管里甘同白宫新闻秘书斯皮克斯马上决定：让他走人，“越快越好”。他们都把这看做是政府公共关系的一次危机，于是白宫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费德尔斯自己辞职。近来，国内媒体也有报道，有的省规定：“不孝敬父母，不能当官。”认识到了官相是政府公共形象的一部分，在中国也是个不小的进步。
关于隐私，尼克松说了很多，对于媒体追逐隐私他并非完全赞成。他认为，公众人物的“家人的隐私权应当受到尊重，除了那些硬要跻身社会角斗场或其私生活影响到那位官员履行公务行为的人。一位从政人士的朋友有资格享受到隐私权，除非他自愿成为一个社会知名人物”（注：（美）尼克松：《角斗场上》，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258、259页）这个尺度在理论上划得是对的，但实际操作尤其是在中国操作有相当的难度，许多揭发出来的腐败案件，要角往往是子女、亲友、秘书、司机、情妇啊！
尼克松还教训媒体：“传播媒介应当懂得，他们不采用无理侵犯别人隐私权的办法照样可以做好自己的工作，赚钱、提高收视率或者扩大自己的发行量。而他们侵犯别人隐私权的结果却使他们在政界人士中更不得人心。”“人民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并且作为回报得到丰厚的利润，传播媒介不应当以此为耻。但是，他们应当以假装是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而这样做为耻……”（注：（美）尼克松：《角斗场上》，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258、259页）尼克松的话是难听了点，也情有可原。总统的宝座都让媒体给掀翻了，还不窝火？
1973年春日里的一天，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应邀拜会副总统洛克菲勒。来到副总统的办公室，洛克菲勒正忙个不停。他示意多勃雷宁先坐下，便又打开了电话。好一会儿，事情才办完。他向多勃雷宁表示歉意，并解释说，自己从来不管钱，对于家里的财产有多少，有哪些，都不知道。刚才是给妻子和助手打电话，问在哪几家银行有存款。当副总统了，得将自己的财产登记，向公众公开。洛克菲勒半解释半感叹：“我们的政治中有一些野蛮的东西。这在你们的社会里是没有的。”（注：（苏）阿·多勃雷宁：《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多勃雷宁当时没有插话，他在回忆录中也没有做评论。洛克菲勒有的是钱，犯不着贪污公家的。担任副总统的洛克菲勒感受到了强制力，感受到了制度对于他个人隐私的“野蛮”，但他接受了，因为那正是政治文明的一部分。
同是公众人物、社会名人，政治家的公共权力较影视明星大得多，因而在影视明星那儿算做隐私的，到了政治家那里就不是隐私了。艾森豪威尔有心脏病，在任期间发作过三次。1956年1月和艾森豪威尔关系不错的《读者文摘》发表文章称：“许多人以为，心脏病发作会使一个人无法有活跃的生活”想法“太夸大了”。《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不以为然，反驳说：在“从六十六岁到七十岁的任期内，他将是什么样的总统？问题不是总统职务适不适应艾森豪威尔，而是总统在心脏病发作以后，是否健康到能够在四年的任期中为无法避免的危机操心？问题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艾克，而是是否爱我们的国家”（注：（美）约翰·海登：《读者文摘传奇》，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
1993年日本首相大平正方因病在首相的岗位上去世。日本《选择》月刊发表《政治家与疾病》的文章，提出“像首相、外相、政党首脑这样一些影响很大的领导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公布他们的疾病的秘密呢？我们不妨先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谈论个人隐私之前，应优先考虑一下国民利益和公众利益。如果考虑到一个病人执政有可能阻碍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执行，为何不把私人秘密和医师的保密义务置于次要地位呢？”（注：《参考消息》，1993年1月11日第三版）
在社会这架天平上，政治家这颗砝码太重了，与国家、公民的利益关切度太大了，他们的隐私范围小一些，他们的私生活透明度高一些，人们才能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