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讨论会论文,国际论文,王阳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夏，由贵州省政协主办，中国孔子基金会、浙江余姚市人民政府、贵阳市人民政府、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省社科院等20余家单位协办的“中国贵州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贵阳市举行。中外专家学者110余位到会。现将会议讨论中的问题作一简要综述。
一、王阳明的学术思想研究
与会者一致认为，王阳明心学体系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直至当代还是海内外文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一些与会者认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三大核心命题，并着重就此阐述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在本体论上，成中英教授从“本体诠释学”的角度，评析了王阳明“良知本体”的性质与作用。认为“良知本体”是对人的知善知恶以及择善去恶的本体论的说明，因而构成了一个本体的诠释，应可用于理解与评估阳明哲学思想历史纵向的发展，也可用于阳明成熟体系的理解与评估。并就“良知本体”与当代新儒家“道德理性”、“道德形而上学”说的相关哲学问题进行了评论。陈庆坤教授则认为，良知之学是阳明晚年定论，处于阳明学的核心地位。“致良知”这一理论形式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政治实践，圆融为一；把孟子的心体良知与大学的工夫以致知和合同一，包容了宋学本体——工夫的全部内容。
在知行观上，何植靖教授通过对知行范畴的历史考察，批驳了将“知行合一”视为王阳明首创的观点，并就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命题的内涵、意义及其合理因素进行了评析。周松柏先生则认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提出，是中国古代哲学史“知行”范畴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有其原因和理论基础，而更主要的是应时代需要而产生；此说之所以能在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实践中发生重要作用，就是因为其在伦理道德领域具有不可移易的超时代的价值。韩相美博士主张，阳明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以良知本体论为基础，高度突出了知与行的统一性，高扬了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和自觉性，并通过对“知行合一”论所包含的合理性的剖析，指出王夫之批评王阳明“销行以归知”确实抓住了“心学”知行观的要害，但阳明也的确在心本论基础上解决了知行统一性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学界长期以来只关注于王阳明的学术上的建树，甚或是批判其学术上的空疏无用，而忽略了对其有关经世改用的思想的探讨。本次会议则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挖掘和肯赞。韩国李京圭教授认为，“经世界想”是中国知识分子由环境的挑战而产生的反应，其显著特点表现为二：一为“知识”，即从细微的征象而观察出世界的大趋势，以谋应付之道；二为“变动与创新”，求变求新，突破困境。他由此进而强调，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学的出发点就在于对王学左派的流于空疏弊端的批评。但事实上，王阳明及其学派作为崛起于16世纪初、大盛于同世纪后半期的思想思潮，其自身是包括批评精神和实用精神的。韩国金吉洛教授则从儒家的人格理想出发，阐明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学理论，不仅以知行合一的实践主义学风发扬光大了儒学经世主义思想传统，而且以他本人亲身投入经邦治世、改造社会的实践而著称于世，并反指出王阳明的经世界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立足于《大学》的格物说基础之上的亲民思想。陈奇先生则认为，王阳明强调实行，要求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吾心良知之天理，在诡秘的说教后面，包含着积极的入世精神和经世界想。笔者从王阳明教育思想出发，认为其核心内容为“明人伦”的“尽心之学”，其社会意义在于“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安矣”，即贯穿和熔铸着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抱负和理想。王阳明还凸显和肯定了“躬行”在“知”、“学”、“穷理”中的作用，并强调“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工夫”和“笃实之功”，反对只“知”不行的“着空”学风，倡导“实学”。这无疑是开启了明清之际以经世致用的基本内容的实学思潮的先河，但因王阳明的“尽心之学”在本质上过分地突出了其良知道德理性的价值，忽略了知识理性存在的客观性及其合理性，从而妨碍了其“尽心之学”所蕴含的经世改用思想的进一步阐发和发展。
二、王阳明心学的比较研究
与会者提交了一些对王阳明学说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解答了阳明学研究中的难题，颇多新意。
张立文教授从朱熹道学与阳明心学的内在本质出发，一反学界只注意朱王之异，罔顾朱王之同的倾向，着重从理论思维取向、思维模式、“天理”与“良知”的本体论、“格物致知”的解释、知先行后与知行合一的理解五个方面，阐明朱王学说的内在会通或相通之处。指出王阳明从年轻时笃信程朱之学，中年悟道批判和否定程朱之学，到晚年提出致良知之学，与程朱之学又相互会通的心路历程，是对于当时时代的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冲突的回应，这种调整不仅使其思想体系得到提升和完善，而且也体现和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余怀彦教授不同意将王阳明视为中国的贝克莱的观点，通过对王阳明“心外无物”论与贝克莱“无心外之物”哲学的比较，指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先验论和现象学的观点出发的，即人心都有因有的良知，把物看成是与个人意识相关的一种活动；后者则是从经验论出发，即不承认人的感觉观念之外有任何客观实在的东西。杨国荣教授则指出，在对心性问题看法及心性关系的定位上，王阳明与程朱一系的理学存在重大分歧：后者着力于提升性体，前者则更多地以心体为关注点，而这种差异又蕴含着对主体意识、道德本体、成圣过程等的不同理解。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王阳明与萨特、路德、陆九渊之间的理论异同，以及阳明心学与释道之间的关系。
三、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和再评价
与会者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即将其置入历史的特定环境中来看待，用客观的历史方法加以分析，更多地从积极方面肯定王学在人类思想史上的贡献和意义。指出，王阳明作为宋明时期心学思潮的总结者和代表人物，他所创建的心学，是中国儒学最后一个高峰和近世中国启蒙思想的先导，不仅影响了晚明及清朝一代的整个社会思潮，而且延至近现代，并播扬海外。冯祖贻研究员从阳明心学与时代契合角度，认为阳明心学自诞生即享誉中国，成为一代的显学，并在以后的历史过程中，都能适应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和需要而发挥其作用，例如康有为曾吸收阳明心学作为他推行维新变革的理论依据和动力，孙中山也曾吸收阳明心学中某些成份形成他的“孙文学说”中“心理建设”部分，等等，这都说明阳明心学中的诸多有价值成份能与各个时代契合，成为时代精神的组成部分。周继旨教授则通过对传统儒学理论发展进程的阐述，诠释了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历史和逻辑的产生，指出儒家孟派心学发展到王阳明这里，就其理论进程而言，已经达到了它传统形态的逻辑终结。因此，要正确地评价王学，首先要弄清王阳明心学体系中所蕴含的儒学向近代意识转型的契机，即表现为王阳明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理论结构和学风旨趣上，都已突破了传统儒学框架的桎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意识形态的模式之中。吴雁南教授提出，王阳明虽不是启蒙思想家，但明末清初阳明学派学者的许多启蒙思想主张，都可以从他那里找到源头，肯定他在近世界想启蒙的历史长河中的启迪之功。阎韬教授则从广义“启蒙”界定入手，认为启蒙具有两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者的共性，在这个意义上，明中叶反对朱子理学、倡导心学的王阳明，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成复旺教授则主张王阳明是中国哲学走向近代的先声，主要表现为三个重大的问题：一是“学”，从“稽古”走向“自得”；二是“心”，从“道心”走向“人心”；三是“道”，从伦理走向生存。一些代表还分别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学案史、中国传统科技以及理学革新的角度，对王阳明心学进行了评议。
与会代表还指出，阳明心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东亚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周桂钿教授通过对王阳明的唯心论的是非功过的评议，指出阳明学传入日本，成为民族魂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其精神的强大力量就是王阳明唯心论的核心。杨德俊先生则提出，阳明心学在王阳明时代就已传入日本，其后阳明心学在冲破日本朱子学藩篱的过程中迅速崛起并得到全面发展，终于成为“明治维新”的一种指导思想和动力，对日本的近代化的变革维新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有的与会代表指出，早在明代嘉靖以后，阳明心学就已传入韩国，经韩国学者南彦经、李瑶、张维等的竭力传播，发展到霞谷大师（名郑齐斗，1649—1736年）而集韩国阳明学之大成，开创江华阳明学派，影响延至今世。
与会者还要求重新审视阳明心学的现实价值，挖掘阳明心学资源中的合理性，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人类和社会服务。代表们充分肯定，阳明心学中所具有的张扬人的主体性，称颂人的平等地位，勇于怀疑的精神，强调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的道德教育，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及高度重视教育经验的总结等，对当今仍有启发和借鉴的作用和意义。杜维明教授从阳明心学的时代涵义出发，特别指出，阳明心学追溯孟子并承接象山身得之趣，针对释老的出世法和当时功利薰心的举业颓风，为了突出“吾儒家法”（身心性命之学），揭橥补偏救弊的基本工夫（“拔本塞源”），提出了“知行合一”、“存天理，去人欲”、“致良知”及“事上磨炼”等以修齐治平为终极关怀的哲学的人学，至今仍有光辉灿烂的人生价值。为“学作人”树立了湛精的理论架构和贴切可行的实践途径，为儒家的仁学提供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宏观视野，为古往今来究心自力和自律道德的人们提供了共同遵行的道德理想信念，使儒家伦理落实在日常生活人伦日用之间，发挥转世而不为世转的功能，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丰富自我认识及社会功能的精神资源，从中获得安身立命的人生价值和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实践哲学。张新民先生则认为，王阳明的良知教就是要教化人的生命，使人实存地觉醒真实的自我，成就博大的人格气象和人格理想，并建构合理健康的人伦秩序、政治秩序、文化秩序，由此阳明才把良知看成人类精神生命的终极安顿，将“致良和”视为整个心学的最后完成和逻辑归宿。因此，阳明的致良知教，至今看来仍是人类最伟大的人性教育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