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的选择：鼓励富人投资，增加穷人就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富人论文,穷人论文,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固然很多，但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之外，人与人之间的绝大部分矛盾和问题，都可以概括为“贫富和谐问题”。“贫富和谐问题”产生于“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它包括穷人和富人、相对贫困的农村与相对富裕的城市、贫困落后地区和富裕发达地区之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既创造了举世闻名的中国经济奇迹，也积累起不容忽视的贫富不和谐问题。
一、和谐目标的两难抉择
在我国有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论述中，强调“公平正义”时要求缩小收入差距，强调“经济活力”时又强调保留足够的收入差距。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论者，不约而同地联想到当今世界上两个截然不同的范例——北欧与美国。
论收入最平均的榜样，当属北欧四国。由于长期奉行“福利国家”政策，从国家元首到清洁工都能拿出一半的收入交税，实现了最彻底的“抽肥补瘦”。那里的社会现状，最接近于我国古代圣贤“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也最接近共产主义理想。不过，高居世界榜首的自杀率表明，富有与平等，并不能带来精神生活的充实与社会的真正和谐。而更为明显的不和谐还在于，那些最富于创造力的优秀人才，偏偏生活得最不满意。他们认为自己的创造力受到压抑，受到庸人和懒汉的剥削，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他们向往的发达国家，是收入差距最大的美国。
论经济活力的榜样，当属美国。特别是在号称“知识经济”来临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已经把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远远地抛在后头。由少数成功者构成的精英阶层，最近十几年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已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与广大中产阶级群众形成天壤之别。一门心思追求国际竞争力的共和党政府，为什么能够赢得2004年总统大选？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源源不断的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价廉物美的生活用品，明显地缓解了社会矛盾。
在中共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后，越来越多的论者主张实行“抽肥补瘦”的社会调节政策，说过去中国的主要课题是如何“做大蛋糕”，如今中国的主要课题是如何“分好蛋糕”，还有些人干脆主张，废止“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启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政策。于是，北欧模式也就被越来越频繁地提起。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幻想：一方面使社会比北欧还要和谐，另一方面又使经济比美国更富有活力。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两难抉择。
二、不可偏废又难以兼得
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无条件地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然而，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真正富裕起来的居民，毕竟只占很小的比重。大多数的居民，收入尚处小康水平、温饱水平，甚至贫困水平。更何况，时刻不忘穷人历来是共产党人的宗旨，因此，我们当然不能放弃公平正义的目标。
多年的经济奇迹，一方面，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的面貌，使我国走出了低收入国家的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我国又仅仅建成一个“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社会”。尽管如此，我国近些年来的经济竞争力，仍然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我们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就会导致竞争力进一步下降。倘若真是那样，社会公平就更难实现。
13亿人民一起搞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全世界现有的发达国家全部人口，也仅仅相当中国人口的一半，它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必然艰难曲折。更何况我国人均GDP去年刚达到1700美元，远远没有走出社会危机的高发期。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社会政策既不能偏离社会公平的目标，也不能偏离经济基础活力的目标。
既然这两个目标不可偏废又难以兼得，我们就只好拉开时序，轮流侧重，好比驾驶汽车的方向盘一样，“左一下，右一下”。公平少了就强调一下公平，效率低了就强调一下效率。
我国政体与北欧和美国不同，是一个执政党和多个参政党长期合作共治的政体，因而不允许像两党轮流执政的国家那样，可以在观点上各执一端，蓄意夸大某一方的好处。从这个国情出发，我们就必须做到，在强调公平时不忘效率，在强调效率时不忘公平，什么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让左、右任何一方走火入魔。特别是各级经济决策人，切不可为标新立异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刻意墨守或维护某一种理论教条，要本着完全务实的精神，随时准备根据变化的情况调整政策方向。
三、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苛刻要求
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大幸运在于，碰巧赶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时代到来临之前的十多年，因而从一开始，就来得及通过扬长避短，牢牢地掌握了国际竞争的主动权。特别是在1985年之后，出口结构不断升级，进口结构不断改变，我国正在从一个主要出口原料和农产品的落后国家，逐步转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兴加工工业国家。我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公认的赢家，成为发展中国家巧借外力、加快发展的又一个典范。
不过，要进一步开放，就要进一步改革，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忍耐暂时的不公平：
第一，我国最大的国际竞争优势是劳动力价格低廉。这并非无视工人利益、人为压低工资的结果，而是中国的国情使然——已经有1亿农民进城打工，1亿农民进入乡镇企业，还有1.4亿剩余劳动力留在农村出不来。这个基本国情，也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制定水平较高的“最低工资保障线”，因为这个世界毕竟是穷人多、富人少，穷国多、富国少，一般劳动力多、资本和专业技术人才少。
第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始终存在。为了与外部世界接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明星都市”以及即将崛起的天津新区，必须抢占战略制高点，搭建与发达国家对接的平台，东部沿海地区也要随之先行一步。由此导致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第三，城乡对立的影响仍然随处可见。作为一个人口众多、资本严重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不在少数中心城市，集中建设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市场，这就势必使其与非中心城镇及广大农村之间，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差——我国广大中小城镇至今没有能力建设上下水及其他市政工程，而随着城市商品的大量进入，我国广大农村已经丧失了自然经济时代的自我净化功能。
第四，专业技术人才正在加速流向省会城市、发达地区和明星都市。因而，它对广大贫困落后地区的挑战就更加严酷——倘若社会成员不能忍受一定程度的收入差异，人才就会更快地流失。而即使是在“四大明星都市”，本国企业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身价”也在逐渐提高，否则，外资企业就会时时挖本国企业的墙角。
以上这些差距，都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不断有论者指出，中国是贫富差距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然而倘若不付出这个代价，中国能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吗？看来，这也是一种“开放的代价”。经济市场化带来了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经济全球化又加剧了贫富差距。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即使是美国，也要为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争取主动，不得不在一定的限度内忍受贫富差距的扩大。这是经济全球化对一切现代民族国家的一项苛刻要求，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苛刻要求。
四、当前最大的不和谐是就业不足
在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诸多不和谐因素中，就业严重不足堪称最大的不和谐。就业是民生之本，没有就业就没有其他的一切。降低犯罪率、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人口质量、发展大众体育、改善医疗条件、普及教育、发展精神文明……所有这一切，都要以充分就业为前提；或者说，真正的社会和谐，只能在充分就业之后才能充分实现。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消费，经常抱怨富人缺乏消费欲望，穷人没有消费能力。针对珠江三角洲出现“民工荒”的情况，不少论者主张制定较高水平的最低工资保障线，以保护穷人的利益。殊不知倘若果真如此，外商就会转向越南、印度、孟加拉等收入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去投资，对中国的穷人更加不利。现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是1个亿，只要还有最后1000万人没有实现就业，中国的工资水平就很难有总体性的提高，除非我们走回头路，重新加固城乡壁垒。所以，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也要以充分就业为前提。
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穷人一旦失业，就要靠领取政府补贴或救济度日，天长日久、游手好闲，一个好端端的劳动者就会丧失其尊严和美德，变成社会的包袱。人民政府不仅有责任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而且有责任制定鼓励就业的“低保”政策。当前，许多地方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定得过高，最低工资定得过低，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就业的作用。
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充分的民间投资，就没有充分的就业。大约在半个多世纪前，我国决策人曾经坚信，可以由国家把亿万劳动者的就业统统包下来，主要依靠国家资本，或依靠名为劳动者集体所有、实为变相国有的集体资本来解决就业问题。由于国家资本的严重不足，这项“伟大的社会试验”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收缩，退步为仅仅包揽城市劳动者就业。从1997年到2002年，为了实现国有企业扭亏为盈，国家职工的总数从7500万急剧减少到4300万，说明这就是国家资本的最大就业容量。
这就把中国穷人的命运，同富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管我们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事实就在那里摆着——穷人的钱太少，只能用来消费，不能用来积累资本、投资兴业。解决穷人的就业问题，只有依靠富人投资。要么是中国的富人，要么是外国的富人，要么兼而有之。
五、社会和谐的关键在于引导富人投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难点在于和谐贫富关系。中国穷人和富人的最大利益共同点，就是富人投资越多，穷人就业越多。一旦实现充分就业，穷人就开始大面积地脱贫致富，这才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的捷径。在通盘计划中，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引导富人投资。
近来许多论者，对富人的炫耀型消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它的经济学意义在于，指明了“抽肥补瘦”政策的切入点。根据我国宪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法律也无权规定财产所有者如何消费。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做必要的引导，对豪华公寓、豪华轿车、珠宝首饰、豪华餐馆和其他私人高消费加重课税。与此相应，我们又要对富人投资兴业、增加穷人就业，非但不课重税，反而适当减免，使中国进一步成为投资者的天堂。
资本有其自我滚动、自我发展的不竭动力。如果不让中国的资本在中国发展，它就要到外国去发展，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投资环境决定一切。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一大收获，就是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大市场。除了那些非法致富者外，大批的中国人富起来，毕竟是一件好事。他们的成功，是对国际资本的巨大引诱，我们没有理由使这个进程中断。
引导富人投资，帮助穷人就业，“上不封顶下保底”，才是和谐贫富的正确选择。“抽肥补瘦”的政策也应当有严格限制，投资兴业、增加就业者不抽或少抽，搞炫耀消费者要多抽。
六、增强承受力才能捕捉国际机遇
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为了使我们的社会拥有按照程序解决矛盾、化解冲突的可靠机制，包括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有了这套机制，就可以极大地增强全社会的承受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争取主动权，最大限度地整合国际资源，创造就业机会。
因此，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首先是为了增强我国社会对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而增强承受能力又是为了捕捉国际机遇。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极端形式的经济市场化，逼得许多企业不得不跨越国界配置资源。迄今为止，出现了两大赢家，两大输家。两大赢家即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两大输家则是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
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到发展中国家去投资建厂，享受廉价劳动之利，但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却不能忍受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可以因为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入增加就业机会，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却不得不失去画地为牢的诸多便利。所以，发达国家的资本所有者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理应最欢迎经济全球化；而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所有者，难免要反对经济全球化。
善将者因势而利导之。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中国主动对外开放，本来已经为劳动者带来了就业机会，本来已经委屈了本土的资本所有者，就不能再以人为的政策，为本土的资本所有者雪上加霜。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是一个日益开放、日益流动的社会，劳动者正在一批一批地富裕起来，一批一批地拥有财产和资本，于是一批一批地需要投资兴业的权利和机会。我们不仅需要富民政策，而且需要鼓励创业、增加就业的政策。
七、等到最后1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根据市场供求规律，一直到最后1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之前，我国的工资水平都不可能得到普遍的提高。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为穷人着想，就应当开足马力，不惜调动多种手段增加就业，让最后1000万人实现就业的日子早些到来。
就业充分了，收入才能普遍提高，富裕起来的人也就随之越来越多。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就变成为社会主义的有产劳动者。产者，资本是也，“前面有车，后面有辙”。投资越来越充分，就业也会越来越充分，人与人的收入差距就会缩小，这就是库茨涅茨的“倒U型”定律。收入差距的减少，绝对不可能发生在充分就业之前。
因此，最后1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之日，就是城乡居民普遍富裕之时。它是真正缩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的开始，也是真正和谐贫富的开始。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中等收入者才能够成为大多数，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才能得到稳步提高，传统意义上的穷人才会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