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芹人曹霑画册》三疑
张 志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基础部，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 《种芹人曹霑画册》的来源递藏可疑，“忘忧山人”是陶廷杰后人的身份可疑，“种芹人曹霑画册”的题签可疑。在这些疑点没有得到合理的解读之前，视《种芹人曹霑画册》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留存的字画，难以让人信服。
关键词： 《种芹人曹霑画册》；陶廷杰；收藏；忘忧山人；题签；光绪壬辰年
关于《种芹人曹霑画册》(以下简称《画册》)，至今我已在三篇小文中提出了一些拙见[1-3]，期望通过学界同仁客观、理性地讨论，最终能对《画册》的真伪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为红学研究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近来我对《画册》又有所思考，产生了一些疑问，于今愿不揣浅陋把相关疑问再次进献出来，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画册》的来源递藏之疑
沈治钧先生曾说：“一旦某件古董现身，经验是必须首先根究它的来历，内查外调，穷追不舍。一日来历不明，则一日决不认可。红学非同儿戏，除了强调求真务实，还应大力提倡‘阙疑’精神。”[4]笔者认同此观点。今欲辨《画册》之真伪，其“来历”则不可不察，似应有“求真务实”地“根究”一番的必要。
根据目标大桥所采用的悬挂导向机构的悬挂油缸参数可知,油缸的行程为50 mm,因此,悬挂系统的适应高度差为50 mm,满足悬挂导轨不平度±25 mm的要求.
关于《画册》的来历递藏情况，就目前有限的信息来看，最早应是来自于赵竹先生文章的介绍。据赵竹先生说，此《画册》是贵州博物馆从陶廷杰后人处收购的：“‘文革’前，晚清任过陕西巡抚的陶廷杰的后人，持《种芹人曹霑画册》一本请省博物馆陈恒安先生鉴定，后由馆方向陶氏后人酌价收购。”[5]收购价是25元人民币。那么，这样一本画册，又是由谁最早所收藏的呢？赵竹先生在文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写道：
陶廷杰，清末贵州名宦，都匀人，字子俊，号莲生，自幼聪颖好学，又受其父陶尚红的严格家教，品学兼优。嘉庆癸酉(1813年)中乡试，嘉庆甲戌(1814年)举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馆编修，两次任顺天府同考官。道光二年(1822年)任湖广道监察御史，后又任山东道监察御史；使道光10年(1830年)任吏科给事中，旋委广东乡试副主考，转任刑科给事中；道光18年(1838年)调江苏松江粮储道，道光20年(1840年)调任甘肃按察使，道光22年(1842年)升任陕西巡抚，道光25年(1845年)应召进京，授四品顶戴衡休致还乡。总计陶氏先后作京官十六年，《画册》很可能就是他在北京的宦伍上购到的。[5]
为彻底解决《画册》的真伪问题，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履行义务”[9]、有所作为，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找到陶氏后代，以澄清事实真相。另一方面，学者们也应查找相关文献，找到“忘忧山人”是否是陶氏后代的证据。否则，赵文的说法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然而，这样一来的话，一个疑问也就出现了：现有《画册》的封面既有“种芹人曹霑画册”的题签，又有“光绪壬辰年秋月忘忧山人玩”的落款，而“光绪壬辰年”是1892年，那么，陶廷杰如何能“在北京的宦伍上购到”这本有忘忧山人落款为“光绪壬辰年秋月”题签的《画册》呢？前代人能“购到”后代人“玩”的画册，岂非咄咄怪事！这不是太让人匪夷所思了吗？如此，这就显示出此《画册》的收藏情况不明，亦即《画册》的来源不明。这自然会让人产生疑问：《画册》到底最早由何人所收藏？
如果说《画册》的最早收藏者是陶廷杰，那么，陶廷杰收藏的这本画册就不会有“种芹人曹霑画册”的题签和“光绪壬辰年秋月忘忧山人玩”的落款。反之，如果说《画册》的题签和落款真实可信，那么，陶廷杰也就不可能“在北京的宦伍上购到”这本画册。这样，合理的推论则是：这本《画册》的最早拥有者也就不会是陶廷杰，而是另有其人了。赵文把《画册》说成是从陶廷杰后人手中流出以示其《画册》出自名门(陶曾任陕西巡抚)进而暗示《画册》来历可信的做法，完全不能让人信服。
综上所述，《种芹人曹霑画册》的来源递藏可疑，“忘忧山人”是陶廷杰后人的身份可疑，“种芹人曹霑画册”的题签可疑。在这些疑点没有得到合理的解读之前，视《种芹人曹霑画册》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曹霑)留存的字画，难以让人信服。
文革前持《画册》请陈恒安先生鉴定的陶氏后代的姓名、地址，因陈先生的辞世而无法询问。拙文初稿完成后，笔者近年来曾多次托人到黔南州政协，州民委，都匀市政协、独山县政协等部门向有关老先生查询陶廷杰后人，均未有知情者。故“忘忧山人”究竟属陶氏的什么后代，也还不清楚。如本文发表后，有知之者能提供情况，将不胜感激。[5]
“忘忧山人”是何许人也？这对弄清楚《画册》来历至关重要。也许赵竹先生在撰文中已经意识到了陶廷杰“购到”《画册》的时间与《画册》封面“光绪壬辰年秋月忘忧山人玩”落款所显示时间的矛盾，故而，赵先生便在文尾的“注解”中有意提到一笔，欲不露声色地化解这个矛盾：“故‘忘忧山人’究竟属陶氏的什么后代，也还不清楚。”如此一笔，赵先生就径直把“忘忧山人”划归到陶廷杰的后代中去了。不得不说，赵文的这一“注解”确实高妙，因为这样一来的话，本文上述提到的相关疑点也就不存在了，上述讨论也就失去了意义。也就是说，“忘忧山人”如果就是陶廷杰的后代的话，那么，陶廷杰“购到”《画册》的时间就不会与封面所显示的“光绪壬辰年秋月”的时间冲突了。于此，赵文的重大漏洞就被弥补，人们就可以做出如下的解释：陶廷杰依然能够在嘉庆、道光年间，“在北京的宦伍上购到”此《画册》，而“光绪壬辰年秋月忘忧山人玩”的落款仅仅是陶廷杰的某一后代“忘忧山人”在1892年的“光绪壬辰年秋月”重新题写上去的罢了。这样，本文上述分析到的第一个疑点当然也就不存在了，《画册》的收购、传承过程依然可谓清晰无误矣。
另外，另一鉴定人刘锦先生(1929—2011后)[9]当时尚在，为何不问问刘先生呢？众所周知，刘先生是最早把《画册》鉴定为伪本的专家。赵竹先生不去询问，或许有某种不便去询问的原因，虽然可以理解，但这种做法本身却不是作学问的实事求是的理性、科学的态度。因为由此而引发的不良后果就是：这让人对赵文的说法产生疑问则是必然的事了，进而影响到赵说的客观公正性，也自不待言。要之，《画册》的来源让人怀疑，它真的是由陶廷杰所收购、后又传到其后代手中的吗？
二、“忘忧山人”的身份之疑
这一状况同样让人疑惑。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赵文又两次换名赵荣(赵竹之父)分别改题为《曹雪芹画册在贵州的发现》[7]③和《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贵州省博物馆馆藏曹雪芹遗画册辨识》[8]重新发表的2010-2012年前后，都是如此④。在人人尽知《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名“曹霑”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陶氏后代向贵州博物馆出售了一本世所罕见的“曹霑”画册，按照常理来看，应该算是为国家做出了一份贡献，即便当时对《画册》的鉴定结论有分歧无法令出售者满意，但这至少也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之事，陶氏后代当不至于隐姓埋名吧。可奇怪的是，怎么到不久后的八十年代赵文成文时，人们对出售《画册》的陶廷杰的后代就“未有知情者”了呢？这不合情理啊⑤。难道博物馆的收购记录里没有相关信息？抑或出售者用的原本就是一个假名、化名？
然而，这样的话，就有两个疑问需要解答。其一，把“忘忧山人”视为陶氏后代，证据又何在呢？赵先生凭什么说“忘忧山人”就是陶廷杰的后代呢？赵文连只言片语也没有，既没有证据，也没有相关分析，这能让人信服吗？正如沈治钧先生所说：“此处着眼画册来源，惜核心事项(‘文革前’陶廷杰后人出让画册)无佐证。”[9]并坦言：“《曹霑画册》来历欠分明，此系实情。”[9]因而，“‘忘忧山人’究竟属陶氏的什么后代”的这个说法本身就需要辨析，需要拿出实实在在的材料。这样，才能证明“忘忧山人”究竟属于不属于陶氏的后代。像赵文这样的没有任何依据和论证就一笔带过，太轻描淡写了，似难以服人。故“忘忧山人”是不是陶氏的后代，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疑问的。否则，这项“对证真不利”[9]的事项就难以被排除，会永远构成《画册》“证真”的重大障碍。
节水灌溉技术在选择过程中，要结合本地区农作物种植现状、种植比例、种植结构，以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为出发点，以适当减少高消耗水类农作物，增加林地和草地等水源涵养效果较为明显的农业项目为原则，科学选择节水灌溉技术。种植结构调整过程中，应该尽量减少需水量较大如小麦、棉花、玉米等农作物的种植比例，增加林果类，如大枣、核桃、苹果、人工牧草为主的林果业和牧草业种植面积，显著提升单位面积内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达到节水灌溉的目的[3]。
另外，沈治钧先生还有一个提法：“画册入黔是否跟陈本忠提督贵州学政有关，也可考虑。”[9]然而一旦做出了这样的考虑的话，则“忘忧山人”是陶廷杰后代的说法就更为可疑了。因为，人们不禁会问：忘忧山人还会是陶廷杰的后代了吗？有1892年光绪壬辰年秋月落款的《画册》，忘忧山人又是在何时从陈本忠(1728—1787)或陈之后人(姑且排除先流转到他人手里的可能性，以使递藏关系更简明清晰)那里得到的呢？这同样要面临着《画册》来源不明的棘手问题，似乎也“对证真不利”。
如赵说，则最早收购此《画册》的应该就是陶廷杰了，他“很可能”是“在北京的宦伍上购到的”①，进而收藏再传到其后人手中，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6]出售给贵州博物馆②。在赵文的上述文字中，已然排除了陶氏后人为原始收购者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此《画册》只可能来源于陶廷杰在嘉庆、道光年间“先后作京官十六年”时段的一次收购过程之中。
其二，如果视“忘忧山人”为陶廷杰后代的话，那么就会出现连赵先生都意想不到的、对《画册》证真更为不利的后果，即“种芹人曹霑画册”的这个题签是非常可疑的。相关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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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芹人曹霑画册”的题签之疑
如果认可赵竹先生的“忘忧山人”属于陶氏的后代人的观点，那么，这就意味着当初陶廷杰“在北京的宦伍上购到”这本画册的时候，封面上应该是没有“种芹人曹霑画册”的题签和“光绪壬辰年秋月忘忧山人玩”这样的落款的。如今《画册》上显示的题签应是所谓的陶氏后代“忘忧山人”在“光绪壬辰年秋月”，即1892年的秋月重新题写上去的。如此，则可以合理推测的是：原本《画册》的封面题签就已经被改变了模样，现在的那个封面早已失去了原来的风貌，当不会是我们如今能看到的那样是所谓的“种芹人曹霑画册”字样。如果《画册》原本就有这样的题签和落款，则此《画册》就不会由陶廷杰“在北京的宦伍上购到”，这也就意味着“忘忧山人”似非陶氏的后代，时间前后的矛盾是非常明显的。这已如上述，不赘。那么，如果像赵竹先生那样，视“忘忧山人”为陶氏后代，虽可勉强回避上述矛盾，然则另一个疑点也就随之而凸显出来：陶廷杰“在北京的宦伍上购到”的册页名字是什么呢？其画册原名还会与“种芹人曹霑”有关吗？陶氏后代为什么要重新题签呢？这些疑问需要合理的解释、回答。
注释：
第二，退一步说，如果“忘忧山人”就是陶氏的后代，那么，他何以要在“光绪壬辰年秋月”为画册重新题签为“种芹人曹霑画册”呢？如今要猜测他的动机已经是很困难的了。但其中有一点应该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那就是欲以此显示这本画册的不同寻常，为之定位、升值。那么，这也就从反面表明，原有的题签在“忘忧山人”看来与“种芹人曹霑画册”的题签相比要寻常许多而不如其意。那么，另一个问题也就摆在我们面前，即他凭什么就判断出此《画册》就是“种芹人曹霑”的画册并以此题签的呢？因为整幅册页的画作上并未有“曹霑”的署名或钤印，仅仅是第六幅的题画诗落款有“种芹人曹霑并(再)题”字样及“曹霑”钤印。如果仅凭此项信息，要断定画作也为曹霑所画，那是有一定难度的，一般的文人恐难为之，就是对专家来说亦非易事[3]。册页画作中有明确署名的是第八开画作上的“竹堂”落款(图2)，可忘忧山人重新题签时却弃之不用，偏偏就用了对专家来说也颇有难度的、“故布迷阵”[10]似的题画诗之“种芹人曹霑并(再)题”落款，这是为什么呢？
图1 画册封面
图2 画册第八开“石头灵芝图”
近有学者提出“竹堂”是曹雪芹的号：“因为曹雪芹的叔叔——曹家最后一任织造曹頫号‘竹居’，曹雪芹号‘竹堂’也就顺理成章容易理解了。”[11]既然“竹堂”落款已经“透露出该画册作者的信息”[11]了，那为什么忘忧山人就不直接题签“竹堂画册”呢？反而是用第六开的题诗落款来题签，这不是舍近求远之举吗？这不合常理处，恰恰可以反证出“竹堂”与“种芹人曹霑”无关。
而《画册》现身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文革前”，应该说就比较正常了，因为经历过1954年开始的全民“红学”大讨论后，“红学”知识得到了大普及，全国上下也在尽力搜集有关曹雪芹(曹霑)和《红楼梦》的相关文献资料，1963年国家还在故宫文华殿举办了空前的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盛会和展览，这时《画册》现身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巧合的是已被证实是伪造的“曹雪芹画像”也出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结果是，贵州博物馆在1979年[6]以25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它⑥。没有卖出更高的价格，这当然是因为专家们的鉴定意见有分歧所致。不过，出售者或许已达到了目的，或许竟是心里发虚，故《画册》脱手之后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么，出售者是否就完全没有获利呢？如同沈治钧先生所说：“从中觑不出造假牟利迹象。”[9]似不能这样说。提供一个参考信息可作比较：在上世纪80年代后已经证实出于今人伪造的“曹雪芹画像”，1963年河南省博物馆当时收购时给出的价格是10元人民币[14]。而贵州省博物馆1979年在对《画册》的鉴定结论明显有分歧的情况下仍是以25元人民币的价格来收购的。这25元与河南省博物馆收购“曹雪芹画像”的10元相比，已是多出了1.5倍的数值。而“文革”后期一直到七十年代末，人们的工资水平、物件水平、生活水平与六十年代初相比是差异不大的。这样来看，出售者已然是获利了的。
光绪壬辰年(1892)虽然距“新红学”的产生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但《红楼梦》一书早已是风靡华夏、洛阳纸贵。《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名霑，这虽是在“新红学”之后人人尽知的常识，但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若封签确系光绪中所题，造假概率便不高，因彼时无人晓悉雪芹本名‘曹霑 ’别号芹圃、芹溪，而画册整体指向明显就是《红楼梦》作者。”[9](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因为有心人仍然能从前人的文献记载中知道曹霑就是曹雪芹。除敦氏兄弟和张宜泉外，就有清乾隆、嘉庆年间人“西清知道雪芹名霑”[12]，拙文已有相关论述，此不赘[3]。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忘忧山人之所以在光绪壬辰年秋月重新题签，是欲与《红楼梦》挂钩而增其价值的可能性。故沈治钧先生所谓“由此估量，画册纵造假也只能在1921—1988半个多世纪间。此际某人落‘光绪壬辰年秋月’款近乎此地无银，违背造假常情” [9]之说，便不能成立。
另外，也更加不能排除“光绪壬辰年秋月忘忧山人玩”的落款就是“新红学”之后陶氏后代所为甚或就是非陶氏后代的他人所为的可能性。从《画册》众多的不合情理处来看，如“种芹人曹霑并(再)题”诗夸自己的画作里的瓜“摘来新”的自夸现象[1]，又如“《画册》存在后人重装的可能”[13]等等情况来看，更让人怀疑“光绪壬辰年秋月忘忧山人玩”的落款就是“新红学”之后的非陶氏后代的他人所为。
四、回答一个相关问题
按照拙文的论述，那么，或许会引人提出一问：为何“他人所为”的《画册》没有在二三十年代“新红学”大盛时现世，而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文革前”出现了呢？这与“伪造者”[5](借用赵文语)牟利的终极目的不符啊？此问貌似有理，实则经不起分析。
③目前管道机器人主要用于市政供水管网、石油管道检测,其携带的检测软件用于水库涵洞分析还有许多不足,应在工程实践中予以完善或开发水库涵洞检测专用分析软件。
《画册》未能出现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红学”产生的大热时期，似有两种可能：一是原本《画册》在当时就是无人所知，它被藏之深山了；二是被重新题签的《画册》曾经就现世过，但却无人问津。结果是既未出手，也未引人关注。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要将这本画册出手，可能比之后的六十年代亦或七十年代难度要大出许多吧。
数形结合思想不仅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也是数学美感的重要表现形式。作为贯穿数学学习过程的思想方法，数形结合在数学学习的多个方面都有重要体现，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发现数形结合思想的巧妙之处，让学生逐步接触、理解和运用这一数学思想方法。一方面教师要结合相关教学内容，运用数形结合思想呈现数学的图形之美，让学生在直观观察中感受数形结合思想，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地了解数形结合思想，通过一步步掌握这一数学思想的运用条件和步骤，促使学生主动运用数形结合思想解决数学问题。
当然了，如要获得更大的利益，则最根本的条件，还是要取决于该《画册》的品质而不是其他了。既然没有卖出高价，那就只能视为贵州省博物馆认为该《画册》似还值不起更大的价钱。要之，以出售者没有获利的观点质之，似不能成立。
这不能让人信服而产生的怀疑情感，还因为后续出现的不合情理的现象，而变得更加强烈了。这就是：这所谓的陶廷杰的后人自从将《画册》出售给贵州博物馆后就如同人间蒸发一般地没有了踪影。赵竹先生特别在“注解”中说道：
第一，从封面题签与落款的笔迹来看，这两段写在同一“绫质”[5]上的行书它们应为“忘忧山人”一人所写，似应无异议(图1)。如此，这也就从根本上排除了“种芹人曹霑画册”为原有题签的可能性。道理很简单，如果原题签即为“种芹人曹霑画册”，那么，忘忧山人又何必多此一举再写上这个题名呢？如果要留下自己的名号，以昭示自己是此《画册》的收藏者，单独在封面的任一空白处落下“光绪壬辰年秋月忘忧山人玩”的落款不就行了吗？何必要把证明此《画册》之文物价值的原始题签换掉而又去重新书写一遍呢？难道他不担心由此就毁掉了《画册》的原始信息了吗？进而，不担心此举也就减损掉该《画册》的文物价值了吗？这不符合收藏字画文物的基本常识啊。曾任陕西巡抚的陶廷杰之家族不是一般人家，出生于这样官宦人家的后代也应不是无文化的普通人，家族文化的传承应该是基本上具备的。从“忘忧山人”的化名上也可看出，能将“忘忧”与“山人”两个非常具有文化内涵的词语组合在一起以之为雅号，其人应该是一位有文化的读书人。既是有文化的读书人，又出生于官宦大族之家，则他对祖辈收藏的字画就该会倍加珍惜，不会轻易去“破坏”它，改变它的原貌的——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常识，不管学问的高低，是否是字画等文物收藏家，都是应该具备的知识。所以“忘忧山人”也应具备这些基本常识。可是，这位“忘忧山人”却偏偏不是这样，而是重新题签了。试问：这样不合情理的做法，难道不让人觉得可疑吗？这样，忘忧山人题写的“种芹人曹霑画册”的这个题签还真实可信吗？它还是原有画册的那个题签吗？相信所有的学人和广大读者都会对此深长思之的。从《画册》众多不合情理的内容来看，忘忧山人的重新题签之举，似乎只能反证出此《画册》的原始题签应非是目前的“种芹人曹霑画册”字样。要之，“种芹人曹霑画册”的题签可疑，似无疑义。
在教育的过程管理中，强调以质量为本，即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直接目标。而提高教育质量的根本目标又在于直接服务于教育对象即服务于学生。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实现了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过程管理仍是以人为本。
① 句中“宦伍”非是，疑为“宦任”。此为王伟波先生提示，谨致谢忱。另，后以“赵荣”名改题发表的《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贵州省博物馆馆藏曹雪芹遗画册辨识》文中，“宦伍”已改为“官任”。见赵荣著《人杰地灵话贵州》，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403页。此文扫描件由郭征帆先生提供，谨致谢忱。
研究发现,实验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为96.67%,对照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为76.67%,实验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表示统计学有意义。实验组患者的FVC、FEV、PEF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表示统计学有意义。
② 关于《画册》的入藏时间，“现有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种说法”，这正如沈治钧先生所说：“颇混乱，也含糊，理当调查清楚。牵涉画册来源，此系证真、存疑、辨伪的致命要素，须格外重视。”见沈治钧文《〈种芹人曹霑画册〉面面观》，《曹雪芹研究》2017年第3期，第11页。
③ 此文图片由黄丽锦先生提供，谨致谢忱。
当今本科学前教育学生具有思维比较敏捷，对于新鲜事物有着强烈好奇心，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等特点。而中国高校本科学前教育专业对于理论的培养多于实践技能的培养，对于书本知识“输入式”培养多于“输出式”培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④ 这段文字表述都是如此，没有变化，说明现今仍是“均未有知情者”。但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赵文对《画册》认“真”的情感却显然是一次比一次强烈，将《画册》视为曹雪芹“遗”物也一次比一次有信心，似乎“真伪”问题早已解决，肯定此《画册》不“伪”，这从改换的标题上即可看出。然而，赵荣先生的这种自信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赵文整体并无多大的变化，只是对极个别表述不准确的词语做了修改，既没有提出新的证据，相关论述也并未有所加强。这令人费解。
⑤ 2018年1月19日晚，吴佩林先生曾在一次与笔者的微信互动中，怀疑赵文的相关说法是“编故事”，由此提醒了笔者的相关思考。我以前从未怀疑过赵文相关说法的真实性。特向吴先生致谢！
⑥ 关于何时收购《画册》及价格，赵文均语焉不详，只笼统地说“后由馆方向陶氏后人酌价收购”。
精装修施工过程十分复杂，会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因此必须重视精细化管理工作，从材料、施工工艺、设备、人员等多方面进行严格管理与控制，才能确保精装修工程施工质量，为人们提供舒适、安全的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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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8- 11- 23
作者简介： 张志(1963—)，男，四川广汉人，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研究方向：红楼梦。
DOI ：10.13603/j.cnki.51-1621/z.2019.5.002
中图分类号： I207. 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785( 2019) 5-0005-05
(责任编辑： 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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