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不稳、自由与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不稳论文,政治论文,实证研究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Ⅰ.导言
自古至今，经济文献都颇为关注政治和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自亚当·斯密起（若不是更早）就观察到经济效益部分地取决于政治和制度因素。遗憾的是，这些努力——探讨这些因素如何或在何种条件下影响经济效益——并未超越逸闻趣事的范畴。系统研究分析政治和制度因素于各国经济增长变化之作用还是不久之前的事。许多学者都致力于研究国家政治程序和制度的民主性质是否有助解释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差异。L·赛罗威和A·英克尔斯进行了13项研究，每项研究都试图评估国家政治体制的民主性质对经济后果的影响。赛罗威和英克尔斯总结这些研究时说，就民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言，这些研究展现的是一幅相当糊涂混淆的画面。
许多人都探讨过公民自由及政治自由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并提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假说。有经济学家认为，自由促进经济效益，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另一些人则鼓吹，高经济增长率要求经济控制，从而减少自由。最近进行的对经济增长的四项典型研究发现，缺乏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与经济增长有负面关连。这些研究使用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所采用的是R·D·加斯蒂尔的尺度。G·W·斯卡利对1960—80年间，115个市场经济国家进行的研究的结论是，赞同政治、公民和经济自由的政治开放的社会，其经济增长率为限制这些自由的社会的3倍。R·C·科门迪和P·G·迈古对49个国家组进行研究，发现公民自由程度高的国家组的年经济增长率约高1%。K·B·格赖尔和G·图洛克的结论与此相似，即非洲和南北美洲高压统治国家的年经济增长率比他们进行研究的其它国家大约低1.5个百分点。R·J·巴罗研究了98个样本国家，结果也显示政治权利受限是与较低人均增长率相关连的。
近年来，不少学者又对政治不稳与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大多数实证研究显示，政治不稳严重地阻碍了经济增长，由于它减少了资本和劳动力的供给；资本亏损风险的增大亦抑制了投资，而政治动乱还造成资本和人才外流。政治动乱还妨碍了财产权的建立，而后者又为实现非个人交换生产率收益不可或缺的。
巴罗对98个国家1960—85年间典型模式进行研究，在测估政治不稳时采用了两个变数：年革命或政变数及百万人年政治谋杀数。他诠释说，这些变数对财产权具有负面影响，对经济增长有严重的负面影响。A·K·福苏研究了31个南撒哈拉非洲国家从1960年到1986年间政治不稳所产生的作用，结论是，平均而言，政治不稳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
但令人吃惊的是，迄今为止进行的研讨竟没有对不同类别的国家进行区分。因此本文的第一个目的是研讨政治不稳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实证关系就较小地理区域而言是否是有据的——大多数研究者进行的是全球评估。本文的第二个目的是分析以前的评估的结论从测度政治不稳和政治自由的界定的观点来看是否具有辨别意义。我们研究了97个样本国家从1963年到1988年间的状况，以确定缺乏政治稳定和政治自由是否与经济增长有负面关连。我们发现一些证据显示缺乏政治稳定影响了非洲国家经济的增长。然而这些证据不够有力，因为测度政治不稳的其它数据极大地改变了这项结论。我们也发现有证据显示，在拉丁美洲政治压制与经济发展有负面关连。然而，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压制变数的结构模式。
科曼迪和麦盖尔提出政治压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投资——收益比率。本文的第三个目的就是延长他们的研究线，探讨政治稳定、政治自由与投资——收益比率的关系。我们发现，在非洲和亚洲，我们所获政治不稳的数据与投资——收益比率呈负向联系。至于拉丁美洲，政治压制可能阻碍资本积累的数据是模糊混淆的。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讨论我们的模型和数据。第三部分提出关于政治不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测估结果。第四部分是我们关于政治自由作用的数据。在这一部分中我们还要谈谈巴罗的结论，即政治不稳与政治自由并存，导致经济衰退时，公民自由的测度将失去意义。最后第五部分进行总结并提出今后研究的建议。
Ⅱ.我们的模型和数据
我们测估了以下典型公式的变数：
Q=a[,0]+a[,1]L+a[,2]K+a[,3]P+V（1）
其中Q、L和K分别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人口平均增长率和资本平均增长率，P是政治不稳或缺乏政治自由的测度数，V是误差数。系数a[,1]、a[,2]应是正数，而a[,3]根据以前大部研究应是负数。
我们研究了97个国家，从1963年到1988年的数据组，排除了主要石油出口国。因为尽管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很高，但主要靠出售自然资源。数据组中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采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1990和1991年《国际金融统计年》。我们按照福苏的做法将平均国内总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百分比做为资本增长率的数据，具体数据采自R·萨姆尔斯与A·黑斯顿的组据组。人口增长的数据来源相同。我们对政治不稳测度（TRNS）的根据是政府更迭的总次数。若政府更迭次数超过7，则我们将这个变数的值定为1（7次是我们所研究国家中政府更迭的中间数）；若不到7次则定为0。与大多数使用政府更迭数来显示政治不稳的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并不直接使用政府更迭总次数。我们还试验过用政府更迭6次（非洲国家的平均数）和8次（拉丁美洲的平均数）作为政治不稳测度的取舍点。政府更迭的数据采用C·L·泰勒和D·乔迪斯对1963年到1977年的统计。而1978年到1988年间的数据是根据A·S·班克斯出版的各期《世界政治手册》。
盖斯提尔设计了两种自由的测度：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公民权的各个等级用以测度个人的权利，如司法独立和出版自由。政治权利的分级的基础是国家中个人对统治者监督的程度，测度内容有选举过程的自由、恐吓暴虐的存在与否以及有效异议存在与否。其指数从1（最自由）到7（最不自由）。由于这两类自由的尺度联系得很紧密，在第四部分中我们只采用了根据盖斯提尔的政治权力的指数所得出虚拟的变数来报告政治压制的结果。如果盖斯提尔的1973—86的政治权利指数为3以上，则我们虚拟的政治权利测度DEEI3常数为1，否则为零。对虚拟的政治权利指数测度DPRI4，我们采用平均数4作为取舍点。正是由于使用了两组虚拟数，我们可以调查研究我们的结论对可能的变化的敏感性。在第四部分，我们显示，就构筑的政治权利虚拟数而言，我们这些结论确实是敏感的。
表一总结了我们的数据。饶有兴味的是，我们关于政局不稳测度的差异非常相似于我们进行探讨的各类国家间的差异。我们关于政治自由的测度亦如此，但非洲除外。表一中的下半部分显示我们关于政局不稳和政治自由间的部分相互关连。结果是这种相互关连的程度相当低。
Ⅲ.政局不稳与经济增长
在测估我们的模式之前，首先研究一下科门迪和麦盖尔提出的问题。他们主张，若政治——制度改变仅仅通过投资比率影响经济发展的话，资本增长部分的影响就应删除。因此，我们仿造科门迪和麦盖尔的做法，在测估本模型前，删去了投资这一项。我们还根据这些作者的建议测估了投资——收益比率的简单模型。
表一独立和不独立变数测度小结
政治稳定
政治自由
Q K
L TRNS DPRI3 DPRI4
世界（97）
4.0
18.3
2.1 .52.54.47
非洲（37）
3.9
13.2
2.8 .30.84.76
拉美（23）
3.7
16.6
2.3 .52.56.43
亚洲（22）
6.2
20.6
3.0 .59.68.68
世界 1.9
8.8
1.0 .50 .50.50
非洲 2.2
8.4
.5 .46 .37.43
拉美 1.6
5.6
.8 .51 .51.51
亚洲 3.7
9.5
1.3 .50 .48
.48
DPRI3和TRNS DPRI4和TRNS
政局不稳和
政治自由间的
部分相互关连
世界 —.24—2.4
非洲 —.03—.04
拉美
.21 .14
亚洲 —.17—.17
注：括号内是国家数。Q、K和L分别代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长率、资本增长率（按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百分率计算）及人口增长率。政局不稳的测度用TRNS，若政府更迭超过7次，其常数为1，不足7次为零。政治自由的测度用DPRI3（虚拟政治权利测度指数）3，若盖斯梯尔的1973—86年的平均政治权利指数为3或3以上，其常数为1，否则为零。对模拟的DPRI4（虚拟政治权利测度指数）平均数4作为取舍点。
表二回归结果：政局不稳与经济增长，1963—88
注：本测算模型使用的是方程式（1），政局不稳的尺度（TRNS）是政府更迭的次数，如果政府更迭的次数超过7，则这个变数为1，否则为零。模型中使用的其它变数的含义请参阅第二部分。回归的测估标准误差（SEE）在括号内显示。
投资——收益比率测估报告见本部分第二小节。
表二中1a横行表示对我们采用的全部97个样本国家使用方程式（1）的测算结果，其中使用TRNS作为政局不稳的尺度。系数的标准误差是根据H·怀特的矩阵母式。大多数系数在10%以上时是有意义的。政治不稳变数的系数若为负值，就没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删去投资后稍微增添了其意义（见横行1b）。
我们还测算了非洲、拉美和亚洲三大陆不同的模型。在非洲，政治不稳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极重要的因素（见表二中的2a和2b横行）。福苏选了31个下撒哈拉样本国家，对其1960—86年的状况进行研究，发现政治不稳严重地阻碍了经济增长。话又说回来，如果政治不稳选用其它尺度来代替，结果又明显不同。比方说，选用TRNS6—即政变数超过6，其变数定为1（非洲国家政府更迭的平均数），否则为零——可得出下列方程式。
Q=0.42+0.009K+0.91L－0.51TRNS6
（1.50）（0.05） （0.48）（0.50）
R2=0.37 SEE=1.28（2）
在拉美，TRNS的系数的意义不大（见表二中3a横行）。若剔去投资，结果几乎不变（见横行3b）。在亚洲，测度政治不稳的系数接近零（见横行4a）。但要注意的是，剔除投资，TRNS的系数的意义增大，这说明政治不稳终归要影响经济增长，尽管其影响落脚到投资——收入比。即使采用其它测度政治不稳的尺度，这些结果也不会改变。
归纳而言，我们发现了一些证据，支持下列观点：政治不稳直接影响了非洲的经济增长，但未直接影响拉美和亚洲的经济增长。于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通常以全球层面测估的经济效益与政治不稳间的实证关系只是在较小的理区域内是正确的，还有一点，这些结论是否敏感，还要看对政治不稳测度的界定。
科门迪和麦盖尔发现投资——收益比率的大小与政治——机械变数间有着密切的相互关连。我们沿着这条研究思路测估了投资——收益比的简单模式。遵照科门迪和麦盖尔的方法，我们测估了投资——收益比模式，在其中我们关于政治不稳的代表就仅仅用一个变数来解释。表三表示测估的结果，显示在非洲和亚洲，政治不稳与投资——收益比有着负向的联系。这些结论的敏感性不随政治不稳测度的界定而改变。即在政治不稳测度的界定取舍点改变并不影响我们的结论。我们的发现说明，非洲和亚洲，政治不稳直接影响经济增长。
表三 回归结果：政治不稳与投资——收益比，1963—88
注：测估的模式是投资——收益比＝a[,1]+a[,2]政府更迭系数+e。回归标准测估误差显示在括号内。
*.05以上（单侧）有意义。
Ⅳ.政治自由与经济增长
表四第一横行表示对我们97个样本国家总的测估结果，使用政治权利指数3（DPRI3）来区别各国的政治自由度。尽管DPRI3的系数是负值，但距零值不很远。科门迪和麦盖尔在对47个国家的回归中发现（边际意义）盖斯梯尔的公民自由指数为负值。但是他们的结果过份依赖剔除投资——效益比，即公民自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投资渠道。确实，投资被剔除后，DPRI3的系数及意义都有所增加，尽管其系数的意义仍然不大（参见横行Ib）。这就是说，政治压制由于影响资本形成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以下我们提出进一步的证据支持我们这种假设。
表四 回归结果：政治自由与经济增长，1963—88
注：测估的模式是方程式（1），采用DPRI3作为政治自由的测度。回归标准测估误差表示在括号里。
* 在.05值时有效（单侧）。
* 在.10值时有效（单侧）。
表四2—4横排分别显示非洲、拉美和亚洲国家的结果。其结果和我们的总样本结果形成巨大的反差。DPRI3的系数从未为负数，并距零值甚远——如若包括投资的话。如果剔除投资，DPRI3的意义几乎不变。但要注意的是，在亚洲，DPRI3的系数为正值且远远大于零。
表五报告了测估的投资——收益比模式，根据科门迪和麦盖尔方法，唯一可解释的变数为—常数加上DPRI3。其结果和表四中的结果相当一致。而我们总的样本显示有证据表示，投资——收益比和我们选择的政治自由的代表数有负面联系。
表五回归结果：政治自由与投资——收益比，1963—88
注：本测估模式为投资——收益比＝A[,1]+A[,2]DPRI3+e。回归标准测估误差表示在括号内。
* 为.05值时有意义（单侧）。
为了检查我们的结论对我们关于政治自由虚拟结构是否敏感，我们使用了4代替3作为取舍点（采用盖斯梯尔的指数，作用虚拟的DPRI4对表四表五中的方程式重新进行了评估，一般来说结果相同（未显示）。但对拉美国家，结果变化甚大。于是经济增长的方程式变成
Q=3.45－0.03K+0.64L－1.76DPRI4
（1.48）（0.30） （0.42） （0.60）
R[2]=0.37 SEE=1.28 （3）
最后，我们重新测估了表四和表五中的方程式并将政治不稳和公民自由并存也包括在内。巴罗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公民自由在增长回归中失去意义。对我们全部样本国家，我们的方程式如下：
Q=2.38+0.06K+0.60L－0.66TRNS－0.69DPRI3
（0.85）（0.03） （0.27） （0.36） （0.53）
R[2]=0.11 SEE=1.77 （4）
而
IIR=23.09－1.74TRNS－7.27*DPRI3
（1.49） （1.62） （1.58）
R[2]=0.14SEE=8.17（5）
DRRI3的系数和意义均极相似于表四和表五中报告的系数和意义。确实，对其它国家组的经济增长和投资——收益比的方程式而言，DPRI3的意义仍然和表四表五中的报告相同（此文未叙及，函索即寄）。因此，将政治稳定和政治自由的尺度同时包含在内并不会影响我们的结论。
总起来说，我们在我们研究的地区组中，几乎没有发现什么东西能够证明政治压制与经济增长有负面联系。仅仅在拉美国家，有证据显示政治压制抑止经济增长，但这个结论随着政治压制变数结构不同而改变。在亚洲，政治压制与经济增长有着正面关连。重复一句，对全部样本国家和各个较小地理区域而言，其结果差别很大。
Ⅴ.小结及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本文共有三个目的：第一，既用全球数据进行一般测估，也对较小地理区域进行测估，测估政治不稳和政治自由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具有实证关系；第二，分析测估结果对政治不稳和政治自由尺度的表示是否敏感；研究政治稳定、政治自由与资本形成间的关系，以确定政治——制度变数是否通过投资比影响经济发展。
我们对97个国家1963—88年间的数据进行研讨，试图确定缺少政治和政治自由是否和经济增长有着负面联系。我们对建立在简单的新古典生产功能基础上的典型模式进行了考查。我们测度政治不稳所采用的尺度是根据政府更迭总数。根据盖斯梯尔政治权利指数所设定的两个虚拟数被用来测度政治自由。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不同地区组国家的结果常常极不相同。我们发现，只仅仅在非洲有模糊不清的证据支持政治不稳会降低经济增长的观点——或直接降低经济增长或通过对资本增长的影响而降低经济增长。但是研究非洲国家增长方程式所得出的结果却根据对政治不稳尺度的界定而发生变化。亚洲的证据是，政治不稳抑制投资。也有模糊证据证明政治压制降低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但这项结论极为依赖政治压制常数的构成。在亚洲，政治压制与经济增长有正面的关连。
本文未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因果关系。根据最近的文献，我们测估的基础是假设政治不稳和政治压制制约了经济增长。但是因果关系可能恰恰相反，即经济增长会影响政治稳定。曼科尔·奥尔逊就认为：
迅速的经济增长，无论其经济制度的本质如何，都必然会包含事物进行方式、进行地点的急剧和深刻的变化以及权力和威望作用的急剧而深刻的变化。许多人化费大量的时间谋生并从其经济地位中获得其大部分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若经济秩序发生变化必然会影响生活的各个侧面……因此，除非另有进一步的研究结果，假设应该是，迅速的经济增长远非如有些人所想像的国内宁静之源，而更可能是导致政治不稳的分裂与瓦解力量。
显然，本文报告的结果并不支持奥尔逊的观点，因为本文认为即便它们之间有重要的关连，那也是低增长率与政治不稳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可能是令人失望的经济后果导致政治不稳。今后研究中应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在本文中采用的是一极简单的模型，用以探测政治不稳与缺乏自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更复杂的增长和投资模型，以研讨我们的结论是否草率武断。
白大丰译自[美]《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
1996年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