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社会疆域地理的政治架构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代论文,疆域论文,青铜论文,架构论文,地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商代社会疆域地理的政治架构，是通过四个层次来体现的，由里及表，它们依次分为：1.商文化中心区；2.商文化亚区；3.商文化附庸区；4.商文化周边地区青铜文化。这种疆域地理的政治架构犹如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历代商王室居于塔尖，通过政治控制、军事征服、宗教影响、文化传播、商业往来等渠道，把商代疆域与文明推进拓展到十分辽阔的边远地区。
一 商文化的中心区
商文化的中心区是指由商王室直接控制的地区，包括王都和王都所依托的五畿地区，商代甲骨文称为商、中商、中土、大邑商。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指出，先商文化的育成地区是在今豫东商丘和豫北、冀南地区。分布在河南省北部和河北省南部的先商文化漳河型─—辉卫型遗存，很有可能是商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商汤灭夏以后，商文化进入二里岗阶段，这时，商文化的中心区逐渐向西转移，华北平原的西部和伊洛平原成为商文化的主要活动区域。郑州商城和洛阳偃师商城以及位于晋豫交界的垣曲商城是商文化在中原地区确立王权统治的重要标志。洛阳盆地和晋南平原原本是夏王朝的中心地区，很显然，商王朝势力的西渐是伴随着商汤灭夏的改朝换代而发生的。
商汤灭夏后，王朝的都邑又经历了五次迁徙，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将都邑从亳迁于嚣（隞），河亶甲自嚣迁于相，祖乙居庇，南庚迁于奄，盘庚迁于北蒙，曰殷。祖乙迁都，文献有不同的记载，《尚书序》说祖乙圮于耿；《史记·殷本记》言祖乙迁于邢。仲丁所居隞都，可能就是现在发现的郑州商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应当是盘庚所迁的殷都。很明显，进入殷商阶段，商王朝的中心区又向东北方向偏移，安阳恰恰处在华北平原的中部。
商汤灭夏前，曾有八次迁徙，商汤立国后到盘庚，又有五次迁徙。商都屡迁，原因比较复杂，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历代商王都想在黄淮大平原上寻求一处政治力量均衡，物产丰饶，由此能够驾驭中原地区的理想城址。盘庚迁殷后，商王朝终于找到一处较为理想的城址。安阳殷都处于商王室实际控制的疆域中心，从这里可以有效地统治华北平原和伊洛盆地的王畿地区，并能够驾驭四土的方国。安阳殷都及其依托的中原地区，成为维护商王朝稳定发展，构成商代疆域地理的基础。
根据甲骨文记载，都邑和王畿地区是由历代商王、王族和子族以及和王室世代联姻的异姓贵族控制着。
二 商文化亚区
考古资料揭示出围绕在商文化中心地区的外围，形成一条环形文化带，其间有规律地分布着若干商文化的地方类型和由这些地方类型所构成的方国，这一环形文化带，或可称为商文化亚区。它们与中心地区商文化同源，而后异化。
在二里岗文化阶段，商文化亚区的地方类型有以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为代表的台西类型，以湖北黄陂县盘龙城为代表的盘龙城类型，以陕西关中地区老牛坡、北村、易家堡为代表的商文化关中类型，以山西垣曲商城为代表的垣曲类型，以山西晋南东下冯为代表的东下冯类型等。上述商文化的地方类型起始的年代都在二里岗文化的下层。从考古学角度观察，各类型遗址的主要文化特征，包括城墙构筑，宫室营造和布局，文字的使用，埋葬制度及其反映出的礼制和宗教习俗，青铜器、玉器的制作，甚或主要的陶器器类、器形和组合，都和郑州、偃师商城典型的二里岗类型商文化保持了极大的相似性或同步发展。
进入殷商文化阶段，上述商文化地方类型或绵延不断，继续发展，或被迫退缩，以至消亡，一些新的地方类型又在不断派生、形成。商代晚期，武丁阶段，商王室又掀起一次较大的扩张浪潮，使商代前期的政治疆域得到巩固，并有进一步的发展。《诗·商颂·殷武》谈到武丁的武功文德时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昔有成汤，自彼氐羌”。《今本竹书纪年》也记载武丁三十四年，氐羌来宾。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记录了商王室“伐南土”的史实（甲编2902、2907）。山东益都苏埠屯，山东平阴朱家桥，山西灵石旌介村，河南大别山罗山县蟒张乡天湖商代墓地和湖南宁乡等地商代遗址和墓葬的发现，是这种地方类型的新代表，它们是分布在商王畿地区周边的方国，其考古文化面貌和安阳殷墟为代表的中心商文化保持了较大的相似性。
商文化亚区环形文化带所分布的众多方国，是商王朝历次向四方进行军事殖民和领土扩张的直接产物。在二里岗文化阶段，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中心的商王朝，曾经掀起了一次大的领土扩张浪潮。关中地区老牛坡遗存，湖北盘龙城类型，垣曲商城类型的最初形态就是商通过军事武装手段向四方殖民的据点，是商王室直接统治西土、东土、北土、南土的军事方城。以关中老牛坡为代表的商文化关中类型延续时间最长，历经二里岗下层、上层文化直到殷墟阶段。很明显，在二里岗下层阶段，以伊洛为中心的商王室，曾大规模地向西土扩张，老牛坡遗址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地土肥沃，是商王室在西土扩张的重要军事据点。垣曲商城是商王室向西北扩张的门户，藁城台西类型则有可能是商王室向北扩张的据点，而盘龙城则是当时商王室向长江流域扩张的据点。这些商文化地方类型的早期考古学内涵，基本和伊洛地区中心商文化特征相同，实际上是典型商文化的外延和拓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和当地土著文化相互同化、融合，并同中心商文化拉开距离，慢慢形成了既具有商文化主体因素，又有自身特征的地方文化。
商王室在中原文化区周边地带设置的诸多方国，多位于交通要冲，战略重地，具有重要的军事进攻和防御功能。商王室向四方扩张时，它们是桥头堡；商王室衰落时，为抵御四方部族、方国的侵扰，它们又成了拱卫、防御王畿地区的屏障。一些学者认为，湖北盘龙城是商代南土雀国的遗存；商文化关中类型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崇国。山东益都苏埠屯墓主人为亚醜，大墓可能是商代东土诸侯溥姑的墓葬，山东平阴朱家桥遗址以及邹县、滕县商代遗存可能是商奄的遗存。山西灵石旌介是商代方国族的遗存。河南罗山县蟒张是商代方国息族的墓地。湖南宁乡可能是商代王族族的遗存。这些由商文化地方类型衍生出来的方国、诸侯，或是商代的王族、子族、多子族，或是与商王室有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重要贵族，它们都处在由商王室用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编织出的各级网络的交接点上，成为商王朝政治、军事统治的支柱。
商代甲骨文中屡次提到的四土，可能就是指上述方国诸侯所代表的东土、西土、南土、北土。这些地区也是商代农业经济的重要基地，卜辞常有祈求东土受年（合集9735）、西土受年（合集9742）、南土受年（合集9738）、北土受年（合集9745）的记载，四土方国为商王室提供了充裕的粮草和经济作物。
商文化亚区文化带处在商文化中心区与商文化周边地区青铜文化之间的中介地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不同地区青铜文化相互交流、传递、融合的枢纽和中间环节。商文化关中类型的确立，使高度发达的中原地区的商文化，迅速影响到先周文化、早期蜀文化以及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加快了这些地区青铜文明向纵深发展的步伐。盘龙城类型的确立，也对江南地区青铜文化，诸如吴城文化，荆南寺─—石门─—皂市青铜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阶段，中原地区商王室曾多次掀起扩张的浪潮。由商文化诸多地方类型形成的商文化亚区，是这种军事移民和政治扩张的直接产物，它们实质上是商王室直接统治权力的外延和拓展。与之相伴共生的是高度发展的商文化以极快的速度向四方传播和扩散。其在中国青铜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犹如巨石击水，掀起了巨大的波涛。中心地区商文化向四方的幅射和周边地区青铜文化向中原地区的回归、交融，明显加快了中国青铜文明的进程，也使得中国境内青铜文化的内涵显得更加宽广深邃，绚丽多姿。
三 商文化附庸区
商代社会政治疆域的第三个层次是由有相对独立性但又臣服于商王室的诸侯方国组成的。这些方国诸侯所代表的青铜文化类型都有自己族源和独特的发展体系。它们与商文化并不同源，但并行发展，且在相当长的阶段内归顺臣服于商。第三层次的文化带，或可称为商文化的附庸区。
商文化附庸区的范围极为广泛，向东可能已延伸到渤海和黄海区；向西，进入陇山东西；向北可达燕山南北；向南已深入长江以南的鄱阳湖、洞庭湖和太湖流域。
商文化附庸区的地方类型主要代表，西部有以关中平原西部和陇东高原为代表的先周文化，西南有以成都平原和汉中盆地为代表的蜀文化，和以川东到湖北宜昌以西长江峡区为代表的巴文化，长江流域有以鄱阳湖地区为代表的清江吴城文化和以洞庭湖、澧水流域、湖南长沙、宁乡等地为代表的石门─—皂市文化，以苏皖南部地区为代表的湖熟文化，东部有以山东、苏北地区为代表的岳石文化。
分布在中国境内的先周文化、巴蜀文化、吴城文化、荆南─—石门─—皂市类型、湖熟文化、岳石文化在各自独特的自然生态地理环境中孕育、形成，都有着自己根本不同于商文化的发展序列和考古学的文化特征，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和中心地区商文化密切相关，息息相联。
先周文化是指武王灭商以前，活动在较为广阔的地域内，以姬周部族为主体并融合其它民族和部族一起创造的，具有独自特点，并与已知的西周文化有着明显渊源承袭关系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迄今所知，属于殷墟阶段的先周文化遗存集中分布在渭水、泾水、泾水流域，东界在子午岭以西，西界在陇山以东，北界在六盘山以南，南界在秦岭北麓，东西长约200公里，南北宽约300公里，其中以关中平原西部、陇东高原地区先周遗址最为密集。较为典型的先周遗址和墓地有宝鸡斗鸡台，宝鸡市晁峪、石嘴头、金河，长安
西，岐山贺家、礼村，凤翔西村，扶风刘家、北吕，武功郑家坡、岸底、黄家河，长武下孟村、碾子坡，甘肃崇信县于家湾，甘肃平凉庙庄等。
已发掘的先周文化遗址和墓地，基本可以分作两种文化面貌各异但又密切相关的文化类型，以发掘地点和典型遗址命名，第一类遗存可称为姬家店·石嘴头·晁峪─—刘家─—斗鸡台类型；第二类遗存可称为郑家坡─—北吕类型。姬家店·石嘴头·晁峪─—刘家类型共有的器类是分裆扁袋足鬲，双耳圜底罐，腹耳圜底罐，单耳罐等。发展到斗鸡台类型，双耳和腹耳的圜底罐及单耳罐逐渐消失，分裆袋足鬲和折肩罐普遍发展，成为典型器组，并对西周文化的分裆鬲、折肩罐等器类具有重要的影响。
武功郑家坡遗址被分为连续发展的三期，各期的典型器类有各类联裆鬲、深腹盆、折肩罐等。郑家坡早期的年代不会超过殷文化武丁阶段，约在殷墟二期后段或二、三期之交。郑家坡中期的年代约相当于殷墟三期到四期前段，郑家坡晚期遗存约相当于殷墟四期到西周初年。西周文化的联裆鬲，深腹盆器类，显然系由郑家坡类型发展演化而来。
郑家坡早、中期遗存中发现有高领分裆袋足鬲，形态和刘家墓地陶鬲相似。刘家类型遗存的年代和郑家坡早、中期遗存相当，或略有先后。
姬家店·石嘴头·晁峪类型分布在
水以西，关中西部浅山丘陵地带，泾水中上游的长武碾子坡、甘肃平凉也有类似遗存。初步估计，姬家店·石嘴头·晁峪遗存的年代有可能早到殷墟一、二期阶段，这类遗存当是关中地区时代最早的先周文化遗存。根据标型学的研究，姬家店·石嘴头·晁峪类型的主要陶器群都和辛店文化的山家头类型和姬家川类型有若干相同之处。
很有可能，辛店文化山家头类型和姬家川类型是先周文化姬家店·石嘴头·晁峪─—刘家─—斗鸡台类型的源头，商代二里岗阶段到殷墟早期，活动在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山家头类型和姬家川类型的一些部族曾经大规模地向东游徙，穿透寺洼文化分布区进入关中西部。近年来，已经在泾、渭流域的天水、平凉、庄浪一带，发现有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交汇的迹象，一些典型的姬家川类型的遗物，在寺洼文化安国类型分布区内陆续出土，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辛店文化东移，与寺洼文化交汇并对先周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过程。
先周文化的两类遗存在陕西地区并不是交替出现的，相反，它们从始到终一直是共生、共存关系，相互之间不断融合、交汇，形成先周文化内涵中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典型的姬家店·石嘴头·晁峪类型遗存比较单纯，以高领扁袋足鬲为主，基本不见联裆鬲，但在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早期遗存中，则是高领袋足鬲和联裆鬲共存，仍可以袋足鬲系统作为主体遗存。郑家坡早、中期遗存都以联裆鬲为主，但遗址中仍出土一定数量的高领扁袋足鬲和高领圆袋足鬲。
殷墟文化二期以后，先周文化的两种遗存均已推进到关中平原西部、中部，两种类型文化遗存在关中地区共生、共存，而不是相互排斥。这时，类似于刘家墓地的遗存和类似于郑家坡早、中期遗存的聚落遗址交错分布在渭水、雍水、
水、漆水、畤沟河和美阳河两岸台地上。但就每一处遗址而言，各自又都相对独立地保持了自身主体的文化特征。
武王灭商前后，在关中地区，这两类文化遗存多共存于同一遗址、同一墓地，它们逐渐融合为一体。
在同一时空领域范围内，这样两种不同文化类型共生、共存的聚落布局，体现在政治方面，双方可能是一种高度发展的联盟关系，经济方面，可能是一种互补互益的协和关系，婚姻形态上则有可能是一种互为对象的联姻关系。这种状况已经暗示出先周文化的形成，绝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部族创造的，在先周文化的躯体内，起码应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胞体或大的部落联盟集团，共同谱出了先周文明的乐章。这两大集团可能就是古文献资料所载的姬周集团和姜炎集团。
先周文化研究的另一个基点，则是必须要注意商周时期活动在陕甘地区一些地方类型的考古文化。这些地方类型的考古文化各有源流，他们活动的地域和先周文化交错相接或相互重合。先周文化在陕甘地区孕育、形成、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都和这些地方类型的考古文化发生过极为密切的关系。
寺洼文化墓葬的陶器组合比较固定，以马鞍形双耳罐、单耳罐、高领小口罐、鬲、簋、豆为主，各墓数量多寡不一。这种程式化的组合很具特色，可以表明圭洼文化总体和先周文化是并行发展的两种文化。在陇东地区，即泾水及其支流流域，寺洼文化遗存则稍靠西北，与先周文化接壤。先周文化植根于这样的环境中，它的形成和发展势必与寺洼文化息息相关。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两者必然要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寺洼文化主要盛行土坑葬，葬式和葬俗与先周文化基本相似。寺洼文化流行瘪裆鬲和袋足鬲，以瘪裆鬲为主，这种陶鬲在形态、制法上和先周文化的瘪裆鬲有若干相似之处。
寺洼文化的遗存大多数分布在渭水、泾水、白龙江流域的山谷台地，比之关中平原，这里的自然地理条件并不优越。而在这样广阔的地域，错综变化的生态环境中长期生存的民族，应该是潜力很大，具有顽强活力的民族。寺洼文化遗存所代表的民族，可能就是史籍文献中记载的羌戎。他们之中的一些部族已经和周人融为一体。在与商人的长期斗争中，羌戎民族和周人结成了可靠的同盟，陕甘地区广阔的地域，成为周人稳固的后方基地。周人对商人斗争的胜利，实质上是姬姜部族和西土部族联盟的胜利。
先周文化的研究与陕西地区商文化紧密相关。西安老牛坡、铜川、耀县北村、华县南沙村、扶风白家窑、益家堡、岐山京当、王家嘴及其它地点商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这些资料使我们确知，商文化曾经长期居留在关中地区。一方面，商王朝向关中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扩张和殖民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阻碍和抑制了先周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商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影响较为后进的周文化，可以这样说，先周文明的产生及其外部动力是关中地区的商文化。
商文化在陕西地区的活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相当于二里岗下层、上层至殷墟一期遗存所代表的商文化。典型遗址有华县南沙村、耀县北村、西安老牛坡商代早期遗存，其文化内涵和偃师、郑州商城基本相同。这一时期，以豫西河洛地区为根据地，商文化急骤西进，迅速席卷关中地区。商人势力进入关中，从渭水为界，分南北两路并进。北路由铜川、耀县经淳化、礼泉至扶风、岐山。南路由华县至蓝田、西安、户县。根据扶风白家窑、岐山京当所发现的商代遗存，可知至迟在殷墟一期阶段，周原已被商势力覆盖。除宝鸡西部外，关中地区几乎全为商文化占据。第一阶段是商文化活动的全盛时期。目前，在水东岸至华县的广大地区，没有发现周人这一时期活动所留下的遗迹。
第二阶段，相当于殷墟二、三期遗存所代表的商文化。典型遗址有西安老牛坡商代晚期遗存、礼泉朱马嘴、扶风美阳、益家堡遗址。上述遗址的文化面貌已与安阳殷墟所代表的典型的晚商文化有较大的差异，表现出许多明显的地方特点。近年来，在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发现一些先周遗址和墓址，时代与第二阶段关中地区的商文化遗存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典型遗址有武功郑家坡、柴家嘴、南石灰店子先周早期遗存，以及扶风刘家先周墓地。这一时期，商周两种力量在岐山、扶风、武功一带已经开始接触，相互交错，互有消长。殷墟出土的武丁时期的卜辞，也记载了关中地区商周两种势力互相争斗、相互联合，周人对商人时叛时服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第三阶段，相当于殷墟四期遗存所代表的商文化。这类遗址在关中西部已基本不见。1978年，在距离老牛坡不远的袁家崖村发现一座商墓，铜器组合是一觚一爵，陶器有鬲、罐、簋、尊。袁家崖墓葬的器类和组合与丰镐地区先周墓葬有一定差异，同时也与典型的殷墓不同。这座墓葬的时代约在帝乙、帝辛之时。袁家崖墓葬区是老牛坡商代遗址的组成部分，老牛坡商代遗址的下限应该就是袁家崖商墓所代表的年代。这一时期，商文化势力锐减，已退缩至渭水南岸，西安以东至渭南较为狭窄地区。第三阶段是陕西地区商文化的衰败阶段。商文化退缩和衰败的直接原因同关中地区先周文化的迅速崛起和急骤发展相关。这时，关中平原的广大区域，沿渭水及其支流水、水、泾水、漆水、乃至沣水流域都发现先周文化的遗存。据史籍记载，周人势力此时已东出潼关，进入豫西地区，越黄河进入山西，陕、甘、晋、豫部分地区已为周人所据，周灭商态势已基本形成。
陕西地区的商文化对先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迄今所见先周墓葬和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礼器，从器类、形态、纹饰到冶铸工艺，都和商代铜器保持了较多的一致性，以致两者之间很难区界、划分。先周文化的陶器和兵器与典型的商文化有较大差别，但其中仍有相当数量的器类源于商器或受其影响而成。玉器的加工和制作也明显打上商文化的烙印。关中地区许多先周晚期和西周早期的墓葬都带有腰坑，这种葬俗也来源于商文化。认真研究陕西地区商文化和先周文化的内涵，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相似的文化特征，尤其在殷墟二、三期以后，关中地区的商文化和先周文化之间更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
历史上的陕甘地区一直是多民族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孕育、产生、发展起来的先周文化，其内容和表现形式必然是十分丰富和多姿多彩的。所以，认识和探索先周文化，也必须是多层次、多网络和富有立体感的。如果把先周文化理解为姬周部族的文化，仅仅只探索某种器类，例如一种陶鬲的演变轨迹，以此来勾画先周文化的面貌，可能会出现某种偏差。还有一种倾向，一些长期从事陕西地区考古工作的研究者，很希望能在关中地区找出自陕西龙山文化到先周文化，一脉相承，持续不断的考古文化发展序列，但在研究过程中，却忽略了某些重要的空缺环节，所以，在同一地区内，这种密闭的直线条的考古文化序列，就可能带有某种人为的构想，多少会偏离真正的、复杂而又深邃的历史进程。
公元前20世纪左右，活动在黄河流域的许多部族都经历着重大的变动。在这段时间内，进入关中平原定居的不会是一个民族或部族，而是有多个民族或部族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兴旺、衰亡、迁徙、流动、分裂、融合。先周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就是要在这种特定的时空领域中找出这些民族或部族生息繁衍、发展变化的轨迹，以及产生这种变化的内在力量的外部动力，并研究它们与先周文化形成的关系。
巴蜀文化汉中盆地和川西平原的蜀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由于盆地四周高山的环绕和阻隔，从史前时期开始，这里就形成了与中原地区有别的独立文化区。四川盆地又处于黄河和长江水系上游的交汇区，众多的川流谷道又使其和北面的青藏高原、陇东高原，东北部的关中平原和东南部的长江中下游平原有着某种时隐时现的文化联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四川地区盆地西部的史前文化诸类型就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甘青地区彩陶文化和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某种风格。川西地区的青铜文化类型以广汉三星堆、月亮湾、新繁水观音、彭县竹瓦街、成都十二桥、汉源背后山、忠县泔井沟为代表。早期蜀文化的源头是三星堆一期文化遗存。碳十四数据测定，其年代大约在距今4700-4500年左右，文化特征是以尖底罐、钵、小平底罐、长柄豆为代表的陶器群，部分器类明显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进入青铜文化时代，蜀文化有了较快的发展。
青铜文化时期蜀文化发展较快的地区，是与商文化关中类型交接的汉中盆地。汉中盆地北倚秦岭与尖中盆地相接，南靠巴山与四川盆地相连。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汉中地区成为巴蜀的门户，中原地区通往巴蜀地区的枢纽。汉中盆地的城固、洋县、汉中一带遗存有丰富的商周遗址。湑水河两岸的吕村、五郎、莲花、苏村一带已发现数十处较大的遗址，出土上千件青铜容器和兵器。根据现有资料分析，汉中盆地的商代遗存延续时间较长，从二里岗阶段一直延续到殷墟三、四期，其间大约有三百年左右。
汉中盆地城固地区商代铜器群大部分都是本地铸造的，青铜容器和青铜兵器占有较大的比重。青铜容器的器类和风格，浓郁地保存了商文化的特征，很明显，在其形成阶段，受到商文化关中类型的强烈影响，两者之间发生过密切的联系。城固铜器群兵器中以三角形援体为特征的戈、条戣，舌形刃的斧钺，类似镰形的兵器，又显示出其不同于中原商文化的独特风格。高度发展的商文化关中类型是蜀文化青铜文明形成的外动力，作为中介地区，汉中地区早期蜀文化的遗存，直接对四川盆地的蜀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广汉三星堆早期古城的发现，揭示出殷墟阶段蜀文化都城内涵。这座古城东西长1600-2100米，南北宽1400米，总面积2.6平方公里。在古城附近先后发现两个大型祭祀坑，出土金、铜、玉、石器物4000余件，其中有高达2.62米的青铜人像和五十余件巨型的青铜头像以及具有明显宗教意义的青铜树。新繁水观音、彭县竹瓦街、成都十二桥也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这些惊人的发现，充分显示出蜀文化已经达到很高的文明程度，国家已形成。
殷商甲骨卜辞中有商王室伐蜀、伐叟的记载，一些学者以为甲骨文中所指的蜀和叟，可能就是汉中地区和四川地区的蜀文化。
宝鸡
国墓地的发现表明，蜀文化的分支曾深入到关中西部渭水流域，并与周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周原出土的西周甲骨表明，蜀人也曾参与过周族对商王室的战争，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归顺臣服于周王室。
进入春秋战国阶段，蜀文化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分布的地域大大拓宽，成都青羊宫羊子山祭坛遗址、成都新都战国大墓、成都百花潭战国墓都是近年来战国蜀文化的重要发现。新都大墓在战国早期，是一座甲字型大墓，墓早年被盗，但器物坑保存尚好，出土大批珍贵器物，充分展示出战国早中期蜀国青铜文化的面貌。新都大墓青铜礼器的形制、纹饰、组合和楚器有若干相似之处，反映出楚蜀文化的交流。其中一组五件的列鼎，标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百花潭10号战国墓出土的鍪、釜、甑等炊器是典型的巴蜀器物，这些器物以后流传到关中地区的秦国，对秦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蜀地青铜容器从纹饰、组合形式都呈现出中原化和楚式化的倾向，但青铜兵器仍保留着自己的地方风格，柳叶形青铜短剑、三角援戈、舌形刃斧钺都是典型的器类。巴蜀文化的兵器，商周时曾波及到陇东高原、关中盆地和中原地区。进入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列国的兵器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异，柳叶形青铜短剑、三角援戈都已基本消亡，但在四川盆地，这些兵器却被顽固地保留下来并有所发展，成为区别于中原地区的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并对楚地、滇地的兵器有深刻影响。
巴文化的面貌和渊源，目前还不明晰。江汉平原的西部，从宜都、宜昌到三峡区秭归一带曾发现相当于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它们被称为红花套──毛家套类型。这类遗存的主要器类如尖底钵、罐，高柄豆，三足鬶和四川境内的巴蜀文化较为接近，是否有可能是巴蜀文化的一个源头，值得注意。宜都清江出土过相当二里岗阶段的铜罍，似可证明商代前期，巴族已和商文化有所接触。西周时期，巴和濮、楚、邓国曾被命为周王室南土方国，国君与周天子同姓。春秋到战国时期，巴族主要活动在川东地区，向北发展到汉水流域，向东越三峡进入江汉平原西部。巴蜀同处四川盆地，蜀国居川西，巴国居川东，两国世为仇雠，但文化面貌却保留了很多共同的特征，巴人和蜀人的文字、巴蜀兵器、以船棺葬和土坑葬为主的埋葬习俗，都保持了共同的特征，以至被统称为巴蜀文化。巴人和楚文化也有较多的联系，巴楚两地流行的乐器錞于，可被视为巴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
公元前316年，巴蜀相攻，皆告急于秦，秦惠文王后九年，秦灭巴、蜀，后改置蜀郡、巴郡。
吴城文化 是商代南方的一支重要的地方文化，以江西省清江吴城遗址命名。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鄱阳湖的赣江中下游地区，典型遗址有清江吴城，新干大洋州，九江神墩，万年肖家山和鹰潭角山等；根据出土器物分析，清江吴城，新干大洋州是吴城文化的中心地区。吴城文化被分作三期，早期始于二里岗上层文化，中期约在殷商文化阶段，晚期约相当于殷末周初。根据各地区遗存的内涵，又被区分为神墩类型、吴城类型和万年──角山类型。吴城文化的遗物明显分作两组，甲组器物以印纹陶、釉陶和原始瓷器以及青铜兵器、农具、工具为主，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乙组器物则具有中原商文化特点。吴城文化发展的趋势是由早而晚，由神墩类型经吴城类型向万年──角山类型发展。甲组器物文化因素逐步加强，乙组逐渐减弱。
1989年发现的新干大洋州大墓是吴城文化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大洋州大墓呈土墩形，这种墓葬形制与中原商文化迥异。墓中出土的青铜容器、玉器和中原地区商文化保持了较多的共同性，但青铜兵器、农具和硬纹陶器表现出很多地方特点，青铜器的铸造以石范为主，陶范为辅，也表现出独特的地方风格。新干大墓相当于吴城文化二期，约在殷墟二期前后。
吴城文化晚于商文化盘龙城类型，并且明显受到盘龙城类型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吴城文化中广泛出现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也对中原地区产生过重要影响。
新干大墓的部分青铜容器也和汉中盆地、四川盆地早期巴蜀文化的器物相似，汉水可能是两种文化沟通的谷道。新干大墓的一些兵器又呈现北方草原的风格。这一切可以说明，当时中国境内的诸多青铜文化的传播渠道是多源交错，相互畅通的。
新干大墓出土的三件一组的编铙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五件一组的编铙，都是中国境内较早的青铜乐器。其对商代晚期铙、镈在两湖、江淮地区的传播是有重要影响的。
吴城文化区范围内的瑞昌铜岭是商周时期著名的铜矿。商周王室对南土的经略，其中重要的一个目的，在于对铜矿的掠夺。对铜矿资源的争夺和分配，恰恰也成为黄河流域商周青铜文化和长江流域南方青铜文化相互沟通的一种有效手段。
地处鄱阳湖──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土著的地方特色要比洞庭湖──湘江流域更为深厚一些，这恰恰说明，湖南境内的主要的商代晚期遗址是商王室及其贵族在继盘龙城类型之后，对南方地区纵深扩张和发展的结果。吴城文化的主流则显示出有别于中原商文化的土著特色，中原地区商文化对吴城文化的影响和渗透，相对要薄弱一些。吴城文化的族属有可能是古代的扬越。
两湖文化主要是指长江南岸的湖北、湖南境内青铜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大多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绵延连续到商周时期。根据分布地域和文化面貌不同，又可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
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荆南寺类型是在继湖北龙山文化之后较早的青铜文化遗存。荆南寺早期遗存相当二里头文化阶段。在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阶段，当地的土著文化明显归服于盘龙城类型，并深刻打上中原商文化的烙印，但从器物群体上仍然保留着土著文化的重要特征。
洞庭湖澧水流域的石门──皂市─一班竹类型，在二里岗到殷墟阶段，也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青铜文明的发展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湖南宁乡、安化、桃源、石门、醴陵、常宁、湘潭、长沙等地多次出土殷商阶段的青铜礼器，数量之多，制作之精，在江南地区都是罕见的。这些礼器以各种动物造型的铜尊为主，有象尊、豕尊、羊尊、牛尊等，充分体现出湖南地区商代青铜文明的高度发展。宁乡出土的两件虎食人卣，一件在法国色努施奇博物馆，一件在日本泉屋博物馆，都是极为罕见的珍品。两湖地区出土的大型乐器铙、钲、铜鼓，对以后商代晚期与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礼乐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两湖地区是商代南土疆域，可以确知，在二里岗到殷墟阶段，商人势力曾多次直接嵌入这一地区。盘龙城类型和湖南宁乡、长沙等地商文化类型，是这种扩张的直接产物。商文化的侵入，和两湖地区长期存在的土著文化势必长期斗争，相互影响，逐渐融合，这种矛盾对立和胶着的局面，也必然造成两湖地区青铜文化纷繁多样，绚丽斑斓的面貌。
两湖地区青铜文化遗存或可称为夏商之际的苗蛮遗存。
江淮文化处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江淮文化区是中国境内青铜文化的南北分界线，也是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和南方地区青铜文化相互联系的中介文化带，具在重要的链条作用。
在安徽和江苏北部，已发现上百处商代遗址，另外，在嘉山、阜南、肥西、肥东、颖上、潜山、六安、庐江、舒城、寿县等地也多次出土商代墓葬和窖藏青铜器。
淮河以北的皖北大平原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商代，这里已成为中原文化区的一部分。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皖西、皖南和皖中地区，浅山密布，丘陵连绵，河道交错，间有盆地，这种复杂的地理地貌，又为商周时期众多的、林立的小国，提供了理想的地理生态环境。
江淮文化区的考古文化面貌主要包含四类文化因素：①中原地区商文化因素；②本地区的土著文化因素；③长江以南吴城文化与湖熟文化因素；④环渤海地区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因素，但主流仍是本地区的土著文化因素。江淮文化区考古文化的多源因素，正是由于所处南北文化交接地带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这些文化因素所代表的政治势力互有消长，也构成了这一地区考古文化的复杂多样性。
一些学者推测，江淮文化区可能是商代人（夷）方分布区。商代甲骨、金文中多有记载征人（夷）方的资料。西周、春秋时期，安徽境内有徐夷、淮夷、吴、越、六、英、群舒、巢、桐、钟离、萧、许、抇、蔡等国，它们都与周王室发生过十分密切的联系。
湖熟文化区太湖马桥文化湖熟文化分布在长江下游两岸的丘陵地带，北抵江淮，南达太湖流域，以江苏省江宁县湖熟镇命名。已发现的遗址多在河流、湖泊沿岸的土墩和岗地上，又被称为“台形遗址”。比较而言，湖熟文化的土著特征比吴城文化和江淮文化区更为明显。湖熟文化同样也受到商文化的影响，并同江淮文化和吴城文化以及东南的太湖地区马桥文化发出过密切的联系。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可能是由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发展而来，但又受到吴城文化和湖熟文化的强烈影响。由江淮文化区、湖熟文化区和太湖马桥类型的文化内涵可以看出，商文化的影响，由北向南，在逐渐减弱，而各个地区土著文化特征，由北而南，逐渐得到加强。
岳石文化在中国文明进程中，山东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区，自大汶口文化到山东龙山文化，它们都对中原地区文明孕育和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岳石文化是继山东龙山文化之后，在海岱地区出现的一种地方类型青铜文化，其晚于山东龙山文化，早于二里岗上层文化，延续时间大约从公元前20世纪──公元前15世纪。已知的岳石文化分布范围以山东半岛为中心，向南波及淮河地区，向北延及辽东半岛，向西影响到豫东地区。岳石文化被区分为三类型：半岛区域的照格庄类型，鲁北地东的郝家庄类型，鲁中南地区的尹家城类型。岳石文化普遍被认为是海岱地区的东夷文化，其鼎盛阶段大约在夏代后期。以岳石文化为代表的东夷诸族，对夏王朝的由盛转衰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夏代衰亡，商代初期，商人势力迅速崛起并向东扩张，这种扩张浪潮迫使岳石文化不断向东退却，并逐渐和商文化趋于融合。岳石文化虽然在削弱，但在商代晚期，仍对山东地区青铜文化具有重要影响。
二里岗文化到晚商阶段，海岱地区青铜文化遗存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类是由中原地区商王族东进形成的遗存，其文化内涵和豫东、鲁西典型商代遗址内涵基本一致，是商王朝向东方扩张的直接产物。山东益都苏埠屯两座中字型大墓，可能是商代东土方国蒲姑国君的墓葬，从族徽铭记知道，亚醜系商代王族的一支。以山东平阴朱家桥和邹县、滕县一带为代表的商代遗存，可能是商代东土另外一个重要方国商奄的遗存。蒲姑和商奄都应纳入商文化亚区，是商王室向东扩张的重要据点。
第二种类型是东夷土著臣服于商，成为商的附庸，这类遗存主要分布在鲁中南和鲁北地区。山东滕县前掌大遗址是一处包含龙山──岳石──早商──晚商各时期的大型遗存，已发现带墓道大墓五座，墓主应是商王朝东土方国诸侯，墓地所代表的文化实体有双重来源，既接受商文化的巨大影响，又保留了东夷土著的传统。山东寿光的商代墓葬出土有“己”的族徽，被推定为纪国遗存。纪国墓地陶器群存在着浓厚的地域性色彩，反映了纪国原本可能为东夷土著，以后归顺、臣服于商，成为商王朝在东土的方国。江苏铜山丘湾社祀遗址和徐州高皇庙遗址所代表的方国，前掌大墓地所代表的方国和滕县杞国，似可作为商文化在东方的附庸国。
第三种类型是以东夷土著文化传统为主，商文化影响较少，这类遗址主要分布在胶东半岛及附近地区，长岛县珍珠门遗址是其代表。珍珠门遗存与岳石文化有继承关系，文化内涵保留有较多的地方文化传统。海岱地区从史前时期就同中原文化圈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是商文化向东方拓展的重要地区，因此，以岳石文化为代表的东夷土著文化和中原商文化同化、融合的步伐明显快于其它文化。殷商阶段，东夷文化诸族成为商王室的重要方国，在商王朝向四方的扩张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商代晚期，商与东夷的矛盾激化，东夷屡叛，《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吕氏春秋·古乐》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东夷叛乱，这是导致商王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左传·昭公十一年》在记述这件事时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商文化附庸区的诸多青铜文化的分布地域，都处在相对独立的地理、生态环境之中，周围由高山丘陵或河流、湖泊同其它青铜文化类型作自然区划。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每一青铜文化类型都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这些青铜文化类型大多是由本地区或邻近地区龙山文化嬗变、衍化而来，它们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谱系和族源。
每一青铜文化类型都有自己的中心文化区，中心区域或有城墙环绕，或由山川作障。中心区域多设有象征着权力和等级的宫室、祭台、大型墓地和用于宗教祭祀礼仪的青铜礼乐器，它们的青铜文明都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夏商阶段，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向四方幅射，加速了周边地区青铜文明发展的进程和与中原地区同化、融合的步伐。各青铜文化类型中，青铜礼乐制度向中原青铜文化的趋同，是这种文化之间相互浸融的重要标志。印纹硬陶、原始瓷器和青铜乐器的北传，为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增添了多姿的光彩，更加丰富了中国境内青铜文化的内涵。
殷代甲骨卜辞中有关四方和多方的记载，就是指分布在中原地区商文化周边的青铜文化遗存，它们与被称为四土的商文化亚区的青铜文化类型的含义有所不同。甲骨文中出现的周方、人方（夷方）、虎方、犬方、
方等即是诸种青铜文化类型的具体称谓，当时的商代四方，确实是方国林立的局面。这些方国，大多是作为商王室的友邦、附庸存在的。随着商王室的势力消长，它们叛服无常，成为商王朝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也为西周王朝的构筑，奠定了新的基础。
四 商文化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
商代社会政治疆域的第四个层次是由商文化附庸区之外的周边地区青铜文化诸类型构成的，按地域，可划分为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和甘青地区青铜文化。
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是指在相当于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分布在西起鄂尔多斯草原，东到鸭绿江畔，活动在阴山、燕山南北，长城内外广大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这些青铜文化遗存内涵丰富，特征鲜明，延续时间较长，分布地域广泛，迁徙、流动频繁，其发生和发展，都同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诸文化和商周青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目前，中国境内已发现的考古资料，大体可以勾勒出北方地区青铜文化的面貌，在辽阔的蒙古草原和燕山南北的丘陵台地上，可能分布着几种不同类型的青铜文化遗存，它们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谱系和发展序列，相互之间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①朱开沟·石楼·绥德青铜文化内蒙古中南部和晋、陕北部黄河两岸黄土高原区是著名的鄂尔多斯草原青铜器的主要分布区域。朱开沟遗址位于鄂尔多斯草原的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石楼位于晋西北高原，绥德位于陕北高原。这三处的考古发现，基本可以概括鄂尔多斯草原、晋西北高原和陕北高原青铜文化的面貌，以考古发掘的地点命名，可以称作朱开沟·石楼·绥德青铜文化，用以确指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考古学内涵。
朱开沟遗址的发掘，基本确立了以鄂尔多斯为中心的内蒙古中南部及邻近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朱开沟遗址划分为四区五段，年代始于龙山文化晚期，下限约在殷墟文化的第一期，最晚的墓葬有可能到殷墟文化二期。在遗址的第三阶段，开始出现小件青铜器铜锥、臂钏、耳环等，第五段开始出现青铜容器、兵器和工具。这些器类和器形的特征表明，朱开沟文化在形成阶段就受到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强烈影响。
鄂尔多斯草原是朱开沟·石楼·绥德青铜文化的育成地区之一，但这一地区并没有能成为商代前期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繁盛阶段。殷商阶段，这一文化的发展趋势明显南移，晋陕黄土高原成为朱开沟·石楼·绥德青铜文化的中心地区。
黄河两岸的晋西北高原和陕北高原孕育和形成了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繁盛阶段。在陕北高原的绥德、吴堡、清涧、子长、延川、淳化等县和晋西北高原的石楼、保德、忻县、左玉、柳林、吉县等地先后发现了四十多处商代晚期青铜墓葬。陕北清涧县李家崖、绥德薛家渠等地还发现多处同时期的古城和其它居住遗址。
石楼·绥德类型青铜器群大体分作四期，各期年代与殷墟文化四期互相照应。在青铜器中，青铜容器数量较多，主要器类有鼎、甗、簋、壶、瓿、尊、卣、爵、觚，青铜兵器也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些青铜容器无论就器类、器形、纹饰风格以及各墓葬的组合形式都与中原地区商文化保持了较多的共同性。有个别青铜容器的形体和纹饰呈现出变异，但从大的形态特征上仍可以看出，这些器类是从商代殷墟铜器中脱胎而来。石楼·绥德类型和殷商文化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高度发达的殷商文化的直接影响下，殷墟阶段，北方地区朱开沟·石楼·绥德青铜文化类型迅速发展到自己的鼎盛阶段。
中原地区商文化在二里岗阶段是一个极度扩张和向四方殖民的阶段，这时，商人的势力曾沿黄河、渭河西渐，迅速控制了关中平原、汾河平原，并沿汾河谷道北上，控制了晋东南和晋中的大部分地区，对晋西北和陕北黄土高原形成钳形包围的态势，但由于黄河、吕梁山、芦芽山的阻隔，商人的势力滞留在吕梁山东麓，基本上没有进入黄河两岸的黄土高原区，鄂尔多斯高原则更是商王室鞭长莫及的地区。二里头到二里岗阶段，黄河两岸的黄土高原区和河套地区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文化圈。
进入殷墟阶段以后，商文化向西北扩张的势力锐减，而此时，活动在河套地区、鄂尔多斯草原、陕北高原和晋西北高原众多的部族则开始大规模地向南、向东南移动。通过黄河谷道、洛水谷道，朱开沟·石楼·绥德青铜文化所代表的众多部族与方国同关中地区商文化和先周文化有了频繁的接触，交接线在关中平原的北部铜川、耀县、淳化一带。通过汾河谷道，向东南，这些部族与方国又在晋南和晋东南地区同商文化频繁接触；通过漳河和沁水谷道，这些部族、方国可能还威胁过豫北地区商文化的中心势力。
殷墟二、三期阶段，是北方地区朱开沟·石楼·绥德青铜文化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铜器的遗存地点相当密集，东西和南北横跨的地域也相当辽阔。考古调查表明，在黄河和无定河两岸，还发现了多处属于这一时期的古代城址。这种遗存的态势基本可以表明，在殷墟阶段，朱开沟·石楼·绥德青铜文化的中心区域已经由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草原，向南移到了黄河两岸的黄土高原区，形成了一种由北向南、向东南扩张发展的局面。
北京平谷刘家河，河北卢龙县闬各庄、青龙抄道沟、张家口、北京地区也多次出土鄂尔多斯青铜兵器和蛇纹陶鬲，表明这种文化已越过燕山进入京津唐地区，这里是夏家店下层和上层文化圈。殷代武丁到文丁时期的王室甲骨卜辞中以较多篇幅记载了活动在殷人西北方、北方的诸方国如方、土方、鬼方等与商王室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主要是战争、征伐。朱开沟·石楼·绥德青铜文化遗存和上述诸方国在地域分布范围上重合，它们之间或许有着密切的关系。《易·既济》记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未济》记载：“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这些文献资料似可表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遗存，曾长期作为商王室西北界的敌对集团存在，对商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先周阶段，分布在晋陕黄土高原的方国、部族已经同周族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古本竹书记年》记载，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丁山先生指出，鬼戎当即鬼方的别名。西周时期，周王室同西北地区的方国、部族一直处于紧张对抗的状态。《小盂鼎》铭文记载，周康王命令贵族盂征伐鬼方，其中一次就斩首4812人，俘虏13081人，并俘获战车百余乘。兼有大量牛、马、财物。西周晚期，鬼方、
狁势力大盛。《多友鼎》铭文说：“
允方兴，广伐京师”，《诗·小雅·六月》也说狁“既整其众，处于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虢季子白盘》、《兮田盘》、《丕
殷》铭文和《诗·小雅·六月》、《诗·小雅·出车》等篇都记载周人在洛水之阳、大原、朔方等地博击竦那榭觥睿愧蒯衤怕沤钢人，沿洛水、泾水南下，其势已直逼京师丰、镐。从《小盂鼎》和《多友鼎》铭文可以看出，鬼方和狁同西周王朝的战争，车骑占有较大的比重。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廓常处耕田之业。”《汉书·匈奴传》记载略同。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鬼方·昆夷·狁考》说：“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相互勘照可以知道，在大青山、阴山、燕山南北广袤的草原和山地，确曾存在历史传统悠久，文化特征鲜明的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它们和中原地区商、周、秦汉文化交相辉映，为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增添异彩。朱开沟·石楼·绥德类型青铜文化是北方青铜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朱开沟·石楼·绥德青铜文化的孕育和形成，是同中原地区史前文化和夏、商文化息息相关的。全新世大暖期各阶段气侯和环境的变化，为草原青铜文化的形成准备了充足的外部条件。根据古土壤和其它资料推定，鄂尔多斯地区全新世大暖期最湿润阶段在距今6000年左右，当时，这一地区的温度和降水量都比现在要高。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内蒙古中南部成为原始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大约在距今7000-5000年，晋南、冀北、关中地区仰韶文化不止一次地沿黄河谷道向鄂尔多斯草原和河套地区发展。这种由南而北向鄂尔多斯草原和河套地区移民和迁徙的浪潮可能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阶段。朱开沟文化的早段仍然可以看出其与关中、豫西、晋南、甘肃陇东和河北地区龙山文化保持了较多的一致性。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阶段，内蒙古中南部和晋陕地区的史前文化是以原始农业为主的文化，就整体的文化特征观察，可以把它们划归到史前时期的中原文化区范畴以内。
大约到朱开沟文化的第三阶段，这种情况起了变化，鄂尔多斯地区气侯逐渐转向干冷，农业经济的生态条件逐渐失去，畜牧业经济有所发展。在朱开沟文化第五期，进入殷墟阶段以后，鄂尔多斯地区和晋陕黄土高原区的文化遗存可能已由农业经济转向半游牧经济。草原生态环境的变化，即由仰韶阶段的暖湿性的物侯环境经龙山文化阶段逐渐向干冷性的物侯环境变化，促成了内蒙古草原由原始农业向畜牧业文化和农牧交错文化的发展过渡，也直接促进了活动在草原地带诸部族大规模的迁徙、移动。这种部族间的迁徙和移动，为黄河流域和北方草原地带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②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极富特点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本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考察发掘内蒙赤峰红山后地区，提出“赤峰第二期文化”，并断定其时代在战国时期。1960年，中国科学院对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进行试掘，明确指出，“赤峰第二期文化”实质上包含着两种不同性质、不同年代的青铜文化，并正式分别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此后，通过在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广大区域进行的大量田野考古工作，有关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内涵、面貌日渐清晰。
根据各地区相异的文化面貌和内涵，夏家店下层文化曾被区分为燕北类型、燕南类型。一些学者又根据地域、水系，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区分为三个类型，一药王庙类型，代表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类型；二、大沱头类型，代表海河北系夏家店文化类型；三、壶流河类型，代表壶流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类型。新的意见以为，由于燕山南北广大区域内诸文化主体因素，渊流和族属的差异，已经不能简单用夏家店下层文化来概括诸多文化类型的总体特征，因此应该分别命名并重新圈定“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范围。内蒙古东部草原和辽西山前台地，即西辽河水系流域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要区域，主要遗址包括蒙古赤峰、宁城、敖汉旗、库伦旗、奈曼旗和辽宁西部朝阳、建平、北票、凌源、阜新地区。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代表陶器类有尊形鬲、壶形鬲、罐形鼎、无腰隔yǎn、鼓腹盆、浅盘豆。陶质以夹砂灰陶、夹砂褐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素面、磨光陶器也有相当比例，篮纹、方格纹较少。部分墓葬出土的陶器有用红、白、黄色绘制的“云纹”或“动物面目纹”图案。陶器以泥条盘筑和套接法为主，鬲身多模制，耳、足等部位用榫铆法结合，部分器物有轮修痕。已发现的金属制品多是小件器物，如青铜刀、耳环、杖首及黄金耳环。尚未发现大件青铜器。石器和骨器在遗址中大量存在。
根据遗址存在的叠压和打破关系，夏家店下层文化可分为连续发展的四期，碳十四测定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左右。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较为密集地分布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英金河、阴河流域的两岸台地上，这些河流均属西辽河水系区。在英金河和阴河流域，发现了四十多座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遗址，这些石城背临山岗，面对河流，往往是成群、成组分布。一般石城的面积为1-2万平方米，城内保存建筑基址40-100多座。每座石城当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单位──氏族或部落。一组石城群则可能是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阴河流域的迟家营子石城面积约10万平方米，尚存石砌建筑216座，估计城内建筑基址总数达600座以上，这座规模—、宏大的石城可能是这一组石城群的中心。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地多分布在城址或聚落的周围。敖汉旗大甸子墓地已发掘千余座墓葬，大多数成人墓葬陪葬一鬲、一罐或一盆，墓葬填土中埋有用于祭祀的整猪，只有20余座墓葬在墓葬形制，随葬器物方面较为优厚，说明当时已存在着贫富等级差异，但这并没有动摇氏族社会的公正传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族葬墓地和聚族而居的聚落遗址形态，正反映出夏家店下层文化虽已跨入文明的门槛，但并未形成统一国家的组织。西辽河水系地处北纬41°-43°，恰好是北方寒带草原和燕山以南暖湿带两大生态系统的交界带，它的西北是荒漠平原，南有燕山，东临医巫闾山，独特的自然条件，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史前时期的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文化都在这里孕育形成。全新世冰川期以后的暖湿气候，为这一地区的原始农业提供了良好的生态条件。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经济仍然是以种植粟类谷物为主的农业经济。本地区的森林草原地带，气候相对寒冷，也为狩猎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夏家店下层文化普遍流行占卜的习俗，占卜多用动物的肩胛骨和肢骨稍加修整而成，在卜骨上发现有圆钻和灼烧的痕迹。
过去，一直以为海河北系的大沱头文化类型和壶流河文化类型是从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两种类型，并且以为大沱头、壶流河类型晚于药王庙类型，因而得出夏家店文化渐南渐晚的发展趋势。现在看来，后两种文化类型的内涵更为接近先商时期的漳河──辉卫类型。这两种类型文化遗存介于先商文化漳河──辉卫型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成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先商文化进行交流的缓冲地带。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壶流河类型、大沱头类型、先商文化漳河──辉卫型共有的一些文化特征，表现出多种文化在燕山南北相互渗透、传播、交流和重叠胶着的状态。
夏家店下层文化可能是在红山──小河沿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二者之间还存在有文化上的缺环，需要填补。夏家店下层文化孕育期间，同时也受到河北龙山文化和内蒙古西部老虎山文化和山东龙山──岳石文化的强烈影响。
夏家店下层文化衰落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生态条件的变化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全新世暖湿气候在距今5000年左右开始转变。气温降低，雨量减少，生态环境骤然恶化。据竺可桢研究，全新世最低温度期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恶劣的生态环境，使原始的农业经济逐渐萎缩，而草原畜牧经济在逐渐的形成，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可能会受到较大的冲击。二里岗阶段，商人势力急骤扩大，并沿燕山一带向北拓展，这种社会和部族的矛盾、冲突，可能也是造成夏家店下层文化衰落的社会原因。另外，内蒙中西部半游牧部族的冲击，也对辽西地区文明给于较大的威胁。
有关夏家店文化族属的推测有几种论说：东夷族，肃慎，燕亳，伯夷、叔齐孤竹国，先燕，荤粥，东胡，山戎等。以上诸说并没有定论，这仍是一个值得注意和探讨的问题。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地域除覆盖夏家店下层文化区域外，并有拓展，北界已越过西拉木伦河，东界在努鲁儿虎山东麓，包括辽西建平大凌河上游一线，南界也越过燕山至冀北滦河上游流域承德一带，西界尚不清楚。典型遗址和墓葬有夏家店、蜘蛛山、宁城南山根、林西大井铜矿、赤峰红山后、龙头山、敖汉旗周家地、翁牛特旗大泡子等。文化区主要分布在热河山地一带。
根据目前资料，赤峰布克腾旗龙头山遗址可以视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北部类型，也是年代较早的类型。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曾经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中心地区，并由北向南发展。凌河类型位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区的南部，可视为南部类型。南山根类型分布在夏家店上层文化区的中部偏西南地区，可视为中部类型。
过去，一般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上限可以早到西周早中期，下限可能晚到战国，现在根据龙头山遗址的发掘和类型的确立，可以把这类遗存的上限推到晚商的纪年。
夏家店上层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就陶器特征观察，基本属于红褐陶系统，陶色不均，陶质粗糙，火候较低，皆为手制，多素面磨光，以鬲、鼎、罐、瓿、豆、盆为主，炊器多有
式双环耳，其中筒状鬲和鼓腹鬲、锥足鼎最富特点。
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使用已十分普遍，多系兵器和马具，以銎柄式直刃和曲刃青铜短剑、肩形铜斧、动物铜牌、头盔、各式马具见长，这些器物极具草原游牧文化特色。
夏家店上层文化已发掘百余座墓葬，墓葬多在遗址附近，长方形竖穴，多东西向，以石板或石块垒砌最有特点。墓葬已明显有贫富、等级差异。南山根M101和M102石椁墓是夏家店上层文化最重要的两座墓葬。M101是一座典型的石椁墓，时代约在西周晚期或春秋初期。墓中出土青铜器达500余件，其中青铜容器有鼎、簋、簠、鬲、瓿、杯、豆形器及双联罐，兵器和用具有剑、戈、矛、刀、盾、盔、镜等，车马器数量较多。这座墓葬的主人地位较高。墓中随葬器物基本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具有本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特征的器群。第二组是具有中原周文化特征的铜器，以青铜礼器鼎、簋、簠和青铜兵器长胡直内戈及矛为代表，第三组是具有邻近地区如辽西魏营子类型的青铜器物。这种情况表现夏家店上层文化，既同中原地区的西周文化又同邻近地区其它族属的青铜文化都发生着密切的联系。M102的年代和M101相近，墓中出土刻纹骨板，是一件罕见的文物。骨板刻纹内容是以两驾马车、射手、狗和鹿组成的画面，刻划风格颇类蒙古高原地区同类岩画的图像。这块骨板进一步确认夏家店上层文化属于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系统。当时，在北方草原地区，可能已普遍使用马车，不仅用于狩猎，而且还用于战争。
进入西周纪年以后，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的生态环境逐渐干寒，气候的变化，引起农业经济的萎缩，草原游牧经济在这里逐渐形成。商末周初，中原地区经历了王朝更迭的政治动乱，相对而言，商末在北方的势力逐渐退缩。与此同时，以从事畜牧业为主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日益强大。为满足游牧经济对牧场的需求，对农业资源的掠夺，夏家店上层文化逐渐向南扩张，并和内蒙古西部和内蒙古东部其它从事畜牧经济的部族相互融合，在燕山以北，形成了一条绵延千里的文化带，同燕山以南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原青铜文化集团对峙、抗衡。战国以来修茸的长城，成为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农业文化人为的分隔线。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源头并不清楚。一些学者以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由夏家店下层文化经龙头山类型发展起来的。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商代晚期分别被魏营子类型和围坊三期文化代替。魏营子类型主要分布于原药王庙类型范围，围坊三期文化主要分布在原大沱头类型和壶流河类型范围。魏营子类型和围坊三期文化虽然都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有某些继承关系，但整个面貌又有明显不同。魏营子类型在西周中期以后逐渐演变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在西周逐步与周文化融合而成早期燕文化。
从分布地域和延续年代上分析，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可能与《史记》中记载的山戎有关。
西北地区青铜文化主要是指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青铜文化。这里，地处中国境内黄土高原的西缘，西南连接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北面有腾格里沙漠，东面，高峻险阻的六盘山、秦岭使其和中原地区阻隔，形成了和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冰川期后的暧湿环境，使甘青地区的高原和谷地孕育了极为发达的彩陶文化，夏商时期，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相继发展衍变成甘青地区丰富多彩的青铜文化。火烧沟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是中国西北地区最重要的青铜文化类型，它们都对中原地区商、周王朝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①火烧沟文化又称四坝文化，最初发现于山丹县四坝滩，是西北地区时代较早、极富特征的一种青铜文化。1976年，在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发掘墓葬312座，随后又在酒泉县干骨崖、民乐县东灰山等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火烧沟文化内涵基本被揭示。
火烧沟文化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地区，东界可到山丹、武威，西界延伸到安西的疏勒河南岸，南抵祁连山北麓，北至巴丹吉林沙漠的西南缘。已发掘这一时期的墓葬达600余座。墓葬形制大部分为偏洞式墓，墓东西向，以仰身直肢葬为主，青铜器在火烧沟文化墓葬中普遍发现，铜器以模铸为主，青铜、红铜均有。器类以小型用具、工具和兵器居多，有斧、镢、镰、凿、刀、匕首、矛、镞、锥、针、泡、钏、管、锤、镜形物等，这是甘肃境内发现早期铜器最多的一种遗存。个别墓葬中还出土有金银装饰品。火烧沟墓葬中普遍殉牲，发现有狗、猪、牛、马、羊的骨骼，部分墓还发现殉人和以人作祭牲的现象。火烧沟文化的墓葬已经出现明显的贫富、等级差异，其中一件多范合铸的权标头，体现出部落首长的高贵身份和权威。
火烧沟文化被划分为五期，以火烧沟墓地为代表，是火烧文化上行发展的阶段，以干骨崖墓地为代表，是火烧沟文化下行衰落的阶段，根据碳十四的数据，火烧沟文化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形成，约在公元前1600年逐渐衰落下去。
火烧沟遗址发现有石锄和石磨盘及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同时发现炭化的麦粒和大量的栗粒，这表明火烧沟文化是以定居农业为主，并兼营畜牧业的多种经济。墓葬中普遍发现的海贝、松绿石、玛瑙珠，表明当时已有广泛的交换。
火烧沟文化的墓葬形制大部分为偏洞式墓葬，这种特殊的墓葬形制是由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发展而来。火烧沟文化的陶器以彩陶为主，陶器纹饰风格明显承袭马厂类型，有不少器类则接近齐家文化皇娘娘台类型。这些迹像表明，火烧沟文化可能来源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又明显受到齐家文化晚期遗存和来自西部中亚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
火烧沟文化的年代大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早商，从分布地域和埋葬习俗考察，可能是古代羌人文化的遗存。在中国境内早期青铜文化遗存中，火烧沟文化发现铜器最多，冶铸青铜的技术较高，引人注目。
②寺洼文化寺洼文化遗物于本世纪二十年代首先被瑞典学者安特生在甘肃临洮寺洼山发现。随后，中国学者夏鼐、斐文中也在寺洼山进行过科学发掘，并正式确立寺洼文化。最近半个世纪，在甘肃、陕西等地已发现近百处寺洼文化遗址和墓地。根据目前资料，寺洼文化可区分为两个类型，即寺洼山类型和安国类型。
寺洼山类型和安国类型共有的典型器类为马鞍形双耳罐，陶质粗糙，均手制，陶土有大量掺合料。寺洼山类型墓葬出现火葬，安国类型均系土坑竖穴墓。种种迹象表明安国类型文化遗存的上限可以早到殷墟早期阶段，主要流行在西周晚期。寺洼山类型有可能早到商文化的二里岗期。
寺洼山类型分布在洮河流域，是寺洼文化分布地域偏西、时代较早的一种遗存。
安国类型分布地域偏东，时代略晚，就墓葬材料观察，安国类型可能是由寺洼山类型发展而来，一些学者又将安国类型文化划定为栏桥──徐家碾类型和九站类型。
目前，一般所指的寺洼文化安国类型，典型遗址有平凉安国镇、庄浪徐家碾、庆阳合水九站、西和县栏桥等地的考古遗存。安国类型遗存分布较为广泛，西起子午岭，越六盘山经陇山西侧深入到洮河流域，向南延伸到岷山北麓、白龙江流域，其分布地域大约包括今甘肃庆阳、平凉、天水、武都地区。从陇东高原到甘南谷地，绵延近千里，呈扇面分布在陕甘交界处。安国类型遗存，东北界和北界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朱开沟·石楼·绥德文化在子午岭一带接壤，东南界和先周文化、西周文化在陇东高原山地交错相连，西部伸至洮河流域和辛店文化相合，南界可能还和早期蜀文化接壤。
商周时期，寺洼文化安国型曾进入陕西关中地区，凤县龙口、宝鸡竹园沟、濛峪沟、扶风周原境内都曾发现寺洼文化遗物。安国类型有墓葬习俗、随葬器物方面和先周、西周文化有若干相似之处，两者共有的典型器类是联裆陶鬲和三角形戣式青铜戈。寺洼文化在泾水上游陇东高原和先周文化区相互交结、重合，两者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互相渗透、相互融合。
③辛店文化1924年被瑞典学者安特生在甘肃临洮辛店村发现，半个世纪的考古资料表明，辛店文化是甘青地区内涵丰富，分布广泛，延续时间较长的一种青铜文化类型。
辛店文化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泾水、大夏河、洮河流域一带。在陇山以西，辛店文化遗址和寺洼文化遗址交错重合，在湟水流域，辛店文化遗址和卡约文化遗址交错重合。辛店文化可被区分为三个类型，它们是山家头类型、姬家川类型、张家嘴类型。山家头类型分布在河湟地区，文化面貌和齐家文化的西部类型有很多相似之处，有可能系由齐家文化发展而来，但山家头类型诸多的彩陶因素和偏洞式墓葬形制，又表明和马家窑文化的半山、马厂期以及火烧沟类型文化有某种渊源关系。姬家川类型明显是由山家头类型发展而来，其分布地域靠东，主要在洮河流域和渭水上游地区，这类遗存的年代约在殷商时期，下延可到西周时期。张家嘴类型晚于姬家川类型，分布地域靠西，在河湟一带，和卡约文化分布地区重合。
辛店文化山家头类型和姬家川类型流行的双大耳罐、腹耳罐、单耳罐、圜底钵、双耳分裆袋足鬲和陕西关中周原地区刘家类型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盛行偏洞墓。刘家类型文化应该是由辛店文化山家头类型和姬家川类型发展而来，辛店文化很有可能是先周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
④卡约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湟水流域的青海湟中、西宁、民和、循化、大通等县，历史上称为“河湟地区”。卡约文化延续时间较长，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和辛店文化诸类型多有重合交错。两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西宁卡约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一件双耳锥足分裆铜鬲，伴出有卡约文化陶器。这次发现，似可将卡约文化的年代提到商代二里岗期。
纵观甘青地区诸种青铜文化遗存，火烧沟类型年代最早，主要居于河西走廊地区，卡约文化偏西，主要分布河湟地区，辛店文化居中，主要分布在河、洮之间，寺洼文化偏东，主要分布在洮河和渭水中上游地区。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形成，明显与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期和火烧沟文化有关，寺洼文化的形成，则和齐家文化有关。几种文化在其发展阶段上，相互渗透、扩张、融合，共同构成了甘青地区青铜文化瑰丽多姿的局面。火烧沟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应该都属于古代羌戎的文化。商周时期，羌和西戎居于西部，对中原地区发生过深远影响。根据甲骨卜辞记载，商王朝长期和羌方处于敌对、征讨状态，殷代用于祭礼和人殉、人牲的奴隶，主要来源于羌。羌方在很长的时期内，臣服于商王朝。
先周时期，居于西土的周族与羌族结为稳固的部落联盟，周族和羌族的一支姜，保持了世代的姻亲关系，在周人灭商的斗争中，甘青地区广大羌戎部族，成为周人稳定的后方和周盟者，随着商周王朝的更替，羌戎逐渐进入关中地区和中原地区，他们和中原民族同化和融合的速度也大大加快。
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国境内各地区部族文化的互动异常活跃，这种部族之间文化相互传播、交流以至互相融合的浪潮，深深荡及北方草原地带和边远的河湟地区。中原地区商文化的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通过各种渠道，被及这里，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制约和规范了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进程。各种纽带，使边远地区青铜文化同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文化紧密地连在一起，它们作为一颗大树上茂盛的枝叶，和中原地区共同谱出中国青铜文明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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