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Gender在中国的知识再生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知识论文,Gender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及背景
Gender①作为一个重要概念与理论体系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西方女权运动中。投身于女权运动的学者们在社会上向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实展开挑战。同时，在整个西方学术界反思西方知识体系的大背景下，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中，女权主义学者也开始运用gender这个概念挑战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性别不平等权力关系以及女性被忽略的现象。Gender概念的出现与理论的发展在西方有两个重要的基础：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以及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积累(比如心理学的发展与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当然也包括运动与理论之间的联系与对话以及女性主义内部各流派之间的传承与争论。可是这两个基础在中国都是欠缺的，这种欠缺注定gender在中国的知识生产会有不一样的境遇。
社会性别，作为gender最为常见的中文翻译，是个有着丰富内涵与重要意义的舶来品。它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被使用，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促使“社会性别主流化”成为一个重要的口号，也使妇女研究及“社会性别”逐步理论化。学界曾就gender一词的中文翻译，gender所对应的全球语境(更确切地说是西方语境)与“社会性别”所涵涉的中国本土问题进行过争论②；也尝试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社会性别这些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③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处的整体情境一样，舶来的“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与西方语境分不开(或者直接翻译，或者讨论其与中国本土之间的关联)，或借鉴相关概念对中国的某些性别现象进行研究，对中国的男权社会进行批判。
近年来，有关“社会性别”的话语及成果一方面体现在应用性方面，比如在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发展艾滋病项目中社会性别敏感性与主流化的培训；在研究与知识层面上，首先体现在有选择性地介绍、翻译了一批重要的欧美社会性别理论及社会性别方法论④，很多前沿的新主张，比如强调性别的重要性、女性的主体性、知识主体的情感性和知识的情境化等⑤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说意义重大；其次是80年代以来妇女学的兴起及90年代以来以中国社会为情境的本土社会性别研究⑥。后者集中在以下方面：(1)对妇女历史的重构；(2)对造成女性从属地位的以男权为中心的政治与文化根源的探讨；(3)对当代中国妇女地位变化的研究，侧重教育、就业、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地位，以及家庭地位与劳动分工；(4)对文学作品、传媒中的女性形象被客体化的批判；(5)对某些女性群体的生存状况与权益保障的研究与呼吁，尤其以打工妹人群为重点；(6)对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骚扰等话题的关注。⑦这些研究呈现出来的整体特点是：从研究范畴上来说经历了一个从妇女研究到社会性别研究的转变(至少在名称上是这样)；研究视角开始从单一向多样化转变，社会性别与阶层之间的关系受到重视⑧，研究议题也越来越丰富。社会建构理论被更为广泛地运用到研究与实践中来。这些研究，从“社会性别”在中国的学科建设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说，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鉴于已有的这些研究，有学者认为，2000年以来，社会性别已经进入到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之中⑨。笔者肯定这些成果，不过觉得这种判断偏于乐观。虽然本土的社会性别研究可见于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人文)科学之中，但是与其说是“已经进入”，不如说是一个开始。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依然局限于冠名为“妇女研究”及“性别研究”的学科领域及个别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社会性别作为“视角”并没有扩散到其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带来的思想上的挑战是有限的。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可以说依然“无性别视角”。例如，近年来社会学对于职业路径的调查，依然只问“父亲职业”，而不去考虑婚姻关系、性别关系的变化，在问卷调查中也仅仅是把男女二分的性别作为基本变量放入模型之中。人口研究除了关注流动妇女的健康问题，则通常把“性别比”当做社会性别视角的重要(甚至是唯一)内容。⑩各类调查对于在性别中增加“跨性别”选项的建议经常是一笑置之，其他的社会性别内容就更不用提了。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基本及重要分析概念之一的社会性别的应用实际上仅仅局限于某个社会性别研究领域或者女性研究之中，社会性别更多的成为了研究对象(如女性地位，女性角色，男女气质等)，而不是分析概念。尽管中国的女性/性别研究“左突右撞地希望建立一套分析概念和能够解释中国的理论框架，以理解性别权力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11)，但是对于理论概念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对话体系以及在本土研究中反思性的应用虽有成果，却尚未形成成熟的气候。(12)这可以说是目前中国社会性别知识生产的基本背景之一。
从现实情况来看，社会性别现象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更为复杂与多元、多变的局面。随着少数人发动的更为激进的(新)女权运动的兴起(如占领男厕所，地铁站“我能骚，你不能扰”运动，街头剃头行动；这些女性自称“女权主义”)，“女权”再次在网络引起关注。但是此“女权”非彼“女权”。年轻的、以拉拉为主体的、少数性工作者小组参与的中国新生代女权运动者并不了解三十年来的女性主义/社会性别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也不被大部分主流的女性主义者/性别研究者所接纳。应该成为社会性别重要研究议题之一的LGBTQ(拉拉，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酷儿)为代表的社会性别多元化的呼声也与目前中国主流的性别研究者们没有多少交集。现有的社会性别研究难以把握复杂多变的性别局面，出现了很大的局限性，甚至在其应用过程中出现了与其所宣称的理念不一致的地方。
可以说，中国整体的社会科学背景的舶来品特点，缺乏性别视角的“无性别”的学界背景以及学术领域的男权意识主导，连同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环境的缺失是社会性别知识生产的重要语境与情境，也是限制中国社会性别理论知识发展的重要到外在因素。
但是，这种对于学术背景局限性的认识并不能取代对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内部局势的审视。在肯定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的意义以及取得的成果的同时，笔者觉得可以适时进行不同维度的反思，以促进更为复杂与多元的本土研究。本文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观点或者学者的论述，也并非对于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全面考察或细致剖析，只是基于笔者的阅读及亲身参与和观察到的经验，对一些相关问题做一点思考，抛砖引玉。
本文的问题可以表述为：“社会性别”在中国是如何被生产的？在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现有的“性别研究”的挑战与局限性有哪些？换句话说，本文试图去分析的是“社会性别”在中国特定语境与时代背景下的知识生产，审视的是“性别政治”在中国社会的应用过程中的政治性。(13)
二、男女二元性别思维
从研究对象方面来看，社会性别研究的关注对象主要是女性。在女性经验被知识界所忽视的背景下，这种研究取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用“社会性别研究”替代“妇女研究”的名词上的改变，尽管在认识与知识层面上引进了很多新的理念，却并没有给具体的研究内容与范式带来革命性的变化(除了把男性纳入到分析框架中之外)。不少研究者认为，近30年来社会性别领域的知识生产，“挑战了二元论”，“打破了二元僵化的格局”(14)，但是笔者认为，整体而言，现有的社会性别知识生产反而在强化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首先，现有的社会性别研究对于二元论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对于男女两性的本质化理解方面(比如男性就该刚强，女性就该柔弱；男主外、女主内等等)，动摇两性的刻板印象，指出其社会建构的成分及背后的父权与男权思想。这种挑战，在早期(乃至现在)是非常必要的，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与妇女有关的议题及背后的权力关系。可是，这种挑战还不够，并没有跳出男人和女人的二元分析框架；而且从更为整体的性别制度来看，反而是在强化“性别只有两性”的特点，强化“非男即女”的二元思维。反之，作为gender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社会性别多元化的理论与酷儿政治除了在个别译著的研究中有所表述之外(15)，鲜少在中国的具体社会性别研究中得到体现。实际生活中的跨性别及变性人群(transgender,transsexual)、阴阳人(intersex)的显性化(暂且不论其内部的复杂性)(16)，也并没有撼动中国性别研究的“男女两性划分”。实际上，社会性别的研究依然是在以男女二分的生理性别为边界来限定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些认同自己是女性的男性，或者以女性角色在进行性别活动的生理男性，那些认同自己是男性的女性，或者以男性角色在进行性别活动的生理女性，那些在两性中间摇摆不定的诸多生理的与社会的性别，在中国现有的主流社会性别知识体系里仍然找不到位置。
因此笔者认为，现有中国社会的社会性别知识生产对于二元思维的挑战出现了很大的局限性，即缺乏性别认同多元化的认识。如果不意识到这种局限性，不对社会性别研究对象的二元生理性别划分进行反思，或者排斥男女之外的任何性别，那么社会性别研究就等于返回到早期的“妇女研究”，且是仅仅关注生理上被归类为女性的“妇女研究”。
这种男女二元的性别思维模式为什么得以存在，又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笔者以为，这首先(也是最为直观的)与知识生产者的特点及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境与文化语境有关，典型地表现为：知识生产者自身的非酷儿性；近百年以来数次革命造成的当代社会思维与文化与历史及传统的断裂性；以及引入西方社会性别理论时对于90年代兴起的酷儿理论与性政治的忽略或排斥。
西方对于男女二元性别思维的挑战与90年代兴起的酷儿政治有很大的关联性，而酷儿政治又与后现代思潮关系密切，其批判目标指向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法，即非此即彼的两分思维方法，向一切严格的分类挑战。(17)西方的知识生产界又与社会运动紧密结合，尽管有其阶层性的局限，但是仍然受到LGBTQ人群的支持与启发，足以成为社会运动的基础，表现出强烈的草根政治性。在那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许多著名的社会性别知识生产者自己就具有很强的酷儿性，与LGBTQ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性别认同与性认同上的边缘地位，并没有剥夺她，他们在知识界占据重要话语权的机会。这与西方多年来的反对性别歧视(包括反对对于跨性别、同性恋的歧视)、性与性别政治运动及更大的社会政治背景有很强的关联。
可是在中国，自从“五四”以来，一切社会性别方面的不良情况都一直被仅仅当做一个“社会问题”来研究，却从来也没有从“性别应该如何划分”这样的视角进行过思考。结果，人们所能够看到的“问题”就仅仅剩下“男女不平等”这一个侧面，其他性别的生存状况被彻底抹杀。结果，在数十年的“妇女解放运动”中，人们充其量也只能把男人作为对立面纳入思考，而不会去发现和承认其他性别的存在。二者相加，男女二元思维就变得不仅是一统天下而且根深蒂固。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八十年代最初引进西方gender概念与理论的人们，首先把自己定位于“身为女人”或者“为女人代言”，不可能想到其他什么性别；其对立面也就只能是男权甚至是男人，而不可能是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的性别划分框架。因此，她们也较少注意西方的酷儿理论或者其他多元性别理论的出现与发展；缺乏对男女二元思维的批判。结果，gender study就在晚近的中国被压缩为“男女问题”，甚至仅仅是“妇女研究”，是“研究女人、女人来研究、为女人而研究”。(18)尽管，这些早期的特征本身在女性主义内部也引起了争论，但是其痕迹与影响依然是主流的。
与此同时，八十年代兴起的翻译运动所引进的思想又是以科学主义、客观主义及二元论为主。这就造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在西方理论不断发展，开始反思二元论的时候，我们却还在不自觉地应用与强化二元论。后现代思潮的引介只是带来了一些漂亮的学术名词，并没有改变主流知识生产者深层的思维方式。社会性别概念的前沿性也只是体现在对男女性别规范的局部挑战(例如男女性格特点、家庭角色、劳动分工、政治参与等)，并没有对其他相关领域的社会规范进行批判。这种主导思维模式影响下的主流社会性别知识生产者，在缺乏自下而上的挑战(比如跨性别与酷儿运动等)的背景下，自然就会倾向于选择更符合主流社会规范的、男女二元对立的理论。
三、无性之性别
从研究内容上看，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主要集中在就业、家庭角色等与劳动分工相关的议题上。性别与阶层的关联性得到重视，而且成果最显著。(19)近年来，女性的身体与生殖健康(尤其是外来打工妹)、艾滋病领域的性别分析得到重视。但是，“个人的即是政治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这样的口号(20)并没有使得中国的女性主义者把视角转向身体情欲与性领域中的女性主体性这样一种更为隐秘却深刻的性别政治。也就是说，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对于亲密关系、“对人类生活中肉欲的内容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本雅明语)。(21)
整体上讲，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议题呈现出很强的“忌性”特点，有关肉体、欲望的探讨很大程度上被归为“只有男人才关心”的话题而被放弃甚至被排斥。(22)被涉及的少量性的议题，又一定是以女性被压迫、被剥削作为前提及结语(比如涉及卖淫问题)。其逻辑则必定是性行为与女性身体的物化、对象化及客体化画等号。(23)甚至就连对于女性性器官的了解也被称为“男权视角”(24)。这样一来，西方女权主义与性别研究中“性”的议题、有关性的争论和性对于性别的重要性的讨论，尤其是注重女性性权利与自主权的那派声音(虽然相对来说也是少数，但是其重要性日益彰显)，在本土应用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被过滤掉了。因此重新回顾这些被过滤掉的声音，有助于更好地反思中国的社会性别知识生产。
在西方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发展史中，对于性的讨论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仅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性与性别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女性主义者开始辩论关于性的问题，以致在80年代展开了一场女性主义内部的“性论战”。(25)
这场性论战的核心话题是色情问题，而且因此分裂为反色情、反对反色情这样两大阵营。简单来说，反色情的一派认为，所有的色情品都是对妇女的暴力，因此应该严格加以取缔。另一派是反对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她们反对把色情品本身看作是对妇女的暴力，看做是造成妇女从属地位的主要原因。她们不希望通过公权力来限制和取消那些对于性的描绘。女性主义也争论了其他的性问题，诸如变性、女同性恋关系、女同性恋色情品、女同性恋里的男角女角、虐恋、性工作等等。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同时也反对虐恋、性工作等，认为这些都是对妇女的暴力。她们往往最终(不一定情愿地)与原教旨主义势力结合，也对同性恋问题持保守的态度。反对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则强调女性的性自主，力争性少数人群的自由和权利。这些争论在造成女性主义在性问题上的分野的同时，也挑战了当时的社会性别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
这里一定要重新提及卢宾的著名论述。作为重要的女权主义学者，卢宾在其早期的《妇女交易》一文中首先提出“性—社会性别”的理论体系。她首先讨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性别压迫在表述和理论思考上的失败，提出“要紧的是发展一些概念来充分描述性欲的社会组织以及性与社会性别的常规的再生产”。她认为，女权主义运动必须拥有“比消灭妇女压迫更多的追求，必须追求消灭强制式的性和性别角色”，“我觉得最能鼓舞人的梦想是建立一个雌雄一体、无社会性别的(但不是无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个人的性生理构造同这个人是谁、是干什么的、与谁做爱，都毫不相干”。(26)卢宾对于各种文化中的性实践非常感兴趣，自己也从事同性恋、虐恋等相关人群的人类学研究，“最终，我试图把性实践列入社会阶层研究的庞大目录中——女权主义的伟大贡献就是把社会性别引入了社会阶层范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越来越感觉到，增加性别范畴不能仅仅照顾到性压迫的问题，性也应该被包括在分析的范畴之中。”(27)由此，卢宾在其著名的《有关性的思考》一文中建立了性等级理论，也呼吁女性主义对于社会性别多元认同及性的多元实践有更为正面的关注。
如果说以上女性主义学者主要是在西方的语境与社会背景下讨论与争论性的问题，中国台湾的何春蕤及宁应斌等学者则开创地建构了中文的“性/别”这一词汇以及蕴含其中的深厚理论，用斜线画出了性别本身的多元流动及其间的暧昧复杂，指出性与性别之间的复杂关联，“别”则道出了性的多元异质和内部差异以及其中的压迫与宰制的关系，也表达性与其他社会差异(阶级、种族、年龄等)的复杂关联。他们在其学术研究中贯彻了以上的性/别思想，并且积极地投入社会实践，大力支持性工作者、跨性别、虐恋等人群的生存权利与主体能动性，关注在性方面主动积极却被社会所排斥的豪爽女人们。(28)
可见，“性”是国际上女性主义及性别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和深刻的理论议题。这些研究已经通过各种渠道零零星星地引入到中国。有关“肉身性的身体”(corporeal body)、欲望、性行为、性关系、性认同的议题，既有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背景(尤其是心理学与后现代思想脉络下的女性主义理论发展与酷儿理论)，又有中国丰富的社会背景——即近年来性与性别的多元局势的出现及社会热议。可是在中国的知识生产领域，这些议题却是“在场”而“缺席”。在西方，主流女性主义在性的问题上虽然是反对者和“忌性者”居多(29)，但是这种“忌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论战才得以表现出来。可是中国的绝大多数社会性别研究者首先表现为沉默，在性的议题上“集体失语”，或者闪烁其词，或者秉持简化论观点，坚持女性在性领域的“被动论”。这种“在场”却“缺席”的状况使得我们在国外的Gender study的研究成果目录下看到sexuality与gender比肩而立；可是在国内的“社会性别”栏目下却久久不得见“性”。这究竟是因为她们认定“女人无性”，还是敬而远之，还是唯恐避之而不及？别人不得而知，笔者姑且分析如下。
这种“无性之性别”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者对于“性”的知识贫乏和抱残守缺的态度与立场有关：恰恰是由于排斥“性”，他/她们很可能并不知道“性”的概念与意义从sex到sexuality的历史发展及其重大意义(30)；仍然停留在早期对于性的狭义理解，仍然把“性”视为仅仅是惟生理的、惟男女的、惟插入的、男人性高潮多而女人少的、男主动而女被动的那种“动物行为”；却无视人类的sexuality的无限多样与可变，无视LGBTQ的丰富多彩的性的呈现方式。尤其是他/她们往往以自授权的“妇女代表”自居，从来不知道也不愿意看到以“豪放女”和“酷儿”等为代表的新女性的那种积极进取的、自主自觉的、追求快乐的性的呈现。这样一来，她们必然错误地把性当做只有男人才需要和才能享受的“低级活动”，必然或多或少地、或明或暗地、自觉不自觉地走向“无性”甚至“反性”的理论道路。这样的研究者一直有增无减，结果“无性之性别”就成为社会性别知识生产中的主流。
主流女性主义对于“性”的这种认识与建构，加上中国社会对于性的高度道德化及近年来各类性议题带来的道德恐慌，使得性与女性主体、性与女性尊严之间的联系不断被想当然地加以强化，性也成了“只有男人才会关心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一旦有涉及性行为，肉身性身体的讨论，女性主义者就倾向于认为那必定是对女性身体的客体化与物化；对于性本身的关注与讨论也被变成了“男权思想”的产物。殊不知，这实际上恰恰强化了“男人是性的动物，女人是爱的动物”的刻板印象，强化了“性生活中的男尊女卑、男主动女被动”的权势关系，是造成女性整体上的弱势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思维也阻碍了更为复杂与积极的对于性与社会性别的互构关系的探讨。结果，这样的思维方式促使中国的一些社会性别研究者对于那些偏离主流性道德的异性恋女性(例如小姐)一直采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伪善态度；对拉拉及酷儿们则长久以来视若无睹，甚至是一无所知。这就在客观上站到社会压制力量的立场上，打着抽象肯定女性整体权利的旗号，其实是具体地否决了各种处于少数地位的女性和其他性别的基本权利。
四、唯性别政治
中国社会的社会性别知识生产，更核心地体现在中文语境中以“父权制”及“性别政治”为核心的分析策略上。Patriarchy(父权制)作为一个概念在社会科学的使用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演变，成为第二次激进女性主义浪潮非常重要的“斗争性概念”，具有很强的战略性与政治性意义。尽管表述各异，但是它主要指向一种以父权与夫权为核心的西方封建时代的家庭特征，以及男性控制、压迫、剥削女性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实践制度。这个概念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历史中也经历了不同的解释、质疑/回应及再发展的阶段。(31)Gender politics(性别政治)的概念则更为宽泛，尽管难以找到确切定义，但是通常不仅仅指向简单的“男女不平等”，而是指向更为宽泛的性别关系的权力结构，包括女性内部的权力结构及多元性别的权力论述。(32)可以说，这两个概念以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复杂的理论内涵与变化，是西方gender知识生产区别于其他学科知识生产的核心。
可是笔者感觉，这两个概念在被应用到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其历史性与社会情境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掉了，经常被简化为男女不平等、男性(制度)压迫女性，甚至被作为唯一的视角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在各类社会性别培训中则更是如此。笔者把研究及实际应用中呈现出来的这种特点总结为“唯性别政治”(33)。
它的表现及其风险首先体现在把“父权制”、“性别政治”加以本质化与口号化，而且把生理性别的男女造成了必然的二元对立化和对立唯一化(只有男性压迫女性，再无其他)，形成了一种不用分析就已经有结论的危险逻辑，即任何问题，只要是用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就一定是因为父权制，一定是由于性别政治(男性压迫女性)。或者反过来，不用男性压迫女性这个意义上的父权制或性别政治的解释框架，就是缺乏社会性别视角。
可是，除了个别社会学研究，大多数有关研究对于怎样的父权制，怎样的性别政治，男性怎样在进行压迫，通常没有很好地回答。经常出现的论述诸如：“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父权制的三大要素：一是从夫居的婚居制度，二是父子相承的财产继承制度，三是父子相传的姓氏继承制度”(34)；“女性身体在美容整形等一系列‘身体再造’的过程中被对象化，外化为父权制所凝视和规训的对象，不断巩固和再生产着父权制的社会结构”(35)。当笔者用身体理论去分析女性的乳腺癌经历的时候，有女性主义朋友好心地提醒：这不就是个性别政治问题，是男性对女性身体，尤其是乳房的建构！还有，在分析家务分工的性别政治时，大多数论文的分析点与结论依然落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主要模式以及男女分工方面的变化(36)。此外，大量的女性主义文学评论都是以父权制、性别政治概念来分析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的对象化与被压迫地位。(37)这类分析的结论早在研究之前就已经被预设；而更为多元、丰富、复杂的“性别政治”的分析，至今在中国学界仍然没有形成气候。
这种结论先行的特点与性别政治的简化应用，削弱了概念的分析力并且带来对于经验材料的忽视，也容易无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及变化，简化性别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复杂关联。尽管阶层因素在中国的社会性别知识生产(尤其是有关女工的研究)中被逐步纳入进来，社会学界的女性主义研究者也在不断努力加强性别的分析力(38)，但是就整体而言，父权制与性别政治这两个概念的本土使用依然呈现出很强的去历史化(忽略随着时间变化发生的变化)、去情景化、简单化与先验化的应用特点，它们恰恰是女性主义所提倡的方法论自身所一贯着力批判的。这些特点使得社会性别概念的分析力、说服力、批判力减弱，难以让人信服，客观上存在走向“伪性别政治”的风险。
对于这种风险的高度警惕，斯科特(Schott)在《Gender作为历史分析的范畴》一文中就有所表述。(39)沃尔比(Silvia Walby)对于这些概念在使用过程中的被本质化、去历史化、普遍化倾向的辨析也反思性地指出了这些概念的理论发展。(40)近年来，也有国外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对社会性别主流化、在艾滋病防治等项目中的提倡等情况进行反思，认为如果不意识到具体现象的复杂性，不把握性别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联性，仅仅相信社会性别主流化(必须确保两性平等是一切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首要目标)、相信进行若干社会性别培训(认识到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女性的从属地位，提倡女性赋权)就能解决艾滋病问题显然过于乐观与简化。(41)可惜，这样的反思在中国尚属凤毛麟角。
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这种“唯性别政治”倾向的应用提出的问题是：作为知识生产，尤其是关乎社会现象与人群利益的知识生产，应该是概念先行，还是扎根于被研究对象的情况与生活逻辑？概念本身是否需要做历史的和社会的分析？分析的理论框架的开放度有多大？这样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以一句反对“价值中立”的政治正确就搪塞过去。
“唯性别政治”特点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忽视女性内部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忽视国内社会性别内部的权力关系。其风险是造成有偏颇的主体性与有选择的自主性，甚至压制其他边缘性别人群。而这恰恰也是有悖于社会性别所提倡的方法论。
在后现代思潮及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之下，gender perspective(性别视角)与gender politics(性别政治)强调主体的声音与权力关系。因此，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等问题都受到女性主义内部的强烈质疑与抨击。可是，中国社会女性内部的阶层性与多样性，内部的权力关系在“社会性别”的实际本土应用中却经常被忽略。
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在看待女性及女性身体方面经历过从关注被动性到关注能动性的转变，呈现出从仅仅关注女性受压迫，到关注女性的自主性与主体性的范式转变。在若干主流的社会性别研究中，比如对于女工的研究，社会底层女性的阶层性与自主性都有所体现。可是，一旦涉及道德色彩浓重的议题，尤其是与性相关的议题，女性主义的忌性特点、道德进步主义(42)与女性的受压迫性就一定会凸显，而其他的可能性在现有性别政治的框架里则都成为不可能。比如在小姐的议题上，在主流性别政治的框架里，自愿去做小姐的女性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卖淫嫖娼一定是对女性的压迫，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不需要调查和分析的。笔者在1999年的性工作会议上听到这种主流论述，在10余年后的性工作会议上依然听到，除了多了些名词概念，除了强化了阶层因素，会议的质量跟十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虽然女性主义在其他方面有了不少成果与进展，并且有女性主义者开始走上舞台表演“阴道独白”，但是“女性自愿去做小姐”的现象依然超出主流女性主义者的想象范围与理解能力。她们断言：不管是什么样的具体情况，这种自愿一定是男权制度下被迫的自愿。结果，这样的观点巩固了扫黄废娼的合理性，巩固了公权力对于私领域的暴力介入。这样的反娼立场使得女性主义对扫黄过程中出现的针对道德边缘妇女的赤裸裸的暴力熟视无睹，甚至是加固了这种暴力。(43)在这样的主流女性主义看来，如果再加上年龄因素，那么女性的被动性则更是毫无疑问，比如未成年少女与成年男性的性关系，一定是性剥削或者性骚扰。在这里，女性主义自己所主张的“差异性”、“主体的声音”哪里去了？“自主性”为什么荡然无存？其实，如何挖掘“自主性”既是方法与研究能力问题，也是态度与价值判断问题。本文当然无意为任何性骚扰、性剥削开脱，而是提醒必须注意事情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提醒我们分析一下我们所反对的性骚扰究竟是谁加以定义的性骚扰，提醒我们除了女性，其他性别也同样存在被骚扰的可能性。(44)
性别的政治正确与道德正确，往往使得关于某些性现象的本土知识的生产出现很大的简化、偏差及“被代表”；而且在表面上看来有很强的“性别正确性”。可是它隐含的风险，它对于另外一部分女性(比如前面提到的小姐及其他社会性别)的进一步被边缘化的推动却常常被忽略。我们是否在有选择性地、因人而异地使用社会性别的方法论主张？缺乏复杂性分析与反思的“性别政治”是否会增加被部分人利用与滥用的风险？实际上，政治正确和价值相涉，不等于无视事实与简化的分析判断。后者所导致的偏差也是社会性别知识生产过程中需要警惕的风险，因为它可能会走向“伪性别政治”，甚至巩固现有的权力机制，压制某些边缘社会性别的生存。
简而言之，在中国的社会性别知识生产及其应用中，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我们是要带人性别政治的视角，还是以性别政治为唯一视角？性别政治的分析应该扎根于现实或者材料，还是在政治正确的意义上可以结论先行？“性别政治”在使用过程中是否压制了另外部分的性别人群，尤其是边缘人群？
五、结语
本文在肯定社会性别视角及其在中国的应用成果的前提下，重点分析了现阶段中国的社会性别知识生产呈现出来的三个局限性：男女二元性别、无性之性别、唯性别政治。其产生原因相当复杂，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笔者仅仅试着从以下的历史社会背景出发对这些局限性加以扩展地理解与解释。
首先，自孔子以降，中国的性别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是应该改良还是应该抛弃？在这个问题上，最近100年以来的革命者们采取的都是“改天换地”这样的思维方式并且灌输给大众。从“五四”开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就信奉简单的“拿来主义”，运用当时西方的简单的“男女平等”口号，简单地把传统性别文化一棍子打死。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与成功之后，再次简单地把“男女都一样”归入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成为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最近二三十年，最新引进的“女性主义”又把前者简单地彻底否定，简单地信奉起“惟性别政治”。结果，在这三次“性别革命”中，道德义愤与功利追求都全面地压倒了对于传统性别文化和西方引进思想的细致分析与扬弃，都以追求“彻底决裂”为荣。这就势必带来一切“革命式思维”的所有弊端，诸如无限上纲、追求简单化与口号化、以反对压制来生产新的压制等等。本文前述的各种情况都是其表现，而且这就是社会性别这一知识的社会生产的过程与机制之一。
其次，从知识生产者来看，在“五四”和中国革命过程中，主张男女平等最激进最有效的，主要是政治领域中的男性领袖人物。最近二三十年的女性主义，则是那些更能够阅读英文读物的女性主动引介而来的。这就在性别与阶层这两大维度上带来了潜在的危机。从性别来看，不仅大多数男性都抱着“好男不跟女斗”的态度拒绝参与上述的三次“性别革命”，而且LGBTQ人群也把它们视为“身外之物”(直到最近他们才刚刚自我呈现)，使得本应是社会性别全面革命的历史改变降格为“生理女性的解放”。从阶层来看，这三次“性别革命”在相当程度上都是上层知识阶层的强势灌输，而不是来自普通人的自发需求。即使在女性内部，这一情况也非常突出，罕见任何女性蓝领劳动者的诉求。这虽然并不能否定社会性别知识生产的必然性，却严重削弱了其传播可能性，已经使得社会性别知识浅化为“(女性)知识分子的知识”。
第三，在国际上，社会性别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基于并内在于整体社会的政治发展，而且成为其重要标识之一。这样一种社会生产的过程，在“五四”和中国革命那两次性别革命中都曾经出现过，但是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两者却一直脱节，造成社会性别知识出现了成为无源之水的倾向。只有最新出现的LGBTQ领域自发的社会活动，似乎再次催生了与社会整体发展相结合的可能性。
第四，国际上社会性别知识的发展史，产生于整体社会科学知识发展的大背景，得益于包括社会性别各个流派在内的社会科学知识的持续的对话、争论与积累，使得这一过程不仅是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论的进步史，而且有资格成为后者的主要源泉之一。可惜在这方面，现今中国的状况还远远不尽如人意。
综上所述，社会性别在中国现阶段社会的知识生产，并不完全是知识分子的主观偏差，而是受制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但是这绝不是历史决定论，而是提示我们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认清自己的位置与历史使命，并且以日积月累的具体研究成果来努力创建出新的发展机制。本文对于中国社会性别知识生产的批判性分析，也绝非要否定社会性别在中国的应用成果及其意义，而意在促进相关领域的对话与争论，希望“社会性别”在中国能够展现出更为多元、复杂及丰富的发展前景。
注释：
①本文使用gender指称西方语境下的概念，使用“社会性别”指称gender在中国的应用，gender不必然等同于社会性别。本文讨论的主要是中国的“社会性别”知识生产。
②闵冬潮：《Gender在中国的旅行片段》，载《妇女研究论丛》，2003(5)；参见李小江：《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③社会性别、女权主义、女性主义三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在中国，虽然有讨论，但是其使用者几乎是同一拨人，知识生产的范畴也尚未呈现太大的差别与细分，因此，本文暂且不详细讨论这三个词汇的区别。也暂且不去细分中国女性主义内部的分野(学院与行动倾向的侧重，本土化问题上的分歧等)，笔者觉得整体而言，尤其是从本文所关注的内容而言，这些分野并没有大到需要从流派的角度去分析。但是，笔者也意识到社会性别知识在中国的生产正在日益复杂化，没有展开分析这些区别及细节是本文的一个缺陷。
④这方面的成果很多，比如：吴小英：《他者的经验与价值：女性主义社会学的尝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6)；《女性主义的知识范式》，载《国外社会科学》，2005(3)；张苑丽：《女性主义方法论探析》，载《浙江学刊》，2003(1)；［美］麦克拉肯主编，艾晓明、柯倩婷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⑤吴小英：《女性主义的知识范式》，载《国外社会科学》，2005(3)。
⑥⑦⑧相关综述如王金玲：《社会学视野下的女性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0(1)；庄渝霞：《中国性别理论研究综述》，载《学术研究》，2005(6)；佟新：《女性/性别社会学》，载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379－393页；谭深：《改革与妇女地位的变迁》，载李强主编：《中国社会变迁3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291－340页；更具反思性特点的综述可见王政：《社会性别研究在国内外的发展》，载《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9(5)；对于更为热点问题的综述可见吴小英：《有关全球化与性别的几个热点问题》，载吴小英主编：《家庭与性别评论》(第3辑)代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⑨(11)佟新：《女性/性别社会学》，载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⑩除了笔者的直观印象，查阅与“社会性别”和“人口”相关的文献，发现在“社会性别”的标签下集中讨论的是性别比失调的问题。
(12)反思性的讨论已经出现，比如李小江、宋少鹏、董丽敏等学者的相关论述。
(13)本文的问题意识，受益于何春蕤教授多次讲座。何教授在更加宽泛的国际背景与中国台湾社会中批判性地审视“gender”的知识生产及其历史变化。笔者的分析并没有什么更为创新或者更为深刻之处，只是深有同感，希望借鉴其思路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与知识生产背景下审视“社会性别”的应用特点。
(14)佟新：《女性/性别社会学》，载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佟新在其综述中也略微提及社会性别研究的缺陷或发展前景，但是整体上不属于批判性分析。
(15)如罗宾等：《酷儿理论：90年代性思潮》，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美］麦克拉肯主编，艾晓明、柯倩婷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6)Intersex与变性研究是近年来欧美gender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17)［美］罗宾等著：《酷儿理论：90年代性思潮》，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18)潘绥铭：《家庭、婚姻、性与社会性别》，载《社会学概论新修》(第四版)第九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203页。
(19)比如佟新：《异化与抗争：中国女工工作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潘毅：《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与叛离》，载《社会学研究》，1999(5)；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4)；谭深：《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载《社会学研究》，1997(1)；等等。
(20)“个人的即是政治的”是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提出的重要口号与思想；同是70年代出版的美国波士顿妇女健康写作小组主编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则把目光转向女性身体(自我保健)，挑战当时具有很强性别歧视特点的医学话语与医疗体系，影响深远。
(21)本雅明的观点，原话为：即认为政治应该包括对“人类生活中肉欲的内容给予足够的关心”，详见［美］斯科特：《Gender(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载［美］麦克拉肯主编，艾晓明、柯倩婷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74页。
(22)不是一概而论，个别女性主义研究者如李银河教授、艾晓明教授主持的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对于身体、性与多元性别非常关注。
(23)除了有关性工作的讨论，这种观点在其他场合也经常出现。笔者在每两年举行的“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上感受过这种讨论(虽然仅有个别女性主义研究者参与)；相关论述也可见王珺：《为物主义：试析物化在性行为中的核心作用》，2013年第四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发言稿。
(24)笔者所在的团队(潘绥铭教授主持)所做的“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全国抽样调查问卷中有一道题问及女性阴蒂的位置，旨在强调、分析女性对于自己身体的了解，尤其是与女性性快乐相关的身体部位的了解，但是却被非常知名的女性主义者批评为“男权思想”。这种粗暴的简化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25)Carole Vance(eds),Pleasure and Danger: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London Sydney Wellington:Pandora,1984；巴特勒、卢宾：《性的交易：盖尔卢宾与朱迪斯巴特勒的谈话》，载［美］麦克拉肯主编，艾晓明、柯倩婷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455－502页。
(26)卢宾：《妇女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载［美］麦克拉肯主编，艾晓明、柯倩婷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43页。
(27)卢宾：《思考：性政治学激进理论的笔记》，载［美］麦克拉肯主编，艾晓明、柯倩婷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487页。
(28)详见台湾“国立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网站上相关介绍：http://sex.ncu.edu.tw.
(29)(42)何春蕤教授曾多次分析西方主流女性主义的忌性特点；最新论述参见宁应斌、何春蕤：《民困愁城：忧郁症、情绪管理、现代性的黑暗面》，载《台湾社会研究专刊》，2012(16)。
(30)潘绥铭、黄盈盈：《性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1)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Sylvia Walby,Theorizing Patriarchy,Sociology,1989,23:213-234.
(32)米利特在《性政治》中首先提出性别政治的概念，从政治的角度看待两性关系，认为历史上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一直是一种权力支配的关系。但是后来的女性主义把这个概念更加扩大化。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于这个概念的使用，已经包括了更为多元与丰富的思想，而并不仅仅指向男女不平等。
(33)何春蕤教授曾把这类现象称为“唯性别主义”(gender－only)，笔者深有同感，并在此借鉴引用。
(34)李慧英：《男孩偏好与父权制的制度安排——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性别分析》，载《中国妇女研究》，2012(2)。
(35)柳波：《女性“身体再造”：父权制规训下身体的对象化》，载《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8)。
(36)方英：《家务劳动分工：女性的“生活实验”与“性别政治”》，载《广东社会科学》，2011(4)。
(37)以父权制、性别政治为主题词，查阅到的绝大多数文献是文学领域的研究，笔者不在此细述。
(38)比如谭深：《家庭策略，还是个人自主？——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式的性别分析》，载《浙江学刊》，2004(5)；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4)；何明洁：《劳动与姐妹分化——“和记”生产政体个案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9(2)；以及吴小英主编的《家庭与性别评论》(第3辑)所收录的其他若干研究。
(39)［美］斯科特：《Gender(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载［美］麦克拉肯主编，艾晓明、柯倩婷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67－188页。
(40)Sylvia Walby,Theorising Patriarchy,Sociology,1989,23:213-234.
(41)Anne Swidler,AIDS and The Moral Imagination,Keynote Speech at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n HIV.Paris,7-10 July,2013.
(43)西方女性主义对于娼妓的态度，可见何春蕤：《为什么有人要扫黄废娼》，载《性工作研究》，“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序3－13页；中国相关的分析见黄盈盈、潘绥铭：《边缘人群的社会治理》，载《探索与争鸣》，2011(1)。
(44)“反对性骚扰”的政治正确是如此强大，压制了对于性骚扰的任何质疑、分析与反思，使得后者变得“维护男权社会”。对此的理论思考可见，何春蕤：《性侵害、性骚扰之性解放》，载《性/别研究》(5－6辑)，台湾“国立中央大学”，1999；中国的实证研究可见黄盈盈、潘绥铭：《21世纪中国性骚扰：话语介入与主体建构之悖》，载《探索与争鸣》，2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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