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西部“阿里三围”女护法神灵多杰钦姆的图像变迁与信仰传承
任赟娟1王瑞雷2
（1.西北师范大学 文化产业系， 甘肃 兰州 730070；2.浙江大学 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12）
内容摘要： 女护法神多杰钦姆的信仰范围覆盖了古代西藏西部的“阿里三围”，时间跨度从10世纪末的佛教后弘期开始延绵至今，其历史形成和信仰演进的考证对明晰古格王统建制以及溯源藏传佛教护法神灵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梳理与多杰钦姆有关的早期藏文文献，基于实物图像调查分析，欲从历史渊源、图像变迁、仪轨传存与地域信仰传承等层面对该护法神予以考察，旨在探讨藏传佛教中护法神的象征意涵和社会功能。
关键词： 多杰钦姆；阿里三围；护法神灵；图像变迁；古格王朝
在藏传佛教诸多神灵体系中，以怒相显现、周身配以镇魔神器、专职护持佛法清净、捍卫教义免遭破坏的护法神，其藏文名为“苏玛”（srung ma）或敬称“丹苏玛”（bstan srung ma）。 其中，按是否获得圣道及威力大小又将其划分为出世间护法神（’jig rten la’das pa’i lha）和世间护法神（’jig rten gyi lha）。“苏玛”多杰钦姆（rDo rje chenmo，意为大金刚女）作为10世纪末出现在西藏西部的重要出世间护法神灵，她不仅是大译师仁钦桑布（Rin chen bzang po，959—1055） 的个人护法，亦是守护古格地方政权的地域神灵，至今仍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阿里高原深受尊崇。
阿里在前佛教期为古象雄王国（Zhang zhung）的腹地，早期汉文史籍中将此称作“羊同”或“女国”［1］① 早期汉文史籍对该地域的记载主要散见于《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典籍中。 。9世纪中期，吐蕃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Glang dar ma，799—842）因灭佛被刺，吐蕃后裔吉德尼玛贡（sKyid lde nyi ma mgon）西逃至阿里开创地方政权以延续吐蕃王朝血统。待其三子长大成人后，吉德尼玛贡采用分封制，将原象雄故地易名为玛域（Mar yur）、古格（Gu ge）和布让（Pu rangs）分赐给三个儿子贝吉衮（dPal gyi mgon）、扎西贡 （bKra shis mgon）和德尊衮 （lDe btsun mgon），建立拉达克王朝（La dwags rgyal rabs）、古格王朝 （Gu ge rgyal rabs）和布让王朝（Pu rangs rgyal rabs），形成藏族史载的“阿里三围”（mnga’ ris skor gsum）。 “阿里三围”的时空概念在藏文史书中多有变动，但早期基本是由玛域、古格和布让三方领地构成② 关于“阿里三围”，在后期藏文史书《第吴教法史》《雅隆史》《娘氏宗教源流》《汉藏史集》《布顿佛教史》《红史》等著作中均记载不一，但总体公认由玛域（指今天的拉达克地区、桑斯噶尔、斯匹蒂、拉胡尔等地）、古格和布让三围构成。 ［2-3］。古代的玛域，涵盖了今天印度西北部拉达克地区的斯匹蒂（Spiti）、桑斯噶尔（Zangs dkar）、金努尔（Kinnaur）、拉胡尔（Lahul）等地；古格和布让分别为当今我国西藏西部阿里地区象泉河流域和孔雀河流域的札达县与普兰县。多杰钦姆的信俗时空与“阿里三围”地缘认同紧密关联，维系了西藏西部独有的文化祭祀圈，见证了藏族古代社会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轨迹。
一 多杰钦姆的历史渊源与地域图像变迁
自朗达玛灭佛后，佛法在西藏再度弘扬兴盛，这与 “阿里三围”之古格政教首领松额［Srong nge，出家法名 “益西沃”（Ye shes ’od，947—1042）］开辟的上路弘法事业密不可分。在位期间，他颁布开国大诏令（bKa’shog chen mo）确立以教治国、政教合一的方略。后让王位于哥哥柯热（’Khor re），自己出家为僧并派遣青年学子赴印、克什米尔求法。在招揽克什米尔班智达与造像工匠于西部阿里讲经说法和传授技艺的同时，他还与从印度学法归来的大译师仁钦桑布一道组织翻译佛典并兴修佛寺。藏历火候年（996）由王室号令、贵族赞助、僧众参与共建，并由大译师仁钦桑布开光的 “阿里三围”早期三大寺之古格托林寺（mTho lding）、布让科迦寺（’Khor chags）和玛域聂尔玛寺（Nyar ma）③ 关于三大寺的建立与开光，见张长虹《大译师仁钦桑波传记译注（下）》，《中国藏学》2014年第1期第33页。 即为象征“阿里三围”权力分布的典型性地标建筑。作为自上而下护持古格政教权力的女护法神多杰钦姆，其身影也伴随着三大寺的建立进入了佛教的殿堂空间中。
（一）多杰钦姆的历史溯源和信俗生成
据藏文史料和佛教经典记载，多杰钦姆多以古代“阿里三围”之政教首领的个人护法神形象出现。据洛桑杰布（Blo bzang bzod pa）撰写的《仁钦桑布传记》记载，多杰钦姆是佛教经典翻译大师仁钦桑布的个人护法神，她居住在聂尔玛（Nyar ma）① 聂玛寺位于今天的拉达克地区，现仅存一些残垣断壁和佛塔废墟。 见 David L.Snellgrove，Tadeusz Skorupski，The Cultural Herita ge of Lada kh ，Vol.1，Warminster，1977，p.19.这一圣地，后演变为众所周知的聂尔玛多杰钦姆（Nyar ma rDo rje chen mo），该神灵后来受到拉达克国王（La dwags rgyal po）的招请，并成为国王的个人护法神② 见 Khrigs se mkhan po dKa’ chen Blo bzang bzod pa，Lo tsa bo Rin chen bzan g po ’i rnam thar dad ldan d ge ’phel zhes bya ba bzhu gs so ，Delhi，1978，第 15 页，第 3—5 行。。类似的记载也见载于16世纪囊瓦根达噶尔玛 （Nang wa gindra karmas）撰写的《至尊大宝银质三昆季所依·能依者目录之悦曲》（rJe bo rin po che dn gul s ku mched gsum rten dan g brten par bcas pa ’i d kar cha gra bd ga ’i glu d byan gs ）中。据载，古格第四代国王沃德（’Od lde）③ 沃德是拉德（lHa lde）的长子，约诞生于995年。1024年，其父亲拉德逊位后，他成为古格国王。大约在同一年，他去了玛域的拉达克，在大译师仁钦桑布的支持下修建了贝图寺（dPe thub kyi lha khang）。 1037 年，他率军攻打珠夏（bru sha，巴尔蒂斯坦）时被俘，后死于修噶 （bshul dkar）的逃难途中。参见Roberto Vitali，The Kin gdims of Gu. ge Puhran g：Accordin g to mN ga ’ris r gyal ra bs by Gu ge m khan chen N ga gd ban g gra gs pa ，New Delhi：Indraprastha Press，1996，p.264，291—293.指认多杰钦姆为其护法神灵“苏玛”（srung ma）④ 参见藏文文献 《至尊大宝银质三昆季所依·能依者目录之悦曲》第10页第1—2行。引自Roberto Vitali，The Kin gdims of Gu. ge Pu hran g：Accordin g to mN ga ’ris r gyal ra bs by Gu ge m khan chen N ga gd ban g gra gs pa ，New Delhi：Indraprastha Press，1996，p.302.。在这份历史资料中，紧接着强调被国王沃德认定为古格“苏玛”的多杰钦姆最初是由大译师仁钦桑布从印度玛噶哈（Ma ga dha）带到托林寺，其随从女性伴属神灵是热玛底（Re ma ti）和噶孜玛（Gar rdza ma）⑤ 藏文原文：’Od ldes bsung ma rDo rje chen mo de dag gi bsung mar bskos bsrung ma ’di yang lo chen （Rin chen bzang po）gyis ma ga dha nas spyan drangs larn la sha ba la chibs pa mtho lding du rta nag gi bzhon pa phul。 。这些历史文献记述了在仁钦桑布时期的古格和拉达克地区，作为“阿里三围”保护神灵的苏玛多杰钦姆已经出现。同时，从零星史料记述中亦可发现，多杰钦姆的地域神灵信崇应为10世纪末在“阿里三围”自上而下地推广沿袭。以执掌政教最大权力的国王和身居高位的宗教人士仁钦桑布等为首，或将她作为个人护法神灵，或将她招请至当时的王室宗庙。
比照历史图像与文本遗存，还可追溯该护法神灵更早的历史记忆。《仁钦桑布传记》所载多杰钦姆神灵居地聂尔玛，即996年同期建成阿里三大寺之一，该寺早期佛殿的绘塑现已毁坏。其余两大寺庙分别是我国境内的托林寺和科迦寺，早期绘塑也已毁坏，故无法考证当初这些寺院佛殿中的绘塑现状。所幸的是，位于今天印度西北部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斯匹蒂（Spiti）河谷中的塔波寺杜康殿内，还保留有多杰钦姆的早期图像遗存。这座寺院曾是“阿里三围”之古格王国早期辖控的重要区域。最初由益西沃（Ye shes’od，智光）建于996年，其后又由他的孙侄强曲沃（Byang chub’od，菩提光）在 1024年间重绘了部分壁画［4］。有意思的是，这座由古格王室在后弘期初所建的佛殿中，发现了前佛教期土著护法神灵“卫茠茗”（Wi nyu myin）和后佛教期阿里王室推行的女护法神灵多杰钦姆同时出现在杜康大殿殿门内外正上壁的现象。据维也纳大学喜马拉雅艺术史教授克林伯格索特对塔波寺早期壁画的研究表明，在996年所建的塔波寺集会大殿中，唯有门廊（sgo khang）西壁还存留前佛教时代的文化痕迹，她便是被认为多杰钦姆前身的地方保护神“卫茠茗”［5］⑥ 据克林伯格索特的研究，她1991年初次考察塔波寺时，杜康殿外门顶“卫茠茗”壁画下方还保留“伟大的（医治）护法神卫茠茗和她的扈从”古藏文题记。但时至今日，这部分题记已经遭到破坏。 。根据壁画中该神灵的形象和所处特殊位置可推断，在塔波寺建寺之前，即在佛教文化还未进入这块土地之前，“卫茠茗”肯定是当地尤为重要的古老土著保护神。不然被特意绘制于塔波寺集会殿门廊位置的她也不会占据如此大面积的空间。她应该是慢慢地被转化、收容成为藏传佛教神灵体系中的护法女神［6］。
表2为乳化剂类型及用量对微乳剂的影响．由表2可知：在外观上2号、3号、4号及6号样品透明、稳定；对初步合格的四种微乳剂样品进行各项测试后进行评价发现，只有4号样品通过各项检测，为合格品，测得其透明温度范围为-4～58 ℃．
2.科迦寺藏（木刻本）《护法神多杰钦姆供养宝藏鬘》（bStan bsrun g rdo r je chen mo ’i mchod phren grin po chen ban gmd zod ces bya ba bzhu gs so ）中的多杰钦姆图像构成：
（二）多杰钦姆的地域图像与特征变迁
目前所存多杰钦姆的图像分布整体可划为三个区域，分别是现属印度西北部的拉达克地区以及我国境内象泉河流域的札达县和孔雀河流域的普兰县。这三个区域的现代行政划分分别对应古代阿里三围之玛域、古格与布让的领地。古往今来，此三地文化共生、互通相连，多杰钦姆的图像整体也趋于一致。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新兴文化的不断输入，加之受到晚期多杰钦姆仪轨的生成与影响，其图像亦在发生细微变化。以下笔者基于壁画遗存分析其图像特征与变迁关系的同时，解读其背后的时代因素。
1.拉达克地区
“敢死队”端着冲锋枪向山顶冲去，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就顶上去，整个“敢死队”像一条人链，冒着枪炮弹火向山上冲锋。他们一边端着机枪，“哒哒哒”地向山顶扫射，一边奋力攀登。
目前在拉达克地区发现的多杰钦姆图像主要集中在塔波寺和阿奇寺（Alchi）。其中在塔波寺中出现的图像除上文已提到的杜康殿（’du khang）之外，另在强巴佛殿（byams pa lha khang）、坛城殿（dkyilkhang）和护法殿（mgon khang）内均有遗存。其中，杜康殿的壁画年代可追溯到建寺初的996年，其余三座佛殿除强巴佛殿为14世纪前后之外，另外两座均为 15—16 世纪的壁画遗存［6］65［7］。
之一，其管理质量关系到现场管理工作的总体质量。在管理过程中人员管理的难度大，易出现各种问题。当前现场施工人员管理主要问题有：人员纪律性差。水利工程施工人员众多，极大提高了管理难度；施工人员多，也会导致其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不利于对施工质量的管理；其自身意识不强，加大了现场管理难度。管理方法落后，施工人员的归属感与责任感不强，降低管理效率。
塔波寺杜康殿中的多杰钦姆绘于殿内门楣正上方，以此为往来礼佛的男女信众护佑消灾。她的形象特征是（图1—2）：身着白色大氅，宽大的领袖与衣角边缘呈宝蓝色，并夹杂有红色纹饰，大氅底边一周用孔雀翎毛装饰；其两手掩于大氅之下方，呈坐姿。靠背处设团花丝质背屏。她金色头光，赤面，厚实的乌发披在左右两肩，脖颈处饰满了珍
图1 多杰钦姆 塔波寺杜康殿门楣正上方
宝异石，光彩夺目。高挑的眼眉与樱桃小嘴所呈现出的情态使人难以想象她是一位护佑“阿里三围”之广袤大地的护法神灵，而更像是一位慈眉善目的王宫贵族公主。其左右各有9尊女眷属；右侧伴有6匹青马，左侧伴4匹青马（另有着稻草衣服，赤面立姿的尊者和披鞍的麋鹿）。左右女眷属均盘腿簇拥而坐，与左右青马一并侧颜目视中央的主尊，这是最早关于多杰钦姆图像的遗存。
图2 多杰钦姆 塔波寺杜康殿门楣正上方（局部）
这一图像底本后在塔波寺15世纪的坛城殿和护法殿被继承。三者在构图与形象特征上基本趋于一致，尤其是坛城殿壁画中用以白描线条勾勒多杰钦姆白色大氅的表现形式（图3），以及主尊两手掩于大氅下和坐姿等更贴近于杜康殿的图像特征。在护法殿中（图4—5），多杰钦姆的位置、构图方式亦基本延续了早期杜康殿中的表现手法，除主尊保持原跏趺坐坐姿并被左右众眷属环围之外，图像上的另一转变是：1.相比其他眷属，该佛殿中特将噶孜玛（Gar rdza ma）和热玛底（Re ma ti）的身形放大，并置于主尊的左右两方；2.将原杜康殿中主尊仅着用孔雀翎毛装饰底边的白色大氅变为身着淡绿色的孔雀披风，双脚也穿上了长筒靴，并在耳坠处配有火焰纹的金色大耳环；3.主尊面色由早期的赤色变为青色，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持长寿瓶。不过在强巴佛殿中（图6），首次将多杰钦姆两侧众眷属中的青马转化为坐骑，并将早期图像中左右两侧女伴随与高头青马简化成只剩热玛底和噶孜玛两尊，其他无论身色、持物与着装打扮均与护法殿类同。
相关政府部门对屋顶绿化建设重视程度不够，虽有倡导但无相应激励措施，屋顶绿化具体的政策和法律不健全.国外发达国家，屋顶绿化已被纳入城市法制化管理体系，做到新建楼房规划设计、建筑施工与屋顶绿化同步进行，但江苏省并未正式出台相关政策法规.目前,徐州市区的绿化参照《江苏省城市居住区和单位绿化标准》(DGJ32/TJ 169—2014)执行，但文件中并没有屋顶绿化建设的具体要求和规定.从文件中可以看出，成本较高的屋顶绿化最高折算系数是30%，同时土层厚度低于30 cm的草坪式屋顶绿化不算绿地率，这非常不利于成本较低的草坪式屋顶绿化的发展.
图3 多杰钦姆 塔波寺坛城殿门顶
图4 多杰钦姆 塔波寺护法殿门楣上方
图5 多杰钦姆 塔波寺护法殿门楣上方（局部）
13世纪前后拉达克之都列城（Leh）西北方阿奇寺杜康殿内及松载殿（gsum brtsegs）一、二层［8］殿内门楣上方的多杰钦姆形象① 阿奇寺松载殿一、二层和杜康殿内多杰钦姆图片分别见Tsering＆Aditya Arya，Alchi ，The li vin gherita ge of lada kh ：1000 Years of Buddhist Art ，Leh：Central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2009，Pl.5，65，145.是：面呈青色，颈部佩戴珠宝，身着孔雀披风，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持嘎巴拉碗，身骑青蓝骏马，并有噶孜玛和热玛底附随其后（图7）。此特征除左手持嘎巴拉碗与塔波寺强巴佛殿不同之外，其余均基本一致，亦与现藏于托林寺内的多杰钦姆念诵仪轨中的图像记载大致吻合。
2.象泉河流域的札达县境内
GPS定位系统的应用相比之下具有保密性强、准确度高、用时短等特点，可以经过系统在短时间内生成被测点坐标，满足了现代化人们的快节奏生活特点。GPS控制测绘技术在地理信息系统中的应用使其优势更为明显，为用户的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便利条件。
1.托林寺藏（木刻本）《护法神多杰钦姆与托林天王祷祀》（bStan bsrun g rdo r je chen mo dan g mtho ldin gr gyal chen gyi gsol mchod bzhu gs so ），对其图像描述如下：
可以看到，显示面板顶端有1/2/3的三排LED显示灯带，代表当前每个滤芯的使用状态，满格为最佳，降至1格甚至更低则提示用户应及早更换滤芯。
图6 多杰钦姆与眷属 塔波寺强巴佛殿
图7 多杰钦姆 阿奇寺松载殿门楣上方
从图像特征分析，古格王国早期东嘎石窟壁画中的多杰钦姆与古格王国中晚期出现的形象特征各有不同又前后接衍。东嘎1号与2号窟中的多杰钦姆绘于窟室门楣正上方，其中1号窟中的形象特征是（图8）：颜面与身色均呈蓝青色，厚实的乌发垂于她的左右两肩；头戴白色黑边夏帽，身披宽领白色大氅，其宽领呈赤色，领沿与底边下摆处用孔雀翎毛装饰。身骑青色大马，鬃、尾均呈赤色，她右手紧勒马缰，左手掩于马后，并佩有白色华盖，华盖边沿亦用孔雀翎毛装饰。在她的前方是骑在麋鹿背上的伴随噶孜玛，身披青白相间大氅，左手牵曳主尊多杰钦姆的马缰，右手紧抱麋鹿脖颈处。其他眷属均紧随其后。东噶2号窟中的多杰钦姆仅残存头部及坐骑马头，残存的颜面为淡蓝色，厚实的乌发垂于她的两肩。马亦为淡蓝色，鬃毛呈赤色，与1号窟相同。
图8 多杰钦姆 东嘎1号窟门楣上方
由地缘特征可知，东嘎石窟中的多杰钦姆形象与塔波寺杜康殿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在她们之间仍能找到早期形象所具有的共性。尤其是主尊垂于两肩厚实的乌发以及外披白色大氅大圆领中央部位的红色装饰与青色沿边，还有底边下摆处用孔雀翎毛的装饰，此类特征在中晚期石窟寺院壁画中亦可寻觅。中晚期壁画中的多杰钦姆一改早期着衣方式，将原来只有底边下摆处饰孔雀羽毛的大氅直接改换为身披孔雀披风，骄奢华丽的宫廷风貌已现。
目前共发现有3份多杰钦姆念诵仪轨，其成书年代相对较晚。根据仪轨内容与图像记载，推测托林寺与科迦寺藏影印本念诵仪轨为15—16世纪的刻本① 克林伯格索特《从10世纪塔布壁画构想益西沃的世界》讨论塔波寺西壁门廊土著护法神“卫茠茗”时，曾提到托林寺藏多杰钦姆念诵仪轨可能是15—16世纪所造之推测，见［5］106。 ，而六世班禅贝丹意希文集中收录的仪轨，应该撰写于18世纪中晚期。以下仅辑录出三份仪轨中的图像部分，结合上文讨论的多杰钦姆现存壁画地域分布与图像特征，借此分析仪轨所载图像与现存寺院壁画中多杰钦姆之关系。
当时村里日子好的人家有住新瓦房的，就是住草房的，沿房檐起也要上三五排瓦，但于叔家还住着三间纯草房。他们能腾出西屋接纳我俩，很不简单的——因为山里闭塞，最早是说我们这些学生是在城里犯了错误下放来的，所以许多人家都不愿招惹。但于叔于婶不怕，住到一起，他们待我俩如自家孩子，我们很快成为一家人。那三间草房，也就是我俩温暖的家。
图9 多杰钦姆 帕尔嘎尔布石窟门楣上方
图11 多杰钦姆与眷属 古格故城药师佛殿殿门左侧
孔雀河流域普兰县境内目前发现的图像仅存两处，分别为科迦寺藏17世纪前后的岗孜唐卡（图13）与科迦村藏17世纪中晚期多杰钦姆与眷属唐卡。与象泉河流域札达县境内图像特征不同的是：主尊呈三眼怒相，并在左腋下方另挟彩箭（mda’）一支。这一图像演变与普兰民间信仰之关联笔者另有专文讨论，此不赘言。
韩国代表艺术家由Lee Seoung-ku教授, Lee Min-han（釜山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等14位平面绘画艺术家组成。
早期三大区域间的多杰钦姆壁画一般均绘于佛殿门楣的正上方，与眷属一并独占一方。大约从14世纪前后开始，多杰钦姆在“阿里三围”佛殿空间中的比例日渐缩小，之前庞大的随从眷属最终被简化成热玛底和噶孜玛两尊。此外，随着卫藏各大教派（噶举、萨迦与格鲁派）势力的西扩，在以他们教法为主导的佛殿内，原独占门顶一方的多杰钦姆开始出现了与卫藏新兴教派所尊崇的诸护法神灵融合的现象，其所占空间位置与次第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参看表1）。即便如此，在“阿里三围”中晚期所建的佛殿内，其门楣上方或进殿门左侧壁位置仍延续着先辈益西沃与大译师仁钦桑布们在建国初期所推行的护法神灵多杰钦姆的信崇。甚至在古格王朝早期所建大型寺院（托林寺、科迦寺、塔波寺）内，该信仰一直延续至今并专门设有供奉多杰钦姆的护法殿。这些寺院每天或重大节庆时会特派僧人在护法神殿内念诵多杰钦姆的祷祀仪轨① 如现在我国境内的托林寺和科迦寺，不仅在重大节庆仪式上会念诵多杰钦姆经文并奉行相关仪轨，而且每天还会专门派僧人到护法神殿“苏玛康”（srung ma khang）内念诵多杰钦姆祷祀仪轨，以此护佑这片土地上的子民平安无恙。特别是科迦寺每逢“朗童节”（nam mthong），寺院全体僧人都会在一层护法殿内念诵多杰钦姆仪轨，之后所有僧人又并排坐在供奉有多杰钦姆塑像的觉康二楼护法殿靠门墙的坐垫上继续进行祈福念经。全村男女老少都会着盛装前来叩拜女护法多杰钦姆。在当地民众的心目中，不仅觉得她是一位护法女神“苏玛”（srung ma），也是将她比作类似于城隍神一样的藏区地方“域拉”（yul lha）。此外，在拉达克地区的雪利（shey，位于列城以南15公里处），每年7月9日至10日，会举行敬奉多杰钦姆的初穗仪式（srubs lha），以此节日来专门敬奉多杰钦姆。见煎本孝《ラタック仏教僧院と祭礼》，法藏館，2014年，第502—563页。 ［13］，以此护佑这片土地上的子民平安吉祥。古今“阿里三围”政教腹地均会在年度盛典表演专祀该神灵的古格宣舞亦传承至今，尤其普兰县科迦寺藏历正月十五和二月初十的两大节庆中均有特定仪轨敬奉［14］。
图10 多杰钦姆 托林寺白殿门楣上方
图12 多杰钦姆与眷属 香孜城堡佛殿殿门左侧
表1 多杰钦姆图像遗存地域年代、图像特征及配置
表 1（续）
图13 多杰钦姆 科迦寺藏唐卡
二 多杰钦姆的仪轨传存与图像表述
按时序分布推断，古格王国早中期的多杰钦姆图像遗存目前仅发现于卡孜河谷帕尔嘎尔布石窟，亦绘于窟室门楣的正上方（图9）。她面呈白色，头戴宝冠，身着红色大氅，外披孔雀披风；左手于胸前托持长寿宝瓶，右手举肩执金刚杵；骑白色骏马，马鬃呈赤色。此图像造型被古格王国中晚期所建的托林寺红殿白殿（图10）、古格古城红殿白殿与药师如来殿（图11）、香孜城堡佛殿（图12）以及卡孜河谷查宗贡巴石窟所继承，唯一不同点在于晚期壁画中出现的多杰钦姆身色呈蓝青色，其他均一致。可以看出，在象泉河流域的古格腹地，自13世纪以后本地长期供奉的护法神灵多杰钦姆的形象特征已趋于一致，尤其是到了15世纪后，石窟寺院壁画中所出现的形象均呈现出标准化趋势。另从塔波寺强巴佛殿中的多杰钦姆图像可以发现，同在15世纪后，古格与玛域所在地的拉达克地区，该神灵图像构成也融为一体（表1），这折射出该神灵祭祀圈的文化互动更为密切，政教步调趋于统一。
象泉河（glang chen gtsang po）流域札达县境内现存多杰钦姆壁画遗存有：11—12世纪前后古格王朝早期石窟寺东嘎石窟（dung dkar）② 关于东嘎石窟的壁画年代，见王瑞雷 《西藏西部东嘎1号窟法界语自在曼荼罗图像与文本》，《敦煌研究》2013年第5期第61页及注释1。 ；13世纪前后古格王朝早中期卡孜河谷（mkhar rtse）流域的帕尔嘎尔布石窟 （bar rdzong ’gog po）［9］；15—17世纪古格王朝中晚期的托林寺红殿、白殿［10-11］，古格故城红殿、白殿与药师殿③ 古格故城药师如来殿在原考古报告《古格故城》中被命名为“编号IVY35供佛洞”。 ，卡孜河谷查宗贡巴石窟（brag rdzong dgon pa）［12］；古格王朝晚期王室家族东宫与17世纪后期札布让宗本（rtsa rang rdzong dpon）夏季办事处香孜城堡（shang rtse ’am byang rtse mkhar gog）等。 另在大译师仁钦桑布出生故地，现中印边境底雅乡（gti yag）的布日寺大殿堂（spu ri dgon gyi lha khang che ba）和小经堂（lha khang chung ba）内亦有16—17世纪前后绘制的多杰钦姆图像。
浑然天成之虚空，神通欲界之具主，护持仁钦桑布之译师，言教诸神之首领；身着缈缈轻纱衣，黑如云烟具衣衫，一面青色与二臂，右手掌持破魔之金刚，左手托起长寿之宝瓶，丝质绫罗珠宝冠，丝缎服饰孔雀氅，脚蹬鞋子呈珍宝。礼赞护持三世诸佛法；左面骑鹿者噶孜玛，右面骑骡子上者热玛底，主持诸事内外四神母及眷属。② 《护法神多杰钦姆与托林天王祷祀》（bStan bsrung rdo rje chen modang mtho lding rgyal chen gyi gsol mchod bzhugs so），木刻本影印版，托林寺藏。
塔波寺“卫茠茗”像绘于集会大殿外门廊进入大殿门顶的正上方，她没有被纳入集会大殿内以大乘佛教为主导的神灵体系中。然而，就在进入大殿门内与“卫茠茗”隔墙背对背的门顶正上方，便是多杰钦姆和她的随从眷属所居之地。图像所处的空间位置说明了在古格王国建制初期的益西沃与仁钦桑布时代，多杰钦姆已替代了原象雄故地土著神灵“卫茠茗”的重要位置而成为推行佛教文化复兴的新兴王国古格王朝（11—17世纪）的护法神。她们所处的位置亦隐含了新旧两个历史时期的教权、王权交替更迭。自此在西藏阿里这片以佛教文化为主导的广袤大地上，再也没有发现象征前佛教期信仰的“卫茠茗”与她的随从眷属。经文献与图像的双重考据，作为古代“阿里三围”的重要护法神灵，多杰钦姆的历史溯源反映出西藏西部社会对后弘期初佛教文化的受容进程，更说明其集护法、护教、护地的“苏玛”神格大致成型于古格王朝早期，而其信俗生成期至迟在仁钦桑布时代已定型。
无量宫殿四角法相具足，装束圆满。中央饰五彩珍宝，日轮座具呈青宝马，赤色鬃毛为装束。在马鞍处由青色(种子)kshā圆满生成圣母多杰钦姆，身色为深蓝色，着红色大氅，一面三眼，獠牙切齿。双手之右手持金色九股金刚杵，左手持长寿瓶并挟彩箭 （mda’）于胸口（thugs kha），珍宝装束……身着孔雀长毛大披氅；其右侧德宝马马鞍处，由青黑色的(种子)ma圆满地化现为黑色女神热玛底，一面三眼，獠牙，做食人肉状，以狮子和蛇为装饰，二臂之右臂持青剑，左臂于胸口持嘎巴拉碗（thod khrag），黄发逆上而竖，骷髅冠为头饰，颈饰头盖骨，具环形璎珞，人皮和象皮为肩帔，黑牦牛织物为裙裤；于(多杰钦姆)左侧的雌鹿鞍背处，由黑色的(种子)bhyo圆满生成噶孜玛，黑色，一面三眼獠牙状，两臂之右臂持青色铁钩，左臂于胸前持嘎巴拉碗。头缠白巾，身着无袖红色长衫。其周围是藏地khams skyod ba十二丹玛（brtan ma bcu gyis），各自装饰具足，且各自位于不同的座具处；其外重之东方为白色的乌德（’bum sde），持铁钩；南方为黄色乌德，持套绳；西面为红色乌德，持脚镣；北面为绿色乌德，持铃。③ 《护法神多杰钦姆供养宝藏鬘》（bStan bsrung rdo rje chen mo’i mchod phreng rin po chen bang mdzod ces bya ba bzhugs so），木刻本影印版，科迦寺藏。
3.六世班禅贝丹意希 （dPal ldan ye shes，1738—1780）文集（gsung ’bum）第 5 卷收录有《大译师仁钦桑布之护法·吉祥多杰钦姆 (之足意)与战神九兄弟祷祀》［Lo chen rin chen bzan g po 'i bka 'srun gs d pal rdo r je chen mo （'i bs kan g ba ）dan gd gra lha s pun d gu 'i gsol mchod ］仪轨（以下简称“贝丹意希本”），对多杰钦姆图像记载如下：
班丹拉姆多杰钦姆身色如乌云般乌黑，一面二臂略显怒，多半微笑状。右手持青色闪耀金刚杵，左手端盛无量寿之甘露瓶于胸口。着各种绫罗织衣，以珍宝花鬘装束为喜悦，于狮子（坐骑）上略显傲慢姿。在她右侧的骡背上，为黑色女神热玛底，手持嘎巴拉碗。左方之鹿背上，为噶孜玛。［15］
3.孔雀河流域的普兰县境内
通过以上三份仪轨内容兼及图像的比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科迦寺藏本在图像构成上更像是一幅用以观想的曼荼罗。其主尊为多杰钦姆，左右两侧为热玛底和噶孜玛，中间部位为十二丹玛，外重之东南西北四方分别安置持不同法器的乌德（’bum sde），它们的身色与方位色一致，分呈白（青）、黄、红、绿四色。此类图像仅用以观想，在现存绘塑及唐卡遗存中并未见到实例。此外，在主尊图像的表述方面，科迦寺有别于托林寺和贝丹意希本的是，其主尊具三眼并呈怒相，且在左腋下方挟彩箭一支，而这些图像描述与科迦寺及科迦村所藏17—18世纪前后多杰钦姆及两随从唐卡中的形象完全一致。
土壤样品：于2017年8月23日和2018年8月16日采集距茶树施肥沟5~10 cm处0~20 cm、20~40 cm土壤样品，避开路边、田埂、沟边等区域。采用“S”布点法采样，每个小区取5点混合成1个土样并用四分法留取样品，剔除土样杂物、压碎、自然风干后，分别过0.15 mm、0.075 mm筛子后用自封袋分装，密封，于干燥阴凉处保存，待分析测定。
第二，托林寺藏本中除对主尊有详载之外，其他两随从噶孜玛和热玛底的记载仅限于坐骑。此外，古格王国中晚期所建的托林寺红殿，古格古城红殿、白殿与药师如来殿，香孜城堡佛殿以及卡孜河谷查宗贡巴石窟中的多杰钦姆及两随从坐骑与托林寺藏本中对此图像的记载完全吻合。但是，不难发现，在科迦寺藏本与实物图像中，多杰钦姆及两眷属的图像特征与托林寺藏本差异明显。
建立完善的房屋施工安全管理体系，使施工安全管理与施工质量管理相协调，并形成房屋建筑市场安全施工管理的完整系统。要明确工程控制人员的具体安全责任，对工程任务进行分解，使工程的安全目标控制成为体系，并以此为依据来完善工作制度。各个建筑企业应该为员工定期举办安全管理讲座，通过各种实践性的学习强化完其安全管理意识，在安全管理讲座举办完毕之后，建筑企业应该组织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管理知识讨论，通过实践交流与合作探究，不断的强化员工的安全管理意识。凡是施工现场必须配有安全监理及专职的安全员来负责施工现场的指导工作，保障能够及时发现建设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及安全隐患。
第三，贝丹意希本虽然在经题中指出多杰钦姆为大译师仁钦桑布的护法神，但在整个行文与图像叙述的过程中，曾多次强调“班丹拉姆多杰钦姆”（dPal ldan lha mo rdo rje chen mo）字眼。 班丹拉姆（dPal ldan lha mo，吉祥天母）为拉萨及整个格鲁派最大的护法女神，在此将她的名字置于护持“阿里三围”之多杰钦姆名字前方，看似是一种融合，实则反映了背后的一种政治心态与权力言说，即阿里的地方护法女神仍在卫藏的掌管之内，阿里隶属于首府拉萨；阿里旧有的政教权利均汇入格鲁派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同时也凸显出当时格鲁派在藏传佛教各宗派中教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更旨在彰显了它在西藏地方政权上的神圣性和至上性。图像上，多杰钦姆骑青马并着孔雀披肩的典型特征在此仪轨中已被略去，取而代之的是她身着各种绫罗织衣，以花鬘装束为喜悦，并坐于狮子座上。
经三大区域间的图像比对后发现，以古格王城札布让（现札达县城）为中心的象泉河流域，自15世纪以后陆续兴建的托林寺红殿，古格故城红殿、白殿与药师殿，香孜城堡佛殿以及卡孜河谷查宗贡巴等处佛殿所绘多杰钦姆竟然与14世纪拉达克地区塔波寺强巴佛殿中的形象完全一致，也与拉达克列城西北方阿奇寺松载殿13世纪前后的多杰钦姆形象基本相同 （唯一不同点是松载殿多杰钦姆左手托嘎巴拉碗而非长寿瓶）。此类图像特征的趋同出现，印证了以塔波寺为中心的拉达克地区与以托林寺为中心的古格最晚在14世纪以后，其图像所取底本和流播文本基本一致。据此我们也可以向前推测，早期两区域间的念诵仪轨也应该存在着相似性和一致性，很可能属于同一祭祀文化圈。
我们暂时还无法确定文本（仪轨）是先于图像还是图像先于文本。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最晚在14世纪以后塔波与托林两地间的寺院在图像与文本上已经完成了统一。故推测在托林寺藏本之前，该区域间已出现了与多杰钦姆相关的念诵仪轨并开始流通于各大寺院。相反，以科迦寺为中心的普兰，目前还未发现早期图像遗存，但从所见到的17世纪中晚期的唐卡及念诵仪轨看，该区域的图像在古格与拉达克之间取其共性的基础上，也存在着自己独特的地方性特色。
三结语
藏地护法神多杰钦姆的源流图景及其信俗谱系反映了“阿里三围”的社会情境。托林寺所在的古格和科迦寺所处的普兰，是古格王国（早期称布让—古格王朝）创建之初的政教腹地。以这两座大寺为首，当时由王室号令、贵族赞助、僧侣参与而兴建的寺庙为宗教阶层奠定了尤为重要的制度基础。除了在以托林寺、科迦寺为中心的地域遗存有多杰钦姆的刻写形象外，相关图像在古格国王政教韬略影响所到之处——现存西藏西部边界最早的王室建筑塔波寺中可窥一斑，亦能在邻近拉达克王国之都列城西北的阿奇寺内找到13世纪前后的图像文本。这些图像遗存均例证了阿里王统尤其古格王朝早中期对象征教权、王权的护法神灵多杰钦姆的重视。15—16世纪，古格王国仍然将自己的王统源流追溯到布让—古格王国初期，继替了益西沃时期的宗教信俗。该政教韬略折射在复兴期所建的托林寺红殿、白殿，古格故城红殿、白殿与药师如来殿，以及香孜城堡古格王国夏季办事处等佛殿图像的叙事中，绘制先辈所推崇的护法神灵多杰钦姆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后期图像与早期图像之间存在部分差异，但其信仰根源仍可追溯到早期的图像与特定的佛殿空间中。
从文本、图像与文物遗存的综合调查研究表明，多杰钦姆的地域神灵信奉应该是自上而下依次推广沿袭。神灵造像在经历从人 （塔波寺杜康殿）到神，从静相到怒相衍变，其位置以及眷属配置等也伴随着卫藏新兴教派势力的西进融合，对应次第与方位也陆续发生着细微的变化。古格王朝早期，以身居高位的宗教人士大译师仁钦桑布和执掌政教最大权力的国王为首，或将她迎请为个人护法神灵，或将她招请至当时的王室宗庙，旨在形塑她成为后弘期初古格王国抑苯崇佛与政教一统中的权力象征并不断强化合法性。15世纪后，拉达克地区部分佛寺内出现的多杰钦姆形象与古格王国复兴期所建佛寺中的图像已趋同源，这与当时政教首领参与多杰钦姆仪轨的生成及其话语权影响到各地图像的统一性有着必然的关系。
概言之，古格王朝早期出现并一以贯之的“阿里三围”地域信仰多杰钦姆在普兰、古格以及拉达克三地间，从上至下以向心的方式将西藏西部前佛教文化信仰逐渐消融、整合纳入兴佛治政的社会框架中。如此一来，地理行政空间和文化区域空间渐趋叠合，拥有类似集体记忆的民间社会对于地域边界的隔阂也不断消融。在同一信仰共同体的糅合进程中，草根社会的地方认同与统治阶层的王权建构达到高度契合。如此自上而下推行的地域信仰绵延七百余年，并没有因为古格王国的灭亡而终止，多杰钦姆护法神的地方信仰在历史上古格—布让—拉达克辖属的主要佛教寺院中仍然延续至今。她们或被刻写在“阿里三围”尤为重要的寺院门楣上方，或被精心绘制于唐卡之上，抑或塑像专门设佛殿供奉，至今仍是该地域僧俗最敬奉的神灵之一。
历经千年，曾经象征护国护教的神灵其社会功能已经完全接衍并下移到老百姓自发的日常信俗活动中① 直到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初，多杰钦姆在拉达克王室内仍起着护持王室、镇守疆域的功能。17世纪初，拉达克王嘉木样南杰（’Jam dbyang rnam rgyal，约 1595—1616 在位）将自己的王宫定于雪利（Shey，位于列城以南15公里处），在迁都过程中，特将多杰钦姆这位威力极大的护法女神迎请至雪利，成为拉达克王宫的守护神。 ［13］556-559，镇魔、驱邪、祈福，以及救度众生所面临的种种危难与灾害已成为当前寺院供奉与民众信仰的目的所在。多杰钦姆的图像和仪轨说明在藏传佛教信仰体系中，护法神灵的信仰不仅记忆了自上而下的权力象征，也接衍了由下而上的地域信崇并成为接通上下的社会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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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Guardian Goddess rDo rje Chenmo in mNga'ris skor gsum in West Tibet：Changes in Image and Inheritance of Faith
REN Yunjuan1WANG Ruilei2
（1.Depart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Gansu 730070;2.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 310012）
Abstract: rDo rje Chenmo is one of the guardian goddesses of lokuttara in the guardian deity system of Tibetan Buddhism,her main task is to maintain the peace of Buddha and protect Buddhist dharma and she is usually represented in a fierce,intimidating appearance.The belief in this deity,starting from Phyi dar（the second propagation of Buddhism） and continuing to the present,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mNga’ris skor gsum region of ancient west Tibet.A textual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changes in belief of rDo rje Chenmo is important for illuminating the royal pedigree of the Guge Kingdom in Tibetan history and the origin of the guardian deities of Tibetan Buddhism.Through a textual examination of the early Tibetan documents about rDo rje Chenmo,and by investigating and analyzing extant images depicting the deity,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ymbolic connota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of the guardian deities in Tibetan Buddh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origin,iconographical changes,and inheritance of religious and ritual practices.
Keywords: rDo rje Chenmo;mNa’ris skor gsum;guardian deity;iconographical changes;Guge kingdom（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中图分类号： K87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2019）04-0049-12
收稿日期： 2018-03-20
基金项目： 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重大项目“西藏阿里地区象泉河流域石窟寺综合调查研究”（2018VJX019）；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西藏阿里中印、中尼边境石窟寺艺术调查研究”（19YJC760107）
作者简介： 任赟娟（1986－ ），女，甘肃省陇西县人，人类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化产业系讲师，主要从事西藏宗教艺术、民俗与文化人类学研究。
王瑞雷（1983－ ），男，甘肃省庄浪县人，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藏佛教艺术史、西藏西部石窟寺与古格王朝政教关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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