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圣徒崇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中世纪论文,晚期论文,崇拜论文,圣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1.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6)02-0055-05
中世纪晚期孕育着社会转型的因素，①“在资本主义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吞噬掉之前，它是以个体农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普遍发展为其发展的基石。”[1] (P11)关于农民物质力量的增长，侯建新先生在《现代化第一基石》中已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2] 然而，从英国民众宗教信仰特别是圣徒崇拜的视角，探讨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精神力量的发展问题，仍然是一个新课题。“圣徒崇拜是人们宗教信仰的中心”，[3] (P11)“向这些圣徒倾诉我们的切身要求，而不敢直接向那最高的审判者陈述自己的私愿，因为这些圣徒有自身的经验，洞悉人性的弱点，我们只好祈求他们转达上苍。”[4] (P20)因此，通过圣徒崇拜研究，透视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宗教信仰中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对我们认识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精神力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②
一、圣徒崇拜的渊源
圣徒崇拜源远流长，据盖菲亚(B.de.Gaiffier)所称，圣徒崇拜起源于犹太教与基督教早期的信仰与仪式。[5] (导言，P14)犹太教徒崇拜高级神职人员、预言者与殉道者，并在他们埋葬的地方建立纪念碑。基督教徒继承了犹太教的传统，早在公元1—2世纪，基督教徒就已开始把罗马帝国迫害致死的“殉教者”奉为圣徒，并公开崇拜。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圣徒的范围不断扩大，除了为信仰而献出生命的“殉道者”以外，还包括那些虽寿终正寝但却“圣洁贤明”的教父、主教、传教士以及俗世之人。
关于圣徒的界定，天主教圣徒的官方定义为“教会以正式的礼拜仪式所给予荣耀的人”。[6] (P193)教皇册封圣徒的依据是“品行高尚与行奇迹”。[7] (P8)当然，圣徒身份并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概念，“每个教皇都有自己的封圣观念”。[7] (P38)这种身份不只局限于正式册封的圣徒，因为圣徒的“神圣性”不仅存在于正式圣徒身上，而且还存在于其他大量的人与物之上：首先是上帝、超人类的人(天使)，此外还有有形的物品(圣物)、教会组织机构等。[6] (P193)在不同地区人们的“神圣”观念也有所差异。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判断圣徒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该圣徒是否被信众们视为超自然力量之源。事实上，圣徒首先且最主要的是地方圣徒。在民众眼中，正式圣徒与地方圣徒之间毫无区别。[6] (P194)教皇们对于地方圣徒崇拜也总是听之任之。[7] (P39)
大约在10世纪之前，圣徒崇拜基本上只是地方教会的一种自发行为，地方基督徒团体所崇拜圣徒的确立是基于民众的赞同，而无需经历什么“封圣仪式”。[8] (P189)地方主教的认可及圣徒遗体被“迎入”崇拜之所是圣徒得到崇拜的关键。后来封圣之权归于教皇。一般认为，教皇封圣权萌芽于10世纪末，但教皇真正开始全面行使“封圣权”是在12世纪70年代，即教皇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年)统治后期。[9] (P189)此后，教皇指派调查团去调查圣徒人选的生平与奇迹，作为封圣的依据，此两项调查内容持续至今。但直到中世纪晚期，非正式的地方圣徒崇拜仍然存在。[5] (导言，P17-18)
早期的圣徒崇拜基本上是集中于埋有圣徒遗骨墓地的地方崇拜。但在西欧，最迟于公元6世纪，崇拜对象扩大到了圣徒墓地或其附近的物质或物体，譬如圣灯里的油，以及后来受到信徒更加虔诚崇拜的沾有殉道者鲜血的衣物。这些圣物被视为圣徒肉体的“延伸”，享有圣体的神圣性。公元8世纪与9世纪期间，信徒们开始把罗马殉道者的遗体从基督徒墓地迁入到城内的教堂中，以防止圣体在墓地中受到亵渎。中世纪编年史中，充满了修士团体在逃避入侵者时携带其圣徒圣体的记载。此后，人们宗教信仰进入了一个对圣体、圣物特殊崇拜的时期。圣体、圣物不断地被信众们迁移、分割，遭到狂热信徒们的买卖、偷盗、抢劫，甚至圣徒还会受到求助者的威胁、诅咒。早期的教会规定，每个神圣教堂的圣坛上都应该供奉一件圣物，并且第七次尼西亚宗教会议对这一项规定作了进一步的重申。从很早的时候起，圣徒崇拜就已经与圣餐相联系。每当圣徒的周年纪念日，圣餐便在殉道者的墓地上举行，从而形成了将圣物放于圣坛上的习俗。于是，后来对圣徒的祈祷便成为了圣餐礼拜仪式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特殊的礼拜仪式也因圣徒节日而产生，如圣徒传、颂词、长篇说教的朗读仪式等。这样，圣徒崇拜以一种重要的方式融入了基督徒们的正式崇拜中。
二、英国圣徒崇拜的兴起
英国圣徒崇拜大约兴起于7世纪。据D.罗尔森所称，“圣物是随第一批传教士到达英国的。”[10] (P23)最初传入英国的主要是使徒彼得、保罗以及罗马殉道者的圣物。如7世纪末，教皇维塔利安(Vitalian)将使徒彼得、保罗，以及殉道者圣劳伦斯、圣约翰的圣物赠送给诺森伯利亚国王奥斯温(Oswin)，同时又赠送给了诺森伯利亚王后一个用使徒彼得、保罗所戴过的镣铐制成的金十字架。又据记载，678年左右，彼德修道院的建立者本尼狄克主教曾从罗马带回了使徒与罗马殉道者的圣物。[10] (P23)
在英国，圣徒崇拜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皈依基督教的见证。[10] (P25)英国的天主教徒认为，圣徒必须具备三种基本品质即苦行、权威、与国王的联系。[10] (P186-194)但是，正如D.罗尔森所指出的那样，“在公元650—850年间，英国的圣徒崇拜并不盛行。”[10] (P104)到了中世纪晚期，这种状况却发生了变化，圣徒崇拜在英国迅速兴起，并日益发展成为民众宗教信仰的中心内容。圣徒崇拜在英国的这种变化，是与中世纪英国民众对宗教信仰的渴求以及圣徒的身份、职能密切相关的。
在中世纪，民众的宗教信仰总是专注于怎样最成功地借助于超自然之力来处理自己的事务。如怎样远离疾病与自然灾害、怎样使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怎样抵御恶魔的力量，以及怎样获得上帝与圣徒的恩惠来确保永恒的幸福等。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说，中世纪民众们的宗教信仰存在着某种“赤裸裸的功利性”。[11] (导言，P2)到中世纪晚期更是如此。英国信徒们对圣徒的依赖并不是主要作为一个效仿者或心灵之友，而是作为在需要之时的帮助者或疾病治愈者，以满足身体的需要，或者是临终灵魂的极度痛苦和炼狱之痛的需要。适度的富有、战争中的平安、疾病的治愈、教堂圣礼所祝福的神圣死亡及最终的救赎，这是中世纪晚期人们所普遍渴望的。圣徒崇拜恰恰满足了这种宗教信仰渴求。在中世纪人们的心目中，圣徒的主要身份是作为向其信徒传达神灵之音的代祷者；圣徒被视为人类的保护者与上帝的代理者，并且其职能使得他们在中世纪人们的信仰生活中无处不在。
圣徒具有不同的职能，一般来说，可以分为普遍的帮助、庇护与政治功能，虽然这三者往往重叠。在政治方面，古老的圣徒能够使新的政治团体合法化，并且往往为了特殊的政治目的，对他们的崇拜又被赋予了新的活力。因而在英王亨利三世时期，以两位盎格鲁-萨克逊王室圣徒的名字给他的两个儿子起名为爱德华与爱德蒙；而在亨利五世时期，盎格鲁-萨克逊的圣徒崇拜又受到特别的推崇，以此来激励人们的爱国主义。[12] (P145-146)除了政治职能之外，圣徒还具有更多的世俗价值。他们能够行奇迹、治愈疾病、医治残疾、寻找失物、防止火灾等等。因而基督徒们可以在各种不幸的境遇下求助于圣徒，期望从他们那里获得帮助。人们祈求圣徒使妇女多育、土地多产、动物多仔，防止或治愈各种类型的疾病，避免害虫与暴风雨，经常给人类带来普遍的好运。譬如黑斯特(Heist)的渔民们在暴风雨期间会把阿登伯格的圣母玛丽亚塑像浸入海水中，来祈求风平浪静；当一个小孩不小心被一枚托马斯·贝克特的徽章噎住窒息时，其亲人求助于圣徒亨利六世后，徽章被咳出，小孩获救。[12] (P163)而另一个更加令人惊奇的圣徒治病奇迹是由圣徒托马斯·贝克特所行的。12世纪晚期，一位来自坎特伯雷的妇女艾迪拉，由三位妇女抬到托马斯·贝克特圣地，该妇女已经一年半不能站立行走了。当她被抬到圣地后，竟然立刻扔掉了拐杖，自己走回了家。[11] (P159)
三、圣徒崇拜的变化
与中世纪早期相比，英国民众的圣徒崇拜在晚期发生了一些变化。
第一，在中世纪晚期，民众圣徒崇拜在英国获得了蓬勃发展。据埃米尔·马利所言，圣徒崇拜“它富有诗意的魅力贯穿于中世纪”，但“圣徒从未像15世纪和16世纪那样受到爱戴”。[13] (P155)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关于圣徒的纪念物到处存在，而早期却并非如此。罗尔森认为，“如果在这段时期内(650-850年)，穷人们确实朝圣圣徒圣地的话，他们的出现也被认为是不重要的，除少数的贵族、王室成员外，似乎不存在民众热衷于圣徒崇拜或世俗者向圣地捐献的迹象。”[10] (P104)“库斯伯特甚至似乎极力阻止其墓地成为民众崇拜的中心。”[14] (P179)“即使在当时，圣物治病奇迹可以推动圣徒崇拜更广泛地传播；但我们已经了解，后来成为主教的阿卡仅将圣物用于自身治病，利用奥斯瓦尔德十字架上的苔藓治病仅仅出现于赫克瑟姆修道士治病的描述中。”[10] (P104)
第二，中世纪晚期，英国圣徒崇拜具有了民众化、世俗化倾向。在中世纪早期，圣徒所行奇迹、提供庇护与帮助主要是面向教士及王室与贵族。如卡思伯特的继承人，隐居修士埃塞尔沃尔通过祷告为在海上处在危境中的教友们平息了一场风暴；[15] (P307-308)奥斯瓦尔德王的代祷为萨塞克斯一修道院驱走了一场由瘟疫引起的大规模死亡。[15] (P256-257)而在中世纪晚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中世纪晚期保伯格(Bawburgh)的圣徒沃尔斯坦(Walstan)所行奇迹，尽管个别奇迹是针对教士与骑士的，但大多数却是针对地位低下的人们——“粗鲁的人”、女仆、盖茅屋者，及织布工等等。在其作为圣徒的角色中，作为丰收庇护者的角色是最突出的。当收割者弗莱格(Flegge)被压在了一辆满载小麦的车辆底下时，由于沃尔斯坦的保护，竟奇迹般地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因而宗教改革者约翰·贝利(John Bale)将其描述为“诺夫克田间的上帝与收割者的指导者”。[13] (P203-205)根据戴维·法默(David Hugh Farmer)所编纂的《牛津圣徒词典》(1978年版)统计，在13世纪到16世纪上半叶英国总共有35位圣徒，其中有三位出身于民众(一位是仆人，一位是捕鱼者，另一位是寡妇)，有15位圣徒所行奇迹与普通民众有关。
第三，中世纪晚期的圣徒崇拜已具有了产生“宗教个人主义”的土壤。首先这主要体现于当时“宽松”的宗教环境。中世纪晚期，基督教正统思想的垄断地位开始出现了松动。在1200年以后，书籍的出版、私人礼拜堂与祈祷室的盛行、雇佣教士且具有宗教职能但不受教会组织纪律控制的自愿团体的建立，这一切都增加了个人接受宗教信仰的机会。同时，14世纪晚期与15世纪的艺术发展——如把圣母领报与最后晚餐等事件置入到家庭背景中——也使宗教慢慢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其次体现于中世纪晚期盛行的朝圣现象中。朝圣现象也许比其他任何现象能更好地指出中世纪晚期圣徒崇拜的不确定性质。“朝圣冲破了地区与社会边界，使人们脱离固定的地区，混淆了社会阶层与性别，使得个人象流浪者一样漫游。”[6] (P14)并且朝圣者的纪念物也提供了个人崇拜的中心。
四、圣徒崇拜的价值取向
从上述中世纪晚期英国圣徒崇拜的变化及其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蕴含的两种较为明确的价值取向。
第一，民众在圣徒崇拜中日益具有明确的“自我取向”。在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圣徒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性。圣徒经常是作为“善良邻居与知音”的民众形象刻画于祭坛屏饰及圣盒上。如亨利六世被描绘成生前是一位非常朴实的人，脚登农夫靴子，身穿农夫衣服；喜欢以非常朴素的装束出现于其求助者面前，穿戴如一朝圣者，未刮胡须，带着友善的微笑走来走去。“中世纪晚期的诺福克，特别是阮沃斯周围地区，是圣安妮崇拜盛行的中心，而且对该圣徒的崇拜也盛行于整个英国；因为圣安妮提供了一幅母性而非贞女的女性多育圣像……，她既体现了家庭观念，又体现了生育原则。”[13] (P181)
同时，圣徒崇拜的私人化与个性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在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对于圣徒崇拜已具有了自己的选择权。虽然它是由地理位置、出生、雇佣，或父母、教父母的选择等偶然性所赋予或被继承，但基督徒也拥有与其他圣徒建立亲密、依赖关系的权利，自愿虔诚地庆祝她或他所崇拜圣徒的节日，并荣耀他们的圣像。
中世纪晚期信徒们的希望与爱好也被融入了圣徒崇拜之中。例如，当托马斯·莫尔坚持圣徒崇拜不需要教士提倡时，他作为一个中世纪晚期英国全体信徒的代表道出了信众们的心声：“我相信圣徒崇拜掌握于全体教会的灵魂、上帝自己的手中；该崇拜的见证者不仅仅是教士，而是全部基督会众。”[13] (P165)这也正如舍纳斯在《中世纪民众宗教：1000-1500年》中所言，“民众宗教表达了民众需要的真实情感，因而它源自于民众的内心，具有强烈的人性。”[11] (导言，P3)
第二，在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圣徒崇拜还蕴含着“现实取向”。如斯旺森所言“显然，在我们所考察的历史阶段(1215-1525年)，那些绝大多数实际上活着的和去世的圣徒，他们之所以成为圣徒的原因已变得相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现在能够做什么，而不是他们曾经是什么。而正是他们作为代祷者在此时所能够发挥的‘威力’，是其成为圣徒的决定因素。”[12] (P155)
民众圣徒崇拜中的“现实取向”首先体现在新圣徒崇拜的迅速传播。在中世纪晚期的英国，新圣徒崇拜的传播往往是因为该圣徒成为民众身处绝境的“最后一根稻草”。如在1382年的累斯特郡，一位过路的朝圣者建议那些围在一小孩尸体前的人，在求助于其他圣徒失败后应该祈求于理查德·罗勒，结果祈求获得灵验。[12] (P154)这件事发生在罗勒去世三十多年以后，然而，在当时对他的信仰显然还没有传播到约克郡大部分地区。此后，对于圣徒理查德·罗勒的崇拜便迅速传播于约克郡及其他地区。
其次，在现实中，圣徒崇拜不仅仅是民众们的宗教信仰，也成为产生地方自豪感的源泉和人们获利的一种手段。托马斯·莫尔曾抱怨道，圣母玛利亚的圣像似乎处于一种“竞争”状态，信徒一直喋喋不休于他们自己所拥有圣像具有的荣耀与有效性，尽管他们纪念的是同一个人。[12] (P144)在获利方面，人们更是有着丰富的奇思妙想。如在布罗姆豪的圣十字架上的基督像是一个奇妙的机械装置，具有转动的眼睛、移动的四肢，及吐泡沫的嘴，以此攫取了朝圣者们口袋里大量的钱财。
在中世纪晚期，圣徒崇拜甚至成了一个人融入社会团体的一张入门证。当时如果一个人被排除于圣徒崇拜之外，便会被认为丧失了融入团体的资格。如剑桥郡一位“狡猾妇女”因为其行巫术而被圣威廉的幽灵阻止接近其圣地，她的邻居也因此而排斥她；直到她在圣地忏悔并获得宽恕，这种情况才结束。[13] (P189)
综上所述，在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圣徒崇拜中，民众已经开始关注到了自己的现实切身利益，具有了较为明确的自我取向与现实取向，由对神灵的乞求变成了要求，传统的宗教之根慢慢地消亡并让位于功利主义的此岸。这也许是中世纪人们思想中所发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也孕育了英国民众宗教信仰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倾向。
也许有人说，在早期的基督教中就已经含有了朴素的现实主义精神，但笔者认为那只是一种幻想，是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精神寄托，一种麻醉剂。而到了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宗教信仰中所含有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当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折射，是一种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的精神力量。
因而，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在物质力量增长的同时，精神领域中也发生了新的思想萌动。正如钱乘旦先生所言：“中世纪晚期，那种为了信仰而盲目行动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人们已开始用较为理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现实世界。一种新的原则也就不为人觉察地出现了，那就是现世需要应高于宗教需要之上，宗教应当为现世服务。”[16] (P232)
注释：
①笔者在本文中将中世纪晚期限定于13世纪—16世纪上半叶。其根据是13世纪初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后，教会的势力在西欧慢慢达到巅峰；16世纪上半叶在西欧发生了宗教革命。虽然有的学者认为“历史是一件无缝的天衣”，可是笔者认为在这段时间内，民众宗教信仰的变化仍然能够看出一道历史的接缝。
②目前国内关于中世纪晚期英国圣徒崇拜的研究比较薄弱。国外虽然对圣徒崇拜的研究著述较多，但往往注重圣徒典范、奇迹的描述、圣徒传的编纂、圣徒对人们宗教信仰的影响等，忽视了民众在圣徒崇拜中的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