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精神:区域形象的核心&金华精神形象的设计与构建_金华交通论文

地域精神:区域形象的核心&金华精神形象的设计与构建_金华交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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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形象设计是一个全新而又将全面展开的课题,它比企业形象的设计更为复杂,也不完全等同于地区发展战略和地区发展规划研究。作者从金华八个县市的实际出发,认为应从时空两方面来提炼和概括地区精神,并认为地区精神是地区形象的核心,是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应十分重视。

一、确立金华精神的缘起及研究思路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企业、一个社会团体、一个地区乃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必须具备自己的精神,否则,就不可能团结一致,朝着一个远大的目标奋进,从而列于强者之林。

人们也常说,物质可以转化为精神,精神也可以转化为物质,因此,一个地区的精神,一旦为广大的公众所接受,就能对内部的公众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对外部的公众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就会成为一面旗帜,使地区内外的各种力量,团结在这面旗帜之下,形成一种合力,万众一心,为着地区的共同目标,团结拼搏、奋勇向前。因此,地区精神是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

地区精神在地区发展中产生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可以从中国的现实社会中找到实例。如所周知,在江苏省的张家港市,这几年创造了一个惊人的张家港奇迹,张家港人仅用45天时间就拆除了1284户民房,20天建成一条8公里长的保税区铁丝网隔离带,150天建成60幢共20万平方米的香港式拆迁户安置房,160 天建成了长江流域最大的万吨级化工码头。短短3年,他们“抢”出了保税区,“抢”出了现代化码头, “抢”出了张扬公路、沿江公路和沙锡公路。1992年,又一举在苏州市夺得工业、外贸、精神文明建设三只金杯,综合经济实力从全国县市排名第7 位一跃上升为第4位。如此的奇迹,是靠什么创造出来的? 张家港人的回答是:我们有张家港精神——“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如今,在张家港,无论你走到工厂、农村、学校、机关、商店,随处可见到这16个字的张家港精神。〔1〕张家港精神已在张家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张家港精神已成为张家港人的一种共识,一面具有巨大感召力的旗帜,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是行动的指南。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张家港精神在张家港奇迹创造中所起的作用,也预示着确立正确的金华精神,将对金华经济文化协同发展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张家港精神也可以作为确立金华精神的一种借鉴。

那么,从理论上应如何来界定一个地区的精神呢?《花都市形象建设》一书的作者对此有过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该书作者认为:“地区精神是指一个地区在长期(或较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关于人们精神状态、对本地区发展的共识以及社会风气三者具有地区时代特征的总和。它是地区形象意识的潜化与固化,是带有地区特色的强者意识、进取意识与现代意识的体现。”〔2〕对于该书所提出的地区精神是“三者具有地区时代特征的总和”的提法,我们不敢完全同意,因为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任何一个地区要获得迅速、特别是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格局、大背景。因此,我们所强调的不应是地区的时代特征,而应当是这个地区应如何适应飞速发展的时代,也即时代对这个地区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具体而言应从21世纪是太平洋的时代以及环太平洋西岸所采取的战略的大背景中来确立地区精神。这就是说,地区精神首先要考虑的应当是时代的要求、未来的要求。

当然,对于一个地区的精神而言,我们也应同样重视其地区的特色,而这个地区特色既要从地区的历史积淀、传统文化中扬弃,又是从地区的现实中提炼抽象的。因此,地区精神从时间的尺度上来讲应是历史、现实、未来三者的有机统一;从空间的角度而言,地区精神是将这个地区视为一个完整的区域,并从这个完整的区域中进行综合的抽象概括。

在金华形象设计中,金华精神的提炼确立是至关重要的,金华精神的提炼确立是否成功,能否为广大的公众接受并付诸行动,是金华形象设计是否成功的关键和标志。

那么,应当如何来设计金华精神呢?金华市委书记仇保兴同志在《简论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因》一文中有过论述:“什么是金华精神?金华精神怎样与市场经济吻合,怎样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时代需要什么样的金华精神?”他又说:‘金华精神大讨论’的根本目的是,倡导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相协调的区域性的精神文明和文化观念。”〔3〕从这段论述中可知:1.金华精神必须符合时代的需要;2.金华精神必须能够促进金华的快速发展;3.他所提出的“区域性的精神文明和文化观念”,又表明金华精神应当有金华的特色。

我们认为,在金华精神的设计中,一方面,金华精神是从金华形象的各子形象中提炼和抽象出来的;另一方面,金华精神又必须在金华形象的各子形象中表现出来。而提炼和抽象出来的金华精神又应当回到金华形象各子系统中进行检验和修改,并随着条件的变化而作出调整。这样的过程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循环往复不断进行的。通过这样的提炼、抽象、检验和修改的循环往复过程,金华精神就会总结得更准确、鲜明,富有时代感和金华特色,并充分考虑未来的要求。这样的金华精神能催人奋进、鼓人斗志,成为凝聚金华公众、吸引外地公众的一面旗帜,使金华人从“盆地情结”中解脱出来,冲出盆地,迈向辉煌的21世纪,迎接太平洋时代的到来。

二、金华精神的由来

如前所述,金华精神应当从时空两个方面提炼概括。从时间或曰纵的方面而言,金华精神既要从金华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份,又要从金华的现实中抽象概括,更应当着眼于未来,也即从21世纪是太平洋的时代这一大背景中来把握。从空间或曰横的方面考虑,金华精神应当从金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抽象概括,如金华的自然环境最大的特点便是盆地环境,由此会产生出盆地意识、盆地情结。不过,在我们的研究中,空间视角是结合在时间的角度中来考虑的。

1.从金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提炼金华精神

根据我们合作编著的浙江省社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浙江文化史》一书的研究〔4〕,同时结合近年来的历史研究新发现, 证明金华在历史上曾数度处于领先的地位。

如所周知,人类早期文明的发展总是走着“山林文化—→山麓文化—→河谷文化”的道路。浙江早期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不例外。据研究,自更新世晚期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曾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海侵。其中第一次海侵便是发生在距今11万年前至距今7 万年前的星轮虫海侵。在星轮虫海侵期间,如今浙江省最为繁荣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等浙江沿海平原,均被沦为一片汪洋浅海,人类当然无法在这些地区生存。而平原以西的山地和盆地,海拔较高,海水无法侵袭,自然环境相对优越,适宜于古人的生息繁衍。事实上,浙江最早的文明曙光,正是在这一时期在沿海平原以西的山地和盆地中透露出来的,距今10万年以前“建德人”的发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距今2.5万年前,假轮虫海侵结束,接着而来的便是大海退。 大海退使浙江东部的沿海平原变得极其辽阔,于是越族的祖先便从山地、盆地走向平原,开始了他们漫长的平原生活。然而紧接着又遇上了卷转虫海侵,平原上的环境开始恶化,到了距今1.2万年前左右, 海岸线位于现在水深——110米处,到了距今6000—7000年前, 浙江沿海平原的大部分已沦为一片汪洋浅海,于是越族的祖先便开始迁徙。从各方面考察,迁徙的主要方向分为两支,其中一支迎水而进,利用独木舟和竹筏之类的水上航行工具,顺着盛行的东南季风,沿着海流,漂洋过海,迁徙到了日本列岛、南洋群岛等地〔5〕。 这一支后来在古籍中多次被提到,称为“外越”或“东海外越”(《越绝书》卷二、卷八)。另一支则向中国大陆的山地、丘陵、盆地迁徙,这一支后来也被多次提及,《越绝书》卷八称其为“内越”。从当时的自然环境考察,这支向中国内陆迁徙的“内越”,主要的生存空间便是金衢盆地。当时他们过着“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6〕的生活, 这显然是一种迁徙农业和狩猎业并重的经济生活,与“河姆渡人”在平原上的定居生活迥然不同。直到春秋早期,金衢盆地依然是“内越”主要的活动舞台,《吴越春秋》卷六有明确有记载:“人民山居”,说明当时大多数越人还没有迁徙到沿海平原生活。这样的观点我们还可以在《国语》中找到论据,《国语·越语》曰:越国“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这便是越国当时的统治中心,当然也是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从地图上考察,他们大多座落在山后盆地之中。其中姑蔑在山后盆地西南端。今衢州市附近。句无一般认为在诸暨盆地〔7〕, 其实句无的地点应在诸暨以南。考越族地名中又有“姑婺”一地〔8〕, “姑”、“句”均为古越语发声词,“无”,“婺”音同,因此句无很可能就是姑婺,则其位置当在金衢盆地中部,今金华市附近。准此,则金华附近在当时已是越人的一个重要聚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宁绍平原等浙江沿海平原逐渐从一片汪洋浅海变为沮洳的平原,平原上的条件慢慢好转。公元前492年, 越族雄才大略的领袖勾践登位,为图谋更大的发展,就将统治中心从山后盆地迁移到平原上去,《越绝书》卷八明确记载说:“勾践徙治山北,引属东海,内外越别封削焉。”这是海退以后,越族从山后盆地、山地重返宁绍平原的重要标志。

然而,越国的霸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在当时北方人的眼里,浙江地区仍然是一片穷山恶水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落后的人文环境,这就是管仲所说的“越之水重浊而泊,故其民愚极而垢。”〔9〕其次,越国在与吴国的战争中曾经大败,甚至连勾践本人也被吴国作为人质,并向吴国称臣纳贡。但是,越国人民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和落后,他们在其领袖勾践的领导下,以金衢盆地等山后盆地作为重要的后方基地,卧薪尝胆,发奋图强,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消灭了吴国,“横行于江淮之上”,称霸中原,成为当时的强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越国正是从金衢盆地等山后盆地起家,然后冲出盆地,逐鹿中原而成为强国的。

我们用这么多的篇幅论证金华历史上曾数度领先,目的当然不在满足于“我爷爷的时候比你们阔多了”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之中, 而是为了让大家都了解到,尽管金华现在的综合实力在全国还没有领先,还处于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欠发达地区过渡的中间位置,但金华并非一直落后,历史上她曾数度领先,因此,只要我们抓住机遇,自加压力,发奋图强,就一定能够再度领先,再创辉煌。而从金衢盆地等山后盆地起家的越国霸业成功的历史事实,也表明我们可以从越王勾践不甘失败落后,卧薪尝胆,不倔不挠,奋发图强的精神中得到激励和熏陶。

我们从金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还可汲取很多。例如南宋时寓居金华的著名词人李清照,就在金华写出了“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的豪迈诗句。在古代的中国南方,交通主要仰仗于舟楫,“水通南国三千里”,说明在古代,金华就是中国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而“气压江城十四州”,又描绘了金华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区域中心城市强大的辐射、吸纳能力。直到今天,金华依然是浙江的交通枢纽和浙中的中心城市。李清照“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的千古绝唱,就是对金华古今地位最生动洗炼的概括。今天,金华人也应当具有“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的宽广胸怀和豪迈气概。

2.从现状与未来中确定金华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来,金华的社会经济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然而,我们也应实事求是地看到,金华的经济相对量和发展水平与全省比较,就远未达到按人口、土地、耕地面积的平均额所应达到的水平。1988年,在浙江省的11个地市中,金华市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和人均水平都位列第7,而在浙、闽、赣、皖四省毗邻地区9个地市中,无论是经济总量指标还是人均经济指标,金华市均处于领先地位(见下表)。这就表明,金华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欠发达地区过渡的中间位置。从金衢地区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内部比例关系考察,在该区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过程中,工业产值的比重超过农业产值的比重的转折年份为1977—1978年,比浙江省晚了约12年。国民收入中广义工业产值比重超过农业产值比重的转折年份是在1986—1987年,比浙江省晚了7年左右。在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过程中, 第二产业比重超过第一产业比重的转折年份是1987年,也比浙江省晚了7年。上述分析表明, 尽管该区经过40多年的发展,国民经济结构已有明显提高,但发展水平在整体上仍落后于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水平7—8年。

金华市经济发展相对水平比较简表

(1988年资料)

项 目

在浙江省11个在4省边界9个地市

地市中的位次中的位次

人均土地 / 9

人均耕地 7 7

人均社会总产值7 1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7 1

人均国民收入 7 1

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8 1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7 3

人均社会公路运输量5 1

人均邮电业务总量 9 3

在1995年出版的《浙西南开发论》一书中,对浙西南(金华属于浙西南地区)发展水平的评价与上述观点基本一致:“浙西南地区发展要滞后全省平均水平一个阶段,正处在准工业初期向准工业中期过渡阶段”。“浙西南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带中的相对不发达地区。”并且认为,相对不发达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较小,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农民生活水平较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四个方面。〔10〕

近年的情况有何变化,我们根据1994年出版的《浙江年鉴》统计资料,对浙江省11个市的基本情况作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金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湖州市之前,台州市之后,在全省位居第7;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台州之前,舟山之后,也位居全省第7。 浙江省的土地面积为10.18万平方公里,金华市为1.09万平方公里,金华约占全省的1/10。1993年,浙江省的总人口为4313.30万人,金华市为431.58万人, 也约占全省的1/10。然而1993年,金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均未达到占全省1/10的份额。

然而,近年来,金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是鼓舞人心的,远远地超过了浙江省的增长速度。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国民生产总值从1990至1992年平均增长16%猛增到1993年的42%。1993年,金华市的工业产值增长了60%,这样的增长速度的确是跳跃式的,预示金华的美好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另外,金华还存在着许多潜在的优势。例如文化上的优势,金华自南宋以来即文风鼎盛,诗书传家,被称为“小邹鲁”,这样的文化优势代代相传,绵延不绝。金华的人口为全省1/10,但每年上大学分数线的有6000多人,占全省的1/5,1994年将近占全省1/4。金华也还有潜在的资源优势,先行的市场优势等。

明白金华处于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欠发达地区过渡的中间位置,其目的是为了让金华公众面对现实,不妄自尊大,不固步自封,将金华人从“盆地意识”、“盆地情结”中解脱出来。同时也为金华人树立高标准的参照系,使广大金华公众有一种紧迫感和时不我待感。而分析金华的潜在优势和近几年来跳跃式、超常规的发展速度,又可为金华人树立自信心,使金华人感到,金华不仅有辉煌的过去,基础较差但潜力巨大的现状,特别是近几年跳跃的发展速度,表明必定会有辉煌的未来,金华必将会冲出盆地,走向21世纪那辉煌的太平洋时代。

三、金华精神的表述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就可提出这样的观点,这就是金华人既不能妄自菲薄、丧失信心,也不可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既看到金华的起步较晚,基础较差;也要看到历史上机会来临时曾数度领先,有过辉煌;更要看到金华所具有的巨大发展潜力和太平洋时代到来所提供的机遇和挑战;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金华近几年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关键是如何抓住机遇,团结拼搏,自加压力,把潜在的优势转化现实的优势,从而冲出盆地,争创一流,走向再度辉煌。

那么,金华精神应如何表述呢?自1994年金华开展金华精神大讨论以来,大家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精彩的观点。虽然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金华再也不能满足于现状,而应奋力争先。

另外,金华精神的提法也切忌与其它地区的精神提法雷同,金华精神应当有金华的特色,金华的魅力。因此,我们认为,金华精神不应当表述为“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因为这与张家港精神一字不差。的确,张家港精神有许多优点,张家港的实践也证明张家港精神是非常成功的。但如果用这16个字来表述金华精神,不仅让人产生识别上的错误,而且也让人觉得缺少创造性、缺乏个性、缺乏魅力。

这里,我们引用日本神奈川县知事长卅一二以及我国南京大学张鸿雁先生的有关论述,这对我们是有启迪的。

神奈川县知事长卅一二曾指出:“我到欧美各国旅行,有一点感触极深。那就是每一个城市各具特色。这些城市富于传统,注意到树木和街道的美感,十分严谨。然而日本,不论走到那里,都大同小异,到处是小东京、小银座,就连车站前的商店街道也如出一辙。因此,我一直主张,需要借用环境评估的概念,也进行文化评估。此外,最近欧洲正在流行一个词语,叫做“amenity’,现在大家都把它译作‘舒适’, 我认为应该译成‘魅力’。城镇应该具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魅力。 ”〔11〕

卅一二的话虽然有些偏颇,如他所说的日本城市都大同小异,其实并不完全如此,近年来日本对创造城市魅力更为关注,关于这一点,在我们编著的《当代世界名城》〔12〕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但是,卅一二关于一个城市需要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魅力的话,确实是深得要领的。同样,一个地区也可以而且应当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魅力,而这种地区魅力的创造,当然包括了地区形象的核心——地区精神的提炼和概括。

张鸿雁先生最近撰文认为:“象设计企业形象那样设计城市形象,使中国的数千座大中小城市都有自己的风格,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应该首先给城市整体文化风格和属性‘定位’,每一座城市能扣住整体风格发展城市建设。否则,中国城市将不仅没有传统风格,也将没有中国风格,这是一个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千年大计,不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故纸堆里来寻找中国的城市风格。”〔13〕

张先生这段话的后面几句,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当今中国城市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金华精神的表述应具有时代特色,地方特色,要有鼓动性,针对性和号召力。总之,应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我们建议,金华精神可概括为“自加压力,团结拼搏,冲出盆地,奋力争先。”“自加压力,团结拼搏”,是因为我们现在仍处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过渡的中间位置。要争先,就不能满足于现状,而应自加压力,团结拼搏。“冲出盆地,奋力争先”,是因为金华盆地的自然环境,使得金华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盆地情结”或曰“盆地意识”,因此,应当很有针对性地提出“冲出盆地”。同时,我们也考虑到,当年越国建立霸业,“横行于江淮之上”,成为当时的强国,也是从金衢盆地等山后盆地起家并作为后方基地的。今天,金华要在激烈竞争的时代中争先,当然必须冲出盆地,接轨浦东,迎接太平洋时代的到来。*

*此文系金华市委委托的“金华形象设计与建设”课题中的一项子课题,曾在“全国首届地区形象设计研讨会”上交流。

注释:

〔1〕韩秀琪、孙璇:《张家港精神》,载《光明日报》1995 年10月19日第一版。

〔2〕《花都市形象建设》。

〔3〕仇保兴:《简论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因》, 载《浙江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4〕《浙江文化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5〕徐建春:《外越与日本列岛》,载《国际百越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6〕《吴越春秋》卷六。

〔7〕郦道元:《水经注》卷四十《渐江水注》。

〔8〕《元和郡县志》卷一十六“龙邱县”。

〔9〕《管子·水地》第三十九。

〔10〕《浙西南开发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

〔11〕〔日〕名和太郎:《经济与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

〔12〕《当代世界名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3〕张鸿雁:《城市建设的“CI 方略”》, 载《城市问题》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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