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创造历史”——吉登斯的诠释与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论文,评价论文,历史论文,吉登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开创性地提出了“人类创造历史”的命题，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图景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对后世社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重建现代性的理论范式，吉登斯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反思，围绕着“人类创造历史”这一经典命题，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全新的解释。吉登斯是如何诠释这一命题的？他的诠释对马克思思想造成了何种歪曲？又存在何种合理性？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一、吉登斯的历史观
吉登斯对“人类创造历史”的反思以对“历史”概念的重新解释作为出发点。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的涵义是清楚而明确的，历史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推动下不断发展的过程，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① 但在吉登斯看来，如果从这种角度来理解历史，那就只看到历史的某一方面，即把历史等同于社会在时间中的展开和消逝，而且其中还夹杂着“化约论”的错误，表现在把复杂的人类历史过程等同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上。他认为，历史是一个远为复杂的概念，马克思的观点即使从表面上看也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显然不能因为人类要吃喝住穿，就把物质资料的生产看作是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② 实际上，人类历史在其展开的过程中至少表明了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历史就是在时间流逝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二是人类为了“创造历史”而对这些事件所做的编年记载或解释说明。“‘历史’显然利用了两种意涵：时间流逝之中事件的发生；对这些事件的编年记载或解释说明。”③ 为了更好地将两种涵义区别开来，吉登斯把第一种涵义称作“历史”，而把第二种涵义称作是“历史性”。
“历史性”是吉登斯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重新阐述“人类创造历史”命题的基础。“历史性意味着，运用过去的知识作为与过去决裂的手段，或者，仅仅保留那些在原则上被证明是合理的东西。历史性事实上主要是要引导我们走向未来。”④ 可见，与历史相比，历史性具有两方面的特殊性：首先，人类支配历史的能力不同。历史表明人类对它的依赖，历史主宰了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方式，而历史性则表明人类干预和支配历史能力的增强，历史被当作人类建构未来理想社会的材料。其次，时间观念不同。历史所表明的是过去对现在的支配，过去表现在传统、神话、习惯和血缘关系等方面，它们主宰了人们当下的生存和生活方式。而历史性则表明未来对现在的支配。在历史性占主导的社会，历史被看作是开放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人类能够依据其理想来建构美好的社会。从上述历史观出发，吉登斯将漫长的人类社会过程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部落社会所度过的“前历史”时期，阶级分化社会所度过的“历史”时期，启蒙运动以来所度过的“历史性”时期。
“前历史”时期主要是部落社会所经历的时期，尤其是农业社会之前小规模狩猎社会和采集社会所经历的时期，这一时期被著名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称作“无历史的冷文化”时期。⑤“前历史”时期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社会不存在书写和符号体系，因此人类意识中也没有任何有关记述“历史事件”的观念，更不存在任何有关干预和创造历史的设想。在这一时期，“自然”和“神话”是主宰人类生存的两大基本要素。人类偎依在自然的怀抱中繁衍生息，依照自然规律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人类生活与自然界完全融合在一起。同时，面对自然界有时给人类带来的生存性矛盾，神话则充当了基本的消解中介。“在部落社会里，人们在共同在场的情况下彼此密切地生活在一起，遵循自然界的节律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但同时也在认识层面上将自然界与自己的活动整合在一起。”⑥ 在吉登斯看来，浸淫在神话和自然中的部落社会是没有历史的，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明显停滞的状态，没有社会变迁，也没有技术演进。⑦
文字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人类从此迈入了“文明”的门槛，而且还意味着真正迈入了“历史”的社会，即吉登斯所说的“阶级分化社会”。文字的出现意味着书写的出现，书写是对各种信息进行整编和储存的基本模式。因此，文字第一次使人类能够有意识地对重大事件进行编年记载或解释说明，从而保留了大量过去的重要信息。而信息的存储又促进了时间和空间的延展程度，它使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有针对性地应用历史资料来筹划社会发展。从这一方面来说，文字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历史的开始，而且还意味着一种重大的社会变迁。“历史不但是文字史，而且我们也开始更有理由认为它意味着社会变迁。”⑧ 但是，在吉登斯看来，阶级分化社会充其量只是一种“历史”的社会，也就是说，只是一种在时间中“度过”的社会。在那一时期，掌握书写和文字能力的仅仅是一个人数极其有限的阶层，社会还没有形成一种“创造历史”的普遍意识和能力，而且在那一时期，文字和书写还主要用在了加强传统权威的用途方面，而不是挑战传统或征服自然上。与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类意识和创造能力相比，阶级分化社会依然是过去主宰的社会，人类干预和创造历史的能力极其有限。
欧洲启蒙运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与历史关系的变革，人类从此进入了由“历史性”所主导的时代。启蒙运动是人类观念的根本变革，它催生了“进步主义”旗帜下人类对解放的激进追求。启蒙运动以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基础，并且在这种基础上产生了两大鲜明的成果：科学和民主。从人类与历史关系的角度来说，启蒙运动使人类对历史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这以前，人类还主要是生活在以传统、血缘和宗教等为纽带的社会之中，过去时间支配了人们当下和未来的生活。但启蒙运动以后，人类开始产生出一种乐观自信的精神，相信未来的历史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得到建构，而且相信这种创造历史的过程是使自身获得解放和幸福的关键。因此，未来的时间主导了人们当下的生活。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民主政治成为消解传统、宗教、血缘等传统社会或政治关系的手段，而科学则成为人类征服和支配自然的武器。从此以后，历史所表达的是一种具有自身发展方向的线性时间观念，而人类对它的理解也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的历史。“人类创造自身历史的过程是在他们认识到自身历史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人类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存在，是通过认识来把握时间，而不仅仅是‘度过’时间的。”⑨
正是在上述历史观的基础上，吉登斯开始重新解释马克思所提出的命题。在他看来，马克思命题中的“历史”指的是一种线性时间观念，表明人类所怀有的通过增加对历史的了解来创造理想社会的观念，这种观念只有在启蒙运动以后才真正开始形成，具体地说，是以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的著作为标志。“如果说人类‘创造历史’中的‘历史’，指的是某种线性时间观，并结合下述观念，即行动者只要通过不断增进对自己过去的了解，就能改变他们的未来，那么这种观念只是在维柯之后方形成的。维柯的著作的确可以被视为一座桥梁，是对时间和连续性的旧有理解与某种新兴观念之间的过渡。”⑩ 因此，按照吉登斯的理解，马克思尽管提出了“人类创造历史”这一经典命题，但他把历史看作是一个“世界成长的故事”，把“历史”与“历史性”混为一谈，没能分清历史在不同社会阶段之间的表现形式，从而没能对自己的命题做出真正科学的解释。
二、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
1984年，吉登斯出版其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论著《社会的构成》，系统建立了他独特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把它命名为“二重性结构化理论”。在这一对全球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的著作中，吉登斯对其方法论建构的目的进行了说明。他说道：“确切地说，本书其实是对马克思那里时常被引用的一段名言的深切反省。他指出，‘人们(或让我们直接用人类这个词——原注)创造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这话说得不错，他们就是这样创造着的。可当我们把这表面上没什么毛病的见解运用到社会研究中去时，引发出的问题又是多么的纷繁复杂！”(11) 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的命题的确揭示了特定社会阶段的真实情况，但在社会学研究中，要对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做出确切的解释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而且迄今为止，各种社会学理论在解释这一命题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偏差。
在社会学发展史上，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都曾盛极一时，它们从各自所处的立场出发，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迥然相异的解释。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从客体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社会整体对个体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社会历史不外是社会系统支配下人类适应其功能要求的结果，社会历史发展也就是人类适应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解释社会学反其道而行之，它从主体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主体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历史就是个体主观创造的结果。在吉登斯看来，上述三种思潮都存在着严重的方法论偏差，表现在，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忽视了个体在具体社会情境下所具有的能动作用，把历史看作是社会结构的支配历史；解释社会学则对社会结构所具有的制约作用视而不见，把历史看作是个体行动的历史。因此，它们都没有能够正确说明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他认为，要深入理解马克思所提出的命题，就必须超越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的视界，重新回到社会学的根本问题上去，对主客体关系问题做出新的解释。为此，他建立了“二重性结构化理论”这一著名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指出：“我之所以要提出结构化理论，其基本目标就在于宣告这些建立霸主体制的努力的破产。在结构化理论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12)
吉登斯认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人类创造历史”命题归根结底是历史性在社会学基本问题(即主客体关系的问题)上的反映，因此，除了对历史性要有清醒的认识外，还必须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具有清醒的认识，这是理解马克思命题的前提。主客体关系表现在一系列维度上，如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能动与制约、权力与支配等。结构化理论尽管表现得复杂和宏大，但它始终是围绕着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具体表现在对行动与结构关系的重构上。行动代表了主体的一方，以具体社会情境中的行动者作为代表；而结构则代表了客体的一方，以社会中的规则和资源为代表。在吉登斯看来，任何行动者都是具有能动性和理性的行动者，他能够根据具体的情境而援用相应的规则和资源，选择与特定情境最为适合的行为方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人类行动者都是有理性的，这些理性会不停地激发其日常行动，而且，在支配行动的内容上，理性与行动认同都不是随意表达的。……进一步说，在任何既定的情境中，理性都是人类行动的本质。”(13) 同时，社会结构是一个隐含着复杂规则和丰富资源的系统，如语言规则、交往规范、法律体系、生产工具、社会关系等，它们不仅对行动具有制约作用，而且也是行动实施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媒介。
在具体社会环境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上。首先，任何行动者都是生活在具体社会情境中的个体，其生长的社会和所处的结构是无法预先予以选择的，他所从事的任何行动都必须以蕴含在社会结构中的规则和资源作为媒介，并且受到它们的制约。举例来说，当不同行动者之间进行语言交流时，他们必须具有相应的场所，必须应用到彼此共知的语言规则等。它们是交流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也对交流的发生、过程和效果等产生了制约。其次，从社会结构的一面看，社会结构同样依赖于行动者的行动，只有通过行动者之间的行为互动，各种规则和资源才能不断得到再生产。同样以行动者之间的语言交流为例，各种语法规则只有在行动者的话语交流中才能体现出来，通过行动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应用，它们随着时间的绵延而不断延续下去。因此，在吉登斯看来，行动与结构之间是一种彼此依存、互为条件的关系。结构是行动赖以展开的媒介，它赋予了行动所必须的条件，而各种结构性规则和资源则是行动的结果，它们通过行动而不断得到再生产。这就是吉登斯对具体社会条件下个体行为模式所持的基本观点，它建立在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二重性”基础之上。“‘结构化’概念以‘结构二重性’为基础，它不仅意指‘社会生活的循环往复特征，而且意指结构与行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而我所指的结构二重性的意思是：社会结构既是行动者实践的媒介，也是其结果。”(14) 行动是沟通主客体关系的桥梁。
诚如吉登斯自己所言，他重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深切理解马克思所提出的命题。人类创造历史，可人类是如何创造历史的呢？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命题反映的仅仅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状况。“人类创造历史”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等论断结合在一起，表明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共识：对传统的激进怀疑，对未来的乐观精神，对历史的工具性态度。它们是历史性发展的标志，也是现代社会迥异与前现代社会的体现。从根本上说，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正是“历史性”主导下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互动方式。从社会结构的一面看，在启蒙精神的涵化下，要求把社会生活从历史和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建立自由和富足的社会成为社会的共识原则，在这种共识原则的导向下，所有历史传统、神话传说和血缘关系等都不再成为尊崇的对象，而是转化成为人类可以加以利用的资源。从行动者的一面看，通过援用蕴含在社会结构中的上述共识原则和资源，历史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扩展，“解放”也越成为人们行动的基本指向。同时，在人们追求解放的过程中，历史性的社会结构又进一步得到再生产。解放的行动追求与历史性的社会结构之间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强化的机制，这正是吉登斯通过其重建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所得出的“创造历史”的基本模式。
因此，在历史和历史性的不同主导下，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形成了两种完全相反的发展过程。在前现代社会的条件下，人类的思维和行动模式为代表过去时间的历史所主宰，传统、血缘、习俗、宗教等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性原则，而且这些原则通过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互动而得到反复复制。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历史性成为社会的基本结构原则和行动资源，征服自然、创造历史的思维取代了对传统的尊崇，在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互动中，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原则不断被复制出来，人类征服自然、解构传统的能力不断得到增强。正是在历史性思维的主导下，现代社会通过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互促机制而昂首前行。
三、对吉登斯诠释的评价
如何看待吉登斯对马克思命题的诠释？放眼吉登斯长达40余年的学术历程，可以说，他在许多方面都受惠于马克思等经典思想家。自20世纪60年代投身于学术生涯伊始，他就致力于反思和重释马克思等经典思想家的著作。1971年，他出版了使他立身扬名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时隔10年，他又出版了被誉为“社会理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这些著作不仅给他带来了崇高的学术声望，使他逐渐跻身于全球著名的思想家行列，而且通过与经典思想家的长时间对话，使他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对“人类创造历史”的诠释是吉登斯重建历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这一命题的反思，他建立起了一套具有浓郁社会学色彩社会历史理论。从这种意义上说，吉登斯的历史社会学理论是以“巨人的肩膀”为基础。吉安富兰科·波吉指出：“吉登斯在各个方面都受惠于古典思想家，他从三种意义上把他们的著作当作‘巨人的肩膀’：一是他使用他们的著作作为建构自身理论框架的基础；二是通过对他们的著作进行深刻的诠释，他使自己从此声名大振；三是古典思想家的著作表明了特定的历史社会学视野，但吉登斯是从超越这一视野的高度去诠释他们的。”(15)
反映在对“人类创造历史”的诠释上，吉登斯把马克思命题的含义进行了重构。当马克思提出这一命题时，他至少包含了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整个历史过程都是由人类自身所创造的，各个时代的人们都对历史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二是历史不仅表现在时间的流逝上，而且表现在人类文明上，一切文明现象都来源于人类自身的创造，生产活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动力；三是人是具有能动性的动物，能够能动地进行创造历史的活动，但这种创造活动并不完全是出自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在一种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行创造。“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6) 但经过吉登斯的诠释，上述含义或者被忽视，或者遭到了扭曲。首先，吉登斯把“创造”历史的时间推到了启蒙运动以后，认为只有在启蒙运动以后才谈得上对历史的“创造”，在这之前，人类只是在时间中“度过”的种群。可见，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一方面夸大了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所具有的能动作用，另一方面又忽视了此前人类所具有的能动性。其次，他把马克思的“历史”涵义狭隘化了，仅把它看作是人类在时间中所“度过”的过程，没有看到马克思命题所表达的其他丰富含义。经过吉登斯重新诠释过后的马克思命题，其扭曲之大，可见一斑。
那么，吉登斯又为什么要把“人类创造历史”的时间仅仅归结为启蒙运动之后呢？这与其学术研究的旨趣是分不开的。吉登斯生活在20世纪中后期的晚期现代性社会，对现代性的力量感和问题性有着深切的体验。面对现代性给人类生存所造成的危机，他对现代社会的前景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我们，作为整体的人类，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驾驭那头猛兽？或者至少，能够引导它，从而降低现代性的危险并增大它所能给予我们的机会？现在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为什么‘甜蜜理性’的普及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17)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自投身于学术研究以来，他就把现代性作为其学术研究的连贯主题。(18) 在他看来，与前现代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完全是一种“断裂性”的发展模式。“自18世纪以来，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彼此交织，促成了一系列脱离于其他社会类型的浩大的断裂趋势。”这种断裂性社会是启蒙精神推动下的产物，深刻体现了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区别。正是出于对现代社会“断裂性”的强调，使他把创造历史的起点放在了启蒙运动之后。但无论如何，吉登斯都是站在20世纪末期的高度现代性社会来回溯历史的。现代社会的发展的确一日千里、气势恢弘。但是，只要与以前的社会进行比较，可以说，任何社会都是“现代”的社会。文字、火药、造纸术、指南针等的发明，都使当时的社会远远超脱了此前的阶段。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它们也形成了一种“断裂性”的发展。当吉登斯把“创造历史”的起点放在启蒙运动的时候，他实际上“误置”了考察历史的立足点。
另外，吉登斯在用其苦心孤诣的结构化理论来解释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时，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社会结构是人们行动的规则和资源，与个体行动之间形成一种媒介和制约的关系，而且这些关系还通过行动不断再生产出来。因此，结构化理论给人们的总体印象是：“社会处于不断的自身重新复制的过程中，社会不存在变迁，只存在历史的复制。”(19)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完全可以合乎逻辑地反问：既然传统社会的行动与结构关系不断再生产出来的是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原则，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启蒙运动(或者是他所说的“历史性”)能够从中破土而出呢？既然行动与结构之间只是一种累进性的自我强化关系，那么它与“断裂性”社会变迁之间就必然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吉登斯一方面试图通过行动与结构之间的连贯性来解释社会发展的模式，另一方面又试图突出现代社会的断裂性特征，这使他陷入一种很难自圆其说的境地。
当然，吉登斯的诠释也有其可取之处。一方面，他所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提出了“人类创造历史”的著名命题。面对马克思的抽象命题，吉登斯筚路蓝缕、苦心孤诣，对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研究方法进行了艰苦的反思，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重建，企图以一种经验而实证的方式实现对马克思命题的诠释。然而，诠释本身的意义或许还不如它所带来的意外后果来得重要。他用来诠释马克思命题的结构化理论却把社会学研究方法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结构化理论的提出不仅奠定了吉登斯在全球学术星空中的巨擘地位，而且还对全球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迄今为止，这种旨在融通主客体关系的研究方法仍然启迪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人员。另一方面，吉登斯对现代社会发展所做的社会学解释也有其学术的意义。现代社会的发生和发展方式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不同思想家从各自所处的立场出发，对这一课题进行探索、诠释或争鸣，形成了各种风格迥异的现代性理论。从根本上说，这种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能否建立一套普遍的解释范式，而在于在相互激荡中超越已有的视界，不断把对它的研究引向深入。从这一点而言，吉登斯的努力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至少，他从社会学的角度为这一课题研究提供了思路，为现代社会研究增添了智慧之光。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5页。
②Anthony Giddens,The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1,p.88.
③⑥⑦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08、300、306页。
④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1页。
⑤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6页。
⑧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6页。
⑨⑩(11)(1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第352、310、40—41、61页。
(13)Anthony Giddens: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3.
(14)Anthony Giddens: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69.
(15)Jon Clark,Celia Modgil and Sohan Modgil( ed.) ,Anthony Giddens: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the Falmer Press,1990,p.12.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17)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9、288页。
(18)参阅郭忠华：《现代性·解放政治·生活政治：吉登斯的思想地形图》，《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19)王铭铭：《安东尼·吉登斯现代社会论丛》，载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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