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由“显”到“隐”的历史思辨
张 充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摘 要： 墨学是中国古代主要哲学派别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学在道德伦理、军事、科技、建筑、医学等领域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但秦汉以后，墨学逐渐式微，几成绝学。墨学由显入隐，根本原因在其阶级局限性、理论体系自身的矛盾和不可操作性、制度的严苛自闭以及时代的局限等。随着阶级和时代局限的突破，墨学科学合理的成分又被社会重新认识利用。对墨家思想的考察，要坚持辩证的、历史的观点。
关键词： 墨学；显学；兼爱；社会接受度
春秋战国是一个思想多元的时代，墨翟自立其说创立了墨家学派。在最具原创精神的时代，墨家学派声势浩大，超法逸道，可与儒家学派抗衡。墨家反对儒家的繁文缛节，与儒学相反相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迅速崛起，显赫一时。然而，到了秦、汉，墨学却一路式微，最终隐没成绝响。本文拟从墨学本身的理论体系和社会政治取向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探究墨学由“显”到“隐”的历史轨迹。
一、墨学成为显学的原因
墨学主张实用，在天文、历法、算术、科技、机械制造等领域都有重要贡献，在春秋战国时期长期盛行。《吕氏春秋》中就有儒墨弟子“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土也！”的说法。墨学之所以在战国以前成为显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非攻”的思想适应了深陷纷争的人们对于和平的需求。墨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动荡的状态，还未形成大一统的局面，各个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和霸权，进行了大规模的争霸战争。各个诸侯国几乎都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百姓的生活总是被战争所笼罩，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而墨学中的“非攻”思想是坚决反对兼并战争的，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诸侯国之间的争端，同时认为在社会中应当人人平等。 这种不仅反对对外战争，也主张缓和国内矛盾的思想，恰好符合人们对于安稳状态的期望。人们希望通过精神的力量、道德的约束来达到和平共处的目的，所以墨学受到极大推崇。
其次，墨学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铁器的运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带动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1]，这冲破了旧的生产关系，带来了社会阶级的大变革。当时的一部分手工业者和商人变成了新兴的地主阶级，普通农民有的也转变成为小生产者，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这些不从事农业生产而依靠技能来维持生活的人，希望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政治主张，而墨家的主张正好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墨家明确反对铺张浪费，认为只要能够维持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即可，而其他各种需求则都是没有必要的。这种主张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战国社会，真实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心声，并受到了他们的拥护，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再次，墨家提出了原始文化中的“博爱”和“互利”精神。他认为“博爱”“互利”都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所以他用这两种精神来批判私有制造成的阶级差别[2]。春秋战国之前，阶级区隔分明，人们都希望能够消除社会中的等级制度，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正是这一社会需求，促使墨子去改造残酷的社会等级制度，创造新的文化[3]。虽然这些对美好的社会生活的愿望即使在现在看来也是很难实现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中却给广大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希望，进而为墨家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
最后，墨学自身的组织形式决定了它在战国时期的显学地位。战国时期的诸子很少有正式的学术研究及文化传播的组织机构，几乎所有的学派都是以师傅向弟子传播思想的松散形式进行，而墨家学派却是例外。墨学有着自己严密的学术组织——巨子制[4]，这种半军事化的制度，让墨家的思想有了更广大的受众，可以更广泛地传播。同时，这一组织形式，让墨家子弟对墨学绝对服从，这是墨学活跃在政治舞台并成为一门显学的重要组织保障。
此外，教师要注意多启发、少替代。探究接触面积大小因素的实验往往得不到想要的正确结论，即使是同一材质的小木块，因为切割的原因无法保证每个接触面的粗糙程度相同，并没有真正控制好变量。教师可以启发学生思考，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也是很好的自我教育的机会。
二、墨学的社会接受度探讨
由于汉代经学运动的开展以及黄老之术的推行，子学一度复兴。儒学因得到了政治的庇佑，成为独尊的学术流派；道家伏流左右；墨学虽鲜有提及，但诸多学者却认为，以公孙弘中和儒墨之举为媒介，墨学的思想已融入到了汉代儒学之中，影响着汉代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等诸多方面。例如董仲舒的“灾异说”，其实便是墨学的“天志”与阴阳家学说糅合在一起的产物。从儒墨合流的现象可以看出，两种学派在某些观点上具有重合性抑或称为相似性，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学术相互融合是历史的必然。另有杂家著作如《淮南子》，《汉书·艺文志》评论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5]，可见其对墨学理论的借鉴和吸收。然而刘安的思想接近于道家，他站在道家的角度对墨学持反对态度，但也只是要“以道统墨”，足见墨学的生命力。
现代木结构预制化程度越高，则装配建造精度越高，操作越简便，建造时间越短，这就对预制构件的精准性有极高的要求，如果出现误差，甚至需要重新加工生产，反而会影响工期，纠错成本高，现场灵活性较差。一方面，要保证建筑设计的合理性，构件拆分设计的准确性，预制生产的精确性；另一方面，要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程度的装配率，以发挥现代木结构预制装配建造的优势。
秦始皇时期，子学各家受到了灭顶之灾，墨学亦不例外，墨学自此由显入隐。完整的墨学体系已后继无人，其学术思想逐渐被瓦解分散至各路学派，但也正因为这一涅槃化生，墨学思想融汇进其他学派中，依然对后世产生着影响。
青辰并不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自幼的天葬院生活，让他看淡了生死，也看透了许多其他的事情，让他对人世间的诱惑有着更好的自制力。然而，这种单调枯燥的童年生活，令他一旦开始喜欢上一件事，便会比常人更深地陷入执迷。
魏晋清谈之风兴起，儒学式微，道家复兴，其“尚无”的理念与名教“崇有”的争议，以及佛教名理问题，一时成了思想界热议的话题，墨学重新受到了重视。晋人鲁胜曾著《墨辩》一书，在鲜有人问津《墨子》的时代里，它是第一部专门注解墨学逻辑思想的书籍，肩负着“兴微继绝”的历史重担。该书将墨子纳入名家，并总结出了先秦名辩的内容，如坚白之辩、名实之辩、是非之辩等，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辩证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古代的“逻辑学”及“认识论”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另外道教的教义及术法与墨学颇具渊源，也助推了墨学在魏晋时期的复兴，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道教理论家葛洪认为“道家之教，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包儒墨之善”[6]，即墨学集各家众长于一身，是最为遵循时宜、事少而功多的大宗之法；第二，葛洪提出了不分亲贵、唯贤是任的观点，这与墨家的“尚贤”思想相同；第三，葛洪大力赞扬了曹操的“俭薄”之举，这与墨学思想的“节葬”近似；第四，道教重推理和效验，无论是对于其宗教理论的可信度，还是对于仙丹之术的有效性的论证中，都将黄帝、姜太公、司马迁等达人先贤或历史传承拿来引以为据，这与墨学辨伪所用之“三表法”相通；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葛洪将墨子尊奉为道教之地神。因墨子“明鬼”论证了鬼神的存在，与道教相合，故此，葛洪在《神仙传》中记载了墨子曾遇仙人授书，后精研仙术，并将其心得撰写成《五行记》一书，至汉光武时，墨翟曾现于世，容颜不逝，被后世看作神仙方术之典范。
唐代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为了树立儒学的道统，提出了“孔墨相用”的观点。在韩愈看来，儒学为各学派之大宗，其内容广博、包罗万象。各家学说本为同流，源于儒家，后因孔门弟子广众，分流各处，将其所学心得再转述给他们的弟子时，理解各有不同，因此才有了各家学派，然而这些儒家的后学，其性相近，终归是对儒学不同角度的解读而已，因此韩愈又提出了“孔子必用墨子, 墨子必用孔子, 不相用, 不足为孔墨”[7]的观点。例如墨家的“兼爱”虽忽视了等差之别，但与孔子的“仁爱”异曲同工。韩愈的“孔墨相用”之说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墨学在唐代的发展，无奈其道也孤, 当时的墨学只是昙花一现,不成气候。
与唐代不同，宋代理学家们对于“孔墨相用”之说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为此还掀起了辟墨的热潮，其根源仍在于对墨学“兼爱”的批判。在宋儒看来，墨子的“兼爱”是一种没有底线的仁义，而凡是抛开了亲疏远近直接谈泛爱的行为，都是值得商榷的。宋人将墨学视为一个极端的行为导向，无视墨学提出的时代背景，无视为了利益相恶相贼的人性弱点，无视墨学规劝人们放弃私欲、相爱相生的初衷，一味地强调墨学的“二本无分”的局限性，导致了墨学在宋代被扬弃。
明清时期墨学在众家争议的夹缝中艰难地迎接着复兴。在明清学者中，墨学最受诟病的是其双重标准。《孟子·滕文公》载，墨子推行“节葬”，而其弟子夷之在殓葬家人时却厚葬之。墨家弟子的个人不当行为，成了墨学千百年来甩不掉的理论缺陷。王阳明论及墨学时，亦秉承了宋代理学的观点，从心性的角度否定了“兼爱”缺乏人性。墨学复兴的曙光来自于清代的顾炎武，自《日知录》一书对墨家的考证起，诸多学者开始对墨学加以关注和重视，并对其大力褒扬。如俞樾认为墨学“虽若有稍诡于正者,而实千古之有心人也”[8]。孙诒让也批判了历代盲目斥责墨学的风气，认为在没有精读过杨墨的人，不足以论道。
近现代以来是墨学真正复兴的时期。胡适将墨学分为《墨子》和《别墨》两大类，前者是宗教意义上的墨学，而后者是科学意义上的墨学。钱穆、冯友兰、梁启超等诸多学者都对墨学持褒奖态度，人们开始认识到墨学的理论不单在哲学层面给人启示，在科学技术方面对后世亦影响深远。
三、墨学由“显”到“隐”的哲学思辨
1928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预测，100年后，欧美生活水平将会很高，人们也将会很休闲，至少不必再疲于奔命地去挣钱了。凯恩斯这个预测只得到部分证明。今天的欧洲人的确比较休闲，但美国人年平均工作时间仍比法国人多300小时。（2018.9.26《报刊文摘》）事实上，很多现代人不仅不比前人轻松，还更忙了。
另外，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墨家的著作语言比较直白，很容易理解，语言表达比较贴近平民的生活，所以受到了社会下层人士的关注。而这个阶层是容易被煽动塑型的，在权力、财力的高压之下，只要不影响生存，底层的百姓会随时调整自己去适应各种社会规则，原则性较差，价值观模糊，更多看重眼前或既得利益，缺乏长远的规划，存在着随时被其他学派、思想或政策撼动的风险。
面对国之相攻、家之相篡、君臣不睦、父子不亲、兄弟不和的状况，墨子主张“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9]。《墨子·兼爱》中体现的思想是要创建一个没有等级差别的社会，无条件、平等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墨子认为，天下所有的怨恨祸乱产生的原因就是不相爱。大到诸侯小到个人，都是只爱自己的国家或者自身，所以不忌惮别人的国家或别人的身体而去侵犯他人。所以他主张“兼爱”，如果每个人都相爱，这些矛盾就会消失[10]。“兼爱”与儒学的“仁爱”虽同样都是教人向善，但儒学是建立在宗族、家庭理念上的“差序格局”。此种理念以个人为中心，以家族为主干，形成了有序的社会人伦关系，即“亲亲、尊尊”的理念，是国人早已形成的历史和人性习惯。墨子的“兼爱”脱离了社会的历史和人性本质，忽视了人性自私的弱点，且在那样一个战乱不断、生产力低下、资源匮乏的时代，无等差的爱只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幻想。
(一)墨学的阶级局限性
首先，墨家是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思考当权者应该如何从政，是为百姓之利争取话语权的，是平民的代言人。拿“尚贤”思想为例，墨子对三代圣王的“能则举之”“唯才是用”的做法尤为推崇。这种理论得到了众多社会下层人士的认可。在饱受战乱之苦、流离失所之后，他们也渴望能有机会参与到社会的治理当中，改善生活现状。这种潜在的危机和挑战是与统治阶层大费干戈、争王称霸的初衷相悖离的。然而各诸侯国争相称雄争霸，他们利用更多的是自己的经济、军事的硬实力，控制和瓜分公室，并互相争斗，以扩充领地，品格、道德、才干这些体现贤能的元素只能退后。在那样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墨家民主、平等的用人机制，破坏了统治者的优越感，使得他们历经征战夺取的王权、官禄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且子孙后代不能坐享其成。因此，在秦兼并六国的时候，墨学成了最大的绊脚石。
为了研究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响应，收集到两期水系沉积物数据。第一期为1985年矿山开采前的实测数据[1]由于矿区为铜矿，主要包括每个采样点水系沉积物中Cu和Zn等元素含量值。第二期为2015年矿区实地采样，沿矿区三条水系的上下游共设置32个采样点进行水系沉积物采样并化验Cu元素含量值，得到相应结果。通过两期数据对比，研究1985—2015年研究区矿产资源开发产生污染分布演化。
(二)“兼爱”“非攻”违背历史辩证法
本次临床观察指标:显效,患者的心悸以及胸闷等临床症状消失,且动态心电图检查未发现异常;有效,患者的心悸以及胸闷等临床症状有所改善;无效,患者的临床症状为得到改善。治疗总有效率等于治疗显效率与治疗有效率之和。
“墨学”由与儒家学派的分庭抗礼到最终的销声匿迹，由显学走向绝响，其中的缘由值得我们深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墨子提出了“非攻”，却忽略了战争的必然性。在物质资源匮乏的时代，只有通过战争的兼并整合，才能最大限度获取生存的物质保障，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由此可见，墨家的思想并不适合当时战争频繁的时代背景。
墨学的主流思想“兼爱”“非攻”并不被试图通过征战称霸的强大的诸侯国接受，实力较弱的诸侯国也发觉战与不战的权力不在自己，道德的约束力量实在太卑微。墨子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奔走一生，最终也没有实现想要的结果，门徒也终究未能将其发扬光大，根本在于其思想不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
(三)理论体系的自相矛盾
其一，尚同与兼爱的理论矛盾：墨学对建立统一稳定的国家的认识是“尚同”。质言之，即通过设立政长来达到“一同天下”的目的，因此便选举贤者为天子、三公、诸侯、卿之宰、乡长、里长这样的先后尊长顺序区分等级，以达到上下级统一思想，最终形成天下大同的有条不紊的政治体系。如何才能做到“同”呢？那就是“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这样一级一级地“唯上”，直至“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达到了这样的“尚同”，天子治理天下时才能犹若治理一个家族，驱使天下众百姓时如同只用驱使一个人而已。由此可以看出，墨学主张建立的国家是专制统治的国家，希望靠贤能的君主来统治、拯救万民，而这与墨学否定宗法制度相矛盾，反映了社会下层认识的形而上学性，同时也表明了墨学建立在“兼爱”基础上的“尚同”主张是对兼爱的否定。 如果是天子统一天下的专制社会，哪里还有兼爱存在的空间。这些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主张的矛盾，实际上是墨学对原始大同平等思想的内在否定。在封建社会里，墨学的思想并没有施展的空间，而且墨学“尚同”的理论也是不实用、不严谨的，这也注定了墨学湮没无闻是必然的。
(四)理论封闭缺乏弹性、制度严苛不便执行
首先，墨学有很强的排他性，不能集众家之长，为自己所用。在自己的学说中，墨守成规，自我封闭，限制消磨了个性[11]。墨学主张“尚同”，而与墨学分庭抗礼的儒家则主张“和”。前者更倾向于“简单统一、化零为整”，后者的出发点却是“兼容并包、化整为零”。儒家的荀子将法家的思想运用到儒家思想中，用法家的思想来解释儒学，丰富发展了儒家思想。董仲舒更是将法家、墨家等思想中的精华吸收到儒家思想中，形成了一套庞大的思想体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这些都是墨学所缺乏的。
其次，从墨子的“节用”“节葬”“非乐”的观点可以看出，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仅限于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墨子看来，儒家的“四政”会导致天下丧失。近于苦修的生活作风在很多学派都有，但多以岀世为主，而如墨子入世的积极态度、严苛的生活作风却很少见。《墨子·备梯》记：“禽滑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12]《节葬》倡导：“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死则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13]墨子的这种生时勤勉、死后节俭的平民哲学让人亦忧亦悲，对于名门、贵族等制定并引领规则的上流社会来讲是极具挑战的。尤其是在“厚葬”观念的历史沿袭过程中，“礼”与“孝”的的思想根深蒂固，墨子的“薄葬短丧”倡议即使上升到利国利民的政治高度，也很难撼动人们固有的生活习惯以及思想。同时，对于礼乐，墨子认为那是费时耗力、耽误生产劳作、不切实际的奢侈品。他批判儒家弦歌鼓舞、习以乐声的风气，表达了重内涵轻纹饰，先质后文、重器轻道的现实功利思想。艰苦严苛的生活作风不是每个人都能坚守的，故其思想很难成为普世行为付诸实践。
(五)墨家思想中的科技无用武之地
墨学涉及的自然科学知识，论述说理透彻、论述充分，直到现在还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但在封建社会，科技的用武之处并不突出。一方面，统治者推行的是文化专制制度，对于科学技术并不关心。古代教育主要是对心性的培养，自然科学的知识少有涉猎[14]。统治阶级并不需要用科学来统治，相反，愚昧落后更有利于教化，墨学著作中的科技论述便被看作是“奇技淫巧”而遭扼杀。另一方面，中国封建经济制度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这种经济制度对于科技而言并无迫切的需求，因此便不能形成科技发展的氛围和土壤[15]。在对科学技术不屑一顾的封建社会，墨学中的科技思想超越了社会的发展，没有经济需求和社会基础，也是墨学日益衰落的原因之一。
《公务员法》和《劳动法》都有规定：公务员和劳动者患病在医疗期间不得被辞退的相关表述，但对于超过医疗期的劳动者和公务员是否应当被辞退，法律没有硬性规定，出现大部分公务员生病期间也会受到很好的待遇，薪酬基本不会降低，但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做法是辞退员工。由于单位性质的不同，员工患病后也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待遇。
结语
由此看来，一种理论体系的应用价值能否得以实现，除了理论自身的完善严谨外，更重要的是要顺应精英阶层的价值诉求，并且与时俱进地符合时代需求。墨学在当时是一种较为超前的理论，受限于时代，造成了一度沉匿消弭的尴尬，但随着阶级和时代局限性的突破，其理论的闪光点又会被大家重新认识并加以利用。我们对墨学的考察，不能一味地批判，而应当吸取其有价值的部分。即如现在，我们仍然保有一部分墨学的精华，如“义利兼顾”“贵义尚利”“兼相爱、交相利”等，这些思想对构建良好的商业伦理和社会秩序，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因此，对墨学由“显”到“隐”的转变，我们要有一个合理的历史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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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670( 2019) 04-0099-05
收稿日期： 2019-03-16
作者简介： 张 充(1981— )，女，河南省郑州市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学研究。
(责任编辑:孙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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