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探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政治体制改革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今天，重温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对于我们贯彻落实十六大提出的“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
邓小平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深层次的科学分析，肯定其历史的合理性，指出其不足，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
首先，邓小平肯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好的；政治体制也基本上是好的。1988年他说过：“为什么中国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做起，而不是从政治体制改革着手？因为中国在政治上问题不大。”[1] 我们知道，我国建国后的政治体制来自两个源头：一是来自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政权体制，其特征是党领导下的党政军合一，权力高度集中；二是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其特点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种混合而成的政治体制在建国初期适应了阶级斗争形势和群众运动的需要，也适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的需要，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这种体制在建立之时就存在弊端，特别是党的工作重点转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后，更加突出地暴露了它的不适应性。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这种体制不仅未能及时改进，反而得到加强；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正是这种体制的种种弊端恶性膨胀的结果。对此，1980年8月邓小平明确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进一步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因此他强调：“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2]
其次，邓小平深刻论证了对我国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必不可免的历史过程。恩格斯早就指出过：“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 还在1977年10月，邓小平就深刻指出：“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问题，总是要不断改进的。”[1] 如前所述，我国建国后的政治体制，从总体上说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也促进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但是后来发生了象“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从政治体制角度分析，原因何在？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他认为，“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为了不再重犯“文化大革命”的类似错误，就必须果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如果不坚持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2]
其三，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他提醒我们，政治体制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因此，“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苦的长期的任务”。在党的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前夕，邓小平就再一次提醒全党：“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4] 1986年12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的体制改革不容易，积习太深，习惯势力大得很。明确表示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赞成改革的人也会变成反对改革的人。所以我们要慎重，做这件事情不能太急，太急了要出毛病，重要的是坚持改革。”[1] 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更复杂，设想有些方面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可以见成效，有些方面甚至要花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见成效。认真领会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对于克服在一部分人中存在的对政治体制改革观望等待或急于求成的错误观点，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四，邓小平科学论证了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其它方面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科学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规律。邓小平说过：“我们的改革是先从经济上，从改善人民生活上做起，不是从政治上做起。”[1] 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拓展和深入，就要求其他方面的改革同步进行。1986年9月他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因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4] 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4]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遵循其客观规律进行，才能取得预期效果。邓小平说：“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差不多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算是第一个实验。”[1] 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太困难，太复杂，太敏感，“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到很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要通过局部的小范围的实验，总结经验，探寻规律，“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推广到面上去。[4]
二
邓小平不仅对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深刻论证，向全党提出了改革现行政治体制的任务，而且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做出具体设计。
首先，邓小平提出了评判政治体制好坏的客观标准。1987年3月他会见非洲客人时明确提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条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4] 这三条标准同“三个有利于”标准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在政治领域的运用。邓小平提出这三条标准，为衡量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客观的科学的标准，就是说，符合这三条标准的，就继续坚持；不符合的，就坚决改革。
其次，经过不断完善，邓小平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关于总目标，1986年9月邓小平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4]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路，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针对我国政治体制的缺陷和弊端，适应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而提出的。由于实现总目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此必须实事求是，从业已成熟的条件着手，抓住当时最为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制定出近期目标。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当前的“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4] 上述邓小平所提出的目标，既体现出他对我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深入思考，又体现出他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他的近期目标思想也被党的十三大采纳，明确在政治报告中规定：“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再次，邓小平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内容。当1980年刚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时，邓小平认为当时改革的迫切任务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问题。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了。1986年6月，邓小平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4] 到了9月，他就对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了具体设想：“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4]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任务进行深入思考，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两个方面，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4]
最后，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个程序，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1986年9月，邓小平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4] 到11月，他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近期目标时，指出单是领导层干部年轻化的目标，就“不是三五年就能够实现的，十五年内实现就很好了。明年党的十三大要前进一步，但还不能完成，设想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4] 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完成，邓小平表示：“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一个头绪，但看不到改革的完成。”[1]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要按程序有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的思想，是他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运用。这一思想为我们克服政治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左”的急躁情绪和右的消极情绪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三
邓小平不仅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总体设计，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则。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展。
其一，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原则。1986年他会见波兰领导人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4] 建国后的长期实践表明，根据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着许多缺陷和弊端，所以我们才提出了改革它的任务。然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否照搬别国的模式呢？邓小平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与苏联的改革不同”；[1] 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是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总体要求的。
其二，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同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不同处。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4] 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向全党提出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后不久，1979年他就提出要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几年后在南巡谈话中他进一步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4] 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直接关系到政治领域中权力和利益的再调整，是一个涉及面广而又敏感的问题。如果不用四项基本原则来规范改革，就会出问题，就容易出乱子；二是因为：在多年实践中，国内始终有极少数人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子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保证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前进。
其三，邓小平强调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套用西方的政治体制。邓小平历来主张，我们不仅要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引进西方管理国家行政的先进经验。他认为，西方国家在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能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呢？邓小平明确回答：“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他认为，所谓西方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而这些“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比西方民主优越得多，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而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