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方式认识的深化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通往现代化的征途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通过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实践，发展中国家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深切地认识到，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对今后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当前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全球化竞争中，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取得稳定和持续的增长，争取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奇迹，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必须不断变革以往仅追求速度和规模的经济增长方式，尽早和尽快地调整为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增长方式，实现集约型的发展。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才能在飞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为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寻求更多的机遇，更好地迎接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纵观二次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国家已在原来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且，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步入新兴工业国或潜在的新兴市场经济行列，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差距。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是明显的。还有相当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也在扩大，甚至分化出了一组数量日增的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就世界各国经济的竞争力而言，一些实力雄厚、资源条件良好的发展中大国在世界上的排名远远落后，相反，一些经济规模不大、资源条件并不优越的中小国家（地区）倒表现突出。亚洲的香港地区和新加坡连年被排在了一些发达国家前面。1998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介绍1998年非洲竞争力报告时，在对非洲50多个国家中最具竞争力的23个国家进行的排名中，30年前才独立的穷国毛里求斯排在了第一位，突尼斯和博茨瓦纳被排名第二和第三。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其经济增长与效率和竞争力的提高并不是同步的。
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决定和影响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的许多因素中，经济增长方式是否适当、并且能否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中适时地进行转变和调整，是推动该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虽然，一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能超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因为，这是一个自然和渐进的演变过程。例如，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产业部门结构、生产技术、科技和文化教育以及劳动力就业的结构也肯定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和调整。这些变化会促使其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纵向水平上的粗放向集约转变。但是，如果出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和微观经济的经营管理无效益也会阻碍集约经营的实现，造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此时就需要各国通过对本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变革或调整，使本国经济重新走上恢复增长和保持活力的轨道，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所有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进程，是不断向更高一级集约型方向转换和升级的过程。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反映在对有限资源、生产要素投入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上，使国民经济总量增加、规模扩大；而且还反映在产业部门结构的协调变化、生产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逐步升级，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管理效益的显著改善等方面。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开始了发展民族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在选择发展模式、实施发展战略以及摸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规律方面，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和不断提高的认识过程。
1.在50年代至60年代，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面临艰巨的发展民族经济的任务。为改变过去单一的殖民地型经济结构，国内消费品供应严重匮乏的状况，缓解日益增加的人口消费变化带来的供需矛盾，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加快发展经济，力求保障供给。当时，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发展理论，如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政府干预经济和赤字财政理论及政策、哈罗德－多马对资本投资作用的理论模式，以及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动论等对发展中国家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都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和深刻影响。这些主流派的理论和经济思想强调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快经济增长速度，通过促进物质资本投资、增加农业为工业化所需资金的积累，推动工业化进程；并通过创造工业和城市新增就业，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进程。为保证工业化发展计划的顺利实施，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还主张发展中国家政府加强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制定指导性或指令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实行由消费品转向中间产品、生产资料，进而转向制成品的进口替代政策；实施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换的工业化发展战略。
这一时期，除了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以外，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制定了各自的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计划，例如，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0/1951～1955/1956年度）就是按照哈罗德－多马模型来制定其投资计划的。联合国制定的第一个十年国际发展战略（1960～1970年）也要求发展中国家把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发展速度在内的经济增长作为各国最主要的发展指标，作为衡量各国经济发展成效的指标。二战后至60年代的20多年是世界经济取得稳定和持续增长的时期。尽管在这一时期两大阵营的军事冷战愈演愈烈，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外部国际经济环境相对稳定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推动下，其国民生产总值获得了年均5～6%的较高增长速度。一些国家的农业生产在“绿色革命”的推动下取得了很高的增长率，为各国的工业化进程积累了大量资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发展中国家掀起的工业化和国有化浪潮为国有企业的建立和逐步壮大提供了机遇和发展条件，也为政府部门成为经济生活中的决策者、组织者和参与者创造了活动环境。当时，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都强调经济增长速度与规模，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和投资，强调工业化、计划化和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增长方式，认为这是使国家摆脱经济落后，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各国政府在各自原有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日益庞大的、适应这种增长方式的混合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机制。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则建立了以苏东模式为主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根据本国人口的增长、劳动力就业和消费需求增长的变化来制定年度或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定产供销、投资、就业、进出口的增长和发展指标，制定实施发展计划的政策措施；而不太注意评估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不注重资本投资的产出率，不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中国家这种粗放型、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毛病和弊端就越来越显现出来，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阻力源。
2.当然，发展中国家对增长方式中出现的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忽视效益和质量的问题和弊病有一个认识过程。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首先是从其经济增长活力减退、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收入分配不公暴露出来的弊端和矛盾开始思考的。7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学派和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考察、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提出了增长与发展的讨论。国际社会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在认真总结增长方式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和修正。例如，有的国家开始实施促进出口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以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提高竞争力。发展经济学家和国际经济组织也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向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战略的转换，提出了满足基本需求、消除贫困，加强农业、农村发展和人力资源投资的目标，争取实现经济增长和公平分配发展模式。在联合国制定的第二个十年国际发展战略中，确定了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指标，以此促进发展中国家加强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调整。然而，在实施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战略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了极不平衡的发展状态。例如，一部分非洲国家由于其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难以实行经济结构性改革和调整，它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其经济和社会状况进一步恶化。1971年联合国确定了21个最不发达国家，到1981年已增至31个。
70年代，尽管发展中国家已开始认识到过去一味强调增长速度和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严重缺陷，但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方面，反而对刺激经济增长，吸引国内外投资，以期提高新增就业的热情不减。国际社会也更希望通过发达国家更多的援助、借贷和直接投资，增加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以缓解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和投资积累率低、设备和技术落后且短缺的困难，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创造条件。然而，进入70年代，发达国家的经济也开始出现增长乏力和衰退的问题。70年代两次石油提价加速和加深了发达国家陷入漫长的滞胀危机，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呈现风云变幻和动荡不定的局面。面对国际经济外部环境的恶化，加上内部宏观经济管理和经济政策中的失误，微观经济的经营效益降低，特别是国有企业亏损，有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的财政、贸易和国际收支困难，为维持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不少国家走上了刺激公共投资和举借外债无度的恶性循环之路。某些拉美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在70年代盲目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增加新增就业的目标，大量铺设公共投资摊子，兴建过多的大型投资项目，结果导致其过分依赖外资、借贷失控，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官僚贪污腐败，酿成80年代严重的债务危机。这一错误使债务国失去了整整十年的发展时间。而东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时期却实施了相对开放的引进直接投资和产业调整政策、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之对教育和人力资源投资的重视，能及时抓住国际分工的机遇，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拓发达国家的市场，发挥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功能，为创造东亚经济奇迹创造了基础环境。这一时期，东亚发展中国家在提高宏观经济决策的准确性和管理调控能力、改善微观经济的投资效益和竞争能力方面，明显优于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增长方式在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3.80年代，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和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比较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他们发现从1960～1981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保持年均5%的增长率，主要是靠扩大投资和就业规模，劳动力投入保持年均3.7%的增长率，而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3%。联合国工发组织也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产量、就业和生产率增长与发达国家进行了比较（见表1）。结果，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下降的幅度比发达国家更大。联合国1980年制定的第三个十年国际发展战略，要求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7%的指标无法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1981～199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3.2%，只取得了比人口增长率约高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率。这是80年代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结果。拉美和非洲债务国在反思和总结教训中，尝到了只追求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规模、不注重增长质量和效率的苦果。这种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带来的后遗症使不少国家失去了十年的发展机会，陷入了深深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中。
资料来源：联合国工发组织1984年，见陈宗胜等著《新发展经济学：回顾与展望》，第152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
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也在治理通货膨胀过程中，进行了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发达国家的投资重点和科研投入方向，加快了它们产业的重组、企业技术和设备的更新换代。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战略、科技开发和推广应用、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的职业培训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切改革和调整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开始恢复。在这种形势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在80年代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更加突出，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由1982年的36个增加到1990年的42个。唯有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仍显示出很强的增长势头，并取得了良好的业绩。该地区的高速增长成为80年代世界经济成长的亮点和投资热点。
面对严峻的债务危机形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感到了被竞争出局的压力和需要奋起直追的紧迫感。从80年代中期起，拉美债务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督促和协助下，为摆脱债务危机的困境，不得不从被迫到逐步主动地接受了紧缩经济和扩大开放的一揽子计划方案，开始了以治理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为主要目标的第一阶段改革和调整。之后，一些非洲国家也加入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下的经济改革行列，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提高了认识。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发展与环境关系的新概念，即“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世界各国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国际经济组织的专家和学者在总结世界各类国家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教训、预测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景的基础上，指出了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已经危及人类和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地球的表土每年流失200亿吨；世界上有12%的哺乳动物和11%的鸟类动物濒临灭绝；森林每年消失460万公顷；大气、水资源及其他方面的环境污染日益加重。面对生态危机的加剧，各国的环境保护者不断呼吁改变现存的资源浪费和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采取控制人口、保护环境、节省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发展战略，为子孙后代的持续发展保护和改善生存环境。为此，发展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要求世界各国不仅要使经济和社会保持稳定、协调、持续发展，而且要使有限的资源能够得到合理和有效的利用，使生态环境得到应有的保护。面对日益受到破坏的生态环境，发展中国家开始意识到，如不保护环境，本国可利用的资源优势和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利益将越来越小。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21世纪议程》和《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共同追求的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尽管80年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噩梦时代，但也是这些债务国进行深刻反思其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实施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时代。在东亚发展中国家外向型经济取得蓬勃发展的鼓舞下，在智利、玻利维亚和墨西哥改革和调整初见成效之后，越来越多的拉美和非洲国家增强了参与新的国际分工和竞争的意识，并在开放和完善市场机制的改革过程中开始了转变增长方式的实践。当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内乱和依赖国际援助和救济的思想没有改变，他们不想，也不可能去改革现存的经济和社会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结果，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扩大。有些发展中国家处在倒退的地步，与原来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也拉大了距离。
4.90年代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全球化加速、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重组和调整、世界各国为迎接21世纪信息化社会作准备的关键时期。在迅速发展的高科技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运作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提高了参与国际贸易分工、加快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意识。它们对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和热情，并成为本国寻求经济增长热点的主要推动力。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又使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感到自身的实力和竞争力不足以抵御国际竞争风险的巨大冲击，因此，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标的产业结构调整迫在眉睫。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其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差距进一步扩大。尽管如此，国际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投资和贸易的巨大机遇仍使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不断吸引着它们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去迎接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的发展机会。
目前，全球4.4万家跨国公司通过其设在全世界的28万个子公司，进行着跨国界的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重新配置。这一进程大大加快了国际投资和贸易一体化的运作。这种全球化进程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尽管还远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感受到这是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与其被动卷入，不如积极主动去迎接挑战，扩大对外开放，为争取国际资本流入、给本国贸易和引进科学技术创造更多的机会。当然，要实现这种可能，发展中国家必须使其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到能适应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形势发展需要，必须提高本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力和承受各种风险冲击的能力。为能在世纪之交前搭上这班车，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自觉地加快了改革开放和结构性调整的步伐。
90年代，发展中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发展战略的主导思想是：强调加快与国际经济接轨，深化改革，提高宏观经济的管理水平和企业投资与经营管理效率，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由重数量和规模向提高质量和效益方向转变的过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关注本国生态环境的保护，对实现向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方向转化的认同和接受率有所提高。当然，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深化是在付出了沉重和巨大的代价之后得来的。目前，它们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采取的实际行动还刚刚开始，离预定的目标要求还差的很远。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有这种认识转变到采取实际行动，无疑是思想上的飞跃和进步。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经过二战后半个世纪的不平衡发展，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已呈现了明显的差距。他们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的认识不仅不会同步，而且，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参差不齐，加之各国综合国力和竞争能力的差异还会扩大，它们在参与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和所作的努力方面也呈现差别，因而，这也都会影响到它们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机会的概率和承受风险的程度。那些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强、市场机制发育比较完善、法制和法规建设比较健全、重视教育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发展中国家，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会走在前列。而那些至今仍处在政治和经济动荡的国家和地区、那些还没有走上经济和社会发展轨道的最不发达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和不利的因素条件，他们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意识还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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