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在中国：1922—199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乔伊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空谷足音：早期的评介
1922年，茅盾先生在《小说月报》第13卷11号上撰短文介绍詹姆斯·乔伊斯的新作《尤利西斯》（注：参阅沈雁冰《英文坛与美文坛》（二），刊《小说月报》第13卷11号（1922年）。）：
新近乔安司（James Joyce）的“Ulysses”单行本问世，又显示了两方面的不一致。 乔安司是一个准“大大主义”的美国新作家。 “Ulysses ”先在《小评论》上分期登过：那时就有些“流俗的”读者写信到这自号为“不求同于流俗之嗜好”的《小评论》编辑部责问，并且也有谩骂的话。然而同时有一部分的青年却热心地赞美这书。英国的青年对于乔安司亦有好感：这大概是威尔士赞“A
Portrait
of theArtist as a Young Man”（亦乔氏著作，略早于Ulysses）（注：即《艺术家青年时期画像》。）的结果。可是大批评家培那（ ArnoldBennett ）新近做了一篇论文，对于Ulysses很不满意了。 他请出传统的“小说规律”来，指责 Ulysses里面的散漫的断句的写法为不合体裁了。虽然他也说：“此书最好的几节文字是不朽，”但贬多于褒，终不能说他是赞许这部“杰作”。
我引这样长一段文字，实在是想让读者读一读我们中国的著名作家、批评家沈雁冰是如何评价乔伊斯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如何引用别人的话来介绍乔氏的。
这篇短文并非专门介绍乔伊斯，而是该刊“海外文坛消息”专栏之“英文坛与美文坛”第二讲，而且是夹在其他英美作家中一同介绍的。文中的“大大主义”就是达达主义。1922年在巴黎问世的《尤》（注：乔伊斯40岁生日当天（1922年2月2日）收到《尤》的样书。该书大量印刷当在此之后，但仍在是年。）当年在中国就有了介绍，可见当时中国文坛信息相当灵通，其中部分有心人的视野亦相当开阔。在这方面，当时的茅盾、郑振铎、赵景深，30年代的赵家壁、徐霞村等一批人相当用力。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关注欧美主要文学刊物与作品，读得多介绍得多。就我掌握的材料看，这段文字当为中国大陆对《尤》的最早介绍，也是对乔伊斯的最早介绍。茅盾这篇报道文字，既表明对乔氏不够熟悉，如说乔是“美国作家”，也传达出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提到《尤》的不守传统，打破传统，暗示有人认为这是部“杰作”等等。
如果说当时在中国的茅公尚未读到原著，那么是年远在剑桥留学的徐志摩似乎同样没有读完原著，而且他也以诗人的激情和语言盛赞《尤》：
这部书[指《尤》—引者注]恐怕非但是今年，也许是这个时期里的一部独一著作，他书后最后一百页（全书共七百几十页）那真是纯粹的“Prose”[散文—引者注]，像牛酪一样润滑， 像教堂里石坛一样光澄，非但大写字母没有，连，。……？：——：——！（）“ ”等可厌的符号一齐灭迹，也不分章句篇节，只有一大股清丽浩瀚的文章排傲而前，像一大匹白罗披泻，一大卷瀑布倒挂，丝毫不露痕迹，真大手笔。（注：引自《徐志摩全集·康桥西野暮色》，顾永棣编注，学林出版社1992年。）
第18章的40多页（兰登书屋1961年版全书也是七百多页，但第18章为46页）拉长至百页，由此我们知道徐志摩其时似乎也未读完此书。是诗人听到读到对《尤》的议论评价，以及诗人对文学创新的高度敏感让他感觉到《尤》的重要价值，从而发出如此热烈的回应。同时我们可以推测出，虽然对《尤》的批评十分激烈，但在另一方面，在欧洲文坛与高等学府，《尤》问世当年便引起一片又惊又喜的喝采。
30年代现代主义在中国掀起第二次高潮，（注：参见袁可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刊《文学评论》1992年4期。 ）大背景下零散的乔伊斯介绍文字略见增加，（注：高明：《一九三三年的欧美文坛》，刊《现代》第4卷第5期，合订本856页。 杨昌溪：《朱士的〈优勒色斯〉的重见天日》，《朱士著作之种种》，刊《文艺月刊》第5卷第3号、4号。赵家璧译《近代英国小说之趋势》。[英]Hugh Walpole著， 刊《现代》第5卷第5期，第730页。 赵景深译《现代英美小说的趋势》，[英]Hugh Walpole著，刊《文学周报》合订本第8卷，第98—107页。赵家璧：《帕索斯》，刊《现代》第4卷第1期，第225页。 ）值得一提的是出现两篇不长的专论，乔氏的短篇“Counterpart ”也首次完整地翻译过来。（注：傅东华译《复本》，刊《文学》第2卷第3期，1934年3月1日。）两篇专论立足点全然不同，因此所描述的乔氏亦判然有别。第一篇评述是费鉴照撰写的《爱尔兰作家乔欧斯》。（注：费鉴照：《爱尔兰作家乔欧斯》，刊《文艺月刊》第3卷第7号，1933年1月1日。）此文不曾预设乔是进步的或者颓废的，持论比较客观。费文介绍了《杜白林人》和《画像》，重点放在《游离散思》（即Ulysses）上。 费文尝试解读乔，少数地方略见切入，但总体不成功（篇幅短是一个原因），围着乔伊斯转一圈而已。此文认为《尤》“是一部包罗近代世界的一切——政治，宗教，实际，人道主义等等的作品”，有很多优点，但认为不能说该书是一种“新的”，而且有明显的缺点：一是“重局部而忽略整个的谐和”，二是“注重人的肉体方面，而忽略精神方面”。虽然以今天的角度看，费所说的缺点属于误读，但费是读过原著来尝试批评的。费文的缺点是下功夫不够，将乔当作一般作家来阅读，说到底是缺乏真正的兴趣。
另一篇专论是周立波1935年5月6日在《申报·自由谈》上揭载的《詹姆斯乔易斯》。文章前半部分比较客观地介绍了乔氏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乔的生活道路，其创作的流变与发展；主要的评述基本符合事实，但认为《画像》“没有独创的地方”。文章的后半部分问题却很大。周看乔伊斯的出发点，与苏联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纲》（注：如果我们将周立波此文跟阿尼克斯特著的《英国文学史纲》（戴镏龄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第八章最后一节“现代主义·颓废派文学·詹姆斯·乔哀斯”部分对照读，会明显感到二者观点完全一致。另外，1935年叶公超在撰写英国文学史曾有文字介绍论述乔伊斯，惜未见此书。以我私意推之，此文当为30年代最重要的乔氏评介。）里的观点完全一致，连所用的基本贬词（如“颓废”）也完全相同。从中可以看出他受苏联文学批评的影响。苏联在1935年首译《尤》，只选译第一至第十节，刊苏联《世界文学》杂志，（注：苏联翻译《尤》第一次是1935年，系节译，第二次是全译，译者是维·欣斯基和谢·霍罗齐，1989年起在苏联《外国文学》杂志第1期连载。参阅中国的《外国文艺》 1989年第3期。）因此可以认为，立波写此文跟苏联选译《尤》有关， 其资料来源来自苏联，并没有立波自己的意见，立波本人也未读过原著，（注：参阅金隄《〈尤利西斯〉来到中国》，刊1994年12月7 日《光明日报》。）因此连误读亦无从说起，误读的源头在苏联。周立波与早期茅盾、徐志摩、费鉴照、赵景深、赵家璧、杨昌溪等人的评述或译述有很大不同，从影响源方面看，后者的基本观点是西方的，前者则是苏联的，前者武断主观，后者的批评充满迟疑和困惑，批评对象把握不住，语焉不详之处甚多；前者则是清楚明白的持否定态度。周立波此文的观点在40年代后半、以及50—60年代逐步演成压倒一切的主调。
傅东华译的《复本》（即Counterpart ）当为乔氏小说的首次汉译。译文前有译者以否定的笔调写的约四五百言的简介，译文本身有傅一贯的流畅，内容大致查看下来亦无甚大不妥。 在那一期的《文学》（2卷3期）上还刊出中年乔伊斯的相片一帧和漫画一幅。
当我为写这篇小文而巡行在二百多种现代文学期刊目录之中时，发现不论是那些影响巨大、办刊时间长的刊物（如《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译文》等），还是那些昙花一现的期刊，不论是左翼所主持或倾向左翼的刊物，还是鼓吹“民族主义文艺”或“为艺术而艺术”的刊物，都对爱尔兰文学情有独钟，可独独在20世纪世界文学产生最大影响的小说家乔伊斯，却在喧闹的中国文坛寂寞难耐。这一现象说明当时中国文坛对乔氏的独特性认识不够，对乔的隔膜与缺乏兴趣。
中国另一次对乔氏作品的翻译，是一份影响似乎不太大、 只出了10期的文学刊物《西洋文学》。这份创刊于1940 年的刊物为乔伊斯作品在中国再次试探性登陆做出过重要贡献。该刊在1941年推出“乔易斯特辑”，内有乔易斯像、乔的诗选、短篇《一件惨事》和《友律色斯》（Ulysses）插话三节，还有翻译的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乔易斯论》。（注：参见张芝联《五十五年前的一次尝试》，刊《读书》1995年第12期。该刊原件我未能读到，但张先生手头存有其合订本。）该刊还在“书评栏”里发了署名兴华的书论，介绍1939年才问世的《斐尼根的醒来》。据该刊主要编辑之一张芝联介绍，该杂志内容“百分之九十都是译文”（注：参见张芝联《五十五年前的一次尝试》，刊《读书》1995年第12期。该刊原件我未能读到，但张先生手头存有其合订本。），从它推出的托尔斯泰特辑、叶芝特辑和乔伊斯特辑来看，从它发表译作的译者队伍来看，这个短命的杂志其实在当时算得上一份高品味译文杂志，它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徐志摩等主编的《新月》一样，同具一份学人的高雅格调，惜乎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在翻译文学史上以及现代文学期刊史上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上下卷本《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汇编》没有收录《西洋文学》。）在新文学头30年里，无论是“为人生派”还是文学主张不同的“新月派”，无论是创作家、翻译家还是大批早期从欧美日留学归来的教授兼作家，总体而言，所整理介绍、所关注的要点，是20世纪之前的文学思潮同文学名家，对于此时在西方居主流地位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和文学创作，除了少量的介绍，如对波德莱尔诗歌的译介，对弗·伍尔芙的零星介绍，整体上关注与介绍都不够。对于部分在20世纪影响巨大的作家，如乔伊斯等，其兴趣的培养与传播似乎不是直接由游学欧美的中国人来进行，虽然间接的影响依然不小，而是开始于少数几所名牌大学里，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上海的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其中最重要的兴趣与人才培养摇篮是西南联大。对乔伊斯倍加推崇的英国诗人兼批评家燕卜荪就影响了不少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学生，如穆旦、王佐良等人，袁可嘉、金隄等也是该校的毕业生；卞之琳则是北大叶公超的高足；前述张芝联、夏济安等或在燕京就读，或在光华求学。“新感觉派”的一些重要作家，如施蛰存、徐霞村等，都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上海一些外国人办的大学里学习过。这些人里面，有些人此后毕生从事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介绍或培养后进新学，如台湾的夏济安和大陆的袁可嘉先生，对现代主义在整个华语世界的传播与嫁接作出了巨大贡献。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递线路跟此前的其他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似乎有所不同。从接受者与接受时间看，后来成了气候的早期接受者主要是在30、40年代初期一批中国大学里的学子，而主要的不是那些留学欧美日本的人。
虽然乔在欧洲1918年开始崭露头角，20年代声誉鹊起，但其影响在整个新文学头30年似乎尚未大到引起中国文学界密切关注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国较多介绍的爱尔兰以及其他小民族作家，如匈牙利、波兰、犹太、塞尔维亚、瑞典、丹麦、希腊等，一则因他们的作品被视为在道德寓意、社会改良意义上契合中国国情，二则因其创作方法与审美情趣在总体上符合中国读者和作家的欣赏水准和审美习惯，应合着中国文学界倡导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旋律。而乔氏作品正是以前所未见的大胆革新了现代小说的叙事模式，其幽邃曲隐丰富复杂的对人性的探索与发露也不为当时中国文学界所认识，所了解，更谈不上理解和接受。这中间的差异折映出一段距离，这是中外文学自身发展方面的距离，对文学的功能以及如何实现文学功能的认识上的距离，审美模式与审美情趣的距离，摹仿与创新的距离，以及文学整体观方面的距离。
1949年后至1978年30年间，连上面这种“杂碎”似的介绍几乎都见不到了，即便是偶尔提到，乔伊斯也像是一具散发着恶臭的腐尸。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陆新时期介绍现代派文学之第一人（指其用力最专，新时期初期影响最广）袁可嘉先生在《文学研究集刊》1964年第1 期上发表的论文《英美意识流小说评述》（注：参见袁可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刊《文学评论》1992年4期。）。袁可嘉在60 年代前期陆续发表的一组文章，（注：例如袁可嘉《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刊《文学评论》1960年第6期； 《略论美英“现代派”诗歌》，刊《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等等。 ）都是研究现代派的。虽然所有这些文章执论偏激，但我认为此乃时代使然，不必苛责。重要的是，在那样的年代，中国大陆还有人研究艾略特，还有人关注乔伊斯，因此袁先生与周立波有着根本的不同。最重要的是，我们了解到50年代末、60年代前期中国大陆仍有人研究被斥之为“颓废派”的包括艾略特同乔在内的现代派：它虽然因其声音微弱以及政治因素而未能与同期在中国台湾兴起的现代主义运动相呼应，但它是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思潮的余响，更是它的延续，为袁先生在文革后一个重要的时刻的厚积薄发打下基础。
在新文学30年、新中国头30年的60年里，偌大一个中国，对乔伊斯的介绍多于研究，对其他域外作家的介绍多于乔伊斯。 《小说月报》20年代曾发专文，谈爱尔兰文艺复兴，也有专文谈爱尔兰现代作家， 如叶芝、A·E、辛格、奥凯西、格雷戈里夫人等，但没有将乔放在爱尔兰文学大背景中谈，单独谈乔的更少，乔逸出了与他的创作息息相关的爱尔兰文学。就是介绍乔的文字也往往是忝列末座，或是零零碎碎的鸡肋文字，或是放在刊物“最后一页”之前。虽然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已经程度不同地受到乔的影响，如“新感觉派”、“心理分析小说”等等，但除了《文艺月刊》或《西洋文学》等少数刊物之外，总体上看乔氏尚不能登堂入室。前30年的原因，一是接受方似乎不够成熟，对文学的改良社会的功利性强调使文学很难多元化发展，遮蔽了原本就弱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介绍与发展；二是中国当时的国情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差异，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尚不够成熟，纷乱的国家政治与落后的民族经济迫使多数人把注意力放在更为直接迫切的问题上，对于如此艰深幽邃全面彻底的人性的探索尚无暇顾及和深探；三是缺少中外现代文学领域专门的研究者，连大学里也很少。读懂《尤》，在西方也是靠专家的诠释。中国前60年（注：如果从新文学运动开始的1917年起计算，文革结束正好是60年。这个算法用于本文颇为勉强。如果从1922年计算，到1980年则接近60年。本文取后一种算法，便于叙述。）鲜有研究家，汉译也过于零碎，普通人自然鲜有人问津。偶尔有先行者的脚步声，踽踽独行于空谷之中。乔伊斯本人的面目也就像他自己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那样，似乎成为一个幻影，一个幽灵。对绝大多数中国文学家和翻译家来说，他只是一个没有血肉、没有生命的符号或怪物。
二、乘机为势：试探·启动·推进
1978年创刊的《外国文艺》享有一份光荣，即该刊在1980年第4 期上发了3篇乔伊斯短篇小说，即《死者》（王智量[智量]译）、 《阿拉比》和《小人物》（宗白译）。3个短篇选目出手不凡，其中前2篇是世界文学的短篇精品。这大概是新时期发表的对乔氏作品最早的译介。译文前有宗白作约1400言短文，介绍乔伊斯及其作品。是年约早一些时候，北京的《外国文学报道》（当时为内部刊物）刊发一则短讯，报道《尤》和《画像》由美国导演约·斯特里克拍成电影。此后《外国文艺》陆续刊发《都》中的一些篇什。到了1984年10月，又由孙梁加上他译的7个短篇，合力将《都柏林人》15个短篇悉数译出， 交上海译文社出版。在孙梁、宗白合撰的题为《传统·真实·创新》的代序中，简要介绍了乔氏的生平与思想。这篇文章虽然在乔学研究上说不上创见，但作为序却为初读乔伊斯的读者起到非常明晰、十分有益的导读作用。
但《都柏林人》并非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个乔氏作品单行本。资深翻译家黄雨石先生默默工作，他译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已由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这是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乔氏作品单行本，亦是大陆译介乔伊斯的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雨石先生翻译经验丰富，译笔老道，译作选目严格。单独读雨石译的《画像》，文笔清丽，流畅，可读性强； 但如果对照原文读，就会发现一些误译，值得推敲、商榷的地方不少。雨石先生中文表达工夫好，有些比较难译的地方译得也很好，但他译《画像》的问题，显然是对原著读得不细或者缺乏研究。
其实，新时期开始不久，社科院外国文学所便决定出版《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三主编之一袁可嘉先生早在1978年就着手请人选译《尤》。（注：参阅金隄《〈尤利西斯〉来到中国》，刊1994年12 月7日《光明日报》。）由此，我们欣喜地看到，新时期的翻译一开始就出手很高，它在很多方面实现了零的突破，其翻译介绍的面、其水准与手笔都远非前60年可比。其中的原因很多，除了常说的政治、文化、学术大气候外，还有两个因素：一是我们有了自己的专家，而不是人云亦云的转述；二是一批深受乔伊斯等现代主义作家影响的欧美专家进入我国学府。当时的中国，几乎凡是有研究西方现代文学的外籍专家，没有不谈乔伊斯的。这两条是前60年不具备或相当薄弱的。
80年代中国的乔伊斯译介与研究是试探性全面启动的时代，虽然零星的发动在70年代末已经开始。在介绍与研究方面，学养深厚，素来稳重的王佐良先生在1982年6 期的《世界文学》发表题为《乔伊斯与“可怕的美”》的长文，以学术散文的形式记述了他参加当年夏天在都柏林举行的乔伊斯百年纪念国际学术会议的所见所闻所思。他这篇散文且行且观且思且说，称得上是当时中国最为确当的乔伊斯论，只是先生巧妙地借用了走马观花、散漫随和的方式罢了。王先生这篇散论，最大的特点是文中有“我”，也有对叙述对象的尊重与洞察。直到今天，我对王先生对乔的准确把握仍然感到惊讶与折服。比如他说乔伊斯对人物的处理并不简单化，“勃鲁姆不是一个丑角，而是一个有一定的正义感的好心人”；又说“莫莉也不是一个荡妇，她充满了同情心，爱好花草，色彩，一切流动的美丽的东西”。他还分析乔用希腊英雄的名字给书取名的特别用意，“这也表明他是在给读者一个信号”，并不是真正、绝对地“拒绝英雄”。
此后，从1984年至1989年，在主要的外国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乔伊斯论文大约有16—20篇（不含简短消息报道文学），此外众多的报纸时而也刊登几篇介绍性文字。在专论中，我以为比较重要一些的，主要有张伯香的《艺术家青年时代的肖像简评》（1986），（注：张伯香：《艺术家青年时代的肖像简评》，刊《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4期。 ）金隄的《西方文学的一部奇书》（1986），（注：金隄：《西方文学的一部奇书》，刊《世界文学》1986年第1期。 ）姚锦清的《意识流派的杰出代表——乔伊斯》（1988），（注：姚锦清：《意识流的杰出代表——乔伊斯》，刊《国外文学》1988年第2期。 ）阮炜的《从〈尤利西斯〉看艺术的再现论》（1989），（注：阮炜：《从〈尤利西斯〉看艺术再现论》，刊《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 ）以及丁洪英的《从徘徊庭院到登堂入室——〈尤利西斯〉在中国》（1988）（注：丁洪英：《从徘徊庭院到登堂入室——〈尤利西斯〉在中国》，刊《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5期。）等。
张伯香的《简评》是整个80年代至90年代初3 篇《肖像》专论中最早也是最全面的一篇。（注：另外两篇是孙汉云的《乔伊斯〈画像〉的艺术特色》，《江苏师院学报》1993年第2期； 郭军的《乔伊斯的“灵悟”美学及其在〈画像〉中的运用》，刊《外国文学研究》1993 年第3期。）文章以平实的语言，清晰地分析了《肖像》的总体结构、小说内容与主题以及艺术特色。此文不寻求从新的角度切入作品，其最大特点是明晰与准确。倘若将它放在雨石先生译本前面，将是一篇极好的导读。倘若将51年前周立波的文章与它并置，方知前者离书太远，后者却言之有据。金隄的《奇书》从书里书外、作者作品将乔氏连同他的杰作作了全面的评述。这篇长文在当时创下好几个记录：在单篇文章中最长，该文是当时论述《尤》最为广泛、引述材料最丰富、触及问题最多的。虽然严格说来，迄今为止我们仍未在中国见到一位专职的乔学专家，但金文中已透出在《尤》这部巨著中几进几出的气魄。行文中充满自信，论述坚定有力，研究视野较国内一般研究者开阔，已经展露出一个专门研究者的整体把握能力，虽然金隄的着眼点首先是翻译。譬如，《奇书》对乔的思想渊源及发展、《尤》的主旋律和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均有相当到位的析述。金隄是新时期的20 年（1978 —1998）中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乔伊斯的研究和翻译之中的第一人，他的后半生研究以《尤》为主，很少涉及乔的其他作品，发的有关乔氏的文章在国内最多。
姚锦清的《杰出代表》将乔伊斯的全部小说放在文中讨论。因篇幅有限，文章题目提供的空间又非常深广，因此只能行色匆匆地将4 部作品述说一遍。因此，这篇文章与其说是论述性的，毋宁说是介绍阐释性的。在80年代评述乔氏的文章中，比较具有独立思考价值的一篇是阮炜的《再现论》。 这篇发表在中国先锋派文学第一个高潮落潮之后的1989年的文章，偏重理论思考， 以冷静的笔调阐述了意识流文学中蕴含的现实主义因素。这类文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中也有，如钱中文的论文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注：钱中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但后者的出发点往往是现实主义，阮文似乎从意识流文学乃至欧美文学出发看现实主义，其终点是现实主义。此文运用西方艺术理论和语言学理论，析述思维跟语言媒介的关系，在中国的乔伊斯研究中，这种利用文艺理论、美学理论来考察乔伊斯创作的论文相当匮乏。
80年代最早的《尤》选译，是金隄译的第二章，收入袁可嘉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册（上）；5 年后《世界文学》揭载金译《尤》的第二、六、十章和第十八章片断；（注：金隄译《尤》第二、六、十、十八章（片断），刊《世界文学》1986年第1 期。）越年，百花出版社推出《尤》的选译本，并且增加了第十五章的片断译文。 （注：金隄选译《尤利西斯》，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这些是中国第二次《尤》的选译，是在研读的基础上选译的，量与质均较高。《尤》的中译以如此审慎的姿态再次登陆中国，既让中国读者先睹为快，又对90年代全译本的品质进一步提高与完善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注：百花选译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全译本在一些重要方面处理不同，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经仔细考虑推敲确定的。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二译本的不同。）此外，1986年三联出版了第一本《乔伊斯》评传，作者是英国的约·格罗斯，译者是袁鹤年。（注：[英]约翰·格罗斯著《乔伊斯》，袁鹤年译，三联1986年12月。）3 年后《世界文学》也发了泥点译的《詹姆斯·乔伊斯》传记的第25—39章。（注：理查德·艾尔曼著《詹姆斯·乔伊斯》，泥点译，金隄校，刊《世界文学》1989年第1—2合期。）这部巨著是理·艾尔曼对乔学的重大贡献，是乔学界公认的最详备、最权威的乔氏传记。其他尚有一些最新动态式的摘译，甚至也有《尤》的第三种摘译，（注：第一种选译刊在《西洋文学》上；第三种是张庆路译的《尤》片断：《詹姆斯·乔伊斯：莫莉的幻想》，刊《外国文学欣赏》，长沙1989年第1—2合期。）限于篇幅，不便在此一一列述。
*本文原稿15000字，分为三个部分。限于篇幅，这里刊载此文的前两部分。——编者
标签：乔伊斯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现代论文; 小说月报论文; 画像论文; 外国文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