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儿童攻击行为认知研究的进展与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进展论文,现状论文,年代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儿童社会性发展一个重要方面的儿童攻击行为的发展，在本世纪3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中，始终是发展心理学中理论探讨与实验研究最多的课题之一。然而，由于研究课题本身的复杂性、实验设计中的伦理学问题，以及研究中所存在的方法学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到六七十年代一度出现了减少的趋势。受整个心理学认知发展趋向的影响，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研究儿童的攻击行为，使这一领域重新成为发展心理学中的一个热点。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中，这一领域的研究，不管在研究方法、理论探索方面，还是在实验数据的积累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对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予以介绍，同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攻击行为的新的分类与儿童攻击行为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
在攻击行为研究中，80年代以前对儿童攻击行为的分类主要有4种。劳伦茨(K.Lorentz)和雷斯(D.J.Reise)把攻击分为情感性攻击(affective aggres-sion)和工具性攻击(instrumental aggression)；哈吐普(W.Hartup)把攻击分为敌意性攻击(hostile aggressoin)和工具性攻击(instrumetnal aggression)；艾沃雷尔(J.R.Averile)把攻击分为可接受的攻击(acceptable aggression)和不被接受的攻击(unacceptable aggression)；鲁尔(B.J.Rule)把攻击分为个人驱动的攻击(personallymotivatedaggression)和社会驱动的攻击(socia-lly motivafed aggression)。在所有这些分类中，哈吐普的分类得到了较广泛的赞同和采纳。所谓工具性攻击乃指儿童为了获得某个物品而做出的抢夺、推搡等动作。这类攻击本身指向于一个主要的目标或某一物品的获取。敌意性攻击则是以人为指向的，某目的是打击、伤害他人。从研究的角度看，哈吐普的分类有较高的信度，但其效度有时很难得到保证。因为一些敌意性攻击具有工具性攻击的价值，而一些工具性攻击表现出敌意性攻击的愤怒反应。哈吐普本人也曾提出：“婴儿期和童年早期儿童表现出的攻击主要是对非社会性客体的获取，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攻击更多地趋向于冲突中以人为指向的攻击。”①由于以上问题的存在，这种分类在实际研究中的应用价值受到了一些限制。
80年代末，美国发展心理学家道奇(K.A.Dodge)和考依(J.D.Coie)根据对儿童在实验室和自然情境中同伴间自由活动的观察，提出儿童同伴之间的消极互动可以根据攻击形式和攻击行为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类。根据这两项标准，首先可以把儿童之间的粗暴游戏与明显的攻击区分开来。粗暴游戏通常并不导致儿童在社会测量中的消极地位（即同伴拒斥）。明显的攻击可分为愤怒的反应型攻击(angry-reactive aggression)，简称反应型攻击，和非愤怒的主动型攻击（non-angry-proactive aggression，简称主动性攻击）。这一分类与哈吐普的分类非常相似，但它既强调了儿童攻击行为的激发，又强调了攻击行为的诱因。而哈吐普的分类基础则是攻击行为指向的目标。就其在儿童身上的表现而言，反应型攻击主要表现为愤怒或发脾气，表现为失去控制；主动型攻击则主要表现为物品的获取、欺侮或控制同伴。道奇等人的研究表明，对攻击行为的这一分类具有较高的信度，即不同的观察记录人之间对行为的评定有较高的一致性。同时这种分类也有较高的效度。一项对儿童同伴活动的观察发现，在某些儿童的活动中，活动的双方彼此都对对方做出大量的攻击行为，而且双方互不喜欢，看起来他们经常发生冲突。这类同伴可称为高冲突性同伴。而在另外一些同伴活动中，一方总是攻击另一方，但这种攻击没有相互性，攻击的分布表现出一种非对称性。在这类儿童同伴中攻击性一方所表现出的82%的攻击行为属于主动型攻击。而在高冲突性同伴中，彼此之间的攻击行为的45%属于反应型攻击。
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从信息加工的角度对儿童攻击行为的认知过程进行了专门探讨。从信息加工的角度看，尽管在不同的分析水平上，攻击行为所包含的认知机制是不同的，而且反应型攻击与主动型攻击的认知加工机制也很可能存在差别，但是从外界信息的输入直到做出行为决策，这个加工过程必须经过一系列的加工阶段。K.A.Dodge于8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儿童攻击行为的信息加工模型。该模型认为，儿童从面临某一社会线索到做出攻击反应的整个信息加工过程包括五个步骤或环节。第一步是对输入信息的译码(decoding)，在这一环节上，儿童必须通过感知精确接受来自环境的线索，与此相联的是儿童搜索环境中的有关线索并把注意集中到适宜线索上的能力。第二步为解释过程。在儿童知觉了环境中的线索之后，他首先必须把这些信息与他对过去事件的记忆、他的目标任务相整合，然后为这些线索寻找可能的解释。例如，一个儿童被同伴打了之后，他就要推测同伴的意图，同伴打他是和他开玩笑抑或出于敌意。最后他把从环境中获取的信息与他的程式化的规则相匹配。例如，这个儿童的规则可能是：如果同伴打了我以后又得意地笑了，那么我就知道他是有意打我。第三步是寻找反应、决定反应的过程。在儿童对某一情境做出解释之后，他便去寻找可能的行为反应，而行为反应的确定又与儿童对规则的运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例如一个儿童可能会运用这样的规则：如果同伴有意伤害我，那么我就还击。最后，儿童进入执行自己选择的反应阶段。
道奇的这个模型为儿童攻击行为的认知分析提供了一个框架。根据这一模型，儿童在面临一个社会情境时，他在记忆中已存贮了一些数据并有一个程序化的认知加工方向。儿童从环境中输入信息，依次通过上述5个认知加工阶段而后做出反应。如果儿童不能按顺序对输入的信息进行加工，或者在某个加工环节发生偏差，就有可能导致异常行为如攻击行为的发生。
近年来的一些实验分别探查了不同加工阶段上与儿童攻击行为相联系的认知缺陷。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攻击性儿童对敌意性线索表现出有偏向的注意。
2.攻击性儿童对他人行为的解释中存在归因偏见。
3.攻击性儿童的行为反应搜索和问题解决策略上存在缺陷。
4.攻击性儿童对攻击行为的后果抱乐观的期待。
二、儿童攻击行为的归因研究
早在本世纪30年代，多拉德(J.Dollard)等人曾提出过一种关于攻击行为的理论，称为“挫折—攻击假说”(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其核心观点是：挫折是攻击的先决条件，挫折必然导致攻击，挫折与攻击之间存在无条件的因果关系。60年代，这一学说经由贝克沃兹(L.Berkowitz)之手得到了修正。贝克沃兹认为：挫折并不直接导致攻击，它只为攻击行为的实际发生创造了一种唤醒状态或准备状态。攻击行为的实际发生还需要一定的外部引发线索。贝克沃兹对多拉德“挫折—攻击假说”的修正虽然引入了情绪唤醒这一中介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后者完全把中介过程排除在外的致命缺陷，但这种进步仍没有跳出行为主义的窠臼，因为它同样没有考虑到认知过程对攻击行为的调节作用，也没有对情绪唤醒产生的机制做出清楚的说明。正如社会学习理论家班都拉(A.Bandura)所言：“离开了对人类心理活动的理解，就无法真正理解人类的行为。”②对于象攻击行为这样复杂的社会行为的研究而言，离开了对认知中介过程的深入探讨，就永远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攻击行为的认知中介过程中，个体对他人的行为或伤害情境的归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加工环节。福格逊(Ferguson,T.J.)和鲁尔(Rule,B.G)的研究表明：一个受伤害者在遭受挫折之后的情绪唤醒状态和行为反应，与其说取决于挫折本身，不如说取决于他对伤害者的归因。如果他把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归因为伤害者的人格因素，而不是做情境归因，那么，他的愤怒程度和行为表达（攻击）要比在后一种情况下强烈得多”。③在总结有关实验研究的基础上，福格逊和鲁尔借鉴了社会心理学中的有关归因理论，提出了一个个体攻击行为的社会归因模型。这一模型的主要内容是：
1.个体在受到伤害后首先要对他受伤害的情境进行评估，以确定伤害者应负的责任。确定伤害者应负的责任，受伤害者需要辨别他受的伤害是不是由对方有意造成的。如果不是，他进而需要辨别伤害者是否能够预见他的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如果是有意造成的，受伤害者则需确认伤害者动机的善恶。通过这些评估，受伤害者把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区分为四种类型：事故性的、可预见的、善意的和恶意的。
2.在评估的基础上，受伤害者进而要确定伤害者因其所造成的伤害所应承担的道德上的处罚。对伤害者应承担的处罚的判断建立在该情境中应该产生的结果与实际产生的结果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评估上。伤害者所负的责任原因愈偏离常规，受伤害者赋予他的惩罚就愈重。
3.受伤害者对行为者（伤害者）责任原因的归属反映了他对实际发生的结果的判断。
4.对某一情境中应该发生的结果的判断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根据海德(F.Heider)的个人责任类型，一个行为者可因以下原因之一而在道德上受到征罚：(1)他不应该造成伤害。(2)他不应粗心大意或不竭尽全力。(3)不管在任何情境下他都不应有意伤害别人。(4)除非这种伤害是达到一个更为正当的结果的必要手段，否则，他不应伤害别人。
5.导致受伤害者愤怒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因受到伤害而产生的唤醒。受伤害者的愤怒同时还是由现实结果与应该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差距所决定的。
6.受伤害者进行敌意性报复的愿望的强烈程度取决于他的愤怒程度。受伤害者越愤怒，他就越有可能做出报复性攻击，除非对攻击起抑制作用的因素发生作用。如果受伤害者认识到报复将导致社会不赞赏的结果，并用理智抑制其愤怒反应，那么他对自己的攻击欲望便有更强的抑制力。
近年中关于儿童攻击行为归因研究的具体实验主要是围绕攻击性儿童归因特点进行的。围绕这个课题，国外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些很精巧的实验。首先应提到的是道奇等人的工作。在1980年完成的《社会认知与儿童的攻击行为》这项研究中，实验者让二、四、六年级的攻击性和非攻击性男生接受一个不知姓名的假设同伴造成的消极结果（自己搭的迷宫被弄倒）。同伴的行为意图分为三种：善良的、恶意的和意图不明的。用录像机记录被试的行为反应。被试的行为反应分七类，其中三类是攻击行为：(1)弄倒对方的迷宫；(2)言语攻击；(3)直接攻击（击墙、敲桌子、晃拳头等）。统计结果表明：在恶意的和善意的两种实验条件下，攻击性儿童与非攻击性儿童的反应无显著差异，两者在恶意的条件下均比在善意的条件下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但在意图不明的条件下，攻击性与非攻击性儿童的行为反应出现显著差异。攻击性儿童往往对这种条件下同伴的行为做敌意性归因，从而做出了更多的攻击行为；而非攻击性儿童则往往对同伴的行为做善意的归因。这项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攻击性儿童在他人行为意图不明的情况下对他人造成消极结果的行为倾向于做敌意性归因。
另一项由道奇和弗雷姆(C.L.Frame)1982年发表的实验进一步证实了攻击性儿童归因偏见的存在。在这项实验中，利用假设情境，实验者让攻击性和非攻击性儿童接受一个意图不明的伤害（如在操场上被一个球打中后背）。要求被试对行为者的意图做出归因。结果发现：攻击性儿童倾向于做敌意性归因，而非攻击性儿童倾向于做事故性的或善意的归因。
除以上两项研究外，还有人(G.A.Wass,1988)考察了攻击性和非攻击性儿童在不同信息条件下两者对一意图不明的伤害性行为的归因。结果表明，在缺少归因所需要的信息条件时，攻击性儿童对同伴行为做出的敌意性归因显著多于非攻击性儿童。这个结果进一步证实前述两种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但在具备相应信息条件时，两种被试的归因相似，都能根据信息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攻击性儿童并不存在识别环境线索能力低下的缺陷。
三、社会问题解决与儿童的攻击行为的研究
儿童在三四岁以后便日益频繁地参与到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中，儿童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包括一系列目标指向(goal-directed)和他人导向(others-oriented)的行为。所谓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即指儿童在社会互动中达到个人目标同时又与他人保持良好关系的能力。[4]鲁宾(K.H.Rubin)等人曾提出了一个社会问题解决的信息加工模型。（见图2）。
图1 一个社会问题解决的信息加工模型⑤
上述模型表明，对儿童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可以在不同水平层次上进行分析：(1)个体行为水平。这一水平上评价的要点包括儿童的社会目标的分配；儿童对有关任务信息的知觉与理解，如对他人的意图与情绪、他人的社会地位等；儿童提出的达到目标的策略的数量与质量等。(2)社会效果水平。这一水平上的评估要点包括儿童的意图以及他人对儿童所选择的策略的判断。(3)行为序列水平。这一水平上的评估要点主要是儿童对所选择的策略失败后的反应。主要依据儿童的坚持性、灵活性以及行为是否升级对行为序列做出评价。
利用社会问题解决的模型研究儿童的攻击行为在80年代后期以来国外同行已进行了不少实验。研究的重点是攻击性儿童问题解决的特点。但是，在这些研究中自然情境中的研究所占比例较小，大多数实验使用了假设—反应(hypothetical-reflective)的方法。所谓“假设—反应”的方法，就是在实验中向儿童被试呈现一些假设的问题情境，通过被试对这些问题的反应来测量其问题解决能力。近年中采用假设—反应的方法的实验探讨的重点是儿童对研究者所设计的社会目标的反应策略，即策略生成和策略选择问题。国外不少研究者运用PIPS（学前儿童人际关系问题解决测验）研究攻击性儿童的社会问题解决。在研究中要求被试对如下两种目标提出解决策略：(1)同伴导向的目标，如儿童寻求得到其他儿童的玩具。(2)成人导向目标，如让儿童在损毁财物后寻求不让妈妈生气的策略。除以上列举的目标，这类研究中常用的目标还包括发展友谊关系、给需要者以帮助、获得同伴帮助、解决同伴冲突等。
国外研究者运用假设—反应方法对攻击性儿童问题解决的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1)被评定为攻击性的学前儿童，在涉及物品获得或寻求参与同伴活动的途径等目标时所提出的策略并不少于非攻击性儿童，但他们的策略中更多的是争斗性的或贿赂性的，亲社会的策略较少。(2)在社会问题解决的信息加工模型的不同水平上，攻击性儿童经常发生加工的困难，这些困难因所遇到的社会性目标而异。例如，在涉及物品拥有的社会问题解决中，小学一年级的攻击性儿童提出的策略多是贿赂和操纵性的。在友谊形成的目标上，攻击性儿童不仅提出的策略总数少于非攻击性儿童，而且其中古怪的或不正常的策略占很大比例。(3)当攻击性儿童被告知他们起初选择的策略行不通时，他们较少提出其他替代性的策略去解决面临的问题，问题解决的灵活性低于非攻击性同伴。
通观国外80年代以来儿童攻击行为发展的认知研究，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我们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从认知发展的角度探讨儿童攻击行为的发展代表了儿童攻击行为发展这一领域研究的趋势。从系统论的观点看，儿童的攻击行为是一个由若干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子系统大致可分为两类：有机体内部因素组成的子系统和外部社会环境组成的子系统。前者包括生物因素和儿童的认知两个更小的子系统。80年代以前的研究强调了生物因素和社会环境在儿童攻击行为发展中的作用。近十多年的研究重点探讨了认知在儿童攻击行为中所起的中介和调节作用。因此，可以说这种研究是儿童攻击行为研究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进展。十几年来，国外有关研究者设计了一些精巧的实验，得出了一些可靠的结论。这些都对我们有借鉴意义。
2.近年来国外儿童攻击行为认知研究的重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鉴别儿童攻击行为内部中介因素（内隐的法则、社会判断、归因等）；论证认知的中介过程如何调节、制约个体的攻击反应；论证儿童攻击行为中所表现出的年龄差异和个别差异与特定的起中介作用的认知模式和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解释特定的认知中介模式如何导致某一儿童在不同情境中反应的一贯性和不同时间里的稳定性。
3.国外学者在各自的实验探索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些攻击行为的理论模型，这有助于对儿童攻击行为的认知分析。但是，这些认知模型都是高度分化的，各自建立在对认知加工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水平的研究之上，各模型之间缺少整合性。道奇的信息加工模型虽包含攻击行为认知加工的不同水平，但对不同攻击类型所涉及到的特定加工模式没有做出区分。因此，如何整合各种具体的理论模型，建立统一的理论框架是攻击行为认知研究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4.国外十几年来攻击行为认知研究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忽视了情感对儿童认知加工的影响。虽然在道奇和福格逊等人的理论模型中曾提到情绪的作用，但是它们均把情绪仅仅看作是儿童认知过程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或对儿童的认知有影响的过程。近年来国外的有关研究已揭示了情绪对儿童认知的影响。[6]因此，今后对儿童攻击行为的认知研究必须把情绪的作用考虑在内，并予以充分的重视。可以认为，认知—情感的理论模型应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发展方向。
注释：
①⑥Pepler,D.J.,Rubin,K.H.,TheDevelopmentand Treatment of C-hildhood Aggression,Lawrence Erlbum Associates,1991,P.204,282.
②Grusel,J.E.,Soicial Develpment,Spring-Verlag,1988,P.24.
③Geen,G.R.,Donnenstein,E.D.,Aggression,Academic Press,1983,P42.
④⑤Rubin,K.H.,Social Problem Solving and Aggression by Pepler,D.J.Lawrence Elbum Associates,1991,P221,P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