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内地旧上海题材电影兴起的社会文化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上海论文,根源论文,题材论文,社会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9.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432(2015)02-0106-05 所谓怀旧，一般来说可以理解为对过去的缅怀与向往，单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对“过去”的“怀念”。美国学者詹姆逊认为，怀旧就其本质而言是作为“对于我们失去的历史性，以及我们生活过正在经验的历史的可能性，积极营造出来的一个症状，是力图重现‘失落掉的欲念对象’”[1]452。如其在分析美国“怀旧电影”时提出，“怀旧电影”正是将各种它认为有关的虚幻形象、风格涵义及时尚特征用一种拼凑的手法混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新的过去，一种与历史无关的过去。因此，在“怀旧电影”中，我们并非缅怀历史本身，而是在消费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形象[1]207。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和内地电影界出现了大量关于20、30年代上海的旧上海题材电影，众多学者将其称之为“上海怀旧电影”。电影界兴起的这股旧上海风潮与文学作品中的上海怀旧之风及国内外文艺理论界兴起的“海派风格”研究等潮流互相呼应，成为十分值得注意的文艺现象。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电影新作》曾开辟了“上海题材”专题讨论，针对同一年出现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风月》《人约黄昏》三部关于“旧上海”的影片进行了探讨，大多数学者从批判的角度出发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2]。而郝建教授在其《上海怀旧电影：迷雾中的现代性身影》一文中则持欣赏的态度对内地、香港的旧上海题材电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尤其是对这类影片体现出的时空错乱与形式美感进行了细致的探讨。[3]此外，更多的学者则针对单个导演或单部影片进行研究与读解，如李学武的《空间和女性的寓言——解读彭小莲“上海三部曲”》、郭诗咏的《论徐克电影中的上海想像》等等。总体而言，从整体上梳理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旧上海题材电影的发展脉络，进而全面地对旧上海题材电影进行的研究较为缺乏。因此，本文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旧上海题材电影发展脉络的梳理，探究这一题材电影在两地兴起的不同社会文化根源，以丰富“上海怀旧”电影的研究。 一、香港旧上海题材电影的兴起及其社会文化根源 一般认为，电影界出现的这股“上海怀旧电影”风潮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内地较有影响力的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和旅美画家陈逸飞将目光同时投向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旧上海，先后拍摄出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5年)、《风月》(1995年)和《人约黄昏》(1995年)三部旧上海题材电影[2]。实际上，仔细梳理一下这类题材影片，我们可以发现，香港旧上海题材电影的出现源起时间远远早于内地，影片数量亦远超内地。从80年代开始，香港武侠片宗师张彻便拍摄了以30年代旧上海为背景，表现兄弟情义、江湖恩仇和民族大义的商业类型影片《上海十三太保》(1981年)，随后又于1986年拍摄出了以旧上海黑帮为表现题材的影片《大上海1937》。这两部影片只是以处在战乱中的旧上海作为历史背景，影片所描绘的依然是张彻武侠片中自虐式的英雄世界[4]。此外，香港新浪潮电影运动代表人物徐克和许鞍华导演也于同一年(1984年)拍摄出了两部旧上海题材电影，即许鞍华的《倾城之恋》和徐克的《上海之夜》。《倾城之恋》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影片明显继承了张爱玲笔下的海派文学传统；而《上海之夜》则可以说是徐克向30年代经典电影文本致敬之作，无论是在情节设计还是在细节安排上，我们都能看到《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上海老电影的影子。[5]关锦鹏1988年拍摄的影片《胭脂扣》尽管没有直接表明片中如花和十二少才子佳人式的绚丽爱情故事发生在纸醉金迷的旧上海，但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影片中所透露出的浓郁的海派气息，这与编剧李碧华深受张爱玲作品影响和导演关锦鹏对30、40年代上海生活的向往与迷恋不无关系。 进入90年代以后，香港的旧上海题材电影更是层出不穷，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出现了许多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优秀之作。严浩导演首当其冲，1990年拍摄了由三毛作品改编的影片《滚滚红尘》。许鞍华在时隔13年之后又将张爱玲的另一部作品《十八春》改编成电影《半生缘》(1997年)。而关锦鹏则将对旧上海的迷恋发挥到了极致，先后拍摄了《阮玲玉》(1992年)、《红玫瑰与白玫瑰》(1994年)、《长恨歌》(2005年)三部旧上海题材电影。王家卫拍摄的《花样年华》(2000年)虽然描写的是到了香港之后的上海人的爱情故事，但是片中弥漫的旧上海气息分明呈现出了他对旧上海生活的记忆与想象，片中出现了大量典型的旧上海生活情景。[6]另外，除了具有文艺气息的影片之外，香港主流商业类型片中同样存在着许多旧上海题材电影。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列出一个清单：周星驰主演的《上海滩赌圣》(1991年)、梁普智导演的《恶梦情断上海滩》(1992年)、潘文杰导演的《上海皇帝》系列(1993年)和《新上海滩》(1996年)、吴宇森监制的《天堂口》(2007年)以及王晶导演的《大上海》等等。 仔细探究起来，香港电影界旧上海题材电影的兴起并非出自偶然，而是存在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这一根源首先源自于香港对自身身份的探寻与认同。很多学者将香港和上海的关系定义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双城关系”[7]344。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香港和上海就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透过香港来了解自身的优越，而香港则从上海的发展进程中学会了如何使自身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都会城市。进入80年代以后，香港作为英国的“皇冠”殖民地，经济上呈现出腾飞状态，一系列大型公众设施工程的启动和文化活动的兴盛使得香港不仅替代了上海甚至还超越了上海，同时也成为了改革开放以后的上海重新塑造自身身份的模型。香港和上海犹如相互映照的两面镜子，彼此映现自身而又相互成为对方眼中的“他者”[7]344。换言之，80年代的香港无论是经济还是国际地位都已经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上海，因此，对于香港这样一个缺乏历史根基和文化底蕴的城市来说，似乎只有从20、30年代旧上海所处的国际性地位中才能看到自身的影子，寻觅到自身的未来发展之路。 此外，香港旧上海题材电影的兴起还源自于“九七回归”及世纪末来临产生的不安情绪。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九七回归”这一话题已经逐渐在香港升温，随着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不断逼近，香港的整个文艺界弥漫着一种悲观消极的论调，未来究竟何去何从港人无法确知，于是产生了莫名的恐惧与不安。另外，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长期以来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港人心中都存在着一定的“世纪末情绪”，亦即源自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千年之末的劫难意味，世纪末的临近连同“九七回归”的逼近加剧了港人对未来的迷茫和未知的恐惧与不安情绪[8]。在这一氛围中，香港的影视界逐渐刮起了一股怀旧之风，于是大量的怀旧之作涌现，集中表现为对50、60年代香港自身的怀念和对30年代前后上海的怀念。诚如美国学者李欧梵所言：“50、60年代的香港经历着一个明显的‘上海化’……香港不过是上海这个传奇大都会的可怜镜像。”[7]343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当时香港作为殖民地的身份与20、30年代上海的身份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30年代的上海有着半殖民地的身份，并早已成为“东方的巴黎”，国际性的大都会，而60年代的香港正处在迈向国际性大都会的起步阶段；同时，60年代大量内地难民的涌入以及一九六七年发生的左翼暴动使得香港经历了一个动乱期，这一时期的动乱虽然比不上30年代上海复杂动荡的局势，却也有着相似之处。因此，香港电影在对50、60年代香港自身怀旧的同时，自然易于将目光投向与其身份极度相似的30年代前后的上海。由此。在寻找自身身份认同与面对回归和世纪末的恐惧与不安情绪中，香港的怀旧之风便愈演愈烈，从而激发了电影界旧上海题材电影的大量涌现。 二、内地旧上海题材电影的兴起及其社会文化根源 相较而言，内地旧上海题材电影的兴起时间稍晚一些。1993年，旅美画家陈逸飞为自己的新组画拍摄素材，完成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海上旧梦》，影片突破了线性的叙事结构，采用非叙事的松散心理结构，在人物形象和整体色调上延续了其绘画作品的一贯风格，在视觉风格及意象营造上充满了高度的象征意味。随后，在香港电影人吴思远的策划下，陈逸飞又拍摄了一部旧上海题材电影《人约黄昏》(1995年)。影片改编自徐訏的小说《鬼恋》，讲述了发生在1932年上海的一段人“鬼”恋情，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影片所营造的诡异氛围和唯美主义的影像风格，也因此获得第1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和最佳美术设计两项大奖。1995年和1996年，张艺谋和陈凯歌两位重量级的导演先后拍摄出自己的旧上海题材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风月》，连同陈逸飞的《人约黄昏》，三部旧上海题材电影相继出现，一时间激起了评论界极大的关注和讨论。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显然是一部典型的商业类型片，影片采用好莱坞经典强盗片的叙事模式，同时又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其对内地类型影片的探索具有一定的意义。[9]陈凯歌的《风月》则延续了他自《霸王别姬》以来的表现手法：激烈的戏剧冲突、曲折的故事以及极端的人物情感，但影片过于颓废和畸形的性爱叙事又引起了极大的争议。[10]进入新世纪以后，内地陆续出现了多部旧上海题材影片。娄烨导演的《紫蝴蝶》(2003年)可以说是一部体现了娄烨强烈个人风格的探索之作。影片过于强烈的作者风格使得该片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票房上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成就；而侯咏的导演处女作《茉莉花开》(2003年)以三段式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三代上海女性在历史变迁中各自不同的命运；彭小莲为中国百年电影献礼的影片《上海伦巴》(2006年)艺术地再现了老一代上海电影人著名演员赵丹与黄宗英的爱情故事；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则用极度浪漫的表现手法对中国首部电影长片老上海电影《阎瑞生》进行了全新的演绎。 同香港相比，内地旧上海题材电影兴起的社会文化根源则显得更加复杂。首先，内地世俗化潮流的出现促进了影视话语的转型。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得到飞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市民生活的重新兴起与繁荣。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的市民社会正在逐渐形成，它有着与知识分子所擅长的宏大叙事截然不同的公共话语。市民社会并不过多关注与个人利益无关的所谓“主义”，也并不认真地对待所谓的崇高价值，而是更加注重个人实际物质生活和情感领域的具体问题。换言之，90年代这一历史性的社会变迁将中国社会迅速推向了世俗化的深处，其直接而重要的表征就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商业化的加深，世俗生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核心。而上海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有着市民社会的历史传统。当然，在中国40多年的计划经济模式之下，市民社会从结构层面上来说早已经被摧毁殆尽，但是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却以一种隐性的方式顽强地保存了下来，于是一旦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加深加剧，处于边缘地位的市民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之下便在社会中急剧膨胀，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90年代的世俗化浪潮使得知识分子从中心被抛向了边缘，启蒙知识分子的传统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及批判话语在90年代开始陷入空前的危机。因此在知识分子的主流宏大叙事之外，市民文化开拓出一种新兴的现代都市话语，它同时也成为影视话语的另一谱系，与知识分子话语相互抗衡并呈现出强势状态。而上海作为市民话语最为发达的区域，必然会引起极大的关注。于是在影视题材的选择上，影视界不仅将目光锁定在了当代的上海市民阶层，创作出了《上海一家人》《孽债》等反映当代上海市民阶层生活的电视作品，而且更将目光投向了远离现实但市民社会更加发达的上海，亦即30年代前后的上海，创作出了大量的旧上海题材电影。 其次，大众文化的兴起与消费主义的盛行导致旧上海形象成为被消费的对象。20世纪90年代世俗化潮流的出现在文化艺术领域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各种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兴盛。大多数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思想上的启蒙主义和美学上的现实主义是当时中国的两面文化旗帜。[11]而到了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主流丢掉了这两面旗帜，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控制权被金钱与资本所替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而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革，人文启蒙主义文化的衰落及大众从文化学习到文化消费的心理变化而逐渐产生的。其中消费社会的形成是中国大众文化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条件。在消费社会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西方商业文化的涌入都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对崇高的理想和主义及对政治的热情都急剧地衰退，知识、文化和美学逐渐贬值，金钱和物质的地位迅速上升，人们的消费欲望则日渐膨胀。这一日渐膨胀的消费欲望体现在文化上则是人们把文化也看作是一种消费品，一种提供消遣和刺激的手段，艺术则成为一种精神快餐，只需要提供精神上的“快感”，不再是陶冶灵魂、认知世界和表达理想的一种美学。作为商业文化的大众文化，在利益动机的驱动下，对大众文化心理的种种需求十分敏感，因此大众的怀旧心理在利益的驱动下自然被开发成为大众文化产品。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在艺术作品中，随处可见以消费为核心的怀旧倾向，一个城市的某一特定历史形象也成为了一种被消费的对象，“上海怀旧”很好地契合了大众的怀旧心理，不可避免地被开发成为一种文化产品，其在电影艺术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90年代以后，大量的电影作品以30年代前后的上海为表现对象，拍摄出了许多以旧上海为题材电影的“上海怀旧电影”。 最后，怀旧情绪的蔓延催生了旧上海题材电影的出现。90年代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使得处于改革激变过程中的现实生活无法展现出其可能具备的全部丰富性，无法为当下都市精神的生长提供现实的土壤和发展样板。在这样急剧变革的时代，不仅传统的农业文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且传统的文化和伦理道德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在社会改革这一转折时期，旧的道德与行为规范已经日渐瓦解，而新的道德与行为规范又没有能够建立和健全，在这样一个旧传统被打破而新规范却尚未完全形成的时期，人们迫切需要拥有一种欲望寄托的对象，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慰籍，因此怀旧成为人们最好的心灵抚慰剂。[12]于是从90年代开始，各种风格的怀旧形式在社会生活中蔓延开来。这股怀旧风潮表现在音乐领域则是流行乐坛出现了大量反商业化、反工业化和反城市化，要求回归自然和表现思乡主题的怀旧歌曲以及1992年掀起的“红太阳”歌潮；表现在文学领域则是知青题材文学作品和领袖题材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表现在电影领域则是大量怀旧电影的出现。怀旧电影又可以说是90年代以来的这股怀旧风潮中的一股巨流，旧上海题材电影的兴起正是通过对30年代前后上海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怀念与想象，契合了人们的怀旧心理，从而给处在时代大变革中的人们带来了一定的心灵抚慰。 三、结语 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和内地旧上海题材电影的梳理可以发现，香港和内地旧上海题材电影兴起的社会文化根源有着显著区别。香港及香港人对自身身份的探寻与认同以及面临“九七回归”和新千年世纪末来临所产生的不安情绪，促使香港电影界力图从怀旧中寻求精神上的慰籍，从而催生了旧上海题材电影的兴起。而内地自90年代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促使了世俗化进程的加深加剧，导致大众文化的兴起与消费主义的盛行，这一世俗化潮流的膨胀和激荡促进了影视话语的转型，也致使旧上海形象成为影视作品中被消费的对象；另外，从90年代开始，各种风格的怀旧形式在内地的社会生活中蔓延，这股怀旧风潮的蔓延也最终催生了内地出现了大量的旧上海题材电影。从詹姆逊的“‘怀旧电影’是在消费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形象”这个意义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控制权被金钱与资本所替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香港和内地出现的“上海怀旧电影”体现的正是对20世纪30年代前后上海这一特定历史形象的消费。 [收稿日期]2014-12-29 [修回日期]2015-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