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新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评论的13本最新的书籍只是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迅猛增加的文献的一小部分。其中的每一本书籍在它所选择的学科范围内都对我们理解近来中国的变化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每一本书也都举例说明了目前争论的某一个方面。
彼得·诺兰的书将中国经济的成功同东欧和原苏联问题缠身的状况作了比较。巴里·诺顿的经济分析采取了叙事体的形式，中国改革进程的渐进的和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应对性质的特征使得这种叙事体形式成为必要。张巍巍和陈风均涉及到改革过程中的思想因素，张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冲突，陈则更多地将重点放在改革阵营中的思想辩论。《中国季刊》的专辑（1995年12月总第144 期“转轨中的中国经济”）发表了一组论文，它们涵盖了中国改革及其影响的大多数方面。这些论文是富有思想和具有一定研究深度的，作者们表现出了真正融入中国改革过程之中才有的理解，指出了毛主义的经济战略和邓小平的经济战略在一些重要方面的连续性。塞缪尔·胡所著的书和王约翰等人所编的书非常全面地考察了乡镇企业，后者无疑是1970年以来中国经济变迁和增长的主要动力。
世界银行的两份报告考察了中国制度变迁的程度，并就进一步的变迁提出了建议，他们主张允许生产要素更加灵活地流动和恢复中央政府处理宏观经济不稳定问题的权力。布朗、波特和陈德荣展示了对国有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案例研究：陈的书对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运行进行了分析；由布朗和波特所编的权威性的书籍主要集中于管理方法改革的问题，但它并不因此而逊色。苏珊·杨对私营企业的研究既显示了它迅速增长的一面，又指明了它的不确定的地位。
两本宏篇巨制的书建立了解释的范例。头一本是彼得·诺兰的书《中国的崛起，俄国的衰落》。作者对中国改革的成功与俄罗斯改革的灾难性后果进行了比较，认为原因在于选择的政策不同。俄国选择了“大爆炸”式方法，而中国采取的是渐进的变革。诺兰直接将罪过归咎于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家，后者建议莫斯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作为给予国际援助的条件的理论基础。
巴里·诺顿指出中国和俄国改革的前提条件不同。苏联改革的起点是全面的、中央集权的指令性体制，它们被最近的改革企图所强化。而中国是从一种从来也没有完全集中化的并且在50年代后期“大跃进”中急剧分权化的体制的基础上开始改革的。
人们必须牢记渐进式改革和试验式改革的区别，尽管这两个术语在中国都被频繁地使用。前一个术语意味着向一个既定的目标的运动；另一个术语并不必然地具有这样一种含义。然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的改革起初是犹豫不决的。直到1984年还没有任何迹象说明要试图超越对指令性体制的修补，种种努力都是被用来改善这种体制而不是抛弃它，而在东欧和苏联已经开始了抛弃这种体制的努力。中国的改革是在成功和失败的交替进行中前进的，而同理论很少有什么关系。1985年作出了在计划经济中冻结国家投资的关键性决定；从此以后，国有部门的增长将通过市场来实现，企业主要通过银行系统来筹集资金。国家投资将主要集中在那些涉及能源供应和交通运输的产业，而且要部分地通过银行系统来融资，而不是完全靠国家财政。中国国有部门的经理们逐渐地承担起了更富有企业家精神的角色。
那种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种失败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当然，它们向企业化公司的转变还远远没有完成。当它们的资产不能被评估、当它们承担的社会责任仍然被作为一种成本而不是一种积极的福利贡献来计算，当价格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中仍然不合理的时候，许多企业仍在亏损，尽管事实上对它们赢利和亏损的计算仍很模糊。它们的赢利能力已经急剧下降，但它们过去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强加的价格发挥作用的结果。由此产生的“利润”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维持而同企业的经营业绩没有明显的关系。的确，目前日益下降的利润同不断提高的生产力结伴出现的形势是健康的，是改革成功的标志，它意味着正失去垄断地位的大多数国有企业正在成功地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竞争性形势。
中国自己的经济顾问们有着充分的自信去抵制西方顾问们有意炮制的新古典教条。在这方面他们得到下述事实的鼓励：中国拒绝把自己抵押给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并有效地保持着对宏观经济的控制，这就在他们自己方面排除了任何将通常的条件强加给他们的企图。中国能够按照它自己的条件从国际社会得到巨大的帮助，坚持自己确定的变革步伐，从而排除了产生大量失业和其他不幸现象的风险，保留了自己在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关系中的主动权。
令人失望的是这里所评论的书中没有一本像看待相互冲突的思想那样来看待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利益而非思想在决定改革的最终结局方面将发挥主要的作用。尽管张和陈小心地把这些讨论同业已出现的实际经济问题联系起来，但他们根据各种思想而对中国的渐进主义作出的这些解释中没有一个能像巴里·诺顿的解释那样令人信服。巴里·诺顿依据官方对宏观经济调控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对各种形式的实验以及对处于中央直接控制之外的庞大的经济部门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等而作出的探索性反应来提出自己的解释。围绕着改革与不改革以及进行何种类型的改革的斗争，既是一种思想斗争也是一场利益的冲突和较量。地区利益冲突是这场辩论的主要变量，在经济决策权分散到省里并为改革者所继承的情况下，这些地区利益的代表者是自主的和有实力的行动者。有一些省抵制改革，其他一些省为了给更激进的变革开创先例而推动自己的改革先行一步。真正的行动发生在省一级。在中国，特定改革的典型过程是：有一个省发起改革，接下来是鼓励进行更广泛的试验，再接下来是中央许可进行普遍的推广应用。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并不总是伴随着统一的实施。
世界银行的两份报告关注的是目前和未来的改革。他们将中国的改革过程看作是在达到完美的新古典理想目标方面虽然迄今为止干得不错但仍有漫长的路要走的改革过程；在保证私人所有制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中获得完全自由之前，这一改革过程将不会完成。然而，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世界银行没有显示出对中国的特殊情况的重视。在中国改革的早期阶段，世界银行对中国的建议同它对东欧和原苏联的建议相反，它主张逐步进行改革。它不支持把受援国通常要接受的条件强加给中国。在大多数经济学家认识到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之前，世界银行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
农村工业化又将我们带回到前提条件的问题上来。彼得·诺兰将他考察的问题限制在经济潜能的问题上。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批判的矛头指向那些经济学家，这些为东欧和原苏联提供了如此具有灾难性政策建议的经济学家正在试图证明自己建议的合理性，他们声称，中国的成功不是实行了更好的政策的结果，而是拥有更好的机会的结果，“落后优势”的思想在中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诺兰正确地指出，这种条件在俄国也充分地存在着。不过，问题不仅仅是存在着潜力，而是这一事实即中国已经有了能够实现这些潜能的茁壮成长和迅速增长的机构和制度，原苏联各国还没有。仅有落后是不够的，还要抓住机会才行。在这些机构中最重要的是地方集体企业。
西方人关于这一主题的见解的历史是一个反映许多经济学家的无知的奇特的例子，这些经济学家只熟悉成熟的自由企业制度的情况。由于这些小型乡村企业处于规模经济水平之下，它们就被认为是应处于严肃考虑的范围之外。在论述中国经济的整卷整卷的书中，乡镇企业要么被忽视，要么被用一种轻蔑的评论加以拒斥。在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已经离开资本形成的范例而转向以乡村为基础的发展思想的时代，这种态度尤其令人吃惊。
地方集体企业和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在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出纯粹数量上的贡献。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创造出了对消费品以及对用于农业生产资本货品的巨大的新的需求；中国经济学家毫不怀疑日益增加的农民收入是80年代早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农民的储蓄以惊人的速率增加，在中央财政收入日益减少的时代里，他们的储蓄通过银行流向资助中央政府拟定的项目。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生产的消费品迅速增加以满足人们新的需求，它们也通过创造出大量的新的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而进一步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现在有50%以上的农村收入来自工业就业岗位，这种形势只有台湾才能匹敌。不仅如此，地方集体企业在80年代早期摆脱了对它们生产什么和在哪里生产的限制后，开始对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形成挑战。与此同时，它们也成为国有部门完成国家计划后的剩余产品的最大消费者，通过将部分原材料和零部件生产转包给这些地方企业，国有企业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减少了生产成本。因此，乡镇企业每年20%的增长率比起国务院的行政命令在迫使国有部门以一种企业家的方式行事方面要更加有效，它立即就提供了竞争、巨大的新兴市场和成本低廉的生产设备。此外，乡镇企业利润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转化为对当地农业和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投资。
对中国新政策的现有分析缺乏空间上的广度和时间上的深度。在中国近来的发展和日本及远东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增长战略之间的相似性就是足够明显的例证。库克和尼克森扩展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不仅将中国同俄国进行了比较，而且也把中国同原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及东南亚原社会主义国家加以比较。这些国家成功地采用了同中国相类似的发展战略，出于经济和文化的原因，其战略应用于该地区大多数国家。
罗宾·波特最有力地证明了文化差异的现实合理性。远东的经济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特别是不同于英国和美国文化。英国资本主义大型工业企业的先驱者们为了获得发展空间而不得不同国家相抗争。商业贸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英国新兴工业阶级利用个人权利的民族传统确立起自己的政治地位；但是这种传统不是新兴资本主义的产物，它已长期存在，并且在宗教和普通法律中都能找到它的起源。因此，个人权利和自由企业权利的历史同一性乃是一种西方神话，那种认为这种同一性具有普遍的有效性的观点缺乏正当理由。这种观点甚至在欧洲的其余部分也没有以同样的力量加以应用，这些国家的政府急于模仿英国成功的工业化而历史地成为新兴工业的庇护者而非对手。在远东地区，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为了国防的目的而促成的。在中国，商业只是在官方许可下才得以建立起来，官员的持续许可是商业正常运作所必需的。这并未阻止中国在前现代化的时代里成为最富有企业家精神的民族，或阻止其拥有已经证明的组织长距离贸易、大规模生产和复杂的钱庄生意的能力。但是在远东，给予商业企业的自由是一种权宜的事情而不是一项原则。
关于大多数国有工业企业未来的私有化的计划是模糊不清的，同时也是带有尝试性的。然而中国现在已繁荣到足以使失业保障体制的建立成为可能（在一些主要城市里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随着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的迅速增加，人们有理由期望这种有限私有化的政策现在会更有信心地加以实施，而且这种情况正在发生。
到现在为止，私有化的政策规定，当企业股票上市发行时，它们将会流向单位而不是个人。在迄今为止的上市股票中，所有通过新的证券交易所发行的股票中除了14%的股票外全部流入了各种单位，这些单位都是由党控制的。提供给个人的股票通常都是不可兑现的。在股票和债券之间也没有作出真正的区分。这种“私有化”的绝大部分代表了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一种合理化，因为它赋予企业以通过获得股票而同其他企业合并的自由。它也代表了一种企图改变政府和国有企业关系的努力，在这里各个部委将会变为企业的股东而不是它们的行政主管，但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控制而不是为了减少国家控制。
未来将会向何处去？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现有的经济利益格局，集体企业不俗的表现和国有企业处于改进中的经营业绩，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对将会使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感到满意的任何意义上的私有化造成了相当顽固的障碍。
中国的成功为目前关于产权的真正性质的理论反思增添了分量。学术界日益承认下述事实即财产权不是一种单一的东西，它们代表着或多或少受到限制的一组权利，这些权利是由社会所创造的，而且易于变化，无论在哪里都不存在绝对的权利。人们越来越难以指明财产使用上的自由和控制的均衡点定在哪里对于经济效率来说才是最好的，考虑到外部成本时尤其如此。所有者和经理的关系似乎也稳步地变得疏远起来。最后，可以预料到新技术将会改变商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不太复杂的经济体中尤其如此，在那里创立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所需要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不可能由私人投资来提供。中国政府愈讲实用，就愈不可能把赋予生产工具方面的财产以近乎绝对的权利作为最终的解决方案。
让我们努力总结一下所有这些书所作的卓越工作并完成中国经济发展简史的有关信息。
首先，在满洲人统治的和平时期，按照前现代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迅速的，并拥有一个爆炸性扩张的新的地方性市场。不过，事实证明这种繁荣难以持久，因为它所造成的人口增长甚至更快。第二，中国人已经显示出他们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经济活动；他们已经有了其规模像欧洲在18世纪末以前一样大的铁厂和纺织厂（尽管只是在部分地区）。第三，中国人已经证明他们至少能够像欧洲人一样从事技术革新；但是节约劳动的技术发明在一个由于人口增长造成人力成本比骡子这样的四足动物的成本更加低廉的社会中逐渐消失。第四，尽管存在着各种困难，中国农民仍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将用于销售的富余农产品增加50%。
中国传统的经济文化被欧洲人说成是反商业性的文化。问题是，在那些岁月里哪个地区的商业文化不是这样的呢？即使在英国正在实现工业化的时期，通过贸易追求利润仍然得不到高度认可。这些偏见似乎在哪个国家都没有妨害经济活动。在中国，尽管有禁止性的法律规定，官员阶层自身却在忙着经商做生意。尽管这种体制在理论上赋予政府以无限的权力，但是在实践中，地方长官只要公共秩序得到保证，税收收了上来，就可以通过与地方利益集团达成交易而维持统治。
直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对民族繁荣富强的最佳途径仍然存在着一种共识。正如孙中山所表达的那样，这种共识的特征是：（1 ）实行一种平等主义的土地改革；通过鼓励农村的发展和增加农民的购买力从基层重建中国：这是一个所有各方都强烈坚持的信念，并构成所有经济计划的核心；（3 ）鼓励资本主义在国家指导之下的发展并使之能够发展；（4 ）保证由国家来提供超出个人能力的对上游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5 ）鉴于对外贸易和投资在提供现代技术方面的价值而积极利用之，但要始终保持主动权；（6 ）维持一党监护直到这些过程都在顺利地进行为止。这样一种观点表述的不是同传统经济文化的决裂，而是将它应用于变化了的环境之中。在20年代加入新成立的共产党的年轻人接受了这些观点，至少把它作为一种最低纲领来接受。
中国共产党掌权后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发起了实现孙中山计划的运动。他们向中国人民保证这个阶段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 在1953年，或许是在西方敌视和对苏联的依赖的压力下，他们转向了斯大林主义；但是完全集权化的斯大林主义是短命的。在《论十大关系》中，毛对斯大林主义展开了批判，这种批判是如此犀利和全面，以致于等于是对整个苏联体制的一种拒绝。这些在西方受到了忽视，尽管《论十大关系》肯定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份主要文件。中国的“大跃进”和俄国后来的大爆炸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二者都曾假定，摧毁一种体制并代之以另外一种体制的工作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用不着进行大量辛苦的建立新的制度、新的网络、新的技能和新的习惯的工作。
中国的变迁历程中有一个方面至今仍被估计不足，这就是中国国际地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新民主主义同战后改善国际合作的希望相吻合。转向集权的命令经济以及将重工业置于优先地位是紧随朝鲜战争、美国的敌视态度强化以及被迫依附苏联之后的事情。在70年代早期同美国的和好在共产党政权的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一定程度上的国家安全，这种安全环境允许中国放松它的经济政策。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农业和轻工业的优先地位之上的毛的计划——也就是说建立在尽可能快地增加农民购买力的基础上——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他长期以来寻求的农业的多样化自从70年代以来开始进入轨道。后来发生了华国锋的斯大林主义的十年计划的小插曲，对此，巴里·诺顿的分析引起我们的注意。华的计划是向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地位、重新集权化和通过中央实物平衡计划而实现艰辛的增长的回归。这一计划也依赖于大规模的国际贷款，这使中国迅速陷入了空前的外债之中。邓小平和陈云联合起来去粉碎华的令人生畏的计划。他们接受和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重申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分权化运作方式。因此改革是对华试图重新集权化的努力的一种反应。
在中国经济增长战略问题上，历史的车轮现在已经整整转了一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由孙中山先生表达的前共产主义共识上；这一过程不是从邓小平而是从毛开始的，高度集中的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命令经济的短暂插曲现在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暂时的失常。对台湾发展战略的提及会强化这一观点。一个例证就足够了：台湾和中国内地是仅有的两个处于乡村地区的工业的比例在工业化过程中增加了的地区或国家。
中国下一步将向何处去？社会科学所作的预期既是有风险的又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此刻所能说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已经保留了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发展了它的国有部门；拟议中的私有化丝毫不曾表明中国经济将会受到资本家的支配，后者将处于国家干预和控制之外；不存在任何土地私有化或建立土地自由市场（对此中国的农民肯定会抵制，就像台湾农民已经做的那样）的迹象；中国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的增长仍然超过了私有企业的建立；那种坚持认为中国若不诉诸自由放任政策就不能提高经济效率的观点，迄今为止尚未得到事实的验证；目前对过去改革努力中产生的相互冲突的战略概念的调停可能会达致稳定，这不仅是因为它是成功的，而且因为它已经构造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格局；最后，这种体制正在按照符合该国价值观的方式发展，这些态度或价值观中有许多得到顽强的坚持，甚至在面临革命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些态度在那场革命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表达。
改革派政权最有勇气的行动是财政改革，这一改革将省和地方一级的税收责任固定化，将完成任务后的剩余部分留在了地方手里。改革的目的无疑是为了稳定中央漂浮不定的财政收入，但由此产生的变革为增长提供了主要的发动机。它将省和地方党的官员变成了集体企业家，他们有着足够强有力的动机去刺激经济，使之有一个较高的增长率。
在中国，主要的哲学问题是法家学说和道家学说之间的冲突，加强中央控制的渴望和维持分散化民间社会的渴望之间的冲突，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一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曾反复出现。在满族人征服的时期，这一问题再次出现，当时黄宗羲要求保证民间力量的自主权，顾炎武写道，当社区力量强大时，中国最强大，当中央政府强大时，中国最弱小。尽管在20世纪早期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和军阀割据的威胁之下，仍然出现了追求“共和国和不可分割的统一国家”的要求。中国的激进派读过黄和顾的著作，他们仍然期待出现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地方社区可以再次成为国家和民族复兴的基础。地理因素支持他们的观点，地理因素本身就再一次显示出斯大林主义的法制观在中国行不通。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巨大的规模和多样性也要求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如果它不准备陷入四分五裂状态的话，而且很难设想，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的话，宏观经济调控能够得以实行，尽管这种政府干预几乎无法与自由放任体制相一致。因此，中国官僚机构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在数量上大大地增加了。正是中国改革战略的渐进主义、实用主义、试验的性质以及不同地区采用的解决办法的多样性可能导致出现一种（对两难处境的）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的具体形态无法轻易地预见到。同样，实用主义的试验最终将会自然地使中国人相信西方式的自由市场可以提供更多的东西，但是有人会冒险地提出下述猜想，即中国的经济将会停留在市场社会主义和远东风格的强有力管理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某一点上。不过，它在光谱上更有可能稳定靠近社会主义的那一端。
在任何谨慎地预测中国未来的努力中，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进去：流行思潮的变化。后弗里德曼经济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不可能永远处于支配地位。这些思想已经拥有一代人的信奉，大多数理论持续大约一代人的时间。未来中国改革进程可能会在一种变化了的国际思想氛围中进行，这种国际思想界的氛围对经济生活的社会管理的敌视成分会更少，并为达成增长和福利的最佳结合指明了方向。中国迄今为止遵循了国际思想时尚：首先是以城市为基础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范式，随后是整合了乡村发展的范式，现在是向市场迈进的范式。国际舆论氛围的另一场变革的迹象已经很明显。的确，《纽约时报》已经向我们保证，在新的世纪中最重要的思想影响将是卡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他预期真实世界将为货币市场所支配并相应地产生大众的异化。如果这真的被证明是新的时尚的话，那么中国将会很好地作出反应：国际财团的统治和对大量失业的宽容不会进入它关于未来的构想的范围之内。
（原载《共产主义研究和转轨政治学杂志》1998年9 月第3 期总第14卷，译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