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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08）05－0104－07
问题的提出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开篇的这三句话，耳熟能详，平直易解。手头一部金良年的《论语译注》对此做了如下翻译：“孔子说：学了能按时温习，不也很快乐吗？有共同见解的人从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不为他人所理解而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① 这样的翻译实在是最能被人们接受的普遍理解。金氏在段落大意的解释中也说：“此章从学习的角度阐述了君子的要求。”同时，金氏也坦率认真地指出：“这一章的三句话，由于缺失语境，很不容易确切解释。”② 此语诚然。由于缺失了具体语境，《论语》开篇这三句话，在孔子身后的数千年间，语义泛化，被加以最通俗、最一般的解释。学就是学习，习就是温习或复习。由此也产生了“学习”一词。并且，“不亦乐乎”也化为习用的成语，“有朋自远方来”也成为欢迎远道而来的友人的套话。这样的理解，犹如板上钉钉，不容置疑。其实，孔子说这三句话的时候，可能并非泛泛而论，而是有具体所指。以下试加申论。
三十年前，我写第一篇学术论文，探讨《诗经·豳风·七月》作者的身份。受音韵学的反切系联法的启发，运用我自称的语句互见法，通过比照《诗经》其他篇章中的相同或类似的语句来考证《七月》篇的语义与语境，从而做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解释③。这种方法实际就像校勘学运用同书资源进行校勘的本校，也就是考证学运用本证。其实，《诗经》中作品的时间跨度大，情况比较复杂，运用语句互见法有一定的难度与危险性，必须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参考多种证据资源。然而，如果将语句互见法运用到《论语》，则远不及《诗经》那么困难与复杂，因为《论语》毕竟主要记录的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④。相同话语在一个人那里，在一定的并不宽泛的范围内，或许有因时期和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但这种变化一般说不会很大，而且是有迹可寻。关于《论语》的成书，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⑤ 的开卷指出：“当孔子时，诸弟子撰记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故有一语而前后篇再出也。”《论语》的这种成书背景与经过所形成的语句多篇互见，正可以使语句互见法大有用武之地。运用这种本证式的方法相当有助于理解《论语》的语义。实际上这也是前人经常运用的训诂方法，但在今天，由于语义泛化所形成的一般理解，将《论语》的解释凝固化，成为不可逾越的雷池。这个雷池阻塞了人们深入探讨《论语》的思路，遮蔽了人们宏观与微观考察《论语》的视野。因此，尽管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展开研究固然重要，然而，从零出发，重新考察，检视既有研究的是与非也是必要的。对于《论语》，我以为应当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推原《论语》的始初本义。
语义辨析
先说“学”字。“学而时习之”的“学”，应当不是泛指，而是有着具体内容的。一部《论语》，使用“学”字凡43次。通过考察分析用到“学”字段落的前后文义，应该可以窥得孔子所说的“学”的原始意义。纵观《论语》中“学”字语录，有为孔子亲言者，有出弟子之口者，亦有为一般文词，无需置于考察范围者。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论语》的“学”并不仅仅是指通常意义上的读书。子路就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先进》）尽管这句话是子路对孔子批评的一种狡辩，因为孔子听了子路这样说之后，忿忿地说了句“是故恶夫佞者”，意即“我讨厌狡辩”。不过，子路这样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式的辩解，述说的是孔子的一贯思想。孔子的弟子子夏也有接近的理解：“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学而》）况且孔子本人也曾如是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对“学”的内容也有其解释：“夫子十五志学，及后不仕，乃更删定诸经。《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当定公五年已修诗书礼乐，即谓此也。删定之后，学业复存。凡篇中所言为学之事，皆指夫子所删定之言矣。”⑥ 观此言，知刘宝楠认为“学”的内容为孔子所删定之诸经。这样的解释并无误，只是我以为孔子所强调的学习内容似乎更为具体。并且，刘宝楠还是将“学”拘泥于读书学习这样一般意义上的学习。从前面引述的孔子、子夏、子路的言论看， “学”的范围无疑是更为广阔。学习内容具体，学习范围广阔，那么，孔子所说的“学”应当如何界定呢？
孔子所说的“学”的内容，有人说是“六艺”⑦。其实这只是笼统的说法，并不严密。固然，作为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为先秦时期特别是儒家的基本教育内容。但在孔子那里，“六艺”教育的侧重有所不同，就是说孔子的“学”是分层次的。陈亢曾问孔子的儿子孔鲤，孔子有没有特殊教过他什么，孔鲤说只是《诗》和礼，并且说孔子曾告诫过“不学《诗》，无以言”和“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孔鲤叙述孔子的话应当是可信的，因为孔子在其他场合既讲过“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的话，也劝过孔鲤和其他弟子学《诗》：“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子谓伯鱼曰： ‘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由此可见，孔子主张学习的内容，首先是他编辑过的《诗经》。在书籍并不丰富的时代，《诗经》犹如一部百科全书。仅仅其中的鸟兽鱼虫草木之名，就让后来的学者写出了一部《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⑧。而孔子主张学《诗》还不止于仅仅识鸟兽草木之名这样知识性的目的。看看《左传》中的国与国之间交聘会盟多引《诗》句来曲致其意的外交辞令，就可以理解孔子何以将“不学《诗》”上升到“无以言”的高度了。贩夫走卒、村妇农舍郎皆能言，所以孔子讲的“无以言”的“言”也不是一般场合的说话，而是指政治与外交场合的辞令。在这里，孔子明确说学《诗》是为了兴、观、群、怨，是为了事父事君。因而学《诗》在孔子看来，不仅是一种教养，而是一种政治训练。至于学礼，则是孔子主张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学习，“不学《诗》”，还仅仅是“无以言”，但“不学礼”，则“无以立”，无法在社会上立身处世。学礼其实包含着孔子更为宏大的“克己复礼”的理想，因而为孔子所竭力主张。
在《学而》篇，孔子还讲道：“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在“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前面所讲的都是礼的内容。在学习并实行了这些内容之后，尚有余力，方可学文，即学习专业知识⑨。即使是学文，孔子最后也归结到礼，这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与《颜渊》两出）。对于具体学习的内容，或者还可以加上《周易》。因为孔子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孔子不赞同弟子去学一些具体技艺。这一点从《论语》中可以举出具体的事例。这就是极为有名的樊迟请求学农的例子。《子路》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里，孔子不仅直接表现出不赞成樊迟学农，背地里还对樊迟要求学农表示了鄙视。同时，就这个具体事件，孔子再次强调了礼的重要性，也就是主张学礼。不仅不赞成弟子去学一些具体技艺，就连孔子本人对于“六艺”中的一些技能也自认为不擅长。《子罕》载：“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子罕》）相形之下，孔子觉得对“六艺”中的技能大概只有赶马车还算可以。不仅“执射”这样的技能不擅长，甚至对于军事知识孔子也不擅长。“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卫灵公》）孔子坦率地承认没有学过军旅之事，回答不了卫灵公请教的关于战阵的问题，因而只得在第二天走人。不擅长是由于不重视。对于这一点，弟子子夏再一次阐述了孔子的见解：“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就是说，居于市肆的百工，所成就的不过是具体的事物，而君子则是学以致道。其间层次之差不啻天壤。
那么，除了学《诗》、学《易》和学礼，孔子还主张和赞同弟子去学什么呢？孔子主张和赞同的，都与学《诗》、学《易》和学礼有关，或者可以说学《诗》、学《易》和学礼是一种手段，最终都和一种目的相关联。这就是参政。无论是《诗》、《易》，还是礼学，孔子都是视为政治学的。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在《论语》中相当多。《为政》载：“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这是一个与前述樊迟学农适成对照的事例。孔子对樊迟学农的要求当面表现了冷淡，背后显现了鄙视，而对子张学干禄，则表现出很大热情，从各个方面谆谆教诲。孔子的其他言论，也是鼓励弟子参政。《泰伯》载：“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朱熹《四书集注》云：“至，疑当作志。谷，禄也。”⑩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多年求学，不去想谋取俸禄是不容易做到的。表面上，孔子说读书不为稻粱谋，但实际上还是把学习与参政联系在一起了。当然孔子的参政做官是有原则的。同样是《泰伯》载：“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贫与富，指的是经济地位的差别；贱与贵，指的是政治地位的差别。在孔子看来，在政治清明的形势下，贫穷且低贱则是一种耻辱，说明一个人的无能，而改变这种状态的途径就是参政做官。所以，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又是子夏，简练地总结了老师的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
在《论语》中，还有一段不太短的对话，清晰地体现了孔子的学习主张。《先进》载：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日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
“唯求则非邦也与？”
“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则非邦也与？”
“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这段对话，可以说是《论语》中最富文学色彩的文字。四个弟子回答孔子的提问，各言己志。子路、冉有、公西华的回答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以不同方式的参政治国。三个人的回答可以说是完全反映了孔子历来的教导，他们试图顺着老师的思路回答，以期博得称赞，因此才会有这样的不约而同，但为什么主张学生参政的孔子不满意三人的回答，说“吾与点也”，赞同了曾皙的主张呢？我想这似乎与当时孔子对政治失望的心绪有关。不惟主张消极出世的道家，在儒家鼻祖孔子那里，积极入世的另一面，也存在着出世隐逸的心曲。曾皙的飘逸出世的主张，与孔子所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正相呼应。
面对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与“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相应，孔子把礼作为教学重点至极当然。在孔子的强调之下，礼也成为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复礼”的第一步就是从“克己”做起，即从个人的修养做起。所以孔子评价人，常常把重视个人修养、善于克己的人称之为“好学”。比如《雍也》记载孔子称赞得意门生颜渊：“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不迁怒，不贰过”看起来与“好学”无关，但这正是一种个人修养。对卫国大夫仲孙御，子贡问为何被谥为“文”，孔子回答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不耻下问”也是作为居于上位者的个人修养。孔子认为自己也属于好学，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这里尽管将忠信与好学分别而言，但忠信可以说是孔子心目中的基础。孔子“复礼”的终极目标是恢复“文武之道”。对于这一点，孔子的学生有着深刻透彻的理解：“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
综上考察可知，《论语》中的“学”字，大多是指为了干政“复礼”而进行的学习，并非是指对一般文化知识学习的泛泛而论。孔子的教育目标，可以说是为了实现“克己复礼”，而培育更多的符合自己理想的政治人才。
在探索了《论语》中的“学”字的内涵之后，我想接着探讨一下《论语》中“习”字的含义。刘宝楠《论语正义》云：“《说文》：习，鸟数飞也。引申为凡重习学习之义。《吕览·审己》注：习，学也。下章传不习乎，训义亦同。”观此可知，刘宝楠对“习”字的训释，还是着眼于学习本身。《论语》用到的“习”字不多，包括“学而时习之”在内只有三处。另外两处为：“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后者之“习”并非动词，乃习性之义的名词，与我们的探讨无关，可以不加考虑。曾子每日三省之一的“传不习乎”则值得重视。联系到前面考证的“学”字主要是学礼，则“传”当是指由老师也就是由孔子传授的礼仪知识、文武之道，而“习”便是演习与实践之意。《史记·孔子世家》(11)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的记载，可以说正是日常“传习”的一个特写镜头。所以说，“习”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温习或复习之意。
“学而时习之”的“时”字又作何解呢？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先是胪列了关于“时”的三种解释：“皇疏云，凡学有三时。一是就人身中为时也。《内则》云，六年教之数目，十年学书计，十三年学乐诵诗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并是就身中为时也。二就年中为时。《王制》云，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三就日中为时。前身中年中二时，而所学并日日修习不暂废也。今云学而时习之者，时是日中之时。”(12) 在“时”的三种解释中，刘宝楠取最后一种“日中之时”，亦即“时时”。这其实是最为普通的理解。比如文章开头引述的金良年的《论语译注》就将“学而时习之”翻译为“学了能按时温习”。这里的“时”，尽管通常解释为时常或时时，按时亦可讲得通，但如果展开一些，不拘泥于书本学习，联系到上述对“学”与“习”字的理解，我以为还是应当解释为“适时”为妥。这样的解释，从《论语》中是可以找到旁证的。有名的“使民以时” （《学而》）的“时”便是“适时”之意。如果解释为“适时”，再结合前面对“学”与“习”的内涵分析，整句话就涣然可解了。“学而时习之”应当是说将学习的《诗》与礼等政治知识在得到适当的机会时进行实践。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学以致用。能够学以致用，不用说对任何人都是“不亦说乎”的事情。
语境探索
尽管在文章的开始提到金良年氏说“这一章的三句话，由于缺失语境，很不容易确切解释”，但根据前面的考证，可知“学而时习之”一句“学”的内涵是《诗》与礼等政治知识，“习”是对“学”的实践，而“时”则是掌握适当时机。这样的考证结果便为探索整个这段话的语境指示了路径。就是说，这段话内容和语境都与政治密切相关，并不是无的放矢的空泛之言。顺着这样的路径，我还是想运用语句互见法，从《论语》本身来找线索。历来，人们解释“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三句话时，似乎都没注意到在《论语》中孔子还有如下的言论：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子路》）
叶公向孔子问政以及孔子的回答在《墨子·耕柱》也可以找到记录：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13)
刘宝楠比较了《论语》与《墨子·耕柱》后，说两者“语异义同”。如果仅仅是单独考察这句话本身，似乎完全与学习无关。然而，当我们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与“近者说，远者来”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时，可以发现两句话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宋人邢昺《论语注疏》解释“近者说，远者来”云：“此章楚叶县尹问为政之法于孔子也。子曰当施惠于近者，使之喜说，则远者当慕化而来也。”(14) 与《论语》的这句话相映成趣，《礼记·学记篇》在讲到通过教育来“化民易俗”时也说：“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15) 北宋人陈祥道《论语全解》卷7在比较了《礼记》和《论语》的这两句话之后说：“自我论之，盖孔子所言者，政也；《学记》所言者，教也。”(16) 其实，《礼记·学记篇》的话可以理解为是对孔子“学而时习之”与“有朋自远方来”的转述与发挥。政与教相通，不能截然分开。还是朱熹在《四书集注》卷7对孔子这句话的解释于义为近：“被其泽则说，闻其风则来。然必近者说，而后远者来也。”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学”，正是《礼记》所阐述的具有政治教化之意的“大学之道”。
孔子所言，无论是“学而时习之”与“有朋自远方来”，还是“近者说，远者来”，我觉得对于春秋时期的人来说，都是不会发生歧义的并非深奥的普通言说。这不仅有上面引述的墨子的复述，在《管子·版法解》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言论：
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是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爱施俱行，则说君臣，说朋友，说兄弟，说父子。爱施所设。四固不能守。故曰：“说在爱施。”
凡君所以有众者，爱施之德也。爱有所移，利有所并，则不能尽有。故曰：“有众在废私。”
爱施之德，虽行而无私。内行不修，则不能朝远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义，饰父子兄弟夫妻之义，饰男女之别，别疏数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如此，则近者亲之，远者归之。故曰：“召远在修近。”(17)
管子早于孔子，但《管子》被整理成书则或许要晚于《论语》。上述的《管子》正可以看作是孔子“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和“近者说，远者来”两段话的展开。其实，在先秦，许多言论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并不专属一家。同样言论多家互见，既反映了当时思想家辗转引述的事实，也反映了互相认同的共同思考。而后人的理解则更不应自我设限，囿一说于一家。正如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被认为是道家学说的“无为而治”（《卫灵公》），在上面援引的《管子·版法解》其他段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与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极为类似的言论“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因此，就孔子的这两段话来说，《管子》的展开与《墨子》的复述，都反映当时人的共同认识，也清楚地显示着这一言说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仅士人处于流动状态，普通百姓也处于流动状态。因此，如何得民是当时的各国君主及其谋士所共同思考的课题。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词需要解释清楚，这就是“朋”字。一般都把“朋”理解为“朋友”。金良年的《论语译注》释为“有共同见解的人”，这也是指在志同道合意义上的朋友。这种解释从汉代郑玄以来便是如此。郑玄说过：“同门曰朋，同志曰友。”(18) 刘宝楠赞同郑玄的“同门曰朋”的解释，在《论语正义》中进一步引述清人宋翔凤的说法：“宋氏翔凤《朴学斋札记》：《史记》世家，定公五年，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弟子至自远方，即有朋自远方来也。朋即指弟子。”在引述之后，刘宝楠认为“宋说是也”。然而，我读孔子的“近者说，远者来”，对“有朋自远方来”的“朋”，一种慕其教化从远方成群结队而来的直觉意象，在我心中挥之不去。这正是朱熹所说“被其泽则说，闻其风则来”。我的这种直感理解，与将“朋”理解为“朋友”或“弟子”实在是毫不搭界。其实，“朋”的确有“众”的意思。《山海经·北山经》云：“有鸟焉，群居而朋飞。”(19) 进一步翻检文献，对《论语》“有朋自远方来”的“朋”，居然还真让我找到了与众说不同的训解。刘敞《七经小传》卷下解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云：“朋，众也。可以为师而众归之。”(20) 刘敞也是开北宋疑经风气之先的重要学者之一，他的意见往往与前人以及众说不同，值得注意。前面考证过“学而时习之”是说将通过学习掌握的《诗》与礼等政治知识在得到适当的机会时进行实践的意思，“近者说，远者来”则是施行教化善政的实践让近者被其泽喜悦、远者闻其风涌来。可以这样说，“近者说，远者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抽象，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则是“近者说，远者来”的具象。
通过前面的考证，沟通了“近者说，远者来”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为我们解读“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打开了一扇门。不止如此，“近者说，远者来”的具体语境，更是隐含着理解“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的语境密码。这个密码就是“近者说，远者来”前面的“叶公问政”。这是孔子说这句话的语境。孔子说这句话也不是无的放矢，是对为政者言为政。既然“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与“近者说，远者来”说的是同样的内容，那么语境也应当相同，也当是对为政者言为政。并且“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段话还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那就是接下来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理解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语义与语境，“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可以理解为当实施教化善政的实践时，不为人所理解也不恼怒，这才是为政者所应有的修养。至此，《论语》开篇全段豁然开朗，完全解明。
从三国何晏《论语集解》、南朝梁人皇侃《论语义疏》、北宋邢爵《论语注疏》、南宋朱熹《论语章句集注》、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到今人杨伯峻《论语译注》等众多的《论语》注本，都没有从为政的角度理解《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这段话。这主要是由于这段话的语境缺失而导致理解泛化所致。尽管我们可以如前面的考证那样，透过《论语》文本自身，运用语句互见法去详解细训其中的“学”、“时”、“习”、“朋”等关键词，可以得出孔子这段话并非泛论一般学习而是讲政治实践这样大致的结论，但毕竟缺少对具体语境的确认。这不仅让人有所遗憾，还不免招来见仁见智的臆测之讥。然而当我找到了见于《论语·子路》篇的“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原有的缺憾与不安就烟消云散了。这句未曾被历来的解说者注意的话所显示的明确语境，加上参照《墨子》的复述与《管子》的展开，让我对《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这段话的理解得以凿实，孔子就是对为政者言为政。当然，除了追究原始意义，今天我们读《论语》开篇的这段话，似乎完全可以不必理会其原始语境为何。因为千百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对“学而时习之”这段话做最一般的理解，至于孔子是在什么语境讲的这段话已经不再重要。这种最通俗易懂的理解实际上已经生成了新的语境。立足原始文本，追究琢磨，这是解经的真谛。心外无佛。
注释：
① 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页。
② 同上书，第1页。
③ 王瑞来：《试论〈豳风·七月〉作者的阶级地位——兼谈对〈七月〉研究的一些看法》，《教学与进修》1979年第2期。
④ 《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卷30《艺文志》。
⑤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上海书店影印《诸子集成》本，1986年，第1页。
⑥ 《论语正义》，第2页。
⑦ 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91－98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三松堂全集》第2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1－299页。
⑧ 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⑨ 把“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学文”，解释为学习专业知识，见于金良年《论语译注》。
⑩ 陈戍国标点：《四书集注·论语·泰伯》，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21页。
(11) 《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
(12) 《论语正义》，第2页。按，刘宝楠所引《礼记·内则》疑有误。据《十三经注疏》本，“六年教之数目”当为“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学书计”当为“十年学书记”；“十五年成童舞象”无“十五年”，文接“十三年学乐诵诗舞勺”之后。又检《礼记·王制》，无“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而为“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
(13) 王焕镳：《墨子集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13页。
(14) 《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7页。
(15) 《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59页。
(16) 《论语全解》，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86年，第196册第171页。
(17) 郭沫若：《管子集校》，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996－1003页。
(18)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1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19) 袁珂：《山海经校注》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73页。
(20) 《公是先生七经小传》卷下（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书店1984年），上海涵芬楼影印天禄琳琅旧藏宋刊本，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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