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中的监生形象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形象论文,三言论文,二拍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7)04-0175-03
“三言”、“二拍”是明代短篇白话小说的代表作。在“三言”、“二拍”中，作者塑造了众多知识分子形象，如秀才、举人、儒士、监生等。通过阅读相关作品，我们往往会有这样的结论：作者往往把好事、喜事安置在秀才身上，这些秀才大多正义无私、有胆有识。如《警世通言》(卷二十四)“玉堂春落难逢夫”[1] 111-123中的秀才王景隆中进士并与有情人玉堂春团圆，《醒世恒言》(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父”[2] 131-147中的秀才张廷秀、张文秀兄弟中进士并报了家仇，《初刻拍案惊奇》(卷六)“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3] 28-34中的贾秀才为妻报仇，《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一)“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4] 185-188中的秀才王世名，为父报仇后自首并自杀。而作品中的儒士往往是地位低下，备受欺凌，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一)中儒士王良因债务被族人王俊殴打，重伤致死，《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一)“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5] 53-59中的儒士王生，因酒后意气用事，与卖姜客人推搡，酿成后患。举人形象也过于单薄，缺乏性格，只有《警世通言》(卷二十六)“唐解元一笑姻缘”[1] 132-135中娶秋香的举人唐寅，能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而监生这一形象，则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与典型性。
明朝在北京和南京分置国子监，称为“国学”，凡国子监学生均称“监生”。根据来源不同，监生分为举监、贡监、荫监、例监四类。举监为会试下第、入国子监读书的举人，享受县学教谕的薪俸，是国子监中待遇最高的成员，贡监为府、州、县学向国子监输送的学业优秀或资深生员，荫监则为一定品级或因公死难官员的子弟，例监又称“纳粟生”，即通过向政府纳米、纳银入国子监的监生。明朝的纳粟监生始于景泰时期，一般都是官宦、富户，特别是富商子弟，或者本人就是商人。这些人虽然说是国学学生，但热衷于声色犬马，出入于青楼妓院。所以，不仅他们被视为国子监的“异类”，就连国子监也因此而被人们戏称有“铜臭”味。明代中后期国子监及官学教育的腐败在小说中被揭露无遗。实际上，在明代后期，纳粟监生的人数已在国子监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讲到“万历二十年间，日本国关白作乱，侵犯朝鲜。朝鲜国王上表告急，天朝发兵泛海往救。有户部官奏准：目今兵兴之际，粮饷未充，暂开纳粟入监之例。原来纳粟入监的，有几般便宜，好读书，好科举，好中，结末来又有个小小前程结果。以此宦家公子，富室子弟，到不愿做秀才，都去援例做太学生。自开了这例，两京太学生，各添至千人之外。”[1] 162《警世通言》(卷十七)“钝秀才一朝交泰”[1] 77-80中，事事倒霉的“钝秀才”马任，也是通过纳银而入国子监的，不但中了进士，而且选取庶吉士，官至礼、兵、刑三部尚书。
“三言”、“二拍”的作者在作品中着重塑造的多个监生形象，且多明确指明为纳粟监生，这一方面是因为监生这一形象本身具有一定的现实性，是明代中后期相当一部分人通过金钱财物获取功名地位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也与作者本人以及社会舆论对监生种种劣行的态度与看法有很大关系。我们将“三言”、“二拍”中的监生形象做一归纳，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征：
一、生性风流，贪恋女色
“三言”、“二拍”中的监生对女色往往十分痴迷。如《警世通言》(卷二十四)“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监生赵昂“自幼惯走花柳场中，为人风月”，因贪“皮氏之色”，“枕席之间，竭力奉承”[1] 120。《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监生孙富“生性风流，惯向青楼买笑，红粉追欢，若嘲风弄月，到是个轻薄的头儿”，见杜十娘“国色天香”便“魂摇心荡”[1] 165，欲以千两银子向李甲购买；监生李甲也是个“风流浪子，迷恋烟花”，贪恋杜十娘美貌“撒漫用钱”，以至四处借贷。为人侠肝义胆的柳遇春也常与李甲“同游教坊司院”[1] 162。《醒世恒言》(卷十五)“赫大卿遗恨鸳鸯绦”，监生赫应祥“为人风流俊美，落拓不羁，专好的是声色二事”，“遇着花街柳巷，舞榭歌台，便留恋不舍，就当作家里一般”。“常闻得人说，城外非空庵中有标致尼姑”，便“整顿衣冠”[2] 92前去造访，不料想纵淫死于尼庵。《醒世恒言》(卷二十九)“卢太学诗酒傲公侯”中好酒任侠、放荡不羁、轻世傲物的监生卢柟“后房粉黛，一个个声色兼妙”[2] 197，也同样离不开女色。《初刻拍案惊奇》(卷十八)“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中，潘监生引丹客住进自己家中，见丹客之妾“生得丰姿美艳，体态轻盈”[3] 94，便趁丹客归家之际与其妾私会，误入了丹客设下的圈套，落得钱财被骗，有苦难言。《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八)“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中，监生甄廷诏笃好黄白之术的目的之一是要“女色取乐”[4] 116，本有一妻二妾，又讨了四个丫头，为了取乐，服食了方士的丹丸，纵欲而死。
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醒世恒言》(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父”中南直苏州府纳粟生赵昂是大玉器商人王宪的女婿，终日“穿着一套阔服”，在街头“摇摆”[2] 132，一心只想独吞家业“坐吃到老”[2] 133。《醒世恒言》(卷十五)“赫大卿遗恨鸳鸯绦”，监生赫应祥游手好闲、专好声色，“把老大一个家业，也弄去了十之三四”，“浑家陆氏，见他恁般花费，苦口谏劝”。赫应祥却“反道老婆不贤，时常反目”[2] 92。《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李甲、柳遇春出身于官宦之家，纳粟入监，借在国子监读书的机会，出入妓院，肆意挥霍。《初刻拍案惊奇》(卷十八)“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中，潘监生“酷信丹术”，轻信丹客，为此“弄掉了好些银子，受过了好些丹客的骗。他只是一心不悔，只说无缘”[3] 93，最终被骗得差点惹上官司，“头发纷披”[3] 98，钱财耗尽，只得乞讨回家。《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八)“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中，监生甄廷诏笃好黄白之术，“把一个好好的家事，弄得七零八落，田产多卖尽，用度渐渐不足了”[4] 116，他仍“迷而不悟”，最终与丫头春花纵欲而死，“自取其祸”[4] 117。
三、贪图钱财，不择手段
《警世通言》(卷二十四)“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监生赵昂“一者贪皮氏之色，二者要骗他钱财”，“皮氏心爱赵昂，但是开口，无有不从，恨不得连家当都津贴了他。不上一年，倾囊倒箧，骗得一空”[1] 120，并为皮氏出谋划策，害死其夫沈洪，嫁祸玉堂春。后来王景隆查明真相，借刘推官之手，将赵昂斩首。《醒世恒言》(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父”中赵昂“为人奸狡险恶”，“见父母喜欢妹子，恐怕也赘个女婿，分了家私，好生妒忌”[2] 132，王员外有意招木匠张权之子张廷秀为婿，他便听从其妻安排，设计陷害张权，将其关进大牢，又试图害死廷秀兄弟，“斩草除根”[2] 139，廷秀兄弟得救显达，救出父亲，并将赵昂等“各打六十，依律问斩”[2] 147。《初刻拍案惊奇》(卷十八)“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中的潘监生与《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八)“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中的甄廷诏都喜好丹术，主要是轻信可以炼出金银。
以上是“三言”、“二拍”中监生形象的几点特征，监生的这些特征之所以在小说中被作者如此艺术地逼真地体现出来，并得到当时社会上的广泛认可，与作者本人的经历、小说创作观及当时的社会舆论关系密切。
首先，与作者本人的坎坷经历有关。明代白话小说的作者多为地位不高的诸生、“山人”或“散人”[5]，而且尤以“三言”的作者冯梦龙与“二拍”的作者凌濛初为代表。冯梦龙少有才名，然而蹭蹬于科场，长期怀才不遇，直至57岁才补为贡生，仅做了四年的寿宁知县就退职，闲居终老。由于一生坎坷不平，他便把精力用于编辑著述上，作品涉及经、史、子、集各方面，而于通俗小说成果尤其显著。凌濛初与冯梦龙同一时代，且有文名于当时，却少壮累困场屋，抑郁不得志，长期以刻书著作为事。晚年才以副贡选授上海县丞，后擢徐州判，不久与李自成军作战呕血而死。两位作者的坎坷不遇使得他们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与平民百姓共同经历痛苦与磨难，将自己的挫折与苦难借小说形式加以再现也显得顺理成章。尤其是借监生形象揭示社会上所谓的知识分子的丑态亦更具典型性与现实性。“三言”、“二拍”的小说作者才华卓越却仕途坎坷、生活窘迫，而这些靠钱财而进身的监生却平步青云、花天酒地，如此明显的差距让读者深刻感受到明代朝廷的腐败与对有才之士的不公。“三言”、“二拍”的作者在小说中往往将监生的种种劣行揭露无遗，让其丑态百出，并为其设计一个最后受到严惩甚至被处斩的下场，既发泄了小说作者内心的悲愤不平，又排遣了广大民众特别是与小说作者有同等经历遭际的知识分子的怨气，可谓大快人心。
其次，与作者的小说创作观有关。冯梦龙的思想倾向很接近于李卓吾，他肯定人欲、提倡个性的言论，且对时政持批评态度。他很重视通俗小说，称其与经、史比较，虽然其叙事有真实有虚构，但其中蕴含的“理”与《六经》、《论语》、《孟子》相同。因此，小说“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警世通言序》)。冯梦龙特别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在《醒世恒言序》中，他提出了“天醉”论：“自昔浊乱之世，谓之天醉。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万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他认为天之所以醉乃基于人祸，也就是世风的普遍颓败。他在文中还举出了“醒”与“醉”的种种表现：“惕孺为醒，下石为醉；却呼为醒，食嗟为醉；剖玉为醒，题石为醉”，“忠孝为醒，则悖逆为醉；节俭为醒，而淫荡为醉；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为醒；而即聋从昧，与顽用嚣为醉”。而醒天之权则在于人，人之手段则在于著作，著作中又以小说最具功效，即所谓“恒言”，也就是小说的教化作用。而冯梦龙的小说教化论与以往的教化论不同，他认为小说不仅仅有教化美刺的作用，而是担当着警醒社会、挽回颓风的救世责任。[6] 他将小说的社会功能估价得如此之高，是李卓吾、金圣叹都无法比拟的。凌濛初虽然在思想理论上没有什么独到之处，但在抨击时政，揭露社会黑暗上与冯梦龙是一致的。而监生这一身份在明代后期可以通过大量金钱来获取的事实，与大量监生的种种劣行，也必然成为作者揭露社会黑暗腐败、体现自己小说创作观的一系列典型素材。同时，作者也正是借监生这一形象，警醒知识分子，警醒社会，来实现其救世的职责。
其三，与当时社会舆论对监生种种劣行的态度与看法有关。明代中后期，由于市民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以及印刷业的发达，白话小说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喜爱。而白话小说的作者往往也成为了民众的代言人，通过小说这一形式再现市民阶层的生活状态，反映百姓的心声。广大民众对朝廷的腐败、达官显贵卖官鬻爵的行径深恶痛绝，对社会上权势者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现象咬牙切齿，这些观点与看法很容易与同等地位的白话小说作者产生共鸣。白话小说作者也乐于将这种情绪融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之中，以表达自己的态度与立场，发泄愤懑不平之气，而民众也愿意借阅读这类白话小说，来释放自己埋藏在内心中的愤愤不平。作为知识分子的“三言”、“二拍”的作者，充分感受到社会上广大民众对监生这类人物的劣行的不满情绪，在有着切身体会的同时，主动通过小说的形式揭露监生的丑陋言行，则更加具有吸引力与感染力。这既激发了民众的阅读兴趣，又加深了民众对于监生形象的深层次了解，进而对自身所处社会的种种弊端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三言”、“二拍”的作者通过这种方式与社会舆论相呼应的同时，又令其塑造的监生这一系列艺术形象，具有了更为深层的社会意义和更为广泛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