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外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成果论文,外国论文,经济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外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大多可以用规范化的论文形式发表在权威性的经济理论刊物上，这些论文篇幅较小，基本可以算作是作者的当年研究成果。因此，本文对1998年外国经济理论研究成果的综述，将主要根据1998年外国经济学理论权威刊物上的文章。为了节省篇幅，这里仅集中简要综述其中微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三个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微观经济理论
长期以来，外国权威性经济学理论刊物上的文章，多是在理性经济人和制度不变的假设下从事微观经济研究的。近年来这种情况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很多将制度和文化等因素纳入微观经济分析的文章已在权威刊物上发表。1998年外国微观经济理论的这类成果也比较多。例如，埃利奥特等人建议扩展微观经济经验分析的制度框架，他们的研究发现促使人们协作或自治的经济组织制度不同，对于人们在解决经济问题时采取合作还是不合作的方法有明显的决定性影响，但在对具有不同商业战略的经济组织反应中，男性和女性并没有显著的区别。（ 注：Elliot,C.S.Hayward,D.M.and Canon,S.Institutional Framing:Some Experimental Evidence.J.Econ.Bebav.Organ.May 1998.）
由于文化因素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微观经济分析，对于作为经济分析前提的“经济人”概念的研究也受到了重视。史密斯提出，表面上看来，亚当·斯密的两本主要著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似乎是以相互矛盾的关于人性的观点为基础的：一个是不与人合作的利己，另一个是关心别人的同情，但是如果将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市场交换与个人之间的交换区别开来的话，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基于前一观点的非合作行为，是在专业化和财富创造过程中，从市场交换中寻求收益最大化；基于后一观点的合作行为，是在互惠——互赠礼品、恩惠和长期帮助的过程中，从社会交换中寻求收益最大化。人既可以是合作的也可以是非合作的，两种行为都可以用实验证实，它们共同来源于人在市场和友谊交换中的自利倾向。（注：Smith,V.L.The Two Faces of Adam Simth.Southern Econ.July 1998.）
将人力投资作为一种和物质投资并列的投资行为进行研究，是1998年外国经济学微观理论成果中的另一个特点。马斯特思提出一个用于分析人们在进行人力和物质投资中产生的摩擦性动机作用的匹配模型，发现均衡中存在着投资的低水平和低效率，而这种低效率不能单独归因于投资中的摸索或谈判，使两种投资相匹配的援助性干预将是帕累托改进的。在工人与企业的比率不变的条件下，调节都按照投资者投入市场的资本量对它们进行资助，将能够提高他们的投资效率。但在上述比率内生化的条件下，这种干预不能完全消除低效率。其政策含义是为了提高效率要尽力鼓励投资。（注：Masters,A.M.Efficiency of Investmentin Human and Physical Capital in a Model of Bilateral
Searchand Bargaining.Int.Ecm.Rev.,May 1998.）
传统的一般均衡理论在企业不具有影响价格的市场力的假设下，构成了微观经济研究的完整理论基础。但是，如果企业可以对价格进行战略性的影响，以价格正常化为前提的利润概念失去了意义，现实中寡头垄断的企业行为就很难用模型进行研究。为了给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微观经济政策分析提供理论基础，一些经济学家对具有战略性目标的企业的行为做了新的研究，提出了以赢利和股东总需求满足为基础的实际财富最大化概念。（注：Dierker,E.And Grodal,B.Modeling Policy Issues in a World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Scand.J.Econ.,March 1998.）
1998年又有许多经济学家继续公共选择学派的传统，将微观经济分析扩展到政治领域和法律领域，并做出了值得关注的成果。一些经济学家对腐败问题做了新的研究。他们指出，腐败的机会产生于委托人将贯彻或审查的权力委托给监督者。在这种条件下，这个监督者可以为了从中渔利和自己授权要去监督的代理人做交易，向委托人隐瞒重要信息。就腐败使管理受到了阻碍而言，它是对委托人有害的。但是有的经济学家又用经济模型显示，腐败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都有害，它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对委托人有利，原因是这种勾结的可能性会产生出一种动态效应，迫使委托人与监督人之间只能做出短期时际的相互承诺，而这可能对委托人是有好处的。（注：Olson,T.E.And Torsvik,G.Collusion and
Renegotiation
in
Hierarchies:A Case of Beneficial Corruption.Tnt.Econ.Rev.,May 1998.）与多年来的一些实证研究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决策政治影响的论断完全不同的是，卡彭罗尔等人通过分析1953—1993年间美国最高法院有关常规犯罪案件的判决，发现总统和国会对法院行为有重要影响。它提供了一个否定美国法院是自主决策实体的通常判断的证据。（ 注：Caporale,T.And Winter,H.Political Influence Over Supreme Court Criminal Procedure Cases.J.Econ.Behav.Organ.,May 1998.）
二、宏观经济理论
在宏观经济理论领域，1998年有许多外国经济学家仍在致于力于完善和发展凯恩斯的理论。凯恩斯认为，货币供应量与实际工资率呈相反方向变化。在经济扩展的过程中，由于成本的增加和产量的不断增大的部分变成了利润，物价的增长总是比实际工资增加快。很多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也持同一观点，认为工人具有货币幻觉的事实至少可以使凯恩斯的理论在短期内成立。1998年的一些成果则将新的补充因素和工资测量方法注入凯恩斯的理论，指出在产量增加和就业扩大的情况下，货币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实际工资的降低。（注：Dunlop,J.T.Real
andMoney Wage Rates,J.Econ.Perspect.,Spring 1998.）另一些成果试图进一步改进凯恩斯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弗雷泽里等将总需求和垄断竞争下的企业决策联系起来，在用图形法表示了宏观经济均衡的条件下，比较了各种可能的凯恩斯微观基础模型，包括各种均衡理论的模型、新凯恩斯主义价格刚性模型和较为传统的工资刚性模型等。他们利用这种分析试图提出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总需求的冲击可以直接影响单个企业的需求条件和生产选择。如果总需求不轻易随名义价格变动，名义紧缩将无力抵销需求冲击的实际影响。（ 注：Fazzari,S.M.,Ferri,P.And Greenberg,E.Aggregate Demand and Firm Behavior:A New Perspective on Keynesian Microfoundation.J.Post Keynesian Econ.Summer 1998.）
在近年来东亚和南美相继出现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金融危机和经济波动是1998年外国宏观理论研究关注的热点之一。斯坦等对一些国家的高通货膨胀呈现出一种走走停停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将其归因于一种政治周期：政府在当选前后对压制通货膨胀的意向不同。他们建立了一个两阶段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在选民意欲选举最有能力的政府和通货膨胀（这被看作是政府无能的标志）可由政府通过增加外债在短期内降低的假设下，结合一些国家的实际材料说明通货膨胀与政治稳定的周期有密切关系。（注：Stein,E.H.And Streb,J.M.Political Stabilization Credibility.J.Devel.Econ.,June 1998.）爱德华兹通过对墨西哥1994年和智利1982年的货币危机进行比较，评价了这两个国家的稳定化政策。他建立了一个强调可信性作用的经济模型，用模型显示如果人们对稳定化政策缺乏信任，这种政策就不可能消除经济中的通货膨胀惯性和实际汇率的高估。他还用多种数据资料对这个假说做了检验。（注：Edwards,S.Two Crises:Inflationary Inertia and Credibility Econ.J.,May 1998.）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实行福利国家政策的国家曾经历了几十年的低失业率，但从80年代以来又受到了高失业率的困扰。面对这种情况，一些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工人在工作中积累技术而在不工作时丢失技术的一般均衡摸索模型，用这个模型将那种高失业率归因于福利国家在经济变化更多的时代，应付诸如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国际经济环境改变等经济变化的能力的减弱。（ 注：Ljungqvist,L.And Sargent,T.J.The European Unemployment Dilemma.J.Polit.Economy,June 1998.）帕利还针对美国失业率较低的情况分析了欧洲是否应该接受美国的体制模式的问题。他认为美国的模式存在收入不平等、就业不安全和工资停滞等方面的巨大成本。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也不是美国就业状况好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它特殊的宏观经济政策。所以不应对欧洲劳动市场的失灵估计过高和盲目照搬美国模式，而应该协调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设计更好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管理机制。（注：Palley,T .I.Restoring Prosperity:Why the U.S.Model Is Not the Answ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or Europe.J.Post Keymesian Econ.,Spring 1998.）
主要基于简化型相互关系的非结构式宏观经济预测多年来一直受到重视并不断有人在做。基于经济理论的结构式预测则随理论的变化而兴衰，曾一度因凯恩斯理论的衰落而停滞，但近年来，由于一种新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被发展了起来，这种预测又在复苏。 （注：Diebold,F.X.The Past,Present,and Future of Macroeconomic Forecasting,J.Econ.Perspect.,spring 1998.）例如，埃文斯等人建立了一个期间理性预测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经济是在高低增长期间随机变化的。他们利用这个模型显示，当人们预期增长速度将放慢，投资收益很低时，投资就会减少；但如果人们预期增长速度快，投资、收益和增长速度都会高。这种预期的不确定性是由垄断竞争和不同资本品的互补性引起的，与外部性和规模收益递增无关。在不断学习规则起作用的动态过程中，随增长周期形成的均衡是稳定的和可以预测到的。（注：Evans,G.W.,Honkapohja,s.and Romer,P.Growth Cycles.Amer.Econ.Rev.,June 1998.）
三、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
在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领域，外国经济学界有关货币金融状况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多的。哈斯拉格用实证资料显示通货膨胀率高的国家比通货膨胀率低的国家经济增长慢。具体讲，他的回归研究结果是，平均具有10%的通货膨胀的国家比通货膨胀为零的国家人均实际GDP的增长平均慢1／4到3／4个百分点。（注：Haslag.J.H.MonetaryPolicy,Banking,and Growth.Econ.Inquiry,July 1998.）莱文等研究了股票市场和银行的良好动作是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用回归研究显示，股票市场的清偿能力和银行业的发展都对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生产率的改善有积极作用。金融市场为增长提供了重要服务，而股票市场又提供了不同于银行的服务。他们的研究还发现，股票市场的规模、活跃性和一体化与增长呈弱相关关系，而且这些金融指标和私人储蓄率也没有紧密的联系。（ 注：Levine,R.and Zervos,S.StockMarkets,Banks,and Economic Growth,Amer.Econ.Rev.,June 1998.）
拉詹等通过检验金融的发展可以降低企业利用外部资金成本这一理论假说是否有效，探讨了金融发展是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特别是探讨了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更需要外部融资的工业部门是否发展的特别快的问题。他们利用80年代很多国家的样本资料所做的研究结果，显示了对上述问题的肯定的答案，而且他们还证明这个结果不可能是由未考虑的变量、局外因素或相反原因引出的。（ 注：Rajan,R.G.and Zingales.L.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Amer,Econ.Rev.,June 1998.）弗拉格等的研究成果表明，经济波动和缺乏金融市场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有负面影响。他们得自跨国分组回归的实际证据是，在1970—1972年间的二次入学的平均登记数因缺乏金融市场、收入或就业不稳定和收入不平等而受到了负面影响。这个结果对各国的各种不同特殊情况都有广泛的适用性。（
注：Flug,K.,Spilimbergo,A.and Wachtenheim,E.Investment in Education:Do Economic Volatility and Credit Constraints Matter?J.Devel.Econ.,April 1998.）
有关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发展问题的研究，1998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成果。格林等建立了一个适于市场正在形成中的国家的宏观经济模型。这个模型既不完全符合正规理论也不完全基于主流理论，相反，它为了抓住市场形成中国家经济的特殊特征对正规理论做了很多修正。整个模型的结构被压缩成三个方面的议程：总需求、总供给和国际收支。他们用这些方程直接推导出政策乘数。这个模型包容了新古典主义和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中的互相对立的假说，为分析市场形成中国家的宏观经济问题提供了比较方便的理论框架。（注：Green,C.J.and Murinde,V.Modelling the Macroeconomic Policy Framewark for an EmergingMarket Economy.Manchester Sch.,June 1998.）罗德尔斯研究了印度尼西亚1975—1994年间非石油出口的成绩，重点分析了汇率管理和贸易政策对各部门出口绩效的影响。为了弄清出口数量和政策变化之间的关系，他从效用和利润最大化行为中推导出了结构性出口供给函数。利用实际材料做出的研究结果表明，非石油出口者对包括汇率贬值在内的价格刺激有积极反应，其中反应最强的是对纺织品、服装和木材的价格。这项研究又提供了一个价格在发展中国家对出口产生重要影响的例证。（注：Rranstetter,L.and Sakakibara,M.Japanese Research Consortia:A Microeconometric Analysis of Industrial Policy,J.Ind.Econ.,June 1998.）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1998年外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布兰斯泰特等对日本政府资助的国际合作研究开发（R&D ）做了大样本的经济计量研究。他们发现，政府经常参与促进这种国际合作，对于研究支出和研究生产率有积极影响，而这种影响部分地产生于这些国际合作所增加的知识的溢出。（注：Weitzman,M.L. RecombinantGrowth.Quart.J.Econ.May 1998.）魏茨曼通过建立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增长模型，为研究知识生产函数提供了微观基础。他的研究结果显示，增长的最终局限与其说是生产新知识的能力，不如说是将丰富的潜在新知识加工成可利用的形式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