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代弘农杨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隋代论文,史上论文,杨氏论文,地位论文,弘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2)06-0072-09
周隋之际，弘农杨氏一支杨忠、杨坚家族与胡族关系密切，文武并重，最终由杨坚夺取政权，赢得天下；另一支杨素家族亦多人位高权重，权倾朝野。弘农杨氏亦到达其发展的历史最高位。伴随着政治上的成功，隋代弘农杨氏更加注重文学，杨坚、杨素、杨广等融入当时的文学大潮之中，不同程度参与诗赋创作，并逐渐成为引导者；杨广更是成为隋代后期文坛领袖，对文学发展与演进影响巨大。因此，隋代弘农杨氏文学值得探讨与研究。但长期以来，由于其文学核心杨广、杨素等多被贬损，以致弘农杨氏文学未被广泛接受。学界目前已转变观念，对杨坚、杨广、杨素等及其文学，对先唐弘农杨氏家世家风等的研究已有了不少成果，但还未对弘农杨氏文学作整体关照，尤其没有对弘农杨氏在文学中的地位作更多思考。本文即拟对此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作为关陇集团的代表之一与皇族，隋代弘农杨氏在政治上获得了成功，进而开始关注文学，参与文学创作，并通过文学改革或文学倡导，以及对依附自己的文学群体的管理、控制，直接影响了隋代文学的演进与发展，成为文坛的主导力量之一。
隋代早期，入隋作家结构相对复杂，但其创作基本是顺应南北朝之际文学“南朝化”的趋势继续发展，即北方作家更多学习南方文学，表现为文风趋向浮艳。李谔《上书正文体》评价这种文风曰：“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①《隋书·文学传序》亦曰：“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②这种“文笔日繁”、“损本逐末”的情形显然让杨坚颇为反感。因此，杨坚称帝后随即开始改革文弊。李谔《上书正文体》曰：“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缙绅，参厕缨冕。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③《隋书·文学传》亦曰：“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④杨坚改革文弊的措施之一是不让那些为文轻浮之人为官。应该说这一条措施是非常有力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强调需要“实录”的是公私文翰，而不仅仅是公文，则显示文帝要扭一时之文风，代表了他作为帝王对文学的基本判断和态度。这对平衡当时文与质、文与道的矛盾显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与其父杨坚不同，杨广全面深入参与了许多文学，而且很早就接触并接受了江左文学，因此，他对文学的理解、对文学的态度自然不同，对文学的倡导与影响也明显迥异。早期杨广文风倾向绮丽，随后开始转变。《隋书·文学传序》曰：“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⑤《隋书·柳
传》亦曰：“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已后，文体遂变。”⑥杨广文风转变后，他同样要求其文臣改变文风，这是非常积极和正面的。
杨广文学思想与文学追求还可以从其诗文品评中清晰看到。如《隋书·王胄传》曰：“帝常自东都还京师，赐天下大酺，因为五言诗，诏胄和之。其词曰：……帝览而善之，因谓侍臣曰：‘气高致远，归之于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⑦显然，为杨广所赞赏的诗风，无论是“气高致远”还是“词清体润”、“意密理新”，都与南朝绮丽文风有了很大区别。又如，刘
《隋唐嘉话》卷一曰：“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⑧又曰：“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⑨薛、王二人之死，与诗句或写诗能力没有关系，这是后人的诬陷。不过，杨广欣赏的诗句倒也透露了他的诗文取向，即清幽雅致，不落俗套。这同样与典型南朝文风也有不同。其《叙曹子建墨迹》曰：“陈思王，魏宗室子也。世传文章典丽，而不言其书。仁寿二年，族孙伟持以遗余。余观夫字画沈快，而词旨华致。想象其风仪，玩阅不已。因书以冠于褾首。”⑩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隋文纪》指其为伪(11)，本文存疑。不过，其中相关文学观念还是比较符合杨广的文学思想的，如“文章典丽”、“词旨华致”等语皆针对曹植诗文而言，显然是认可与赞赏的。典制、典丽正是杨广诗文艺术的明确追求。
可以说，杨坚由于相对缺少文学实践与创作，虽出于反对浮华文风而要求“实录”，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对消解齐梁以降唯美文风有一定的帮助，但因此而放弃对文学审美的追求，显然也不符合文学发展的要求，实际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正因如此，“实录”并没有成为隋代文风主流。杨广则完全不同，他重视文学，自己参与创作、与诗人唱和，并因势利导，顺应文学发展的客观要求，追求韵律、技巧；反对浮华文风，强调雅正典则，正符合了“文质彬彬”的要求。因此，杨广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应该是符合文学审美的要求的，是比较合理进步的。
同时，作为皇族，弘农杨氏利用文人的依附，形成了规模不等的若干文学群体，并通过对这些文学群体的管理、控制，达到对隋代文坛及文学的影响与干预。杨坚、杨广、杨勇及杨俊、杨秀、杨谅等身边都有不少文人聚集，重臣杨素、杨玄感等同样如此。其中文帝杨坚、太子杨勇、晋王杨广及其登基后的几个文学群体在当时影响最大。这几个文学群体几乎囊括了隋代主要的作家，如文帝的文学群体主要成员有杨素、李德林、薛道衡、虞世基、李孝贞、元行恭、牛弘、何妥、王劭、杜台卿、辛德源、卢思道等；太子杨勇的文学群体主要成员有魏澹、明克让、姚察、刘行本、李百药、柳述、柳肃、陆爽、刘臻、唐令则等；晋王杨广在江都的文学群体主要成员有柳
、诸葛颍、虞世南、王胄、王眘、于仲文、徐仪、潘徽、苏夔等；隋炀帝登基后的文学群体主要成员有杨素、虞世基、虞世南、柳顾言、许善心、王胄、诸葛颍、王眘等。显然，这些文学群体基本上从属于政治集团，表明隋代文学尚未摆脱对政治的依附。不过，并不是所有成员所有作品都从属于政治集团或政治利益的；即使是应制之作，也有不少文学价值较高，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显示出这些文学群体的文学活动相对独立，文学性较高。
事实上，杨坚、杨勇、杨广等对各自的文学群体有着重大的影响力。如前所论，杨坚、杨广等对他们身边文臣的诗文风格有明确的要求与倡导。他们对待文学的态度也决定着文坛的走向。杨坚对文学的态度比较消极，因此，其文学群体文学活动明显不足。尤其是早期，其文学群体的创作除为文帝服务外，基本呈现出个体趋势，即没有明显的相互唱和赠答等活动；这时期这类作品存世的极少，无疑表明这种活动十分有限。中后期，随着江左文学的渗入，加上国家进入中兴期，文帝对文学的态度有所转变，相应的，其文学群体的诗文创作随即开始改变，唱和之风渐起。如薛道衡、江总、元行恭作同题诗歌《秋日游昆明池诗》即是其例，而杨素、薛道衡后期赠答往来频繁，也是这种风气转变的结果。杨广则亲自参与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为其文学群体的绝对中心，甚至就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其影响更加直接而明显。除其直接提出诗文创作要求及在诗文品评中体现其影响力外，杨广还通过诗文唱和等展现其影响力。杨广现存诗歌超过三分之一有和诗，很多都不止一人唱和。显然，作为交互式文学活动的唱和赠答是杨广文学创作的重要方式之一；这同时表明以杨广为中心的文学活动十分活跃。在此过程中，杨广必然对其文学侍从乃至文坛产生重要的影响。
就诗歌创作而言，弘农杨氏有杨坚、杨素、杨广和侯夫人(12)四人现存诗歌共65首(题)，相对比较集中。其中杨坚诗歌3题，2篇有目无文，杨素诗歌7首，杨广诗歌47首，侯夫人8首。(13)这显然是作品散佚后的结果，不符合弘农杨氏的创作现实。现存诗歌确实已不能反映弘农杨氏诗歌创作原貌。但综合其他文献材料，依然能较为清晰地看到其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作用与地位。
杨坚诗歌现存3题，其中乐歌《地厚》、《天高》见于《隋书·音乐志》：“高祖龙潜时，颇好音乐，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托言夫妻之义。”(14)现仅存目。《宴秦孝王于并州作诗》则见于《隋书·五行志·诗妖》：“开皇十年，高祖幸并州，宴秦孝王及王子相。帝为四言诗曰：‘红颜讵几，玉貌须臾。一朝花落，白发难除。明年后岁，谁有谁无。’明年而子相卒，十八年而秦孝王薨。”(15)史官以杨坚此诗为谶语，显现出一种神秘性，其实这就是一首普通的有感而发的诗作。就其特点而言，杨坚此诗语言朴实、直白，甚至有些口语化，这符合杨坚反对文学浮华的要求；同时诗歌情绪深沉低回，显示出诗人不吐不快的郁结心理。
杨素现存诗7首，包括《出塞》二首、《山斋独坐赠薛内史诗》二首、《赠薛内史诗》、《赠薛番州诗》十四章及《行经汉高陵诗》残句。杨素现存诗歌几乎全部作于晚年。其他诗作多已散佚，独与薛道衡有关的得以保留，可能与作为文宗的薛道衡有关，亦当与杨素晚年诗歌的艺术成就有关。其《出塞》二首、《赠薛番州诗》十四章皆是名篇。《出塞》二首当作于开皇十八年杨素伐突厥后。(16)诗歌抒写与胡人征战的豪迈之势与塞外的艰辛之情。诗歌气度恢宏，慷慨悲壮。没有亲身经历过很难写出如此真实的战争场景与塞外风情。薛道衡、虞世基各有和诗二首，除了表达对突厥征战的支持之外，也表现出他们对杨素该诗的认可与重视。《赠薛番州诗》十四章共七百字，也算诗歌中的巨制，显然是杨素精心所为。杨素从周隋之际的天下运势入笔，委婉抒写了自己与薛道衡共同经历一段历史，以及二人交往的过程，着重落笔在自己病魔缠身，感慨与知己朋友的别离悲情，最后表达了对远在番州的挚友的思念与感伤，辞气清拔，体制恢宏。该诗的另一特色是善用顶真，使全诗意绪连贯，一唱三叹。诗歌前半部分作为铺垫，相对独立，自第九章至第十四章，渐入高潮，而每章间则皆以顶真手法完成，使诗歌节奏跌宕、连绵，情绪逐渐累积，直至篇末，章内再用顶真，如“木落悲时暮，时暮感离心。离心多苦调，讵假雍门琴”等，将诗歌推向高潮，戛然而止，而余音未了，余情难住。本诗无论体制、意绪、技巧，都体现了诗人的精心安排。难怪薛道衡亦不胜感慨，叹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岂若是乎！”(17)信矣。
杨广诗歌的成就毫无疑问是弘农杨氏的最高点。杨广现存诗歌中，乐府诗20首，包括五言乐府13首，七言乐府5首，杂言乐府2首，乐府诗占全部诗歌近43%，比重较大；其余27首诗歌全为五言诗。五言诗歌共40首，占总数的85%强，表明杨广最喜欢用五言这种诗歌样式，而七言显然仍处于实验阶段，这符合当时诗歌发展的大趋势。
从现存诗歌看，杨广往往感于哀乐，即事名篇。如《冬至乾阳殿受朝诗》、《临渭源诗》、《还京师诗》、《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德众诗》、《谒方山灵岩寺诗》、《月夜观星诗》、《季秋观海诗》、《献岁燕宫臣诗》、《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夏日临江诗》等等，莫不如此。从这些诗题读者往往可直接知道杨广的行踪活动。又如，其乐府中的《纪辽东》二首，无疑与征辽有关。冯惟讷《古诗纪》论其《白马篇》曰：“《文苑英华》作炀帝，《乐府》作孔稚圭。按，诗中多叙征辽之事，当以《英华》为正。”(18)显然也指出了其诗作的现实因素。正因如此，杨广诗歌摆脱了南朝“宫体”题材内容较为狭窄的困扰，也不同于后世的“台阁”之体，显示出一种鲜活与生气。如《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中“
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等，对戍边军旅与塞外风光的把握非常传神。事实上，杨广很多诗歌往往创作于四方征战、巡狩游历过程中，因此有一定的现实生活基础，这也正是作为帝王的杨广诗歌成功的关键之一。
杨广在不少诗中表现出以家国、功业为念的情感情绪，使其诗歌有了更多积极的意义。在现存诗歌中，这类作品近三分之一，比重不小，而以《白马篇》、《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纪辽东》二首、《冬至乾阳殿受朝诗》、《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等为代表。如《纪辽东》其二曰：“秉旄伏节定辽东，俘馘变夷风。清歌凯捷九都水，归宴洛阳宫。策功行赏不淹留，全军藉智谋。讵似南宫复道上，先封雍齿侯。”诗歌当作于征辽获胜之际。全诗情绪饱满，节奏轻快，表现出杨广对开疆拓土的强烈满足与信心。又如《冬至乾阳殿受朝诗》曰：“……端拱朝万国，守文继百王。至德惭日用，治道愧时康。……元首乏明哲，股肱贵惟良。舟楫行有寄，庶此王化昌。”可以看出杨广并非庸主，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并始终致力于家国事业。通观杨广现存诗歌，纯粹游戏之作并不多，往往有感而发，词旨正面积极。正是由于杨广的这种表现，后人对其诗歌多有认同。唐太宗即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19)张溥亦曰：“《隋书·文苑传》称‘帝意在骄淫，词无浮荡，缀文之士得依取正。’余疑其谀，比观全集，多庄言，简戏谑，似史评非诬也。”(20)陆时雍曰：“礼失则求之野，诗失则反之素。隋炀帝一洗颓风，力标本素，古道于此复存。”(21)沈德潜曰：“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22)等等。这些评价无不表现出对杨广诗歌正面价值的赞赏。
侯夫人现存诗8首，除《看梅》二首为杂言外，其余六首均为五言，其中《自感诗》三首、《妆成诗》、《自遣诗》等五首诗歌有唐绝句特色，而《自伤》诗为五言长诗。(23)侯诗内容都是感慨自己的孤独、寂寞，往往即事名篇，即景抒情。如《自感诗》三首大概作于一时，皆感于庭花院草，抒发自己内心的孤寂与惆怅。《妆成诗》则是在化妆之时偶见杨花漫漫，于是感伤自己的被禁锢和不自由。侯诗的表现技巧及意象意韵同样精彩。如《自感诗》其三“不及闲花草，翻承雨露多”、《妆成诗》“不及杨花意，春来到处飞”等，善用譬喻，颇有想象力。而《看梅》语辞十分雅致，意象清幽；《自伤》则情真意切、如泣似诉。侯夫人身份存疑，其诗歌也未必可靠，姑存列于此待考。
弘农杨氏虽诗歌创作人数不多，但以杨广、杨素等为代表，在诗歌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首先，杨广、杨素在诗歌创作实践中不同程度学习、模仿江左声律、技巧，融合南北诗风，尤其杨广成为新体诗的实践者和有力的推动者，对唐代诗歌高潮的到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声律在江左经过“永明体”、“宫体诗”的推动，已获得很大发展，所谓“四声”、“八病”之说被广泛接受和实践，诗歌的律化趋势已十分明显。杨广对实践声律技巧显然兴趣浓厚，实践创作新体诗，并在唱和交流中推动声律的发展，对推动诗歌的格律化方面功不可没。杜晓勤根据王闿运《八代诗选》五言诗所作有限统计可知，杨广新体诗最多，一人独占7首，其中粘式律数占14.29%，粘对律数占57.14%，对式律数占28.57%，联间粘数占35.71%，联间对数占64.29%；其他隋代诗人卢思道4首，孙万寿3首，王胄3首，薛道衡2首，李德林、辛德源、王眘、许善心、庾自直、孔德昭、尹式、虞茂等各1首。(24)杨广新体诗成就较高。如《春江花月夜》二首，其一曰：“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其二曰：“夜露含花气，春潭瀁月晖。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诗歌沿袭原题描绘春、江、花、月、夜意象，但并没有陈叔宝宫体的艳丽，相反，其意境清新，语辞洗练，韵律和谐，符合了唐代绝句的趋向。杜晓勤以为：“隋炀帝杨广，推新体诗最力。他诗学庾信体，声律亦类庾信体。南北诗人得聚一处，互相唱和、切磋诗艺，多赖其力。”(25)所言极是。不仅如此，杨广对七律的发展贡献也不小。杨广现有七言5首，多能注意韵律，其中《江都宫乐歌》曰：“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风亭芳树迎早夏，长皋麦陇送余秋。渌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跃紫骝。绿觞素蚁流霞饮，长袖清歌乐戏州。”从韵律、平仄、对仗及体制等考察，这就是一首基本成型的七言律诗。
其次，杨广、杨素等在边塞诗史上有其直接而明显的贡献。唐代早期边塞诗歌无论意象、语言、特色、技巧等往往与杨广、杨素、卢思道、薛道衡等隋代诗人边塞诗一脉相承，关系明显。杨坚、杨广、杨素等弘农杨氏重要人物雄才大略，正是陈寅恪所谓“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26)的代表。如前所论，杨广、杨素等有亲历边塞征战的经历，在边塞诗创作上往往游刃有余，独具匠心。杨广《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白马篇》、《纪辽东》二首、《塞外行》及杨素《出塞》二首等都是典型的边塞诗。另外，杨广《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临渭源诗》也有边塞特色。纵观隋代边塞诗，大抵抒写边塞风情、边地艰辛和征战豪情等。这些技巧与特色并不是隋代诗人的独创，但经由他们而至唐代边塞诗人，显示其清晰的传承关系。因此，在边塞诗的发展中，弘农杨氏有其独特的贡献。
另外，唐宋诗词很多皆化用杨广、杨素等人诗句及意象，显示出隋代弘农杨氏对后世文学的巨大影响力。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之“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显然化用杨广同题诗歌的意象，而其“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亦当与杨广《锦石捣流黄二首》之“易制残灯下，鸣砧秋月前”有关系。杜甫《登高》之“风急天高猿啸哀”显然与杨广《悲秋诗》诗中“风急蝉声哀”亦有渊源。而白居易《长恨歌》之“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二句或与杨广《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之“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有关联。刘禹锡《竹枝词》诗句“杨柳青青江水平”则毫无疑问自杨广《四时白纻歌·江都夏》之“枫叶萧萧江水平”变化而出。另外，陆时雍《诗镜总论》指出，刘长卿“‘寒鸟数移柯’，与隋炀‘鸟击初移树’同，而风格欲逊”。(27)而晁补之赞秦观词《满庭芳》“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曰：“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28)其实这是自杨广诗“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点暗销魂”点化而来，故胡仔评道：“其褒之如此，盖不曾见炀帝诗耳。”(29)他如杨广之“山虚弓响彻，地迥角声长”，杨素之“风起洞庭险，烟生云梦深”，被王寿昌称为“高华名贵，可诵可法者”(30)。等等。由此可见，虽然杨广、杨素等在后世多被诟病，但以他们为代表的弘农杨氏诗歌并没有因此被否定，依然有较大影响。
弘农杨氏现存赋、文共约有345篇，约占其全部作品的84%。其中赋、诔、铭、书等77篇，约占全部诗文的19%。诏令奏疏等公牍文及其他文体共268篇，占全部诗文的65%。一般来说，作为权贵重臣，其诏令文书多不是亲笔所为，但也有例外。以杨坚为例，其文书多为李德林、薛道衡等所为，不过他本人显然也参与了部分工作。李德林《霸朝杂集序》详细记录了杨坚参与文书写作的过程，并曰：“……(皇帝)发言吐论，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牍，书记而已。”(31)又曰：“其有词理疏谬，遗漏阙疑，皆天旨训诱，神笔改定。”(32)虽李德林有谦逊之意，但杨坚亦定有参与之实。故唐人许敬宗编《文馆词林》时，杨坚作品多与李德林、薛道衡等共同署名。如《隋文帝拜东岳大赦诏一首》，署名隋文帝、薛道衡；《隋文帝获宝龟大赦诏一首》、《隋文帝平陈大赦诏一首》，署名隋文帝、李德林，等等。因此，关于著者归属的问题，涉及杨坚、杨广及其他身为重臣的杨氏成员，本文统计时从严可均例，持模糊态度，但如有具体记载或署名的，则具体作品具体分析。通观弘农杨氏赋、文，虽实用公牍文较多，但其中亦不乏精彩之文。
杨广、杨温及萧后等参与了赋的创作，其他未知，唯萧后《述志赋》留存。杨广作《归藩赋》、《神伤赋》。《神伤赋》为杨广悼宣华夫人陈氏，文佚。《归藩赋》作于何时失考。《隋书·柳传》曰：“(帝)尝朝京师还，作《归籓赋》，命为序，词甚典丽。”(33)而杨广“及见已后，文体遂变”，相信其《归籓赋》亦是典丽文风。杨温作《零陵赋》，惜文佚。《北史·杨温传》曰：“初徙零陵，温好学，解属文，既而作《零陵赋》以自寄，其词哀思。帝见而怒之，转徙南海。”(34)零陵在澧阳郡，即今三峡一带。与中原相比，此地已近蛮荒。从史载推测，《零陵赋》或为对零陵蛮荒之境与别离艰辛之情等的描述，表达了杨温对徙居零陵颇为不满的情绪。
萧后为西梁明帝萧岿之女。《隋书·萧皇后传》曰：“后性婉顺，有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候。”(35)萧氏在齐梁之际不但为皇室之尊，在文坛亦执牛耳，对当时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演进与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萧后显然受到家族文学的浸润。萧后现存仅《述志赋》。《隋书·萧皇后传》曰：“时后见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为《述志赋》以自寄。”(36)《北史》略同。从全赋语气看，萧氏显得幽怨哀回，感慨良多，乃为不得不发之词。赋以抒写自己内心心志为主，表达自己的忧虑与无奈，间接讽谏夫君杨广，希望他回归正途。萧后首先写自己得承家族余恩，联姻皇庭，且又得皇恩隆宠，王道升平，而总觉自己才德不足，心有惭惶。然后表达她对现实的忧虑与不安。赋以骈文写就，整饬精炼；用韵灵活，节奏舒缓，有雍容之度；善于用典，且对儒道思想文化非常熟悉，如作为皇后，用“周姒”、“虞妃”等典故，可谓恰到好处。全赋声情并茂，如泣如诉，而文辞雅驯，中规中矩，体现了萧后相当的文化素养与文学才华。
杨广、杨素、杨秀有铭、诔文留存，分别是杨广《殇子铭》、《隋秦孝王诔》，杨素《柳弘诔》及杨秀《美人董氏墓志铭》，并有特色，而以杨广《隋秦孝王诔》成就最高。秦孝王杨俊是杨广胞弟，被其妃崔氏进毒，于开皇二十年六月二十日薨于秦邸。其时正是杨广夺太子位的关键时期，可以说杨广心绪复杂，突闻噩耗，遂作《隋秦孝王诔》一文以寄。诔文逾一千六百字，在杨广现存文章中是最长的一篇。诔中除了对秦孝王杨俊的功德赞美外，反复感叹的就是自己失去亲人、兄弟的痛苦。虽其时形势特殊，难免作秀，但对于同胞丧亡，亲情幽隔，杨广诔文写得真挚激越，令人感伤。杨广更是于文中一连用了十三个“呜呼哀哉”，让其情绪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与抒写，令人感动。
弘农杨氏现存杨坚、杨广等七人玺书、敕书、令书、赐书等共69篇。其中杨广《与智
书》共35篇，因佛家典籍得以保存，体现了杨广与智者大师交往的心态与智慧。而杨坚《答蜀王敕书》最有特色，是其中的代表之作。杨坚现存14书，一般较为简略，符合其质朴文风，但《答蜀王敕书》篇幅较长、情绪饱满，十分精彩。该书见《隋书·庶人杨秀传》，《北史》略同，但删节严重。许敬宗《文馆词林》题为《隋文帝答蜀王敕书一首》，全，作者题隋文帝。按《文馆词林》有共同署名的体例，则可推知本书或为杨坚亲自所作。杨秀是杨坚第四子，因事下狱(37)，在狱中，杨秀显然委屈、愤懑，于是他上表，有不满之态。杨坚仍在盛怒之中，于是回了这封长信。信中历数了杨秀在蜀任中的各种罪状，更详记了杨秀对父兄家人的种种恶行，甚至怒道：“今谓汝非人也，我不应生非人之子。谓汝是人也，汝所为复不似人，乃天地之所不容，人伦之所未见。我今不知杨谅是汝何亲，不知杨坚是汝何亲，不知杨坚之妻复是汝何亲。若是汝父母也，汝不应如此恶逆。若非汝父母也，汝复何从而生。我心想此事，尚不思及汝有何情，顿至于此。”更为严重的是，杨秀上表称自己为“孤穷之切者”，这令杨坚伤心不已，认为杨秀恩义并灭，爱敬俱沦，书中直斥其“不诚”、“不孝”、“不顺”、“不睦”、“不畏”、“不道”、“不仁”、“不耻”、“不肖”、“自弃”等十大错误。但杨坚并未一味指责下去，当指出杨秀诸多不是后，杨坚引杨秀欲见其子爪子之事曰：“汝表又云‘乞见爪子’者，岂非父子之道天性也，慈爱之心难夺也，欲知我及我妇在日，爱念于汝，知汝之爱念爪子也。”杨坚最后强调，这是私爱，不可以私废公，“上为宗庙社稷，下为四海百姓，故割此小爱以全大爱，割此小慈以全大慈。”同时痛陈自己心情：“然邪臣恶子，自古有之，不谓今日近出于我，昼夜愤叹，废寝与食，实亦惭愧幽明，岂直朝野而已。”全书约一千四百余字，记叙、抒情、议论交织，情绪饱满深沉，行文张弛有度。而且把父子、君臣、家国等各种关系交融在一起，既有情，又有理，不落俗套。指责之外，难忘亲情；盛怒之下，不失理智。
弘农杨氏作品形式多样，除赋、诔、铭、书等文体外，诏、制、敕、令、奏等公牍文及檄文、愿文、祭文等等，作品较多，比重很大。其中诏、令、奏疏等又占了相当的比例，这自然是因为弘农杨氏家族特殊的身份。因篇幅关系，所论较少，但并不怀疑和否定其中具体作品的文学价值与文献价值。杨坚《改元祠南郊板文》、杨广《祭告智文》、《遗陈尚书江总檄》、杨俊《伐陈檄萧摩诃等文》等皆有可观者。
从纵向看，隋代弘农杨氏文学亦有其特定的历史地位。魏晋以来，文学已逐渐走向自觉，地位得到认可，对士族影响极大。众多世家大族无论因何起家，都十分重视对自身文学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形成蔚为壮观的文学家族并有其家族文学，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兰陵萧氏等等，莫不如此。在这种思潮和风气下，多数皇室皆重视并极力参与文学活动，形成了极有特色的皇室文学。通观魏晋至隋，皇权的取得多以武力为后盾，但皇族在夺得天下后，则往往由武趋文，尤其在文学上表现尤为突出。他们积极参与创作、领导文坛，并逐渐成为引领文学的中坚力量。曹魏、萧齐、萧梁及陈室等莫不如此。甚至鲜卑拓跋氏、北周宇文氏等在取得政权后都有趋文的表现。隋代弘农杨氏的文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弘农杨氏世居弘农华阴，是关陇集团的代表之一。从文化倾向看，自汉代至南北朝，弘农杨氏更多关注的是儒学经学，他们世代服膺儒教，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家族核心价值取向；常以经学为纽带，在家学系统下世代相传。到南北朝，杨播家族再兴，亦与此紧密相关。故《魏书》史臣曰：“杨播兄弟，俱以忠毅谦谨，荷内外之任，公卿牧守，荣赫累朝，所谓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而言色恂恂，出于诚至，恭德慎行，为世师范，汉之万石家风、陈纪门法，所不过也。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积善之庆欤？”(38)但这时期弘农杨氏已文武并重，不少成员以军功获赏，杨播、杨椿、杨忠、杨坚、杨素等莫不如此。同时，弘农杨氏往往与豪族甚至皇家通过联姻保持地位。如杨懿娶妻太原王氏，即文明太后之外姑，杨坚娶独孤氏，又嫁女宇文氏为后，等等。总之，南北朝之际，弘农杨氏通过自身努力，再度兴起，并最终由杨坚取得皇权，建立隋朝；弘农杨氏亦达到其发展之高峰。
弘农杨氏的文学创作随着家族与时代的递进而有所发展、变化。自汉代起，弘农杨氏虽崇文重学，但长时间对诗赋创作兴趣不高。两晋时期，弘农杨氏一度转型，弃文尚武。故至南北朝前，除汉末杨修外，整个弘农杨氏诗赋等真正文学创作明显不足，作品流传至今者更少，这与魏晋之际很多高门大族颇为不同。这或许是他们重经学儒学，遵守了所谓“述而不作”的信条。但到了南北朝，文学在南北交融中逐渐获得北方士人的认可，并开始了“南朝化”的趋势，尤其庾信、王褒、颜之推等人入北后，加快了这一进程。弘农杨氏同样接受了时代的影响，开始重视文学，参与诗文创作。其最典型者莫过于杨愔。作为望族杨播家族成员，杨愔少即好学，能清言，以世故未夷，志在潜退。后归神武，尚太原长公主，官至尚书令，又拜特进、骠骑大将军，封开封王。因事为孝昭帝所诛。《北齐书·杨愔传》曰：“愔所著诗赋表奏书论甚多，诛后散失，门生鸠集所得者万余言。”(39)显然，他已开始文学创作，而且数量还不少。惜未能留下具体诗赋作品，现存《祭天文》亦有目无文，仅《文德论》残文一篇曰：“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40)该文无疑是文学理论之作。从内容看，杨愔比较重视文德，强调文人作家的品行、道德与人格。早期弘农杨氏多“述而不作”，而杨愔不但创作，还有文学理论与文学思想，显然是一种进步与变化，他也为周隋之际弘农杨氏文学开了先河。
周隋之世，作为北方豪族之后及皇室身份，包括杨广、杨素、杨勇、杨俊、杨秀、杨玄感等在内的众多杨氏家族成员接受了文学发展的趋势，酷好文艺，并积极投身文学创作。史称杨广“好学，善属文”(41)，杨素“善属文……下笔立成，词义兼美”(42)，杨勇“颇好学，解属词赋”(43)，杨玄感“爱重文学，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44)，杨
“颇有文学”(45)，等等，都明确指出了他们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可以说，隋代弘农杨氏的出现，改变了隋代的文学生态。包括杨坚、杨广、杨素、杨勇、杨俊、杨秀、杨谅、杨暕、杨侑、杨温、杨雄、杨、杨达、杨约、杨玄感、杨岳、杨文思、杨尚希、释道杰(46)及其眷属萧后、兰陵公主、侯夫人等共20余人曾参与诗文创作或有诏令奏疏等，现存作品约410余篇；杨广、杨素皆曾有文集行世。
同时，魏晋南北朝之际，文学地位上升，文才成为人才的重要表征之一，故士有文采者常见重用，陆机、沈约、庾信等是其代表。因此，代表政治势力的皇族周围往往多聚文学之士。如前所论，在杨坚、杨广、杨勇等人身边形成了大小不等、影响不同的文学群体。杨氏往往对其文学群体进行控制与引导，而杨广甚至成为隋代后期实际上的文坛领袖，其影响力不言而喻。
以创作人数、创作成就、地位影响等因素综合考察，隋代弘农杨氏虽没有达到三国曹氏、齐梁萧氏文学的高度，但在周隋其他家族的表现相对衰落之际，没有任何其他家族文学能与之媲美，可谓一枝独秀，成为这时期名副其实的第一文学家族。弘农杨氏的出现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隋代的文学生态与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隋代弘农杨氏文学是魏晋以来家族及家族文学发展的典型，也是这时期皇室文学的代表之一。由于政治上的成功，弘农杨氏更加注重文化发展及文学创作，多人酷好文学，在文学“南朝化”的大潮中积极参与诗文创作，并逐渐成为文坛中坚，成为隋代第一文学家族，在隋唐之际承前启后的文学发展中有其独有的价值与地位。作为皇族，弘农杨氏通过文学改革与文学倡导，以及对依附于自己的文学群体的控制与引导，直接影响了隋代文学的演进与发展。就诗文创作而言，弘农杨氏诗歌创作人数虽不多，但杨广、杨素代表了其成就与高度，他们融合南北诗风，对后世诗词影响直接而巨大；其赋、文中虽实用公牍文较多，但亦不乏精彩之文。
注释：
①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44—1545页。
②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1730页。
③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1545页。
④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1730页。
⑤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1730页。
⑥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1423页。
⑦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1741—1742页。
⑧刘：《隋唐嘉话》，《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⑨刘：《隋唐嘉话》，《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93页。
⑩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051页。
(11)参见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22页。
(12)侯夫人，正史无载。宋阮阅《诗话总龟》卷二五引《古今诗话》、宋佚名《迷楼记》均称其为杨广迷楼后宫女。
(13)本文诗文统计主要参考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及骆玉明、陈尚君《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补遗》，严可均《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及韩理洲《全隋文补遗》等，并根据史传材料及其他文献略有考辨所得。后不注。
(14)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354页。
(15)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639页。
(16)参见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8页。
(17)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第1292页。
(18)冯惟讷：《古诗纪》，四库全书本，第130卷。
(19)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53页。
(20)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96页。
(21)陆时雍编：《古诗镜》，四库全书本，第29卷。
(22)沈德潜选：《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06页。
(2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从冯惟讷《古诗纪》收录了侯夫人诗7首，但认为《自伤》诗辑自《迷楼记》，故删而不录。参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39页。
(24)参见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2页。
(25)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第23页。
(26)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集》本，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35页。
(27)陆时雍：《诗镜总论》，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8页。
(28)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48页。
(29)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第248页。
(30)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0页。
(31)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1202页。
(32)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1202页。
(33)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1423页。
(34)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53页。
(35)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1111页。
(36)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1111页。
(37)按《隋书·庶人杨秀传》，杨秀有胆气，多武艺，出镇于蜀。杨广夺太子位成功后，杨秀明显表现出不满。“皇太子恐秀终为后变，阴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杨坚遂让杨素、牛弘等推治其罪。杨广阴为偶人，书上及汉王姓字，缚手钉心，令人埋之华山下，令杨素发掘出来。又作檄文放进杨秀集中。杨坚见之大怒，废秀为庶人，下狱。
(38)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04页。
(39)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60页。
(40)魏收：《魏书》，第1876—1877页。
(41)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59页。
(42)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08页。
(43)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1230页。
(44)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1615页。
(45)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1217页。
(46)释道杰，俗姓杨，属弘农杨氏，参见道宣：《续高僧传》(《高僧传合集》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