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城市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中山不仅是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奋斗不息的职业革命家，而且是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殚精竭虑的开拓者。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他就要求革命同志“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之学问。”〔1 〕赣宁之役失败后，他避难海外，但一有机会，就请外国友人为自己“物色各种行业的专门人才。”〔2〕他多次游历欧美各国， 对那里的城市化及其巨大效应耳闻目睹，因此在考虑中国建设事业时，尤其注重城市化的问题。他认为，办实业就是“建设新城邑”，五十年后，中国将出现数十个上海〔3〕。所谓城市化，根据一般的解释， 即城市在数量上的增多、规模上的扩大以及功能结构上的变化。功能结构的变化又是指现代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在城市的发生和发展。孙中山当时并没有使用城市化的概念，但他实际上思考了有关城市化的内容，并且提出了中国城市化全面的构想。研究孙中山这一伟大构想，对于我们“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4〕，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
历史上，城市的生长，从来就与交通运输的发展密切相关，交通要道的汇合点往往是城市的摇篮。在铁路交通发明以前，由于城市对外联系主要靠水上运输，因而沿河设城的情况极为普遍。随着现代交通的出现，城市的分布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其中以铁路交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最大。不少原来闭塞落后的小村镇，由于铁路的通达，很快就发展为大城市。孙中山十分清楚城市发展的这一规律，在设计中国城市化方案时，特别注重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的建设。因此可以说，孙中山抓住了中国城市化的要害。
早在辛亥革命前，社会舆论还在争论中国是否可以修筑铁路、发展交通时，孙中山就强调交通运输对一个国家城市发展的意义，“通商之埠所以贸易繁兴、财货山积者，有轮船为之运载也。”英、美、法等国城市那样多，那样大，是因为它们“铁路纵横，四通八达”，中国如果在广州与香港、南京与上海、天津与通州等“繁富之区”兴修铁路，就能使这些城市的商业进一步兴盛起来，“可以利转输，可以励富户，则继之以推广者，商股必多。”〔5〕他认为，没有铁路，就没有交流， 就没有工商业的兴起；没有工商业的兴起，也就没有城市的发展。因此“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6〕比如，“南昌、 九江、吉安、饶州、赣州等地，皆可成为今日之上海。但此事从何入手？须从交通入手。”〔7〕
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社会经济时说：“由于印度极端缺乏运输和交换各种生产品的工具，所以它的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自然物产是丰富的，但由于缺乏交换的工具而使社会非常穷困，……”〔8 〕用此论断来理解城市，就会对城市与它的腹地联系起来考察，城市对腹地有幅射功能和聚集功能，腥地对城市有支撑和铺垫作用。这种功能和作用是靠良好的交通运输来实现的。如果没有良好的交通条件，腹地的原材料便不能顺利地输送到城市，城市里的制造品也不能顺利地输送到腹地。孙中山以他的家乡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由香山县县城到翠亨村，不过50里，由于舟车不通，人们便肩挑背扛，每百斤货物脚价约1元， 每吨脚价不下7元。如果从美国经数万里运货到中国，每吨不过2元5角。 “以中西同一货物，价值五元，加以水脚计之，在美来不过七元五毛，而中国自运则十二元矣。人情喜便宜，断不能舍贱而买贵。”〔9 〕再如在广西农村某些地区，农民将陈谷烧毁，就是因为既没有仓库储藏，又没有办法运出销售。同时，孙中山也看到了中国部分地区铁路的兴修给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带来的实际利益。如京奉铁路，“所获之利，十倍于资本。而东三省之农业、工业、商业皆因之而发达。”〔10〕东清铁路、南满铁路，“未修成之前，满洲之大豆，仅由营口一处出口，每年出口不过一百余万，自两路修成之后，今则达一百万万（？）以上，皆因两路交通便利，故东三省农民，受益匪浅。”〔11〕
虽然在清末民初，国人逐渐认识到铁路的作用，论及铁路与强国富民关系的文章屡见于报端，倡导修铁路不乏其人，然而能够胸怀全局，“大气包举”，制定沟通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铁路网络的人只有孙中山。他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宣布：“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12〕孙中山在设计这些铁路时，总是着眼于铁路对城市发展的纽带作用，着眼于城市对农村的幅射作用。他说：“各省之省会均将成为铁路中心，路线将由此种重要之城市向各方分射而出。从每一省会出发之路线，将多至八、九条不等。”〔13〕他预见到，这些干线的修筑将大大促进城市化，城市化意味着市场的扩大、工业的繁荣，而这又将给铁路的进一步发展提出要求，由此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完成目前之铁路计划，即所以促进商业之繁荣，增加国富，市场因以改良而扩大，生产得借奖励而激增，”“将来全国商务之发展，必需更多之路线也。”〔14〕
现代交通发展的历程证明，要充分发挥交通工具的纽带作用，必须有大量的公路与铁路相配合。由于公路建设投资少、工期短，加之汽车灵活方便，因此更能深入内地，深入穷乡僻壤，从而进一步促进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相互往来，提高城市化的水平。中国的公路建设是在本世纪20年代才开始着手的，但孙中山早在1912年就提出了修筑公路、弥补铁路之不足的倡议。1912年6月， 江苏省准备在江阴到横林之间修筑铁路，孙中山听说后，建议他们改修公路（孙中山当时称公路为“道路”或“马路”）。他认为，在城市与城市距离较近的地区，修铁路不如修公路，修公路的优点，一是成本低见效快，“铁路的修筑，照沪宁的办法，每里花四万元，马路的建筑，只须几千元。”汽车的价钱也较便宜，不像火车，“一个车头，也要一万多块；”二是运输方便、经济，“江阴要造的路，不过四五十里，来往的人又不很多。若果通了火车，每天开车两次，那火车公司就要赔本。若是每天开一次，那乘车的人，过了开车的时候，就要等上二十四点钟，方能再乘”，如果修公路，“每点钟都可以行走”。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还建议，公路“要很宽阔很平正”，上海的大马路、静安寺路、徐家汇路可以作为“模范”，这样，“自动车（指汽车）比火车还要快得多”〔15〕。可见，孙中山要修的“道路”不是一般的公路，而是高速公路。
由于高速公路有如此的优点，孙中山设想通过修筑两条横贯东西和南北的高速公路，来建立两个城市群。这两条高速公路，“东西三、四千里，南北二、三千里”，“阔有一千尺”，分汽车道、电车道、货车道、人行道。“大约用自动车，二十四点可以走通东西两界，若用电车，只须十二小时，可以走遍全国。”“所有全国的学校、工厂，那些紧要机关，都依了这两条大路，分布出来。”〔16〕
中国近代城市化是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相伴随的，一方面发展迅速，呈突变型，另一方面，发展呈畸型，沿海、沿江少数大城市迅速膨胀，广大内地、边疆的城市停滞，甚至萎缩。这种状况不能不对孙中山关于铁路和城市化的设计产生影响。他试图通过建立铁路网络、公路网络、疏通河道，来加强城市和农村、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联系，改变城市发展的极不平衡状况，形成区域城市体系和全国统一的城市体系。西北铁路东起新建的北方大港，与天津、北京毗邻，经过直隶的多伦诺尔，往西经过蒙古的库伦、乌里雅苏台，再往新疆的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伊犁、喀什噶尔和于阗，大小城市“连成一锁”，形成西北城市体系。西南铁路覆盖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和广东、湖南的部分地区，“由广州起，向各重要城市、矿产地引铁路线，成为扇形之铁路网。”“城镇亦可于沿途建之”〔18〕，形成西南城市体系。通过疏浚长江水路，“改良河道以利航行”，建设和扩展内河商埠，“将来沿江两岸，转瞬之间变为两行相连之市镇，东起海边，西达汉口”，形成长江中下游城市体系。沿海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仍须大力开发，“浚深其达海之道路”，兴建3个大港、4个二等港、9个三等港及15个渔业港， “以完成中国之海港系统”〔19〕，形成沿海城市体系。孙中山还设想兴建中央铁路、东南铁路、东北铁路、高原铁路，将上述几个区域城市体系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伊犁与山东恍如毗邻，沈阳与广州语言相通，云南视太原将亲如兄弟。”〔20〕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城市体系。
二
如果说孙中山把发展交通运输作为城市化的先决条件，那么就可以说他把发展机器生产、实现工业化作为城市化的根本力量。
如前所述，中国城市化走着一条与欧美各国完全不同的道路。欧美各国的城市是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而兴起的，是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中国城市则是随着中外通商而兴起的，因商而兴，是商业贸易推进了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其优点是发展超常，呈突变型，在较短的时间里，中国城市，主要是沿海城市进入了国际贸易圈，与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建立了联系。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早年就提出体恤商情、发展贸易的主张。他建议清朝当局减少关卡，减轻税收，“无关卡之险阻，则商贾愿出于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则殷富亦乐于贸迁。”〔21〕但是，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弊病。那就是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城市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也加深了。“既是封建城市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的过程，同时又是逐渐从中世纪城市向近代化城市演变的过程。”〔22〕在这个过程里，一方面中国广大内地的原材料廉价地运进沿海城市，再进而廉价地运到纽约、伦敦和巴黎。另一方面，纽约、伦敦和巴黎的工业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的沿海城市，再由沿海城市扩散到中国广大内地直至穷乡僻壤。清朝末年有人描述了这种状况：“每举一新政，经营一新事业，皆必取资于洋货，故以言练兵，则枪炮等物，须购诸他国矣。以言造路，则铁轨等件，又须购诸他国矣。以言兴教育，则学校内必用之标本品，又有人储之以待吾用矣。甚而至于日用必需之物，陈列玩好之类，亦一一惟洋货之是求。 ”〔23〕这样，中国城市的经济结构极不合理， 城市经济发展呈畸型状态。工业很难发展起来，商业貌似繁荣，然而却受纽约、伦敦和巴黎市场的制约，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附庸。
对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这种畸型状态，孙中山是很清楚的。他认为，中国城市发育不健全、商业时而兴盛，时而衰落，其原因就是中国城市没有发达的工业。他说：“中国商业失败，不止烟台一埠，凡属通商口岸，利权外溢，到处皆然。”〔24〕“上海通商口岸，商权几全握于外人之手，皆缘各国机器发达，货物千奇百怪，能力不敌，则势力不敌。”〔25〕因为城市发育不健全，中国也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中国所产棉花虽然是不少，天然品质也是很好，但是工业不进步，所以自己不能够用这种棉花来制成好棉布棉纱，只可将棉花运到外国去卖。……他们拿中国的棉花织成布之后，再把布又运到中国来赚钱。”〔26〕“这四种材料之中（指丝、麻、棉、毛——引者）的毛，中国也是出产好多，品质也是比外国好。不过中国的这种工业不发达，自己不制造，便年年运到外国去卖。外国收中国的毛，制成绒呢，又再运回中国来卖，赚中国的钱。”〔27〕要改变中国商业受人控制的局面，需要从改变城市结构入手，孙中山说：“为今之计，欲商业兴旺，必从制造业下手。”〔28〕
恩格斯在分析英国城市化过程时指出：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29〕孙中山对机器生产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的作用也是予以热烈的赞扬。“余旧岁经加拿大，见中国人在煤矿用机器采挖，每人可挖十余吨，……中国内地煤矿工人，每日所挖不足一吨，其生产力甚少。若用机器，至少可加十数倍。”〔30〕他对机器生产给全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予以充分肯定：“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上而军国需要，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有财力，……我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具，倘能推广机器之用，则开矿治河，易收成效，纺纱织布，有以民裕。”〔31〕“机器可以富国”，“可以强国”〔32〕。但是，机器生产还必须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管理方法配套，否则，机器也不能起到富国强国的作用。他说，“机器系从思想发生，系一种深湛学理，如无学识，即不能发明新机器，亦不能管理新机器。”〔33〕
孙中山关于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每个城市都应当建立它的支柱产业。具体的就是充分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原材料优势、市场优势或交通运输优势，建立有自己特色的企业，生产出拳头产品。这样，该城市由于工业成为主导功能，其他功能也就能相应地发挥出来，从而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例如烟台，张裕公司应当进一步扩建，设立一个大造酒场，制造葡萄酒，“其工业不亚于法国之大工厂”，烟台的玻璃公司如能进一步发展，“可谓中国制造业之进步。”山东盛产草弁，如能将草弁制成草帽，“则将来获利当无算”，其他如丝、棉花，“皆生货输入，熟货输出”，制造出各种布疋。烟台抓住了这几条特色产品，就能成为“北洋之一大繁盛商埠”〔34〕。本来江西景德镇的磁器闻名海内外，但运输条件较差，出口换船之时，常使磁器损坏，因而磁器的声誉和销路大受影响。景德镇的磁器工业应迁移到鄱阳港，“采用最新大规模之设备，以便一面制造最精良之磁器，一面复制廉价之用具。”由于有了支柱产业，鄱阳港就有了良好的生长机制，使“计划之港长成迅速”，而且充分发挥城市的幅射功能，给其腹地、全国甚至世界提供优质产品，“奉给人者亦可更佳良”，最终，“鄱阳港区必为世界商业制造之大中心。”〔35〕武汉三镇，“汉阳已有中国最大之铁厂，而汉口亦有多数新式工业，武昌则有大纱厂”，但是还不能适应城市化的要求，“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36〕广州在机器时代以前，“以亚东实业中心著名者几百年矣”，如果“使用机器，助其工业，则广州不久必复其昔日为大制造中心之繁盛都会矣。”〔37〕
孙中山不厌其烦地列举一些大城市及其支柱产业，实际上是涉及了一个重大的城市化理论问题，即中国的城市化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国内外城市化的道路，如果就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而言，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过度城市化，即城市化率超过工业化率。一种是滞后城市化，即城市化率落后于工业化率。前者的弊病是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市区面积急剧扩大，但城市经济结构没有变化或变化不大，工业仍然落后，不能为市区居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失业人口比率大，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后者的弊病是城市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工业虽然发展相对迅速，但是城市规模没有得到相应的扩展，城市人口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这势必影响城市功能的发挥，从而延缓城市化的进程。第三种道路是同步城市化，即城市化以工业化为前提，工业化又以城市化为依托，二者同步，协调发展。在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又比较有效地防止城市病的产生和加重，使城市居民都能享受城市文明的结果。孙中山认为当时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程度不高，“工力多而廉，惟食物及生活货品，虽在寻常丰年亦仅足敷四万万人之用，若值荒年则多数将陷于贫乏死亡。”中国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之所以有这样悲惨的境遇，是“由于国内一切事业皆不发达，生产方法不良，工力失去甚多。”〔38〕他呼吁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令全国的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国的工人都有工做，都能够机器生产，那便是一种很大的新财源。”〔39〕
孙中山没有停留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的抽象论述上，而是进一步对如何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做出了具体的安排。在孙中山看来，正如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一样，工业也是一个复杂的部门，它至少有“关键及根本工业”和“本部工业”之分。所谓“关键及根本工业”是指重工业和能源工业等，“本部工业”是指轻工业和建筑业。他借鉴欧美国家工业发展的经验，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程度低起步晚的国家，应当把重工业、能源工业等放在优先的位置上，以便给轻工业、建筑业、农业提供先进的设备和充足的能源。他说：“钢铁者，实为一切实业之体质也。”美国每年钢铁产量八九千万吨，因而是“世界上最发达之国”，中国如果要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与美国“并驾”，“实非有如现代汉冶萍之铁厂三四百所不为功。”〔40〕但是轻工业、建筑业等周期短、见效快，且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也应大力兴办。“发达本部工业之目的，乃当中国国际发展进行之时，使多数人民既得较高工资，又得许多生活必要品、安适品而减少其生活费用也。”〔41〕
三
工业化固然能有效地推动城市化，但是也可能给城市带来消极的负面影响。英国是世界上最早通过工业化实现城市化的国家。 1801 年到1851年的半个世纪中，英国5000人以上的城镇由106个增至265个。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26%增加到50%，到1900年又增加到70%〔42〕。同时英国也是当时世界上城市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正如恩格斯所揭露的，在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在都柏林，“穷人区却可以归入世界上最可怕最丑恶的穷人区之列。”〔43〕，今天，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问题仍然存在，美国纽约被称为“钢铁坟墓”。至于发展中国家，城市污染更是日趋严重，加尔各答、墨西哥拥挤、脏乱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非常迅速，1996年，全国建制城市已达666个，城市人口总数为5151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2.1%，其中非农业人口2077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44〕。 然而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使人触目惊心，据全国三分之二的城市（直辖市、省会市和旅游城市）的测定，只有海口的大气污染没有超标，其余全部为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标准值的11倍至17倍。看来，人类在发展工业、实现城市化的同时，面临着一个如何防止和克服城市病、维护生态平衡、营造优美环境，从而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
孙中山不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现代化建设的先驱，早在19世纪末就对这一重大课题作了深入的探讨。1897年他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里分析了城市的环境问题。他说：“在乡村里人民一般地都是很健康的。疾病的发生只是在城镇里。”其原因就是城市人口增加了，面积扩大了，但环境保护却被忽视，“城镇中完全缺乏卫生组织和官办的防疫组织”，城市的废水不仅污染了城市的环境，而且还对农村的生态造成损害，“清帝国乡区的每一部分几乎都完全免于疫病流行，有的这些乡村的疾病，是从那些人烟过于稠密、污秽到极点、难以言语形容的污水供应的城市中传入的。”〔45〕城市恶劣的环境必然损害城市人的身心健康，造成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疾病，结果也就影响城市社会的发展进步。相反，如果有良好的环境、新鲜的空气和洁净的水，城市人就能“获得较优良之工作状态，并有余暇之机会，可以思及其他工作以外之事情，如此，劳工必能知识日进，获得充分之娱乐与幸福。 ”〔46〕1924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民生主义时，专门讲到了空气和水的问题。他说：“至于吃风（指呼吸空气——引者），每日就要吃二万三千零四十餐，少了一餐便觉得不舒服，如果数分钟不吃，必定要死。可见风是人类养生第一重要的物质。”又说：“一个人没有饭吃，还可以支持过五六天，不至于死；但是没有水吃，便不能支持过五天，一个人有五天不吃水便要死。”〔47〕虽然他当时还认为这两种物质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天给予人类”，但他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两种物质的重要性，无异于告诫人们要珍惜和爱护空气和水资源。为了改善城市居民饮水用水条件，他提出要广泛建立自来水设施，“除通商口岸之外，中国诸城市中无自来水，即通商口岸亦多不具此者。许多大城市所食水为河水，而污水皆流至河中，故中国大城市中所食水皆不合卫生。今须于一切大城市中设供给自来水之工场，以应急需。”〔48〕
孙中山还强调自然环境的保护对城市防灾减灾的意义。清朝末年，广州水灾频频发生，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严重。水灾的主要原因就是自然环境被破坏，生态失去平衡，“古代有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一遇了大水，山上没有森林来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马上涨起来，即成水灾。所以要防水灾，种植森林都是很有关系的，多种森林便是防水灾的治本办法。”〔49〕
为了改变城市化造成的恶劣环境，实现城市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孙中山提出了建设花园城市的设想。他的花园城市的实验基地是广州。广州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附近景物，特以美丽动人”，其他地形地貌，类似虎踞龙盘的南京，“而其伟观与美景，抑又过之。”如果在广州“建一花园都市，加以悦目之林囿，真可谓理想之位置也。”孙中山设想，通过花园城市的建立，使广州在成为工商业中心的同时，也成为“供给美景以娱居人”的旅游中心，“珠江北岸美丽之陵谷，可以经营之以为理想的避寒地，而高岭之巅又可利用之以为避暑地也。”〔50〕
最早提出“花园城”设想的是英国新闻记者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51〕。在霍氏“花园城”里，有中心公园， 花园，绿地散布在全市各地，城市周围是农场、牧场。孙中山在提出花园城市设想时是否参考了霍氏的概念，目前还没有资料说明。但可看出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还应指出的是，霍氏花园城规模不大，占地仅一千亩，居民不超过三万。这多少带有反城市化的色彩，因为厌倦现代城市嘈杂拥挤的生活，便试图限制城市的规模。而孙中山则相信，无论城市化有多么大的弊病，但毕竟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他不赞成“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的说法，而认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52〕他对大城市总的是持乐观和肯定态度，这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于城市化的观点十分接近。恩格斯说：“城市愈大，搬到这里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53〕因为大城市具有它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孙中山一再强调计划建设的北方大港、东方大港以及上海、广州、武汉都应当成为世界性大都市。北方大港建成后，“使与纽约等大”，南方大港建成后，“人口将超过一切都市”，武汉三镇人口已愈百万，扩建后“则二三倍之，决非难事”，“略如纽约、伦敦之大。”〔54〕
因为孙中山重视克服城市化的负面影响，肯定大城市的中心地位和作用，所以他也就对大城市地域结构的设计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近代城市，无论是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还是商业贸易带动城市化，都属于自然生长的形式。与主要是政治中心、市区呈四方型的古代城市相比，其优越性是经济功能成为城市的主导功能，地域结构呈现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但是，近代城市的生长几乎完全忽视人的理性，以致陷入无序状态。恩格斯在描述19世纪中叶英国城市的状况时说：一些地方的房屋是“毫无计划地胡乱堆在一起的”，一些地方“在建筑这些街道和大杂院时没有考虑到其他街道和大杂院的地位，街道时而朝这一面转，时而又朝那一面转，每走一步都会闯入死胡同或者碰上死角，使你又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要不在这个迷阵里住上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那就怎么也摸不清这里的方向。”〔55〕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城市也有这样的无序状态，“很缺少现代化理论化的条件，而住宅是在弯弯曲曲的如羊肠的里弄中布满着，房屋接毗，没有相当的距离，吾人夜入其境，宛然探进深谷山洞的同样感觉。”〔56〕
针对城市的无序状态，芝加哥学派提出，城市不仅仅是街道、建筑物等的集合体，而且是人类属性的产物〔57〕。从而为现代城市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这一理论，勒·可布西耶（Le Corbusier）等提出注重功能布局的合理、强调功能区分的城市规划原则。这是本世纪30、40年代的事情，然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驱孙中山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提出了类似的城市规划的原则：
（一）“国民需要”原则。孙中山认为，城市的一切设计，应当从城市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出发，“皆务使居人得其安适”，国家应当设一个特别建筑部，“以考察人民习惯、营业需要，随时加以改良。”古时的城区突出统治者，现代的城区应突出人民；古时的住房建筑以神为中心，现代的住房建筑应以人为中心。从前，“中国一切居室，皆可谓庙宇式。中国人建筑居室，所以为死者计过于生者计，屋室先谋祖先神龛之所，是以安置于居室中央，其他一切部分皆不及。”这种布局应当改变，“弃其最近三千年愚蒙之古说及无用之习惯”，“改建一切居室以合于近世安适方便之式。”〔58〕
（二）“抵抗最少”原则。这相当于当代“最小代价原理”，即强调城市规划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评价标准在于效率。如前所述，城市设计，要从人的理性、需要出发，但是这种理性和需要是建立在遵循自然规律、利用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条件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抵抗最少”。否则，忽视自然，随心所欲，人和自然的矛盾就会加剧，人类就要付出较多的代价，这就是“抵抗最多”。北方大港为什么要选在“大沽口、秦皇岛两地之中途，青河、滦河两口之间”？原因就是“兹港所在，距水深至近，去大河至远，而无河流滞淤，……自然之障碍，于焉可免。”〔59〕孙中山计划建设一批如北方大港、东方大港、鄱阳港等新兴城市，并且在一些现有城市扩大建成区，目的就是统一规划和统一建筑，“一切公共营造及交通计划均可以最新利之方法建设之。”从而避免在欧美国家出现的旧城改造的难题，“则此空费之无数之金钱劳力与无远见之失误皆可免去。”〔60〕
（三）“地位适宜”原则。在市区内，应有科学的功能分区及合理的空间结构。孙中山设想，新建的广州市，包括黄埔和佛山，以车卖炮台及沙面水路为界。商业区、工业区和住宅区相互独立、秩序井然。水路以东为“商业地段”，水路以西为“工厂地段”，在工厂地段，开一条小运河，与花地、佛山水道相连，使每个工厂运进原料和运出产品即廉价又便利。在商业地段，修建码头、仓库，以利商品的运输和储藏，同时兴建一个新街区，“加以新式设备，专供住居之用。”〔61〕又如镇江市，在大江南面填筑扩充市区，大江北面再建一个城市。并建筑桥梁和地道，将南北两市联为一体。临江街道及其附近，因为交通便利，辟为工商业区；工商业区后面，因为环境安静，作为住宅区。在芜湖，自江岸起，循运河方向，规划街区，“其近江者留以供商业之需，其沿运河者则留为制造厂用地。”〔62〕
孙中山关于中国城市化的构想在当时并没有实现，甚至未曾付诸实施，时人及后来有的学者便据此认为孙中山不切实际，陷入空想。这种判定现在看来有些武断和苛刻。孙中山的计划确有空想的成份，但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它是既参照了外国的经验，又考虑了中国的国情。它之所以未曾付诸实施，主要不是因为它的空想，而是因为缺乏一个和平安定的建设环境。每当孙中山雄心勃勃地制定城市建设的计划，并为实现其计划而奔走呼号时，反动势力便予以阻挠和破坏。孙中山的城市化构想未能实现，但它的价值不可低估，他对城市化道路的探索，他对城市问题的研究，都达到当时其他思想家和设计者未能达到的高度，对今天中国如何加速城市化、如何防止和克服城市病，从而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参考意义。（本文是在隗瀛涛先生指导下完成的。）
注释：
〔1〕〔3〕〔6〕〔7〕〔9〕〔10〕〔11〕〔12〕〔13〕〔14 〕〔15〕〔16〕〔20〕〔24〕〔25〕〔28〕〔30〕〔32〕〔33〕〔34〕〔46〕《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321—367，383，535，420，434，436 ，404，491，491，526，527—528，490，404，560，404，322， 560，560，404，49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08页。
〔4〕〔44〕《光明日报》1997年11月4日，1997年10月7日。
〔5〕〔21〕〔31〕〔45〕〔52〕《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5，15，13，94，327—328页。
〔8〕〔29〕〔43〕〔53〕〔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8页，第2卷第281页，第2卷第307、313页，第2卷第300页，第2 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17〕〔18〕〔19〕〔35〕〔36〕〔37〕〔38〕〔41〕〔48〕〔50〕〔58〕〔59〕〔60〕〔61〕〔62〕《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62，319 ，325，294，294—295，303，377，377，387，308，385—386， 256 ，268，308，293页。
〔22〕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
〔23〕《商务官报》光绪三十二年，第9期第161页。
〔26〕〔27〕〔39〕〔47〕〔49〕《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419， 425，391，398，407页。
〔40〕《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5页。
〔42〕谢放：《孙中山与中国城市近代化》， 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51〕康少邦、张宁等编译：《城市社会学》第213—21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4〕《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55、310、294—295页。
〔56〕体扬：《由城市到农村》，《市政评论》民国二十四年，第3卷第15期。
〔57〕帕克：《城市社会学》第1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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