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强[1]2013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研究》文中认为文化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引领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关注文化建设工作,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在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更加深刻认识到了文化对提升综合国力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了加强文化创新,增强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等一系列战略新举措。党引领文化建设的过程也是党探索文化建设规律,总结文化建设经验,不断创新文化理论的过程。加强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问题的研究工作,对于推动我国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对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由绪论、七章正文和结束语共计九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指出了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以及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一章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历程。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具有国际、国内两个大背景。从国际背景来看,西方国家十分注重文化战略,文化对其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其国际地位的提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繁荣发展的背后也面临着深刻的文化危机。从国内背景来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文化建设领域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总结国内外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不断推动文化理论创新发展,迄今已经历了叁个主要阶段。考察西方现代化的文化进程,在比较中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判明现代化的目标与方向、明确文化建设的责任与使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二章阐述了文化理论创新的主体力量和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创新绝不是由党独立完成的一项工作,中国共产党是文化理论创新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倡导者。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文化生活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品性和独特的文化创新功能是文化理论孕育生发的基础。针砭时弊、百家争鸣的学术理论是广大知识分子辛勤耕耘的结晶,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追求真理的品性和主动担当的精神成为文化理论的探索和传播主体。各主体推动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行为并不是盲目的,它是建立在一定价值预设基础之上的,这种价值预设往往包括维护民族利益、维护人的权利、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等方面。第叁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引领文化理论创新的精神和文化资源。文化的创新精神主要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两个部分,其中马克思主义是指引中国文化建设的灵魂。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核心不断总结开展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阐发了关于文化创新的思想观点,这成为我们创新文化理论的思想源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封闭僵化的特点,但是其中也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创新精神,它对于当代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拥有丰富的文化创新资源。党的文化理论创新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党的文化理论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党的创新发展观,借鉴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结果。正因为文化理论创新需要与实践相结合,因而,赋予了文化理论以可贵的工具价值,这为党在施政过程中,实施大政方针,设定文化价值取向提供了可能。第四章阐述了文化理论创新的主要内容与创新方法。文化理论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主要矛盾的变迁、文化建设成就的积累,文化理论需要与时俱进。放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看,我国叁十多年的文化建设理论主要经历了叁个发展阶段,在每一阶段既有一脉相承的基本内容,又有开拓创新的崭新成就。这些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不断学习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科学的创新方法优化了文化理论内容,增强了文化理论活力,扩大了文化理论影响。第五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创新文化理论的主要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开展文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文化建设方略,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建设经验,这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首先,中国共产党注重增强自身的文化自觉,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增强文化建设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中国共产党设定文化理论创新的评价标准,以保证文化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相协调,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和方向相一致,与党的执政要求相统一。第叁,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文化理论创新过程中坚持基本原则不动摇,以此保证文化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的性质与方向。第六章分析了当前中国共产党创新文化理论面临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文化建设过程中,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又面临现有理论不能满足新的实践发展需求的紧迫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文化潜能不断拓展,建立文化强国迫在眉睫,这在客观上向党提出了推动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要求。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既面临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文化的全球化发展、既有的文化成果与经验、人民的文化消费转型和党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等发展机遇,又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冲击、文化建设错误观念的困扰、市场经济的新要求、文化体制改革滞后和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等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第七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和文化理论创新的发展方向。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引导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彰显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等重大使命。这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能够认清问题,通过不断加强文化理论创新主体建设,加强文化理论创新的机制建设,加强文化理论创新的环境建设,来提高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的整体效应。中国共产党要想充分发挥文化理论创新的效能,还要明确方向,选准路径。结合现有国内外形势来看,文化理论创新离不开对综合国力、文化安全、国际竞争能力、文化的繁荣发展和满足人民的需求促进人的发展等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结束语总结了文化建设在国际竞争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了文化建设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说明了开展文化理论创新研究的现实意义,进一步思考了开展文化理论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研究方向。
李睿[2]2014年在《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问题是学术界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文化自觉问题是文化研究的一个点,它是关于实践主体对文化活动及其结果的感知和觉悟,是实践主体对文化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它以实践主体对文化的认识活动及其结果为对象,考察文化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和特定民族文化的特殊规律。就“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这一问题而言,它至少涉及到文化、文化自觉、政党与文化、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等几个基本和关键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20世纪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和文化变迁背景下诞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还是一个在其90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始终关注探索文化在中国特色革命进程和中国特色建设及发展进程中发挥何种作用以及怎样发挥作用的先进政党。因此,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焕发着鲜明的对于“文化”的觉醒和觉悟。那么,“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问题便是成立的,是值得系统研究和深入探索的。本论文尝试从文化自觉的内涵和本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文化自觉、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维度和本质、依据基础、成果梳理和提升途径等方面探讨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问题,以期系统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性格、文化品质及其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等。第一,文化自觉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自觉,这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问题的首要问题。“文化自觉”无论是作为一种理念,还是作为一个学理性命题,无疑都是在思考人对文化的感悟和态度、对文化的比较和反思,直至对文化的批判和创新问题,都是对文化本质的追问和对文化价值的发掘。因此,回答“文化”、“自觉”和“文化自觉”的概念内涵,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问题的前提和基础。20世纪以来,在世界政党发展史中诞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些政党描绘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轨迹。回顾、考察和比较这些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否具备文化自觉意识、实现文化自觉的程度、它们的文化自觉对其自身发展或执政带来那些影响等,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问题的必要组成部分。第二,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维度和本质。一个执政党的文化自觉,必然是在执政党所处文化背景当中,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文化生成机理逐步形成和发展的结果。因此,弄清楚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主要维度和本质内涵,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主要包括两个维度：对政党自身文化的自觉,对国家文化建设的自觉。一是它非常注重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推动事业发展”,形成了特点鲜明的政党文化、党史文化和执政文化,在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和引领作用。二是它对国家文化建设自觉的核心使命和任务是推动和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因此,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本质内涵是文化角色定位的主体自觉、文化生态营造的时空自觉、文化选择探索的行动自觉和文化传承创新的发展自觉。第叁,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依据基础。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不可或缺的范畴。一是从理论依据而言,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理论基点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高度重视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张力,自觉探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文化进步机制。在一定的理论基点上,这个问题还应当进入文化哲学视野。二是从历史依据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和丰硕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根本历史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充分证明和集中体现。叁是从现实依据而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面貌的变化发展,而且还引起了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的激荡与碰撞。所以全球化之下国家间竞争的关键因素是文化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高水准在文化繁荣。第四,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成果梳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文化进步,取得了很多宝贵的成果。这些成果是考察其文化自觉问题不可或缺的支撑。一是从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思想轨迹上看,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中国发展实际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建设思想,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二是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建构上看,在每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都包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目前包括毛泽东文化思想及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叁是必须承认在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历史上,也曾经历过曲折并留下不少教训。这种曲折和教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化自觉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并不是简单的线性运动过程,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过程。因此,有必要阐述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和文化思想发展经历的曲折过程和沉重教训,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文化自觉意识的一笔宝贵财富。第五,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提升途径。一是把握文化自觉规律。研判一个民族或一个政党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离不开考察其对文化自觉规律把握和遵循的程度。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文化发展的阶段性要求找准文化发展目标；文化构成的多样性要求文化包容强化主导；文化建设的长期性要求持续积淀重在建设。二是增强文化自觉程度。尽管文化自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运动,但是它在总体趋势上呈现为程度的日益深化。当然,这需要文化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予以推动。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增强文化自觉程度的着力点和正确途径主要集中在叁个方面,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指导意义、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基因、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叁是破解文化自觉瓶颈。文化自觉瓶颈是指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文化本质、文化态度、文化发展思路、文化建设途径等方面自我觉悟和觉醒的关键性限制因素,若不能突破这种因素就势必会影响人对文化自觉规律的把握、对文化自觉程度的增强,甚至导致人对文化自觉问题产生曲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也存在瓶颈问题,正视瓶颈,是为了始终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应当注重解决好叁个问题,即推进文化创新需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为主题、以中华文化认同为核心厘清文化认同与政权的关系、走科学发展之路推进文化繁荣与科技进步和市场发展的同步前进。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是一个具有深刻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它从文化层面和文化高度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影响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
董成雄[3]2016年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解读和传承建构》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和文化之魂,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是一座丰厚的精神宝库。中央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1)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冲击导致世界各民族精神家园日渐荒芜的当下,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重大。本文围绕着如何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文化学的结构功能理论,对传统文化进客观性的结构梳理和系统性的功能分析,在对传统文化作全局性把握的基础上筛选出若干适应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需求的优秀文化元素,以此提出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传承的初步设想。全文分成引言、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引言部分对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等进行了说明,对学界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和述评。正文分六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入手,通过对人的四重存在(人是历史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是文化的存在,是传统的存在)关系的分析,阐述优秀传统文化是四重存在长期互动的产物。在分析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关联基础上总结经典作家和我党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第二章对传统文化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的历史回顾,指出“理性”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道”就是理性精神的价值凝练,“文以载道”则是“道”这个核心概念的逻辑开展:它首先展开为天道(自然理性)和人道(社会理性)的二元结构,再从解读“天道”这一自然理性推导出“人道”的社会理性,延伸为以“史鉴”为特征的历史理性,扩大为以“器艺”所包含的技术理性,综合为“众妙皆道”的文化理性。最后,各种思想文化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皆务为治,共同发挥“治道”的文化功能。第叁章着重阐述近代在西风的冲击下,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生存的危机和转型的挑战,清末、民国、新中国、改革开放等几个历史阶段文化探索转型的一波叁折表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在终极目标与时代价值的适度张力的作用下,通过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实现现代化转型。第四章分析转型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面临着传承意识淡薄,传承方式缺乏创新,文化教育薄弱,缺乏稳固的保障体系等困境。因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关键在于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目标,创新传承方式。第五章着重总结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古代和社会转型期传承中的经验,介绍了台湾等境外地区传统文化的经验和世界其他国家对本民族文化传承的经验,意在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提供有益的借鉴。第六章提出一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的思路。通过文化选择的优秀文化元素经过文化比较和文化采借,作出了一定的文化调适,在经过文化整合与文化再解释,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最后通过提升传承主体的文化自觉,丰富传承方式,构建传承保障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文化交流与传播,增强我国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实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结论指出本文探索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意在解决两个体系(即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与现代传承体系)的结构及实现时代衔接的问题。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个人的局限性,不足之处还需在今后的社会实践中继续探索。
李春明[4]2005年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研究》文中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治文化理论传入我国以来,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理论界一直方兴未艾。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不论是政治文化理论研究,还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研究,其着眼点应该在于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 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处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中。全球化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动力。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市场经济对民主与法治的内在需求,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向民主和法治方向发展的强大动力;全球化促进了政治多极化。政治多极化为我国政治文化发展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政治文化走向世界,进行平等的政治文化对话和交流,既保持政治文化发展的“中国特色”,又与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保持一致;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文化发展的多样化和全球化统一的趋势,为保持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提供了文化动力。 全球化也给我国的政治文化发展带来强大的压力。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提出了挑战,这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全球化中的西方式民主化浪潮,严重影响着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对渐进性的政治文化发展模式带来极大压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优势,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严重干扰着我国政治文化的独立发展。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动力和压力,我们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趋利避害,积极融入到全球化中。要坚持政治文化发展的民族主体性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同时尊重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体性。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性价值,同时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政治文化发展成果,并实现其中国特色的“创造性转换”,使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在全球化中大有作为。 发展观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有两种发展观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消极影响最大,一种是新文化保守主义发展观,另一种是“全
贾凌昌[5]2012年在《文化软实力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全方位推进的伟大事业。然而,我国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这四个方面发展的位阶性,因此,在不同历史阶段我党对发展的侧面强调不尽相同。换言之,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同步化发展,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仅重视经济或社会的发展,相反,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消极影响、意识形态终结论不良冲击、政治多极化深度映射以及价值多元化的情况下,我国的文化安全和长远建设日益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是,意气风发的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困难所惑,更没有在挑战面前退缩,从党的十七大到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从建党90周年到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无一不在反复强调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国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深度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了重要指针。如果说民族国家的核心实力从根本上表现为文化软实力,那么,民族凝聚力就是文化软实力的一般表征。而民族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又来因于一国居民对本国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内含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国家加快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价值目标,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保证。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核心。或者说,提升和建设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言之,文化软实力与社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存在着高度的互动和正比关系,于是,一方的建设成功必然意味着他方建设成就的取得,他方建设成就的取得也必然意味着己方建设成就的提高。既然文化软实力建设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成效,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指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宏伟目标；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键；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实践规范。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要从这四个方面进行。文化软实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孪生关系决定了在文化软实力视野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任务。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引领和传播先进文化,扩大民族文化的影响力,通过先进文化的传播,不仅能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而且能扩大民族文化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吸收传统文化,夯实民族文化的基础力,通过吸收传统文化精华,不仅能有效传播传统文化,而且能巩固传统文化传播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借鉴西方文化,彰显民族文化的包容力,通过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秀因子,不仅能提高对西方文化的辨识力,而且能说明“北京共识”的包容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防控落后文化,争取民族文化的优秀力,通过落后文化批判与防控,不仅能界别优秀文化与落后文化的界限,而且能消除落后文化的影响,从而使民族文化的优秀力得到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实现需要在文化软实力视野下处理好若干关系,并把握好几个关键。通过处理硬实力与软实力建设、研究与建设、国家理性与人民理性的关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平衡中获得水平的提升。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应把握的关键的阐述,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前进。作为文化软实力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要不同的路径。通过研究,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发展动力,设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动力模型；指出了教育培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强调了要继续以“学科”教育方式和“非学科”教育方式即人文与素质教育方式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导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文化交往新视角,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文化事业与产业发展路径,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注重文化事业与产业发展路径,积极开展文化事业,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丰富文化产业。
胡港云[6]2015年在《大学文化自觉及其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学文化是大学之“魂”,是一所大学内在品质和外在影响的根本体现,也是民族文化的中坚力量。而文化自觉是一种深刻、理性的文化思考,也是一种贯通古今中外的文化境界,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观,一种意涵丰富的文化理论。因此,从文化自觉的维度反思大学文化建设的问题,是大学应对挑战解决实际问题的新视角,也是大学文化建设追求的理想境界。当前,面对全球文化多元化、中国文化转型、高等教育自身改革的挑战,大学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出现价值取向功利化、文化主体意识不强、治理偏行政化等文化自觉不足的问题。在深入分析了大学文化自觉相关概念的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针对大学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问题,探索大学文化自觉的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觉行为是提升大学文化自觉的关键因素。文化自觉的本质在于文化主体的自觉,文化主体的自觉即人的文化自觉,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自觉,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觉。大学人是大学文化自觉最直接的主体,主体的自觉行为是大学文化自觉的具体体现。而大学人所面对的是多元文化冲突交锋、相异相生的文化格局,必然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大学人,坚守主流文化、继承传统文化、借鉴外来文化,从而实现自身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唯有注重文化素养,提升大学领导、教师、大学生和管理者的文化自觉,才能整体提升大学文化自觉。重塑精神是提升大学文化自觉的核心内容。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内核和主心骨,具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互融、批判精神与创新精神齐驱、独立精神与自由精神并重的丰富内涵。重塑大学精神,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形成大学精神重塑的具体策略,即明确大学精神的定位,守望大学精神的传统,注入时代精神的质素。完善制度是提升大学文化自觉的重要保障。大学制度是大学精神转化为大学行为,形成环境氛围的长效机制,是大学文化在制度层面的反映,其本身的形成、创新及执行就是一种文化过程。完善制度要求厘清大学制度的内涵与特性,追溯现代大学制度在西方的起源和变迁,回顾我国大学制度的历史演进,获取现代大学制度的国际借鉴。以现代大学理念指导建设大学章程,以大学主体性为根本建立大学自治制度,以学术权力为主导实施教授治学制度,以大学师生为核心落实民主管理制度,创建现代大学制度的文化自觉路径。优化环境是提升大学文化自觉的基础条件。大学文化建设既要靠大学内部良好的校园环境,也需要创造大学外部良好的社会和国际环境。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致力构建全球文化生态环境,方可借助国际文化大环境的积极作用;实施全方位的传统文化教育格局,完善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可构建和谐的国内社会文化中环境;打造优美高雅的自然环境,营造高品位的人文环境,方可建设具有人文意蕴的校园小环境。大学内外环境的协调一致,必然为提升大学文化自觉营造浓郁的环境氛围。从文化自觉的视角反思大学文化建设,是建设大学文化的现实需要和未来趋势。基于大学文化自觉的本质、特征,理性审视大学文化自觉的现实困境,从主体自觉、重塑精神、完善制度和优化环境四方面着手提升大学文化自觉,是促进大学文化的传承与超越、实现人类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境界的必然要求。
戴剑飞[7]2015年在《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研究》文中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前提假设是中共存在文化自强之实。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建党之初就重视政党文化建设,并在90多年革命与建设历程中坚持文化自觉、注重文化自立、展现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文化、中国共产党文化、文化自强、路径是本选题最重要的基础概念,是建构整个理论研究的基石。论文第二章梳理并界定了相关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中共文化自强路径研究框架体系。文化是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追求自由全面、平等和谐发展的活动,包括意识文化、规范文化和形象文化叁种形态；中国共产党文化是指为了获得并长期执掌国家政权,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中国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创党与治党活动,包括创党与治党的意识、规范和形象文化；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即中国共产党自觉树立和主动调适本党意识文化、规范文化和形象文化,使党组织从弱小到强大的治党活动过程,实质是文化强党；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是指党从弱小到强大所选择的文化发展道路、方法、程序及其运动轨迹。第叁、四章主要是历时性研究,即对中国共产党文化产生与自强过程作全景式考察分析。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的选择与强党目标的实现都是在时代转换中完成,论文以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史与文化全球化、近代中华民族民主革命史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与中国现代化历程等为宏观背景,对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作全景式阐释与建构性分析。本文研究视角自始自终是中共“党文化”自强路径,强调“党文化”是强党的“总路径”,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武装自强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现代化自强两大根本路径。在此前提下进一步探讨中共文化自强叁大基本路径,即政党意识、政党规范、政党形象,这是第一层级路径。只有从政党政治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共党史去考察,才能明确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的特色与内容。革命党文化自强路径的特点是在民族民主革命活动中实现马列主义革命文化武装自强,即坚持马列主义革命党理论、建设马列主义革命党规范、塑造马列主义革命党形象；执政党文化自强路径的特点是实现马列主义革命党文化向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自觉转型,实质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意识文化、规范文化和形象文化现代化自强。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考察必定上升到规律层面。第五章提出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探索全面从严治党先进文化自强之道。强调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自强路径体系设计必须坚持先进性与群众性、现代性与民族性、科学性与合法性的统一。内容包括“马学”、“国学”、“西学”、“中共党史学”四个子系统,还有意识文化、规范文化、形象文化叁个子系统。意识文化子系统包括心理、精神、价值观、理论；规范文化子系统包括心理、党德、党法、国法；形象文化子系统包括物质、印象和符号。培育全面从严治党先进文化体系是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新认识、文化自信的新特征、文化自强的新路径。总之,作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创新文化自强路径,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竞争力,发挥其他任何组织都不能替代的政治代表性功能和制度性功能。
刘亚妮[8]2016年在《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疆分裂主义已经产生了一百多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条件、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社会的变迁,新疆分裂主义历经反弹、蔓延到恶性发展,近年来更是猖獗。自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特别是2013年以来,分裂主义势力内外勾连,频繁制造暴力恐怖活动,具有明显挑衅国家权威的目的,已经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反对新疆分裂主义是关乎国家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的政治任务,反分裂斗争的实践亟需反分裂理论的有效指导。因此,进一步加深对新疆分裂主义和反分裂斗争的研究具有现实紧迫性。打击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必须从其产生的根源入手,总结以往反分裂的经验教训,找准问题,对症下药。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文化认同问题,文化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以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多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与分裂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从文化根源上剖析新疆分裂主义发生发展的原因,反思一百多年来反分裂斗争很难有根本性突破的问题之所在,最后提出构建中华文化认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的对策。文化认同是是一种“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文化认同的支撑,稳固的国家认同是难以建立的。任何存在多元文化的国家都必须建立在特定文化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否则必将面临分裂。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考察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叁个层面的文化认同相互影响、密切交织,共同影响新疆分裂主义的演变:在宏观层面全球性文化变迁的冲击下,中观层面的国家主流文化认同发生变迁和危机,促使微观层面的民族亚文化认同凸显并被利用向民族分裂主义的反文化认同转化,由此催生民族分裂主义思潮和运动。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又致使国家主流文化认同危机恶化,瓦解国家认同的文化根基。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认同关系中,中观层面的国家文化认同的变迁是关键环节。正是历史上中华文化认同的薄弱与不足导致新疆与内地文化长期存在差异而难以整合。新疆分裂主义极力夸大维吾尔等民族亚文化与国家主体文化之间的差异,强化其突厥特征和伊斯兰特征,力图割裂新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进而形成了分裂主义反文化,为“新疆独立”的政治目的提供支持。分裂势力强化分裂文化认同否定国家层面的文化认同,是国家文化认同危机的体现。国家文化认同危机是分裂主义产生的根源性因素。因此,从中观层面构建牢固的中华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抵制宏观层面全球化的冲击,消解分裂主义反文化认同的离心力,成为从源头上遏制民族分裂主义的必然目标。新疆分裂主义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文化疏离策略,否定和排斥中华文化认同,加深了国家文化认同危机。其根本动因是,近代以来新疆地区国家认同的基础性结构支撑不足,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文化整合滞后,国家现代化进程刺激民族亚文化认同趋于强化,民族精英利用本民族文化认同进行社会动员,以及国际因素提供的“精神支持”。中国政府历来坚决反对新疆分裂主义,但是,新疆分裂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始终是社会的毒瘤,目前还在发酵之中。反分裂斗争很难有根本性突破的主要原因在于:一直以来,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文化认同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缺乏文化建设的战略性规划,这就导致国家文化认同基础薄弱,文化整合滞后,因而不能够剜除新疆分裂主义的社会文化根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促进新疆文化认同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反对新疆分裂主义斗争也积累了诸多经验,然而更是存在不少值得反思的教训。反分裂斗争的实践证明,必须在坚持刚性打击的同时,更要通过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等柔性手段,构建牢固的中华文化认同,逐渐瓦解新疆分裂主义的社会根基,最终达到根除分裂主义的目的。构建中华文化认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需要各方面相互配合与支持,形成一个全面协调的长效机制。为此,必须以战略性思维统筹安排,立足于中国社会文化认同的实际,广泛吸取和借鉴世界多民族国家共同文化认同建构的经验,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针对分裂主义反文化反对国家统一的倾向,“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认同坚持以维护国家统一、“和而不同”、凝聚共识等理念为价值取向。构建中华文化认同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牢固树立国家公民意识、“去极端化”、民族政策适时调整完善、对民族分裂主义强硬反对等原则,以此保证中华文化健康发展,增强凝聚力,化解离心力。从文化层面遏制新疆分裂主义,应该着重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中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多元文化价值,通过引导各族人民形成对中华文化的正确认知,大力发展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教育事业,协调发展社会经济,建设“民族互嵌”,加强学术研究等途径培育、保障、促进和维护中华文化认同,对冲和抵制分裂主义反文化认同。
徐腾[9]2012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文中提出社会主义价值问题的研究,为我们深入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理论、一种实践运动、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种价值理念。社会主义通过价值观理解其自身,形成自我意识。社会主义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内核,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独有的,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的、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及价值追求的价值理念,是支撑着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发展的价值指向和价值准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建构,离不开对空想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和超越,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市场经济价值观的超越和扬弃。空想社会主义“平等”、“劳动”、“幸福”、“博爱”、“社会和谐”的价值理想；科学社会主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追求；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为达道”、“人为至贵”、“重义轻利”、“贵群舍己”、“生生口新”、“刚健自强”的价值资源：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平等互利”、“诚实守信”、“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理念,都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理论来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在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党的历代领导核心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价值主体足人民群众：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实现人人平等与全面自由发展;社会主义价值尺度是生产力标准和群众利益标准；社会主义价值实现路径是群众实践。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叁个有利于”是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发展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价值手段。江泽民提出的“叁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叁个文明”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表明了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胡锦涛在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坚持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确立了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开创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实现路径：建构了四位一体的价值观念体系。他们的这些探索和认识,为我们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这五组观念。这五句话,彰显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有机统一,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价值意愿和价值选择,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精神层面和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和现实要求,凝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和要义。其中,以人为本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表达,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的价值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首要价值。共同富裕、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既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又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展开和实现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践行,有着良好的现实基础和有利条件：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逐步形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物质成果,等等。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契合度不高；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冲突；全球化带来的多样化社会思潮；干部队伍中存在着消极腐败现象,等等。在当代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践行的领导力量：各级政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践行的责任主体；各类企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践行的重要承担者；民间组织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践行的重要参与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践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干部群众思想实际出发,综合运用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手段,通过思想教育、舆论引导、文化熏陶、实践养成、政策支持和制度安排等路径来进行,使其逐步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王艳杰[10]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价值观作为一定历史发展时期的主客体关系的反映,为每个人、每个组织、每个社会自发或自觉的拥有。人的主体性存在决定了人的价值观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社会作为人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总是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之中,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价值观的多元更加凸显,然而,在多元化价值观的格局中,总有一种价值观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从社会发展实践来说,人类历史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发展形态。在每一个社会形态,或者每一个特定社会制度下,主体总是持续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而在这种实践活动下,主体也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从价值的角度对实践活动下的客体进行评价。因主体的多样性、差异性,从而主体形成的价值观念也是多元的,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对客体形成的价值观念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其作为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主体的实践行为。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愈演愈烈,成为国家、民族之间竞争的重要策略,因而文化的核心部分——价值观,其在国家、民族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在这一伟大实践过程中,党对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一系列理论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已经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层面,这一发展过程,说明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超越了真理层面而发展到价值层面,真正实现了真理性认识与价值性认识的统一。科学认知是正确实践的前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层面的科学认识必然要求积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必然要坚持超越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吸收西方文化,以及理性思考和评判当今社会存在的多元价值观。只有建立在这种全面的、系统的、发展的思维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才能真正适应并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本论文共分为五部分:引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理论框架(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功能定位(第二章);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认知的历史脉络(第叁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面临的问题(第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第五章)。引言:本章分为四个小节。第一节是问题的提出,介绍了选题的由来和研究的意义;第二节是国内外关于价值观研究的综述;第叁节是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四节是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理论框架。本章分为叁个小节。第一节介绍价值、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及价值观建设的相关范畴的内涵;第二节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特点的论述;第叁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规律的归纳。第二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功能定位。本章分为叁个小节。第一节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是改革开放的软实力;第二节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社会和谐的关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是社会和谐的调节器;第叁节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中国梦的关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中国梦的源动力。第叁章: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认知的历史脉络。本章分为叁个小节。第一节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社会价值观的初步探索;第二节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形成;第叁节论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发展。第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面临的问题。本章分为叁个小节。第一节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面临不同社会形态价值观的挑战;第二节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面临的认知挑战;第叁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本章分为叁个小节。第一节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指导思想;第二节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理论路径;第叁节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践行的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研究[D]. 王文强. 南开大学. 2013
[2]. 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研究[D]. 李睿. 兰州大学. 2014
[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解读和传承建构[D]. 董成雄. 华侨大学. 2016
[4]. 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研究[D]. 李春明. 山东大学. 2005
[5]. 文化软实力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研究[D]. 贾凌昌. 南昌大学. 2012
[6]. 大学文化自觉及其提升研究[D]. 胡港云. 湖南大学. 2015
[7]. 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研究[D]. 戴剑飞. 西南交通大学. 2015
[8]. 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研究[D]. 刘亚妮. 兰州大学. 2016
[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D]. 徐腾. 扬州大学. 2012
[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问题研究[D]. 王艳杰.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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