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文学革新运动中语言形式理论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形式论文,理论论文,语言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从文学的语言形式理论变迁出发，探讨近代文学革新运动以白话代替文言，反对骈文和唐宋以来的古文传统的实质，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重新认识近代文学革新运动。
关键词 近代文学 革新运动 白话 文言 语言形式
自从韩愈和柳宗元提出“文以载道”，发起古文运动，反对骈文，中国文坛上就出现了古文与骈文的论争。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第一次论争。由于儒家思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韩愈、柳宗元所提倡的古文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正统文人所崇尚的文学语言形式。但是，骈文与古文这两种形式虽经千年的斗争，最终仍没有一种形式能占据绝对的地位。到清代，既有讲究“义理”、“辞章”、“考据”的桐城派，也有骈文的“中兴”，形成一种相持不下的局面。
然而，无论是古文家抑或是骈文大师，他们最终都没有预料到，自己推崇备至的文章形式到了清代后期，竟会随着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兴起而被白话所代替。
近代文学革新运动是伴随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而产生的，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以白话代替中国古代文学的文言形式。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思想随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一起进入到中国，中国的传统思想从此受到冲击，人们的意识形态开始发生变化。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兴起可以说是在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的直接作用下产生的。
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语言形式以对仗、丽辞的骈文形式和奇句单行的唐宋古文为主要表现形态，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文言形式。骈文在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它的对仗、典事、藻饰和声律方面的特点可以说把中国古典散文引入了文人的象牙之塔，具有高贵典雅的审美特征，但它也使文学严重脱离现象，变为一种注重形式的文学，其语言形式由于过分的讲究而脱离了一般的人民大众，因而招致了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反对。中唐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提倡先秦文学的语言形式，讲究奇句单行，具有朴素自然的审美特征，摆脱了骈文形式方面的束缚，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方便。但这种语言形式毕竟仍离人民大众较远。从宋代文学的语言形式来看，话本小说的语言已经是口语化的白话形式。这种白话形式可以说才是真正接近人民大众的语言形式。既然在宋代文学里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语言形式，而清代文人仍以文言作为创作的基本语言形式，自然不利于文学的推广普及，不利于文学的发展。
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蒙时雍和李春发在《戒浮文巧言谕》中已明确提出了“照得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的主张。这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以白话作为改革文学语言的形式，但这些主张显然是针对对仗工整、辞藻华丽、典事繁多而内容几无可取之处的骈文。骈文由于过分讲究形式，不仅在古代被人们所不满，近代文人对此亦不以为然。梁启超说：“夫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矣”（《小说丛话》）。但在近代文学中，对骈文批判得最激烈的，恐怕莫过于陈独秀，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明确指出：
东晋而后，即细事陈启，亦尚骈俪。演至有唐，遂成骈体。诗之有律，文之有骈，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抹之泥塑美人。以视八股试贴之价值，未必能高几许，可谓文学之末运矣。
陈独秀将这种六朝以来的骈文上升至“贵族文学”，从而把它与平民文学相对立起来，进一步指出了它与一般人民大众的差距。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象这种脱离人民大众的文学，自然是“文学之末运。”提出这样的观点，就为陈独秀等人提倡的平民文学奠定了基础。当然，对于骈文，从南北朝开始，就已经有人反对它了。但是，陈独秀在接受了西方思想之后，将骈文当作“贵族文学”加以批判，这就使骈文带上了浓重的阶级色彩。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特色也正在这里。
在文学史上，韩柳古文是和骈文相对立的。中唐韩愈、柳宗元以来的古文运动也正是批判骈文的。但在近代，不仅骈文被作为批判的对象予以摒弃，古文也被当作了革命的对象。韩柳古文虽在当时及后世对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的“文以载道”的观点却也遭到了后人的非议。冯桂芬在《答庄卫生书》中就说：
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谓，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不可著之于文。有能理而懂之，阐而明之，探其奥赜，发其精英，斯谓之佳文。既然“佳文”并不一定都是“道之所寄”，那么“文以载道”自然就存在偏颇的一面。因此，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韩柳古文运动的弊端：
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古文虽然在形式方面对骈文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扼制作用，对解放作家在创作时受到的形式上的束缚有一定的帮助。但在陈独秀看来，它仍然是以一种形式主义替代了另一种形式主义，从本质上来说依然是贵族的文学。而且，在近代革命里，由于孔孟之道被看作是封建思潮而遭到批判，因此，在提倡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人看来，这种“钞袭孔孟”的“门面语”的文学形式自然也就被当作封建的东西而批判了。当文学革命到来之际，“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此外，梁启超也在《小说丛话》中说：“唐代韩柳诸贤自谓起八代之衰，要其文能在文学史上有价值者几何？昌黎自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余以为此即其受病之源也。”对韩柳的古文也一样持否定意见。这就使得韩柳古文和骈文一样，成为封建的东西，成为革命的对立面。
正因为对骈文和古文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就下了这样的结论：
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虽然这个结论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学之嫌，但在当时，要进行全面的文学革新运动，看来也只能这样说了。
既然“这二千年”的文学都是“用已经死了的文字做的”“死文学”，那么，在这些人看来，什么又是“活”的文字呢？
黄遵宪在探讨日本文学时对中国文学的语言形式的改革作了如下论述：
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渝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夫，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
黄遵宪在这里所提出的“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无疑是从“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这一观点而来的。很显然，这里所提出的“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的文字自然也就是白话——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出。黄遵宪所提出的这种语言形式，是建立在充分认识了中国文学“语言与文字之不相合”的病根的基础上的，这可以说已经初步认识到言文合一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为近代文学革新运动找到了一定的理论根据。但在当时古文仍很盛行的情况下，黄遵宪没有将中国古代文学的病根所带来的后果，或者说与国家发展的厉害关系相联系，这就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更大地重视，也使得他对古代文学语言形式的批判显得苍白无力。
这种情况在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里得到了改变。裘廷梁认为，“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其根源正在于“文言之为害矣”，文言与白话相比较，白话有八大好处：一是“省功”，二是“除憍气”，三是“免枉读”，四是“保圣教”，五是“便幼学”，六是“炼心力”，七是“少弃才”，八是“便贫民”，因此，白话是优于文言的。于是， 裘廷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中国而不欲智天下斯已矣，苟欲智之，而犹以文言树天下之的，则吾前所云八益者，以反比例求之，则败坏天下才智之民亦已甚矣。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
既然文言使中国落后，人民愚昧，因此，白话实为维新之本，要想富国强兵，实应推行白话。值得注意的是，裘廷梁的这个观点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文学的社会功能方面的观点，并将之发挥到极致，把国家的兴衰与文学的语言形式有机地联系到一起。这种观点虽然夸大了文学的社会功能，但从当时情况看，在经历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后，落后的中国无疑需要自强，受奴役的人民渴望得到解放。因此，裘廷梁的这一观点虽有些偏激，但在当时却是合情合理的，是正确的，它仿佛一针兴奋剂，刺激了中国人为富国强兵而努力的信心。
黄遵宪和裘廷梁虽已认识到白话对中国文学以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重要性，他们也把白话的推行看作是中国富强的一条重要途径。但他们的观点却带有改良主义的色彩，他们还没有把封建专制作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如裘廷梁“保圣教”的想法，就是要维护孔孟之道的，因此他们在批判文言时也还没有将其与封建专制相对应。值此社会大变革时期，仅仅从一个方面来试图改变中国，这是不够的。这种情况在后来的梁启超身上也仍然存在，虽然他也认识到“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小说丛话》），但这种革新毕竟是不够彻底的。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即将到来，人们对传统的文学形式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如前所述，陈独秀将中国古代文学归结为“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使之成为与广大民众相对立的文学样式。由于受到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反封建的斗争是彻底的。为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他们提倡白话文，目的主要是为了让那些不识字或识字较少的“贫民”、“里巷乡间人们”能够识字，从而使他们便于接受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胡适说：
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夫白话之文学，不足以取富贵，不足以邀声誉，不列于文学之正宗，而率不能废绝者，岂无故耶，岂不以此为吾文学趋势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愚以深信此理，故又以为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为提倡白话，改革文学的语言形式，胡适还提出了他的有名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文学改良刍议》）。这八事很明显是针对骈文和古文的。陈独秀在《答胡适之》中也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这样，反对传统文学的语言形式的武器集中在白话。在他们看来，由于白话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是容易被人民大众接受的，而人民大众是国家的基本力量，要富国强兵，抵御外辱，要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新的政治体制，首要的任务是“智民”，“智民”的途径就是要让人民大众知书识文，能接受他们所宣传的思想，因此，应当推行白话文。由于陈独秀等人具备了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为了宣传这种思想，陈独秀推行白话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他说：
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之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答胡适之》）
虽然有些偏激，但也正好说明了他们的态度是坚决的，反封建的思想是彻底的。
在胡适、陈独秀的努力下，在蔡元培、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人的大力提倡下，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来的时候，白话文运动终于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白话文也终于成为了文学的基本语言形式。虽然古文和骈文的形式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存在，但已无足轻重，文学发展的主流已被白话文所代替，这也正是近代文学革新运动所带来的。虽然从胡适、陈独秀之时起，中国文学已经进入现代文学阶段，那时候的文学革新运动也被归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却与从1840年近代文学开始的文学革新运动关系密切，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没有近代文学革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也许不会那么早地到来。因此，近代文学革新运动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纵观近代文学革新运动，它的产生可以说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由于清政府在对外的战争中屡屡失利，中国陷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一批具有先进思想、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爱国志士，在研究了西方列强以及日本等国的发达史后，得出了富国强兵必先“智民”的结论，把文学的改革作为了富国强兵的突破口。同时，由于清政府所表现出来的衰朽腐败，也使这些人对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传统产生了怀疑，推而进之，他们对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也产生了怀疑。于是，传统文学或由于“载道”，或由于“言之无物”，或由于辞藻典雅华贵而被当作封建的东西否定。由于当时一些人的思想过于偏激，出现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学的论点。从今天来看，这当然是不正确的，文学发展的规律是没有继承也就没有发展。但在当时，这种观点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而且它也有利于白话文的进程。
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近代文学革新运动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倡导者们将文学革新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把文学的革新看作是国家富强的首要任务。这无疑夸大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当然，文学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不是立竿见影的，一般情况下它是曲折的、缓慢的、间接的，它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看到了文学的社会功能，但他们无疑也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文章经国之大业”的观点的影响，把文学的发展当作了救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从文学自身来说，这当然是有失偏颇。但是，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以改革文学作为革命的突破口，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途径。因此，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理论带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陈独秀说韩愈的古文运动是“时代使然”，实际上，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时代使然”的特征只有比韩愈的古文运动更明显、更强烈，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间毕竟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文学革新运动自然会带上深刻的时代烙印。
从文学的语言形式上来说，近代文学革新运动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白话来代替文言。中国古代文学在语言形式方面所采用的一直是以文言为主，至宋代才出现白话文学。白话可以说是最接近于人民大众的，是最口语化的语言形式。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言文合一可以说也是文学发展的方向。提倡白话文，这本来可以说是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的。但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提倡白话的目的并不在于他们揭示了文学发展的规律，而在于他们的“传道”。在他们看来，要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让广大民众都能从思想领域发生变化，投入到民主革命中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以什么形式向他们宣传，采用什么语言来宣传的问题。既然白话是他们最容易接受的，当然，也就应该采用白话的形式来宣传。这样，他们倡导白话文运动也就具有了浓重的功利性。但无论怎样，这次运动毕竟是在形式上对中国的文学作了一次改革，并使之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要的语言形式。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近代文学革新运动功不可没。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无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为人民大众的文学也以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基本形式，而且也越来越受到人民大众的喜爱，中国文学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