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政治经济学批判——柯尔施解读《资本论》的核心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议题论文,核心论文,柯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柯尔施看来，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的全部思想中居于基础性地位。“马克思在从其青年时期一般的革命唯心主义达到更精确地确定他自己理论的和实际的任务之初，就赋予政治经济学对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来说首要的意义。”①相对于卢卡奇而言，柯尔施不仅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如何从德国古典哲学中产生出来，还着重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产生出来的。柯尔施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分成两个阶段：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的早期阶段和以《资本论》为标志的晚期阶段。柯尔施认为，马克思早期阶段的经济学研究还没有摆脱哲学的束缚，依旧具有哲学的思辨形式，而《资本论》则已成为真正的经济科学。 柯尔施把对《资本论》的解读诉诸对“何谓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追问。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马克思原计划就是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共包括6个分册)。1859年6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是该计划的第一分册，在写第二分册的时候，马克思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决定以《资本论》作为全书的正标题，而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显然从追问“何谓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去解读《资本论》是一条合法性路径，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并且这种解读有助于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理论本性上严格地区分开来。马克思的《资本论》绝非纯粹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推导出来的逻辑结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味着《资本论》与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差异、断裂和本质上的超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尔施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最后的伟大著作；它作为贯彻到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革命批判的结合物，同时也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②。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性立场 对于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重新找回失去的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他们最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卢卡奇希冀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形成的物化意识形态进行批判，重新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而柯尔施则侧重于论证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革命性。20世纪初，工会改良主义、革命工团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都企图恢复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方面”，但这种从“主观方面”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恢复，不具有任何科学性和说服力，最后演变为一种强制性的灌输和空洞的说教。柯尔施激烈地反对和批判这种“灌输论”，他力图从科学的角度去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以及这种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在柯尔施看来，《资本论》“包含了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核心并从而具有其基础性的与划时代的意义”③。正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柯尔施开始去解读和研究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资本论》。 从柯尔施早期文本《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到其后期著作《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前者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后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科学”的关系，两部著作贯穿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点：马克思主义在其理论本性上是批判的、革命的。柯尔施指出：“这种革命意志在马克思著作的每一个句子之中都是潜在的——然而是存在的，潜在于每一决定性的章节中，尤其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再地喷发出来。人们只须想一下著名的第二十四章第七节关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论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④在柯尔施看来，“革命意志”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意味着现代无产阶级已经决心在政治经济学中探索他们遭受压迫的隐蔽根源和求得自身解放的革命道路。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⑤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研究“市民社会”，但两者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却大不一样。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他把市民社会看作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柯尔施指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研究“市民社会”的那一部分，比起这部著作的其余部分显得“卓尔不群”。但是柯尔施接着又批判道，黑格尔“不是独自地从当时极其落后的德国发展状况中获得这种认识，他是现成地从法国的与英国的社会哲学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那里，接受了他的‘市民社会’的名称与内容”⑥。柯尔施可谓一针见血地指明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研究的理论根源。 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有关“市民社会”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柯尔施的这一批评(当然也是马克思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黑格尔认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⑦黑格尔所揭示的市民社会的本质性特征，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是一致的。《国富论》的出发点是“分工”，在亚当·斯密看来，分工能够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全面交换，给人们带来许多好处。他指出：“每个工人的产出，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之外，还有大量的产品可以自由处理；其他每个工人的处境也都一样，因此能以自己的大量产品，交换大量的产品，或者说，交换其他工人的大量产品。自己大量供应别人所需的物品，而别人也同样大量供应自己所需的物品，于是普遍富裕的状况自然而然地扩散至每个社会阶层。”⑧可见，黑格尔和亚当·斯密关于市民社会的本质性论述——人与人之间交换的互利原则——是高度一致的。其实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劳动”的分析就已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⑨。由于黑格尔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市民社会”观念，他的哲学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普鲁士政府的颂扬者和卫道士。 从社会发展观念来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它们的历史观不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终极的、完美的状态。事实上，这一非历史的理论姿态并非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所独有，而是所有资产阶级学者们所共同遵循的理论底线。“在这个时代一切有关社会的重要论述所固有的基本缺点，就在于非历史的性质，即它们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关系、它的生产方式、它的国家和它的法律，看作是最终达到的、自此在其特征上不可改变的、有无限完善能力的、自然的与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的形式”⑩。于是，以“科学”面目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便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尖锐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采用的这种非历史的方法。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正是由于经济学家们把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看成了永恒的自然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11)。 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社会也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而已。柯尔施指出：“新的、革命的社会科学首要的基本原则，是对一切社会关系作历史论述的原则。”(12)马克思所秉承的正是这样一个原则，他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特殊性上去理解它的一切制度与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揭示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寻找到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主体——无产阶级。在柯尔施看来，“同实际的社会运动相联系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有的标志”。“对于马克思理论来说真正的特征仅仅在于：它维护另一个阶级的利益，它以合理的形式意识到并信奉它的阶级性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就在于它维护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资本论》整个的、贯串于三卷中理论的论述与批判，以同样的方式最后归结为鼓动革命的阶级斗争”(13)。 二、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批判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的新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来说具有巨大的、基础性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延伸和变形。一种观点认为，《资本论》通过使价值理论进一步发展成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学说，在形式上只不过把在古典经济学中内容上几乎已完成的现有概念统一地综合起来。柯尔施认为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最大的误解。“马克思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是从革命的立场出发的”(14)。“革命的立场”已经决定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论性质。因此，青年马克思的理论纲领——在政治经济学中寻找对市民社会的解剖，绝不意味着简单地接受由古典经济学迄今发展所流传下来的结论。与其说马克思是在政治经济学中寻找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不如说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去寻找市民社会的秘密。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任何时候都不曾容忍那种肤浅的意见：他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的新内容，纯粹是从魁奈、斯密和李嘉图地道的资产阶级理论中推导出来的逻辑结论。”(15)马克思以《资本论》为标志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绝非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推论，而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毫无疑问，《资本论》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研究，但更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之“批判”才真正体现了《资本论》的革命性立场。诚然，在政治经济学以往的发展中，重商主义曾受到重农主义的“批判”，重农主义曾受到亚当·斯密的“批判”，亚当·斯密又曾受到李嘉图的“批判”。那么，在这些理论批判中，是否也有一种革命性立场?答案是否定的。柯尔施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当于这种理论批判的各个阶段。然而在所有这些阶段中经济科学的历史与理论的主题始终没有改变。”(16)即使在李嘉图的思想体系中，这一情况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17)。由于李嘉图把这些对立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现象，因此，包括李嘉图在内的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就都成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这些批判都是局限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内部的批判，它们的历史与理论的主题不可能发生变化，这些批判也绝不会触及资本主义本身，因此也就无法具有一种革命性立场。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此截然不同，它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为目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方面批判了从重商主义一直到庸俗经济学的众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他搜集了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社会发展进程中大量的实证材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中，马克思突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界限。与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看作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相反，马克思的《资本论》则把这种对立看作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奴役、剥削和压迫，这就势必会产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要求。因此，“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所包括的对古典经济学实际的完善与批判，是李嘉图以后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能达到的。在马克思的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涉及的问题，不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继续发展的阶段同它的以往阶段的对立，而是经济科学的、历史与理论的主题变换。同时它所涉及的不再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它的全面彻底的变革。由于这个缘故，马克思把他的经济学主要著作称作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 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是因为它超越了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代表着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的立场。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不再是对政治经济学内容的批判，由于它要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阶级立场，这种批判也就指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正如革命的资产阶级在它的政治经济学新科学中，宣告了它新的、摆脱封建桎梏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一样，着手变革这种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阐明了它的革命的阶级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个别结论的批判。它是从一种在理论与实践上超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社会阶级的新立场，在决定性的观点上对‘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批判”(19)。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前提进行批判，它才能获得与政治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理论本性。 《资本论》出版后不久，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批评杜林没有觉察到《资本论》中三个崭新的因素：剩余价值、劳动和工资(20)。“剩余价值”、“劳动”和“工资”同样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谈论的主要问题。庸俗经济学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模仿者和肤浅化的产物，根本不可能发现《资本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本质性差别。古典经济学对剩余价值的特殊部分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当作已知的东西加以研究，与此相反，马克思则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并且将研究的视域从商品交换的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以及在那里存在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家们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重性，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这样，马克思就把观察的角度从现成的劳动产品转移到用于制造它的劳动。传统的经济学观念把劳动工资解释为“劳动的价值”，雇佣工人为了获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是一种公平的等价交换，而在《资本论》中，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采用的是古典经济学家用以作为他们论述基础的相同的经济范畴。但马克思却给予了“崭新”的解释。其根本之处就在于，马克思对这些耳熟能详的范畴进行了前提批判。只有揭露这些前提的“隐匿性”，解除这些前提的“强制性”，才能真正地发生“术语”革命。马克思追溯到了这些经济范畴的理论前提。柯尔施指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在理论上的完善，是直接地以古典经济学用以结束它的发展的下述两个规定性作为出发点：通过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对‘价值’的分析，以及将‘价值’溯源于‘劳动’。”(21)马克思在这里所追溯的前提其实就是“劳动价值论”。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不否认包含在商品里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这两个特性，但却仅仅把交换价值视为真正的经济学的“价值”。古典经济学家们尤其是李嘉图潜心研究经济学上“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李嘉图给劳动下的定义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对价值量进行衡量的劳动表现为平均社会劳动。换言之，在古典经济学语境中，劳动决定价值中的劳动指的是抽象的社会劳动，价值指的是交换价值。这种劳动价值论在不知不觉中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给掩盖了。马克思深化和拓展了这两个概念，且一直追溯到“剩余价值”，从劳动力商品的买与卖出发揭示出“剩余劳动”的存在。包含在《资本论》中所谓对古典经济学的完善的“崭新因素”指的就是这两者。“这就是说，从以商品与货币的形式出现的和由不同的索求者尚在争议的‘剩余价值’，过渡到由在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实际劳动者在那里存在的统治与压迫的社会关系下所从事的‘剩余劳动’，才能获得它们的决定性力量”(22)。 根据柯尔施的论述，“剩余劳动”应该是一个比“剩余价值”更为本源的概念。只有剩余劳动而不是剩余价值才更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试想一下，资本家获得的利润(即剩余价值)也许就是从流通领域产生的。可一旦把剩余价值概念追溯到剩余劳动，就意味着剩余价值只能从生产领域产生。如何看待剩余劳动?柯尔施指出，“它是同物质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无产阶级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它在形式上是按其充分的价值获酬的，实际上是受剥削的；形式上是‘自由的’，实际上是被奴役的；形式上是孤立的，实际上是社会的劳动。”(23)剩余劳动概念的提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剥削的、奴役的关系。这种雇佣劳动同资本相对立，由此，整个社会形成了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种革命性结论的得出，是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前提进行批判分不开的。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 恩格斯把“剩余价值学说”看作是《资本论》研究的理论核心。与恩格斯不同，柯尔施特别看重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研究。他指出：“关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研究，不仅包含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从而也同时包括了《资本论》中含有的全部理论的核心以及对整个唯物主义社会学说的理论与历史的观点最明确和最精辟的表述。”(24)柯尔施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在理论上的完善是从“商品的价值”这一概念出发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产阶级的商品生产看作是最终取得的对一切时代有效的、理性的与合乎自然的经济制度。古典政治经济学把一切经济概念都溯源于价值，把一切经济规律都溯源于价值规律。它把商品的交换价值解释为不依赖于其使用价值，而只取决于为制造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的量。李嘉图明确指出：“应该认为一切物品的价值都随生产它们时所费的劳动量而发生变化。”(25)“各种劳动的总量”决定着某一商品所能交换的其他商品的数量。“劳动的总量”是交换价值的真正基础。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与投入在其上的劳动成比例。李嘉图被马克思誉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伟大的代表”。柯尔施也指出，李嘉图的历史任务在于总结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时期伟大的创造性成果。“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已历史地处于资产阶级发展的革命进攻阶段与辩护性的防卫阶段之间的分界线上。在这一点上它类似于受其直接影响的黑格尔哲学体系”(26)。虽然，李嘉图的体系已经能够进行“科学的自我批判”，但其依然无法超越资产阶级的理论视野，他的理论事实上达到了维护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目的。 柯尔施认为：“只有对于在理论与倾向上真正超出资产阶级视野的研究来说才可能做到：把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经视为最后总结的范畴继续进行划阶段的概括，并从而把它作为经济学范畴加以扬弃。在马克思批判的理论中表现为最一般的经济学范畴不再是‘价值’或由劳动时间衡量的‘价值量’，而是商品生产的劳动形式、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或者商品本身的形式。”(27)从表面上看来，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在理论上的完善一样，《资本论》也是从“商品”出发的。但柯尔施指出，马克思着重分析的是“商品生产的劳动形式、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或者商品本身的形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28)商品这种神秘的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那么，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马克思告诉我们：“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29) 柯尔施把“商品形式”称为“最抽象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在经济学理论范围内实际上构成概括的最后界限；它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说反过来形成特别的标志，通过这种标志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被历史地评述为社会生产的特别方式，并从而同时表明了它的阶级特性”(30)。根据柯尔施的论述，“商品形式”已经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的标志”，并且构成了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永恒性的否定，从而表明了它的阶级特性。马克思通过揭示“商品形式的奥秘”，展现了其拜物教的本质属性，从而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31)正是通过商品形式，人的社会性质被反映为物的性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降低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物化和物像化，也是马克思所揭露的拜物教思想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32)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商品形式最终导致“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所反映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类的生存状况。 柯尔施认为，从政治经济学过渡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在马克思研究“商品拜物教”中实现的。“从一种研究方法向另一种研究方法的过渡，内在地构成马克思全部经济学著作的基础；而这种过渡是明显地在马克思对经济学表态具有决定意义的、《资本论》第一卷重要的一节里实现的。这一节甚至带有相当深奥莫测的标题：《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33)。“商品拜物教”一节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柯尔施指出，人手的产物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特别的社会条件下会具有奇特的性质，劳动产品一旦不再直接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出卖作为“商品”被制造出来，它便带有这种特性。在劳动产品作为商品交换中显示出来的价值关系，根本不表达物的特性或关系，而是表达了在商品生产中进行合作的人们的社会关系，但是这种社会关系却通过一种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表达出来。柯尔施非常清楚而又精炼地表达了商品拜物教的核心内容，他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特别的社会形式，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在他们生活的社会生产中所发生的基本关系，在事后正是以这种颠倒的形式使参与者认作物的关系。由于他们使自己有意识的行动取决于这种观念，因而事实上他们像野蛮人仰赖于偶像一样，受到自己双手制作品的统治。商品，以及以更加奇特的形式充当一般的交换手段的特殊商品——货币，此外一切由此派生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形式——资本、雇佣劳动等等，都表现为当前时代社会生产关系的这种拜物教的形式。”(34) 柯尔施认为，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与其早期思想并不存在断裂，而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在这里称之为‘商品世界的拜物教’的东西，只不过是科学地表达了同一事物，即他以前在他的黑格尔—费尔巴哈时期把它称为‘人类的自我异化’”(35)。这样，柯尔施就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统一了起来。但是这种一脉相承并非是一种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拓展和深化。“在这种对经济的‘自我异化’的哲学批判同后来对同一问题的科学论述之间内容上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把经济学所有其他的异化范畴归结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而赋予他的经济批判以更深刻和更普遍的意义”(36)。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商品拜物教批判。对商品拜物教的克服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由社会直接地组织劳动和克服商品拜物教，成为革命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务；作为这种阶级斗争的理论表现并同时作为它的手段之一，则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37)。我们通常所重视的《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在柯尔施看来，也附属于商品拜物教理论。只有从商品拜物教理论出发，剩余价值学说才能获得充分的历史与社会的意义。因此，柯尔施指出，只有从理论上揭示商品生产的拜物教现象，才能为在当前社会中受压迫和奋起反抗的阶级的实际斗争提供理论依据。 在柯尔施看来，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因此，它以一种“经济科学”的理论外观成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最直接的理论目的，就在于揭露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对抗与剥削的形式，以帮助无产阶级摆脱它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提供了客观依据。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把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称作是理论与政治“非科学”的结合，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而否认它的科学性。殊不知，那种将专门学科封闭起来，试图达到纯粹客观科学的做法，恰恰是在逃避实际的并同时也是理论的、当前历史时代的任务。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奠定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基础上，正是回应了现代社会的要求。真正的社会科学必然是真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因此，“马克思的这种新科学是我们时代真正的社会科学”(38)。 注释： ①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延真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②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71页。 ③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76页。 ④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⑥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3页。 ⑦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7页。 ⑧亚当·斯密：《国富论》，谢宗林、李华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⑩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3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2页。 (12)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6页。 (13)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47、109页。 (14)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67页。 (15)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53页。 (16)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6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18)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66页。 (19)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61页。 (2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0页。 (21)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77～78页。 (22)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78页。 (23)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82页。 (24)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89页。 (25)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周洁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6)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63页。 (27)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8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8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9页。 (30)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84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9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9～90页。 (33)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84页。 (34)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85页。 (35)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85～86页。 (36)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87页。 (37)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94页。 (38)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5页。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资本论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文; 剩余价值理论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新古典经济学论文; 剩余价值规律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