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和收入分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分配论文,新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是充分把握21世纪世界经济繁荣的关键，尽管还不能保证这条繁荣之路是一帆风顺的。那是因为全球化也突出了新的紧张趋势的潜在因素——不仅仅存在于国家之间，而且存在于国家内部。这些紧张因素可以向全球最繁荣的社会、政治的内聚力挑战。实现全球化要做的事情就是消除这些紧张因素。
让我提出一个如下的实用定义：利用贸易流动、资本流动及加速信息传播和技术转移，全球化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一体性。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技术（IT）和全球化的关系就像是一条双行街：因为新技术可以决定全球化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可以在新的经济秩序中存在一个重要的反馈机制，它描述了这些相同技术的作用。
最初，全球化是有关联接的——基本上是将国家之间的联系融合到一起。互联网当然也是关于联接的——促进个人、社区和商务之间愈来愈无边界的世界中的新联系。从表面上看，我们时代的两个典范——全球化和互联网——似乎彼此互相依存。它遵循着这样的规律，推动互联网爆炸性增长的新技术已经成为现在正在重新改变世界的全球化趋势的中心。
的确，信息技术（IT）在形成平台和推动全球化发生的速度方面也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但是全球化的进展最终还是要由跨越边界的货物、服务和知识的转移所带来的收入和财富来衡量。技术是一个刺激因素，它通过将稀缺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经济资源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结合方式放在一起来实现这种转移。在这种意义上，信息技术意味着面向一个更远大的目标。但从本质上说，它并不是最终目标。
这就好象要将头发劈开，但又有重要的区别。全球化的强大力量产生了其自身的利害周期。这两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无疑将决定全球进步的程度。几年来专家们对全球化能否走得太远这一沉重的问题进行了深思熟虑。就新技术日益推动全球化的程度来说，同样的问题可放到技术变化的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技术本身可以走得太远，而是技术变化的这个特性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导可以同样唤起有力的反应。
这种强烈和不利反应的终端游戏不能被减少。如果将由压力和趋势产生的技术和全球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纳入其自身计划中，这种压力和趋势可以完全驱使全球繁荣的下一个高潮的到来。正如我所看到的那样有三点紧张因素在这方面隐隐呈现出最大的控制作用——在收入分配上存在新的悬殊的潜在因素、为标准而可能发生的争斗以及涉及生活方式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将触及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向前迈进的所有国家，这里我讲一下第一方面的问题。
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斗争与经济秩序本身一样古老。现在这种斗争似乎变得愈来愈激烈。尽管20世纪世界总的生活标准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高峰，但大量的证据表明在过去的100 年中全球的不均等状况恶化了，在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确存在着悬殊，在大部分国家内部的各收入阶层之间也同样存在着悬殊。例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末世界上很多“穷”国每单位资本的实际收入仍低于本世纪初一些“富”国普通的收入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现在20世纪25%的世界最富人口在每个资本单位的实际国民收入总值（GDP）增长了6倍；相反世界人口中比较穷的25%人口每个资本单位的实际国民收入总值（GDP）只增长了不到一半。
在世界的主要国家中，中国处于进步之中，她在20世纪已经缩小了收入差距。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在20世纪之初，中国位于全球收入分配较低的25%之列；在20世纪末她已经上升到“中高收入的25%”之中，这充分证明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一个结构改革的不同寻常的时代所带来的益处。其结果是1978年以来中国的每单位资本的实际收入增加了3倍。这并不是说中国本身不存在重大的收入悬殊趋势， 特别是在城市的富人和农村的穷人之间。1999年城市每单位资本的收入是农村的265%，与1995年出现的271%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此外，如果将进城务工农民缺少工作机会的因素考虑进去，有理由认为在最近几年这种差距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已经发生的情况是新技术将会成为缓和全球收入分配差距的巨大均衡器。这种推理的关键是互联网存在着潜力，缩短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将远程公民连接到全球商业中心和商业热点上。e 商业平台商务对商务（B2B）新潜力的益处，现在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利用e基础的超资源新技术，更可以加速像中国这样资源丰富、 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加入全球经济供应链中去。一个美国采购经理使用商务对商务（B2B ）工具采购在上海或俄亥俄生产的同质量元件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价格和成本的透明性——e 商业的标志——使超资源的效率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只要简单的一击制造商和提供服务商就可以完事大吉，实现无国界供应链的新效率，低成本的发展中世界的制造商在e 商业的新平衡中处于大赢家的位置。
但是还要考虑使用信息技术的方法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刺激因素。信息时代的联结对用户有两个关键要求——支付能力和计算机知识，那些缺少两个特性之一或全部两个特性的组织、地区或国家则有被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经济剥夺公民权的实际风险。“数字分配”增长的风险在这一点上不能减到最小。过去加大的收入差距有可能进一步加大。
在美国数字分配可能没有犯什么错误。特别是在非裔、拉美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技术所有权差异。最近美国商业部的一项研究发现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家庭像白人一样在他们的家里上网。同样的研究显示在农村穷人和城市富人之间信息技术（IT）才能的差异。既包括上网也包括计算机所有权。有证据表明这些所有权和上网的差异在90年代的下半叶进一步加大了。
如果美国——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蒙受了数字分配的损害，那么有理由相信这种问题在发展中世界也同样会很明显。在这一点上有三个变量似乎是至关重要的——信息技术（IT）可支付能力、联结和教育程度。从支付能力上看，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信息装置的价格迅速下降，在过去的10年中每年约下降20%，计算机愈来愈便宜。坏消息是家庭个人计算机对大部分发展中世界的家庭来说还是太昂贵。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全世界足有12亿居民1998年每天的收入还低于一个美元。很难设想价格下降会使世界这一大部分人口拥有家庭计算机。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在1998年高收入国家的计算机的拥有量是低收入国家的50倍。
类似的差异也存在联结上。世界银行估计 1998 年在低收入国家每1000名居民只有37条电话主线； 相反高收入国家的电话线接入则为567条。迅速增长的移动电话有缩小这种差距的潜力。任何人在发展中世界城市的任何地方旅行都可以直接经历这种现象；然而，在1998年高收入国家移动电话的接入仍然是低收入国家的33倍，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在大部分国家的农村地区，收入的差异都是很突出的——移动电话的接入仍然不高。同样的差异也存在于互联网用户，居住在美国的互联网用户具有极不均衡的份额。这对当地内容提供商也是一个限制因素——e 基础的其他资源对发展中国家还不够重视。
数字分配的第三个方面是计算机知识上的差异。这种缺乏可以直接追溯为教育程度的不同。对高收入国家来说，在1998年将近60%的大学适龄人口在大学里注册入学——比80年代35%的入学率有大幅度增加。与之相对应的是1998年在低收入国家中只有6 %的符合条件的学生在某类大学和学院中注册入学。目前来说，教育程度的缺乏就等于是计算机教育方面的缺乏。新的用户友好软件的惊人进展当然对调解这个后果是重要的——较低的教育程度也可以加入到有限的群体中。后者的可能性不容抵挡，很多迹象似乎都证明一项主导技术加大了收入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数字分配的难题。
在中国似乎肯定也是这种情况——至少在目前是如此。中国互联网用户正在迅速增加——根据摩根斯坦利迪安威特的预计，在今后5 年内每年增长70%—80%到2004年中国互联网的接入将只占到5%。 又根据中国国际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最近一项调查指出，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集中在中国社会中经济比较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中。中国国际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的互联网用户的收入水平高于全国人均水平的2—3倍。
此外，有高于45%的互联网用户来自富裕的沿海地区，如北京、上海及深圳等。在中国农村的联网与城市沿海地区相比仍然极其缺乏。这一不足，至少是在人们所关注的互联网范围内，可以利用所选择技术及相对有限的投资来加以克服。例如，无线技术提供了更加便宜的上网方式。现有1.13亿固定线路用户和5千万移动用户， 移动手机的价格还在暴跌，使联网的选择愈来愈达到广大农民的可支付能力范围内。卫星传输也更加有效，它对有线电视存在潜力。目前有8 千万中国家庭接入了有线电视。这种技术目前还能提供价格低廉的转换，将有线电视转换到宽带互联网传输系统。
提高中国连网的技术潜力是一回事情。而增加用户集团是另外一回事情。目前几乎一半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是学生、外企和合资企业的雇员及计算机公司的雇员；在中国这部分人口之外计算机知识还不普及。这只是一个小的、联系紧密的团体，而这个团体不可能具有将互联网传播到人口更广泛阶层的趋势。
中国政府面对巨大的联网规模并不畏惧，他们一直在积极行动以使互联网扩大到全国的各个阶层。在这方面的关键是发展了“金桥”项目——一项由国家投资的综合利用卫星通讯技术和ISDN布线技术创立的全国范围内的骨干网络。沿着这些线路的另一项安排是中国不发达地区宁夏与美国犹他州最近达成的协议。其目标是合作建立综合数字通道。这样的项目可以成功地缩小位于中国分配中心的某些差异。但这仅仅是第一步，从中可以证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