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地名的复音化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音论文,地名论文,进程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4)06-0115-04
古代地名的语音形式，是就地名的声音物质表象而言的，每一地名均以音位、音节为材料构成，也即索绪尔所说的能指，它与地名的意义（所指义）结合，成为地名语词的物质形式，也即词的基本形式。
古代地名的语音形式与一般词语不同的特点是，上古西周前它的大部分词的音流是单音节的，春秋战国后则大部分词是双音节与三音节的。四音节以上的相对稀少，五音节以上的多见于音译地名，行政官署地名以及城市中街巷里弄等小地名。
众所周知，中古以前汉语一般词汇是以单音节词占压倒优势的，中古以后新出现的词才多采取双音节形式，到了近代，汉语词汇急遽扩张，双音词日益增多，现代汉语中双音词数量大大超过单音词，而在词的语音形式中占主体地位。
但是地名语词却呈现出与汉语一般词汇发展的不同面貌，以下分阶段叙述之。
西周以前的地名，以单音节占绝对优势，由于汉语通名系统还未发展、完善，仅处于萌芽状态，绝大多数的地名由单音词承当。
笔者对甲骨文地名进行调查，取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为统计样本，共得840个地名用字，在作为地名词运用时，绝大多数为单音词，少数为双音词（甲骨刻辞共有4000多字形，已考定的有1000多个，其中三分之二的字与地名有关）。也有个别三音词地名，如天邑商。
单音词地名属于地理环境系统的：陆地有山、丘、阜、石、京、麓、谷等；水域有泉、河、水、川、滴、洹、澎、洛、汝、洧、
、演、洱等；地物如囿、圂、宋、家、宫、室、向、宕、仓、毫等。
属于聚落系统有屯、邑、户、鄙、郭、对等，属于行政区划系统的有国、商等。
甲骨文中的双音地名词有东洹、商洮、河南、东单、西鄙、旁方、黄林、文邑、文室、西寝、彻京、血室等。
笔者另取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作样本，统计得商代地名141处，其中单音地名词106个，双音地名词27个，三音地名词8个，可见商代单音地名词占绝对优势。
西周时期，地名单音词仍占优势，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统计的数据为，总数255个，其中单音词194个，双音词48个，三音词13个，其分布比例与商代差不多。
但这种情况到春秋战国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双音地名词逐渐占据主要地位，《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共收录春秋地名937个，其中双音地名词542个，单音地名词347个，三音地名词45个。该地图集收录的战国地名词969个，其中单音地名184个，双音地名642个，三音地名137个。从单音地名词所占比例看，春秋为37%，战国为18.9%。双音地名词占地名词总数的比例上升至春秋57.8%，战国66%。
管燮初《左传句法研究》一书对《左传》单音词、多音词出现次数进行统计，共得155192词次，单音词135441词次，占87.3%，多音词19751次，占12.7%；多音词中地名、人名、事物名等专名13140次，占66.5%。可见汉语的多音化、双音化趋势在地名等专名词中，发展比一般词语要快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三音地名的发展也呈现上升趋势，如上统计，三音地名春秋占总数8.3%，战国则占总数14%。春秋战国的三音地名，大多均由专名加通名的形式构成，如芝罘山、朱方县、五妇衢、具区泽、玄扈水、函谷关、郑国渠、解梁城、敷浅原、於余丘、逢忌薮、昌平乡、若耶溪、湖灌水、鹿蹄山、琅琊台、鸿上塞、穆陵关等等。也有部分方位结构族名，如下曲阳、东不羹、丽土翟、翳徒戎、南行唐、余无戎、
咎如、陆浑戎、甬句东等。此外春秋战国时双音地名中没有通名的地名专名，如呜条、攒茅、计斤、泾阳、上阳、上洛、孤竹、空桐、棘蒲、无娄、临淄、长子、承匡、豫章、御儿、生窦、柏举、周首、介根等，亦可视为省略通名的三字地名。
笔者统计的地名词如下：
从表中可见，春秋多音词地名占总数63%，单音地名37%；战国则多音地名为81.2%，单音地名为18.9%。
秦汉之前，汉语一般词汇中单音词占优势；秦汉之后，汉语一般词汇中双音合成词增多，但在地名而言，这个过程被大大提早了。春秋战国时代孳生的新地名，绝大多数是双音节与三音节。多音节形式在地名上占据主体地位。到了秦代，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作抽样本，单音地名为58个，双音地名642个，三音地名67个，分别占总数为9.76%、78.3%、11.27%。而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对西汉、东汉地名调查结果，单音词地名仅占0.2%左右（见后附统计表）。西汉单音地名6个，东汉为5个。双音地名西汉为1977个，占78.14%；东汉为1702个，占75.75%。三音地名两汉均为510个，分别占总数20.16%、22.70%。四音词地名西汉为32个，占1.26%；东汉为23个，占1.023%。还出现了五音词地名，西汉为5个，东汉为7个，但与单音词地名一样显得数量稀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至此，可见汉语地名多音化的过程在两汉就已彻底完成，双音词地名、三音词地名在地名词的语音形式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占总数98%以上的地名为双音词与三音词。
两汉以降，地名中单音词的数据，据笔者取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第五册为样本统计结果，仍只占据千分之五以下，其中三国为3个，占0.148%；西晋为4个，占0.19%；隋为11个，占0.434%；唐有25个，占0.51%；五代十国3个，占0.317%。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是这寥寥数个，也夹杂着先秦就有的地名。两汉以降的地名多音词仍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但是，双音词与三音词的比例有区别。从本章所附统计表可见，双音词地名在三国西晋分别为79.65%与79.52%；到了隋代，则降至1729个，占68.26%；唐代为2874个，占59.44%；五代十国则为593个，占总数62.75%。而三音地名在三国为373个，占18.42%；西晋为403个，占19.24%；隋代为758个，占29.92%；唐代则为1579个，占总数的32.66%；五代十国为231个，占总数24.44%，在隋唐形成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在五代十国又呈略降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五音地名有134个，占总数2.77%；五代十国五音地名有88个，占9.3%，有明显上升势头，唐代六音地名也有38个，超过了单音词地名。这与汉语中三音节以上多音词占据微少地位的情况显然大大不同。
古代地名词双音化、三音化的进程超前于汉语双音化的进程，其原因很值得探究，从以上分析可见，古代地名词汇中单音词的主导位置在西周、春秋战国后就让位于双音地名词，两汉时双音词、三音词地名就占据了地名词汇的绝对优势，我们可以取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来作比较：
向熹在《〈诗经〉里的复音词》一文中指出，《诗经》有单字2938个，词4000多个，其中复音词1329个，占《诗经》词汇的百分之三十弱。①
赵克勤《古代汉语词汇学》对《孟子》词汇作考察，统计得单音词1565个，复音词713个，复音词也占《孟子》词汇的三分之一。②
程湘清在《先秦双音词研究》一女中对《论语》词汇作过统计，共得15883个字，1504个词，其中单音词1126个，复音词378个，复音词占《论语》词汇总数比例为25.1% ③。
比照前面对地名复音词的统计数据，汉语双音化的进程在地名中是被大大提前了。地名从甲骨文时代以单音词为主，过渡过春秋、战国以双音词为主，再过渡过几乎完全的复音化，地名词的复音化为什么与汉语复音化的进程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就是在现代汉语里，复音词占据主要地位，却仍有相当份量的单音词存在，如天、地、风、云、雨、山、井、禾、苗、草、树、牛、马、猪、狗、鸡、跑、跳、走等等，都指称最基本的现象、事物、行为、数量等。仔细考察比较，就会发现古代地名复音化的现象由种种内在因素所决定。
从地名的特点来看，地名是对一个指定地域概念的命名，由于其能指与所指内在的单一规定性，原则上要求它不应象古汉语其它单音词那样具有多义性的特点，一个词可以包含好几个意义，如果一个地名词同时指称几个地域，就造成同名异实现象，给使用带来种种不便。正因为它不应具备普通词语多义性的特点，而应具有单义性特点，因为势必不能象其它词那样，一身数职。因此，相对于普通语词来说，必然需要大量地制造新词来满足古人给生活地域命名的需要。由于汉字有限，而由单字组成的单音词在上古仅数千，即使全部用作地名，也很难满足需要。因此当普通词语中一般单音词尚能满足交际需要时，地名中的单音词早已入不敷出，不得不向复音化的方向迈出步伐。
从逻辑学的概念来看，普通语词对应于集合概念，比如一个单音词“桥”，便可囊括古今中外所有类型的桥，地名语词中专名则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因为它对应的是特指一单个地域概念，其外延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换言之，普通语词可以泛指，地名必然是特指，因此当单音词桥可以包举所有桥时，作为地名的桥却必然需要有特殊的命名。换言之，普通语词能以一当十，以一当万，地名词却只能以一对一，于是，复音化的进程便提前了。先是先秦地名的双音化，后是中古地名三音化的趋势，都是词汇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地名复音化，不仅造成了许多复音专名，也造成了许多专通名完整的复音词，如汝丘、高邑、於余丘、解地、邛河。地名的复音词在形成中不像普通复音词那样有过结构松散，词序颠倒的临时组合阶段，而是一形成便具有牢固的搭配关系。
地名的复音化，也由人类对地域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所决定。最初人们对地域的认识是具体的，小范围的，因此，在甲骨文时代人们多取单音词为地名命名，一地一名，地域类名处于萌芽状态，仅寥寥数个，分得较清楚的是水部字，人们对河流的认识在上古已渐渐清晰，但地域其它类名的概括仍是不够的，因此出现了借用大量植物名、动物名、建筑名、地物名的单音地名，以至于许多地名混同于原始物名，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区别开来，也有许多地名必须造新字来区别。
但是经过西周、春秋战国人口大量增殖与民族地域的极大拓展，人们的眼界大大地被拓宽，认识思维能力也大大增强，给同类事物的分类命名，不仅细致具体，也更趋条理化，逻辑上也更严密。我们取先秦地名作样本来看这种变化，据笔者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的调查，二音地名词的构成分两种，一种是无地名通名的专名，如空桐、颛臾、鲜牟、下阳、汝清、庚宗、袁娄、宁母、攒茅、堇阴、冤裘、衡雍、多鱼、屠何、狐骀、时来、柏举、根牟、厥貉、孤竹、琅琊、轩辕、楼烦、朝郏等等，一类是由专名加通名组成的地名，如成山、犬丘、武城、汾隰、牧野、虎方、析谷、曲池、曲阜、曲梁、垂陇、邗沟、阿泽、阴坂、具囿、清原、汋陵、黄崖、东垣、中都、九里、首垣、黾塞、夜邑、中都、夏浦、平原、东郡等。从笔者统计看，夏代21个二音地名，带通名的有11个；商代38个二音地名，带通名27个；西周92个二音地名，带通名65个；春秋542个二音地名中，带通名的占356个；战国642个双音地名中，带通名的占431个。可见，有地名类名的二音地名词逐渐占据了二音地名的主要位置，这是人类思维发展，对不同地域认识深化，分类系列化、严密化的表征。三音地名中，带通名的占95%以上，比如两汉地名：青盐泽、解渎亭、鱼泽障、鲜虞亭
部水、黔中郡、鹿谷山、霍阳山、宜春苑、鸿门亭、滇池泽、宜秋聚、广陵国、漯余水、鸿郤陂、淮泗口、牂牁江等。其中有不少还是专名加通名先组成专名，然后再加通名组成专名的地名词组，如解加渎为解渎，再加亭，为解渎亭。类名的娴熟运用，是地名双音化、三音化的进程大大加快的主要原因。
从《尔雅》、《释名》等辞书可见，周秦两汉之际，地名通名的系统是大大地发展与逻辑化、严密化了。从《尔雅》已可以看出秦汉时，地域通称是以域邑为中心由近及远分类的，邑、郊、牧、野、林、坰，科学地体现了不同距离地域的不同面貌，河流通称也将川、溪、谷、沟、浍、渎等同一水系河流类名区分得十分清楚，洲、渚、沚、坻、潏是河谷地貌的分类，而丘之分敦丘、陶丘、融丘、昆仑丘等30多种，更是极尽概括之能。从这些自然地理的类名看，当时人们已摆脱了西周以前那种为地域命名不断创制单音地名词或借用单音词的阶段，进入了用常用词组合地名双音词、三音词的阶段，地名造词法很好地发挥了地域类名构词的能产性，使得地名双音化、三音化的进程大大加快，最终在两汉时期基本完成汉语地名复音化的进程。
《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名词汇复音化进程统计数据一览表
标签：中国历史地图集论文;